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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为中心的团体治疗

作者：Susan P. Gantt（美） 和 Yvonne M. Agazarian（美）

文献来源：Gantt, S. P., & Agazarian, Y. M. (2017). Systems-centered group therap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67(sup1), S60-S70.

翻译：杨立华

校译：朱洁颖、陈可茵、赖文昊、叶培煊、邱琦、林家文、曾圆圆、刘欢欢

致谢：感谢仁心理爱提供本文首译稿

摘 要

引言

上文对案例中团体成员的描述其实也反映出从SCT的视角对成员行为的病理性理解，这种描述缺乏对他人经历的共情。没有共情的描述会让治疗师与患者间产生隔阂，并且让治疗师忽视成员在其生活和团体中所展现的个人系统层面的个性化生存角色（personalized survival roles）。从SCT角度，这种个性化角色是主观的个人内在系统为了生存去调整自身以适应外部环境的结果。这些角色很容易被团体系统及团体动力激发和加剧。这种病理性的个性角色使人很难理解，实际上这些角色的目标在病人过去的依恋和社会化过程中曾经一度是非常有用的，并且现在正从过去的背景中导入到当下的情境中来。

“共情”对于SCT治疗中的领导者是至关重要的。在SCT看来，人们的行为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在环境中生存下去或者寻求潜在的发展机会。因此，SCT能够以去病态化、人性化、正常化和普遍化的观点看待人们的所有行为。在过去的经历中，个体的适应性生存角色能够使个人的内在系统处理个体自身与其照料者间的关系需求，如依恋关系、情感同调、彼此理解以及照料者对个人的社会化要求。作为以生存为内在目标的人类，我们习惯于利用一贯以来的生存模式应对各种环境（这通常被称为强迫性重复）。

在SCT团体的早期阶段，逃跑（flight）和战斗（fight）这组团体动力会激发成员过往的生存者角色。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团体动力能将团体在不同阶段产生的情绪能量转化为不同的团体角色。在团体的逃跑阶段（flight phase），团体会充满焦虑情绪，这会让团体中出现情绪的“承受者（patient）”；在团体的战斗阶段（fight phase），团体会充满敌意，这会让团体中出现受难的“替罪羊（scapegoat）”。在经历不同阶段的过程中，团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个性化角色，团体会在改变这些角色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本文的治疗案例呈现了一个处于早期阶段的团体。在这个阶段中，相比于去理解个体适应性角色中的强迫性重复过程，SCT更强调去关注个体适应性角色对当下团体的意义以及团体对其采取的应对措施。在关注个体和团体共同发展的氛围里，个体能够在重新适应团体环境的过程中改变其由过往经历铸就的适应性角色，进而改变个体应对现实生活的方式。在SCT团体中，为聚焦于此时此地，领导者首先需要指导成员如何构建一个功能性亚团体。

三、使用功能性亚团体来工作的团体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 Ned：对此我完全赞成。我觉得这周自己有所进步。我能够重新投入到工作之中继续完成我的小说，而不是去担心读者对我的各种批评。还有人愿意分享吗？[说“还有人愿意分享吗？”可以让其他成员知道自己的分享结束了，并且希望有人能加入讨论之中]
• Angela：[她起初注视着Ned，以期与Ned进行非言语链接，还可以看到Ned是否觉得自己被理解了] 所以这一周你已经不再担忧了，这让你的写作变得更加顺利。（Ned点头并且有所放松）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对他人的批评置之不理。还有人愿意分享吗？
• Will：（和Angela进行眼神交流）你希望你也可以像Ned一样，对批评置之不理。（Angela点头并微笑）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停顿）
• SCT 治疗师：Will你确实体会到了Angela的想法。你可以再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吗？
• Will：你说的正是我所感受到的！（表达共鸣，这有助于建立情感关系）还有人愿意一起讨论吗？
• Otto：Will，你觉得Angela的想法和不谋而合。（Will点头）批评也会让我感受到很痛苦。
• Ned：对我而言并非如此！
• SCT 治疗师：Ned，他们构建了一个与你不同的亚团体。你可以问问其他成员是否准备好处理你与亚团体的差异，还是说他们认为需要先处理好亚团体中的问题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四、SCT 视角下的团体参与者动力

Diane

Diane的角色向大家展现了当行为超出团体边界时会有怎样的后果。SCT通过引入分散注意力训练（distraction exercise）来解决这种边界问题。经过训练后，团体能够辨别成员什么时候在逃避团体话题去讨论团体之外的问题，什么时候又在讨论与此类似的但是存在于团体内的问题。

当团体对Diane的角色进行工作时，治疗师会向Diane介绍SCT中消除焦虑的方法。这能够帮助Diane和其他团体成员降低由于焦虑引发的对未来或对他人行为的消极预测。在降低焦虑的过程中，团体中也会形成一种现实检验的文化（reality-testing culture）。这是团体在逃跑阶段中的重点工作方向。

在团体的逃跑阶段，Diane的角色很容易促使团体把她当作“被确认的病人” （identified patient）来“照顾”她。在SCT中，我们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亚团体进一步探索团体中“被确认的病人”的角色动力。在第一种亚团体中，“被确认的病人”希望其他团体成员能够照料看管自己；在第二种亚团体中，“被确认的病人”希望自己能够照看其他团体成员。此后，当团体转变到战斗阶段时，两种类型的“照顾”会在两种不同的亚团体中得到探索：一个是通过使病人符合团体的解决方案来“照顾”被确认的病人，另一个是通过摆脱她（内隐的替罪羊）来照顾病人。

在对Diane的角色进行工作时，SCT的领导者会引入SCT中被称为“三岔路口”的概念。团体成员会对激发行为的情绪信息进行解释（explain）、演绎（enact）或者探索（explore）。邀请成员对这三种方式进行识别，可以让团体探索之前回避了的一些情绪信息、或者是解释或付诸行动的冲动。了解这一差异后，能够降低Diane和团体在逃跑阶段的阻抗力，以便去“探索”而不是去“解释”Diane的见诸行动。

Otto

Otto的角色引入了模糊性，一种在逃跑阶段很常见的社交防御机制。（SCT能够系统性降低团体交流中的信息熵，即成员话语中的模糊、冗余和矛盾的表达。）避免“含糊其辞”能够减少Otto利用过去的社交模式逃避团体问题的几率。当成员学会在功能性亚团体中工作时，“含糊其辞”的现象可以立马得到解决。例如，在功能性亚团体中，其他成员会主动要求Otto的表达具体化，这样他才能被理解并且真的有人能和他在一起。Otto的角色很可能是一种从属生存的角色，在这一角色中，关闭他与人类互动的边界是保持他完整性的一种推动力。

只有在团体层面解除对权威子阶段（authority sub-phases）的投射，SCT团体才能够对Otto角色内心深处的痛苦进行工作。这使得团体能够在与分离/个体化动力有关的亲密阶段下工作。Otto模棱两可的防御可能与他潜在的与环境的疏离有关，这种疏离能够帮助Otto应对早期威胁生命的强势（domination）或诱惑（seduction）。SCT 强调，在权威阶段潜藏的敌意未得到充分工作之前，过早对Otto的亲密关系进行工作，可能可以改变他理性上的认知，但无法改变其情绪体验。

为了能够顺利构建功能性亚团体，成员需要学会将个人独白式的表达转变为对话式的表达。Ned以自我为中心的角色形象在团体的初始阶段会潜在的有利于帮助成员完成这种转变。Ned的个人化倾向是由缺乏对他人的同理心及同调性导致的，这往往会促使他人也退回到个人内在生存适应性角色中。只有当功能性亚团体可以分别探索分离-个体化动力的两个方面时，SCT才能在团体亲密互动阶段解决成员的自恋问题：即倾向于自我中心的疏离动力（alienated disenchantment dynamics），以及倾向于与他人建构联系的趋近动力（enchantment dynamics）。

Will

相较于逃跑或战斗，Will的角色更类似于与“急冻”（freeze）相关的动力。在急冻状态中，心理和生理的应激反应限制了个体用以工作的能量。在团体治疗开始时，SCT治疗师通过专注训练（centering exercise）改善成员的低能量状态。在该练习中，成员通过自己的双脚和大地进行有力的连接，并关注自己的呼吸节律、观察自己脑中非言语性的思想。该训练能够集中个体的能量，使个体能够处理团体中的关系和亚团体中的工作。

Will不太可能个人化地参与到团体的工作中来，除非他已经积累了充分的沉默的心理生理体验（SCT将其称为领悟的体验，apprehensive experience；而不是理解的体验，comprehensive experience），这与每个阶段的发展都有关。也许要到团体治疗的最后一个工作阶段，Will已经与自己有了充分的接触，他才能与团体分享自己的内心体验。

在团体系统发展中，成员过去的适应性角色会被激发出来。并且作为一个整体系统，随着不同成员角色的显现，团体在不同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也将会被暴露出来。降低这些适应性角色对成员能量的约束，不仅能够帮助成员解决其角色问题，也能够让团体学会相应的方法以应对团体在不同发展阶段中所面临的挑战。

五、SCT 的系统发展阶段

SCT 建立在Bion (1959) 和Bennis和Shepard (1956) 所提出的理论之上，确定了系统发展的三个阶段：1）权威阶段（authority phase），包括逃跑期、战斗期、角色固着（role-locks）期和仇恨危机（crisis of hatred）期；2）亲密阶段（intimacy phase），包括疏离（disenchantment）期和趋近（enchantment）期；3）工作阶段（work phase）。SCT 的带领者可以根据团体所处的不同阶段调整自己对团体的干预方式，以针对性地降低团体在特定阶段中的约束力量并松动与之相关的角色形象。

通过降低与团体不同发展阶段有关的个人生存角色中的约束力，个体能够逐渐学会如何成为亚团体中的一员并在其中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成员可以深入探究自己的团体角色的内在心态和反应。每位成员的团体角色都会引发其他成员表现出自己的角色，因此如果没有对这一过程进行探索，就会导致自己以及其他成员的角色固着。在个体发展的早期阶段，为了应对社会化和构建亲密关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个体将构建一种适应性的生存角色。成员会在团体治疗时会不自觉地重现这种生存角色的处事方式。通过SCT的功能性亚团体，不仅能够降低成员旧有的个人角色对目前状态的影响，而且还能够帮助成员构建新的体验。

在团体各阶段的进程中，以系统为中性的工作可以逐步减少成员角色中的抑制性力量，使成员能够在团体中生存、发展并且能够进行角色上的转变。如此便能增强团体的整体动力，推动团体实现其工作目标。功能性亚团体的运作，能够让团体在每个发展阶段中都保持足够的好奇心和同理心去探索出现在团体中的所有情绪和体验，如焦虑、愤怒、施虐、受虐、疏离、绝望、羞耻感等等。

六、 SCT 视角中的治疗记录

这份治疗记录中的团体运作方式不同于SCT的运作方式。在SCT中，领导者会在治疗一开始就明确的规定成员在团体内的交流方式以及一些相关的规范。最为重要的是，SCT 提出了功能性亚团体的概念。成员因为彼此相似而构成一个亚团体，这种相似性为亚团体营造了一种安全的氛围，使成员能够在其中探讨彼此细微的差异以及不同亚团体间的一些较大的差异。一旦建立了功能性亚团体的规范，SCT 带领者就会根据团体的发展阶段减少个体角色中的约束力，使个体能够作为亚团体中的成员进行工作。

从SCT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份治疗记录，我们能够从中发掘出一些还未被开发成具有功能性质的亚团体。团体成员的每一次分享都被视为发掘亚团体的机会。

例如，在团体的逃跑阶段，Angela发出了蕴含反叛的声音，试图将团体转向战斗阶段（“如果我们想开始，我们就会开始”）。但是，Diane立马通过回避此时此地的工作方式增强团体的逃跑动力（Diane将讨论聚焦于曾经的一次聚会）。Ned顺应了Diane的做法（这种支持是亚团体形成的条件之一），进一步增强了团体的逃跑动力（女性成员觉得Ned会为了性而向她们施压）。

Angela随后加入了另一个以探索而非解释为主的亚团体（“我们应该关注房间内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SCT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作为一个目中无人的角色，Ned对此做出回应（“轮不到你决定”），这种回应很有可能受到了Angela早期对抗依赖的方式的影响。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该案例中的带领者邀请了团体中尚未分享的成员继续发言。而一位SCT的带领者则可能会说：“目前出现了两个亚团体，一个聚焦于团体之外的事件，一个对团体此时此地的事情更感兴趣。大家认为哪个亚团体最有能量先工作？”（将干预与团体发生的具体事件联系起来）。

在案例中，该团体继续因为团体动力的冲突而产生矛盾，一方想要逃跑，另一方则想战斗。Will（“我想继续听你们讲”）和Otto（描述他正在应聘的公司）加入了逃跑方。Angela继续加强战斗力量（“我并不关心这些事情”）。Diane也加入了战斗方（“你在说什么，Angela？”）并且也同时将向外的逃跑力量带离人际间的事情转向关注个体内在的角色（“我有可能被强奸”）。对个体内在角色的关注可能会诱导这个团体发生一些变化：有趣的是，Diane争取的是一个“确认的病人”的团体角色，一个被视为团体在逃跑阶段中的典型角色。Angela以战斗的姿态再次出现，她增加了谈话内容的模糊性——以“是的，但是……”的方式进行交流（“但是你把那男人带回了家”），而Diane也进一步的激化了战斗（“你在责怪我吗？”）。此时，案例中的治疗师（也许更注重个人问题而非团体工作？）将团体的注意力转向成员的个人问题（“请大家先暂停一下……Betty，你发生了什么事儿吗？），这种要求未参与讨论的成员发表观点的方式会分散团体的注意力，从而在团体层面加强逃跑的力量。

Ned加入了领导者的行列，帮助团体维持其逃跑和战斗的抗衡状态。Angela和Will转向支持与逃跑动力相关的观点，试图去依赖团体中的其他成员。Diane建设性地要求他们对问题进行具体化（“你们想表达什么意思？”），而Will含糊其辞的态度更倾向于逃跑 。Otto进一步增强倾向于逃跑的亚小组（“经受批评也很令我难受”）。这个构建亚团体的过程是该治疗记录中最主要的部分，这对形成功能性亚团体起到了重要作用。接着，Ned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的！”），试图保持团体中的战斗动力。

该案例中，团体暗含的目标是当团体中出现战斗动力时，维持团体的逃跑动力及其产生的团体运作模式。并且这个团体从不深入探讨任何一种团体动力。

构建以下沟通模式（“我完全赞成……”“我希望我能……”“你说得对！”“经受批评也很令我难受。”）始于“跟随带领者（follow the leader）”的亚团体中。在成员间形成这种沟通模式有助于构建亚团体，然而这个亚团体是基于想要依赖他人（领导者）的愿望构建起来的，属于一种逃跑性的亚团体（发展的一种约束力）。这无助于发掘蕴藏在团体战斗动力中的建设性力量，会阻碍团体的发展。

在治疗接近尾声的时候，案例中的治疗师再一次地打散了团体中的战斗动力，并邀请团体选出一位“确认的病人”（“经过推荐……我们将帮助Diane去处理她的问题”），这将维持团体的逃跑动力。治疗过程中的另一问题是，治疗师首先要求成员选择团体的发展方向，但是紧接着治疗师自己干涉了团体的行动并使之停留在逃跑阶段。这位治疗师的干预方式增加了团体中的模糊信息（矛盾信息），并且因其维持了团体的逃跑动力、加强了团体对自己的依赖性导致团体的发展受阻。

七、SCT的临床实践

SCT已被广泛应用于门诊患者团体、训练团体、住院患者团体、个体治疗以及其他针对不同人群的治疗之中。一项前瞻性的研究表明，经过十次SCT 治疗后，三位患者的广泛性焦虑症状得以缓解（Ladden, Gantt, Rude, & Agazarian, 2007）。SCT确实还需继续改进以更好地适用于治疗不同类型的患者。经过对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对疗效的进一步检验，SCT团体能够更好地帮助个体发掘自身多样的能力。

不仅如此，SCT在团体建立初始便尽力避免团体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比如，成员不必进行自我介绍，因为自我介绍往往与其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固有层级有关、与其在团体外的角色和状态有关，但与其在此时此地的团体互动中的功能性角色并不十分相关。

此外，正视文化差异的存在，有助于理解成员所处的社会系统在不同层级、不同阶段发展出来的特定角色，如成员的个人角色、家庭角色、团体角色、国家角色等。SCT十分注重个体所处的环境及个体在环境中形成的适应性角色。因此，SCT的治疗框架非常适用于解决移民儿童所面临的各种心理问题。

总结

SCT的治疗技术具有深厚的理论背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治疗团体、训练团体、工作团体、班级、团队和组织咨询之中。SCT提供了一份十分有特色的理论地图，不仅能够帮助成员理解自身不断强迫性重复的适应性生存角色，还能够帮助成员意识到新角色是如何在功能性亚团体中产生的。此外，这份地图也能够帮助团体学会如何应对自身在系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阶段性问题，降低团体的发展阻力。

【参考文献】

Agazarian, Y.M. (1997). Systems-centered therapy for groups. New York, NY: Guilford. Re-printed in paperback (2004). London, UK: Karnac.

Agazarian, Y.M. (2012). Systems-centered group psychotherapy: Put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62(2) 171–195. doi:10.1521/ijgp.2012.62.2.171

Bennis, W.G., & Shepard, H.A. (1956). A theory of group development. Human Relations, 9(4), 415–437. Bion, W.R. (1959). Experiences in groups. London, UK: Tavistock.

Gantt, S.P., & Agazarian, Y.M. (2010). Developing the group mind through functional subgrouping: Linking systems-centered training (SCT) and 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60(4), 515–544. doi:10.1521/ijgp.2010.60.4.515

Gantt, S.P., & Agazarian, Y.M. (2013). Developing the group mind through functional subgrouping: Linking systems-centered training (SCT) and 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 In S.P. Gantt & B. Badenoch (Eds.), The 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 of group therapy and group process (pp. 73–102). London, UK: Karnac.

Ladden, L.J., Gantt, S.P., Rude, S., & Agazarian, Y.M. (2007). Systems-centered therapy: A protocol for treating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sychotherapy, 37(2), 61–70. doi:10.1007/s10879-006-9037-6

O’Neill, R.M., & Constantino, M.J. (2008). Systems-centered training groups’ process and outcome: A comparison with AGPA institute grou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58(1), 77–102. doi:10.1521/ijgp.2008.58.1.77

O’Neill, R.M., Constantino, M.J., & Mogle, J. (2012). Does Agazarian’s systems-centered functional subgrouping improve mood, learning and goal achievement? A study in large groups. Group Analysis, 45, 375–390. doi:10.1177/0533316412448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