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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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献：
Colman, Arthur D. (1995) Up from Scapegoating - Awakening Consciousness in Groups.Wilmette, Illinois: Chiron Publications. 1-20 感谢刘瑾和张文慧女士对文献解读的贡献
我对替罪羊现象感兴趣始于2008年，那年我开始接受欧文·亚隆模式的团体咨询与治疗培训，朱瑟琳·乔赛尔森（Ruthellen Josellson）介绍了替罪羊的现象，我非常喜欢朱瑟琳，她深邃的眼睛，敏锐的洞察力，极富感情的语言和语调，深深吸引我，在她的团体中，我也获益颇多。她讲的内容自然也引起我的兴趣。
后来我撰写了“亚隆模式团体中替罪羊现象解析”，2013年发表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在后来，我开始了团体关系的学习，珍妮丝·瓦格纳（Janice Wagner）是我的督导，这是一个黑人女性，她第一次吸引我，是2018年团体关系会议上，我是行政助理主任，她是小团体顾问组组长，小团体顾问占用了工作人员的会议室，我们行政组开会就没有地方了，我和她协商共用会议室，她拒绝了我，然后我就乖乖地离开了，和我的行政组成员在阳光大厅找了个地方三个人开会，也蛮愉快，但总有点“无家可归”的柑橘，后来我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提出这事不公平，她跟我说：小华，你并没有和我继续协商。我愣了一下，是啊，是我放弃了我自己的权力，然后又来抱怨。自此，我心里和她开始走近，再后来，她成了我团体关系顾问的督导，我请她做团体关系在线课程的教员，她推荐了这篇文献。
这篇文献讲的是荣格的替罪羊和自性化的概念，说实话，我对荣格的理论不是很了解，虽然家里有他的一整套书，但基本是摆设，以至于我看到individuation我就直接认为是马勒的个体化的概念，但后来一个荣格学派的同事告诉我，荣格理论体系中的翻译是自性化，我才知道单词一样，但不同理论体系下的翻译是不一样的。看来，这里也有粉丝们的分化和认同效应。
这篇文献，我花了很久，一直看不懂，后来还和几个同事一起看，一起交流，之后又花了很久研读，中间查字典的过程还被儿子嘲笑，你怎么一个单词都不认识啊。但当我真正看明白这篇文献的时候，我拍案叫绝，真的很好。把个体和团体，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解释的很透彻。
下面，我来介绍下这篇文献的主要内容，也是帮我记住这篇文献的一个途径。我的文字也很难表达我的理解，如果读者想要进一步了解这篇文章的内容，欢迎来信索要原始文献。
自性化被荣格定义为“心理个体作为一种存在的发展，不同于一般的集体心理学。因此，自性化是一个分化的过程，其目标是个体人格的发展。”。
荣格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与群体生活保持密切而紧密的关系，他称之为“集体关系”，他认为这是进入适应性的心理世界的开端，是实现更复杂的个性化目标所必需的初步成就。如果一株植物想要充分展现它的特性，它必须首先能够在它所种植的土壤中生长。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够成为自己，需要先适应TA所处的社会土壤。
因此，个性化的发生是在团体中发生的，个体首先与群体建立关系，然后在群体中发生分化，开始与群体规范发生对立，它意味着与一般事物的分离和区别，以及对特殊事物的建构——不是一个被寻找的特殊事物，而是一个已经根植于心理构成中的特殊事物。群体的形象和价值观与个人独特个性之间总是会有矛盾。这和客体关系理论家也不矛盾，如玛格丽特·马勒提出的分离-个体化的过程，费尔贝恩的依赖、反依赖和成熟依赖的过程。人都要经历一个从顺从到反抗和和解的过程。就像我们做心理咨询，设置是用来打破的，打破的就要重新建立，打不破的就成为了设置。
因此，个性化总是需要个体挑战群体及其规范，以形成自己的道德框架，以忠于自己。但是，否定群体并不是一种无痛或安全的方式（尤其当个体自己的道德框架和群体的规范不相统一的时候），因为群体作为实体，不会善待这些来自他们队伍中的缺陷;背叛者威胁到它们的凝聚力和团结。如果这种背叛足够严重，群体就会通过寻找替罪羊来保护自己。或者换句话说，群体就像个体一样，总是追求整体性，就像个体通过把自己的阴影元素放到环境中来排斥它们一样（投射），群体将创造出受害者——替罪羊——而不是在其主体中容纳多样性。因此，寻求自己道路的个人必须面临成为替罪羊的前景。
个性化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负担，正是因为它需要一个连接的、综合的观点。个性化要求我们与其他人的联系被包含在我们自身发展的等式中。我们都是风景划船过程的一部分。我们都是别人痛苦的一部分。通过我们的沉默，我们给予它被动的支持，给予我们的阴影更多的能量，挫败了我们每一次试图整合原型的尝试。我们不仅必须承担起替罪羊的责任，我们还必须为此做些什么。
文中介绍了LeGuin创造的一个乌托邦来说明三种角色：城镇人、替罪羊和散步者。一个美丽的，复杂的，文化丰富的乌托邦充满了“成熟的，聪明的，充满激情的成年人，他们的生活并不悲惨。Omelas的人们是快乐的人们。幸福是建立在对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非必要的、什么是破坏性的、什么是破坏性的公正的区分之上的。”。Omelas的人们在决定技术、毒品、宗教、个人和性关系时没有负罪感，所有这些都带着“胜利的感觉，当然，是对勇气的庆祝”。
她对Omelas的描述真的很美妙。它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乌托邦社会，一个发达的、人文主义的社会，包含着许多悖论和差异，然而，正如一个人读到的那样，他知道有些东西缺失了。
有一次她对她的读者说:“你相信吗？你接受这个城市，这种快乐吗？不接受？那么让我再描述一件事。”她接着讲述了Omelas的一个隐蔽角落，那里有一个地牢，一个臭气熏天的牢房，没有窗户，光线暗淡。里面坐着一个孩子，在无尽的痛苦中煎熬。
为了让Omelas的儿童了解它的存在和存在的理由，Omelas制定了一个每年一次的仪式时间，在此期间，所有达到一定年龄并”似乎有能力理解”的儿童都必须探望儿童，为儿童哀悼，为儿童愤怒，并最终接受儿童及其对他们的作用，因为Omelas的成年人非常清楚，替罪羊为社区提供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LeGuin告诉我们，孩子们确实开始明白“他们的幸福，他们城市的美丽，他们友谊的温柔”，他们社区的健康依赖于这个可怜的孩子极度的痛苦。这些术语对每个人来说都很清楚。接受替罪羊回到他们的社会意味着失去所有的幸福。就像《圣经》中的替罪羊故事一样，这里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也没有关于那个不幸的被选中的人是否有罪的问题。替罪羊的孩子是无辜的，他被囚禁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过错。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让人民幸福。
当然，还有一些人，在看了悲惨的孩子之后，没有回家，也没有回到社区，而是离开了，一直向北，向西走，再也没有回来。
Omelas的故事描述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三种关系模式，我们可以把这三种模式归类为城镇人、替罪羊和散步者。
有些散步者成为精神英雄，满足团体对于诚实和廉洁的需要，承担了散步者角色的人，可能体验自己走在自我发展的道路上，这些人拥有勇气，不在一个牺牲了自身的价值观的社会中生存，于是离开这个团体及其限制，启程探险自我-知识，意义和完整性，无关危险有多大。
有些散步者成了英雄，有些散步者成了受害者。那些对社会的罪恶和内疚特别敏感的人，非常容易被不公平勾起个人情绪的人，以至于会有离家出走的冲动，即便无人迫使他出走。但他们的这些行为不是出于朝向完满和自性化过程的驱动，而是因为认同了受害者。他们可能是过于敏感的青少年，中产阶级家庭中逃走的成员，莫名其妙的逆反者，可能引起麻烦需要被隔离的人等。
哈佛医学院的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q教授现已去世，他是柏林著名的神经精神病学家，当时纳粹威胁要关闭所有允许犹太人教书的大学。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许多学生和教授，比如Omelas镇上的居民，接受了这种替罪羊的处境，不仅是因为他们继续工作的代价，而且也是对那些离开终身教职和其他有声望的职位的犹太人的奖励，使他们能够在学术等级中迅速晋升。Q教授是少数几个认为自己必须离开才能过上正直的生活的非犹太人之一。也许是因为他有兔唇，而且总是能感受到与社会中无辜受害者的联系，这给了他行动的勇气。又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过于强烈地认同这个替罪羊，因为他的立场深深地受到了伤害。他失去了终身职位，失去了职业地位，被捕入狱，并被释放，净身驱逐出境， 15年后，他才又获得了行医执照，当他回到了家乡做一个月的报告，他惊讶的发现他的很多同事，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散步者承载了替罪羊的内疚，但他们没有足够的自我意识，无法承载这些压力，无意识地接纳了替罪羊所代表的集体投射，而又没有必要的自我结构来帮助完成自我转化（individual transformation）的过程，因此在野外难以生存，伤痕累累。替罪羊的承载者通常会感到是受害者，可能和他们的效价有关，可能和社会排斥中隐含的自性化的意识或无意识的欲望有关，很少有例外，替罪羊的角色的个体，出路都比较惨。
有些替罪羊最终转化成拯救者，牺牲了自己，拯救了全社区，比如耶稣。
有些人把团体替罪羊作为整合自己阴影部分和自体感的第一步（take on），有些人则吸纳（take in）了团体替罪羊，并最终被控制和毁灭。
散步者除了作为英雄和受害者来存在，还有第三个版本，就是解释者或老师，就是有意识的替罪羊。这些个体，既不会把自己放置于替罪羊系统的某个舒适的位置上，也不会超脱于创造这个系统的人类需求。他们充分意识到他们在创造和接纳令自己厌恶的替罪羊过程中自己的角色，这样的知识令他们无法作为英雄或受害者“一走了之”。更常见的做法是在集体中寻求理解，来处理这种不舒服和内疚，最终沟通他们自己的角色，比如成为艺术家，顾问，治愈者或分析师，他们一只脚在荒野，一只脚在闹市。
文章提到自性化的个体（an individuated person）是一个从一个自知的位置（from a place of self-knowledge）服务于TA自己和团体的人，如果没有这种知识，无法把团体作为自己认同的一部分，则无法服务，也就没有自性化。
完成自性化的过程就是，第一步，在内心（in vivo）接纳这一任务和责任：朝向理解团体无意识的方向工作。人类群体是有血有肉的，每个自然的人类现象都有创造和破坏的潜能，只有通过使用详尽的有关团体的集体无意识的体验性知识，如同我们在咨询室中做的一样，在团体和个体之间，建立更恰当的条件，培育滋养性的关系，才能防御这种破坏性的潜能。
荣格的理论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放下对团体的厌恶，带着探索性的热情加入团体和集体生活，这将有助于我们对团体知识的追求。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议题是，自性化和服务的关系，服务是为着团体，关乎团体，和人类社区的。是为了大多数的人类更好，而不是进一步发展个体的分离和脱离团体生活。
我们也必须学习如何成为发展中的团体的一部分，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接纳这个过程中的解释性角色（interpreter role）。就像分析师处理移情和反移情时使用的语言一样，我们需要在团体中能够用相似的方式表达出我们认为错误的事情，当然，在团体中作为成员行使解释的功能来表达要比在两人关系中表达更困难，需要更特殊的勇气，因为代价更大，团体关乎金钱、权力和生存。谈论团体中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指出替罪羊，常常冒失去地位，安全，甚至生命的危险。但这是自性化伴随的风险和回报。
我们每个人都在自性化的探险旅程中，如果在这个旅程中忽视了帮助其他人，则失去了这个探险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