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人教版更新了七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不止是封面的秦始皇铜车马更换了含有“中国”的何尊，显著的变化是丰富了文物和遗址介绍，这些记录了、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崛起。这不正是历史学讲究的“孤证不立”嘛，为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考古观念。当然，博物馆一直都是开放的好学校，这次跟紧《博物学渣》，重回记忆中的七年级，一起完成中国历史教育闭环。知识点：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所开创的王位世袭制，为以后历代王朝承袭。继夏朝而起的商朝，创造了以青铜器、甲骨文为显著标志的文明成就。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成熟阶段，统治者实行分封制，通过各级贵族维系国家的统治。进入春秋战国后，各诸侯国之间的争斗日 益激烈，周天子的统治权威衰落，整个社会处于剧烈动荡与变革中;诸侯争霸、大国兼并、经济发展、制度变革、 思想学术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知识点：这个就是教科书的知识重点笔记，不做任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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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夏本纪》记录了夏朝的历史，主要讲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以及他如何成为夏朝的第一位国王，同时记载了夏朝的历代君主及其事迹，为后人了解夏朝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书中记录了大禹如何建立了夏朝，并将其国号定为“夏后”，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诞生。揭示了从禅让制向世袭制转变的历史过程，《夏本纪》展示了从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度逐步转变为禹启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度，标志着中国早期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
个人观点：夏朝是一个非常清晰又模糊的朝代，有《夏本纪》等记录朝代历史，有王城岗遗址（公元前2050年--前1994年）和二里头遗址（公元前1900年--前1700年）等遗址出土的文物来证明当时先进的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出现了阶层。但是，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没有明确记载“夏”字来证明其族属和王朝归属。甲骨文中也没有明确的“夏”字或“夏朝”的记载。文化是有传承的，二里头文化上承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下启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安阳殷墟文化，显示了文明的连续性和演进。我相信夏一定存在，科学考证只是时间问题，考古学家们需要在这些文化遗址继续加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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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书第二十三页）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是一件极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其发现和研究为了解夏朝文明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件绿松石龙形器是已知的最大规模的绿松石组件，它不仅展示了当时高超的镶嵌技艺，还反映了古代人们对龙这一神圣生物的崇拜。此外，这件作品对于理解古代中国艺术风格、宗教信仰以及手工艺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绿松石龙形器由超过2000片精心加工的绿松石碎片拼嵌而成。整个龙形器的长度达到64.5厘米，宽度约为4厘米。与其他早期龙形象文物相比，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十分罕见，堪称“中华第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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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二里头青铜爵不仅代表了早期中国的青铜技术，还象征着社会等级制度和礼仪文化的形成。青铜爵被视为贵族阶层的重要标志物，体现了夏代晚期的青铜礼乐文明。此时的青铜爵可能主要用于特定的仪式，而不是日常饮酒。例如，文献记载天子在祭天时，持爵将酒沿着束好的香茅草叶缓缓注入玉璧的圆孔中。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爵，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其他遗址中很少发现类似的青铜器，这反映了二里头文化在当时的高度发达和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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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又称为“武王征商簋”，是一件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西周早期青铜器，是国家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之一。利簋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底部的32字铭文，这是它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所在。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具体到“甲子日早晨”，武王伐商成功，晚上占领朝歌的情景，这与《尚书》等古籍中的记载相吻合，帮助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份——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填补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缺乏确切纪年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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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好墓位于河南安阳殷墟，是唯一一座未被盗掘的商王室墓葬，出土了丰富的陪葬品，其中包括750多件玉器。玉凤是这些玉器中的一件，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凤造型。整体造型优美，线条简洁，特别是头部的羽冠设计独特，增加了神秘感。玉凤采用凸出阳线的手法来表现羽毛，工艺精细，展示了高超的玉雕技艺。在中国文化中，凤通常被视为女性的象征，与龙共同代表着吉祥和美好，妇好墓玉凤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化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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钺不仅是兵器，更是政治和军事权力的象征。妇好墓出土的署名钺、随葬兵器和妇好墓中甲骨卜辞中多次提到妇好参与征伐方国的记录，表明她当时具有很高的军事指挥权，是一位杰出的女将军。
妇好墓中出土了两件大型青铜钺，最出名的就是虎食人头铜方钺，钺身一面中部有“妇好”铭文。
通长39.5厘米，刃宽约37.3厘米，肩宽28.9厘米，重达9千克。钺上饰有双虎扑噬人头纹，刃口为弧形，平肩，肩部有两个对称的长方形穿，肩下两侧有六对小槽。
钺身两面靠肩处均饰虎扑人头纹，人头居于两虎之间，圆脸尖下巴，大鼻小嘴，双眼微凹，两耳向前；虎作侧面形，大口对准人头，作吞噬状。
以雷纹为底地，虎后有一夔。
另一件大型铜钺，钺两面都饰有一首两身龙纹，其上铸有“妇好”二字铭文。尽管从华丽程度来看略逊于“虎食人头铜方钺”，但其规格基本相同，代表的地位与权力也相当。
知识点：《史记·周本纪》材料“平王之时，周室衰微”。主要是春秋时期，生产力发展，各诸侯将井田制以外的荒地被开垦为私田，视这些土地为私产，各诸侯有了更多的经济积累，但周天子在井田制上所收的赋税减少，导致权威日趋下降，分封制就逐渐瓦解了。诸侯有钱后就开始拓张，诸侯之间发生混战，强国兼并小国，齐、楚、秦、晋开始强大。而王室衰微，世道混乱，制作礼乐和发令征伐的权力都出自诸侯。用动物形态设计成酒器尊的外形，为中国青铜器的一个特点。此器形态稳重，虽然四足矮短，但牛首上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使造型与实用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牛鼻上穿有一环，说明了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来驯服牛了，是研究中国牲畜驯化史的一件宝贵的实物资料。![]()
九鼎：鼎是古代重要的礼器，尤其在周朝，鼎的数量代表了使用者的身份和等级。九鼎是周天子专用的礼器，象征着最高的政治权力和地位。簋：簋是盛放饭食的礼器，通常与鼎配套使用。九鼎配八簋是周天子的最高礼制配置，体现了极其尊贵的地位。背景：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权威逐渐衰落，各诸侯国纷纷崛起，开始挑战周天子的权威。郑国在这一时期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自己的地位。具体表现：郑国的诸侯僭越使用了九鼎八簋，这是对周天子礼制的严重挑战。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周礼的规定，也显示了郑国的野心和对周天子权威的蔑视。影响：郑国的僭越行为加剧了春秋时期的混乱局面，使得各诸侯国更加大胆地违背礼制，进一步削弱了周天子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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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剑是一把具有极高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青铜剑，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望山楚墓群1号墓中。剑身靠近剑格处刻有鸟篆铭文“越王鸠浅（即勾践）自作用剑”，字体繁复美观，布局疏密得宜，线条流畅。出土时光亮如新，仍然非常锋利，可以轻易划破20张普通打印纸。因为剑身经过硫化处理，表面形成了一层硫化物保护膜，有效防止了铜与空气接触，从而避免了生锈。这种技术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是一项非常先进的工艺。越王勾践剑出现在楚国墓葬中，引发了多种猜测。一种说法是楚国在灭越过程中将其作为战利品带回国；另一种说法是越王勾践将剑作为陪嫁之物送给了楚昭王的女儿，后被楚昭王赏赐给楚国贵族昭固。知识点：各国的变法运动，是春秋战国以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变革的最集中反映，是反映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的特征。变法运动最大的历史作用，在于促进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显著，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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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历史书第三十三页）宋刻姚宏校正本《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期纵横家言论和事迹的重要史书，由汉代刘向编订。这本书不仅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还在文学和文化传承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全书按国别体编写，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国，共33卷，约12万字。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言行和政治策略。《战国策》详细记录了战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研究战国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司马迁的《史记》中有90%的史料直接取自《战国策》。《战国策》中的许多故事和典故，如“田忌赛马”、“悬梁刺股”、“狡兔三窟”、“毛遂自荐”、“围魏救赵”、“卧薪尝胆”、“荆轲刺秦”等，已经成为基础语文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帮助学生了解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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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壶通体遍布图案，内容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2300多年前战国时期巴蜀大地上生产、生活、军事、礼俗的多个生活的侧面。通体用金银嵌错出丰富多彩的图像，画面分四层：第一层，习射和采桑。第二层，宴乐战舞（四川流行的巴渝舞）和弋射、习射。第三层，水陆攻战，左为步战仰攻，右为水陆战争。第四层，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在这件高仅有40厘米的壶面上，竟刻画了200多个人的形象，个个有特色，另外还有其他景物，表现了制造者高超的技艺，同时显示了巴蜀地区独特、精湛的嵌错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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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又称为陈璋圆壶，是一件战国末期的青铜艺术珍品。
铜壶上的铭文“隹王五年，奠易 (阳)陈旻，再立事岁，孟冬戎启，齐藏戈子斿。陈璋内、伐匽 (燕)邦之获。”揭示了它与战国时期齐国对燕国战争的关联，可能是战利品，这为研究战国时期的战争、外交和权力更迭提供了实物证据。
战国时期的商鞅方升，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青铜器，它不仅是度量衡的标准器，也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实物证据。方升上刻有两组铭文，一组记录了商鞅变法时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的度量标准，另一组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诏书，表明秦统一后仍沿用商鞅的度量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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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青铜冰鉴，是一件集古代科技与艺术于一身的杰出文物，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冰箱”。这件珍贵的青铜器于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的曾侯乙墓中出土，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具有双层结构，外层为方鉴，内层嵌套一个方尊缶，两者之间留有空间，可以用来放置冰块或热水，从而实现对内藏酒水的冷却或加热，体现了古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自然环境的巧妙利用。青铜冰鉴的尺寸长宽均为76厘米，高63.2厘米，重约170公斤，其制作工艺复杂，采用了混铸法、分铸法和失蜡法等多种青铜铸造技术，展示了战国时期高超的金属加工技艺。器物外表装饰华丽，布满了蟠螭纹、蕉叶纹、勾连云纹等繁复的纹饰，四角各有拱曲的龙形耳钮，设计精巧且富有美感，不仅实用，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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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公元前256年左右，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主持修建的，位于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这项工程是古代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一个奇迹，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被誉为“生态工程”的典范。都江堰的设计巧妙利用了自然地形和水力学原理，主要由三个关键部分构成：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老子主要思想：万物运行有其自然的法则，人们应顺应自然；世间的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对立的双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善于从正反两方面思考问题。孔子的政治主张：核心思想“仁”，提出“仁者爱人”，主张以德治国，反对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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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孔子，其实二人见过不止一面。“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的老子一直是孔子钦佩的前辈。据《史记》等记载孔子曾多次向老子请教，问以丧葬之礼、仁义之道、为人之道。![]()
17、（历史书第三十九页）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这一发现对研究《老子》及先秦至汉初的思想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帛书《老子》的发现，颠覆了人们对《道德经》文本的传统认识，揭示了古代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可能经历的变异。与通行的《道德经》相比，帛书《老子》在篇章顺序、文字内容上都有显著差异。通行本《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两部分，而帛书版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与后来的版本截然不同。此外，帛书《老子》中存在大量与传世本不同的文字和句读，有的甚至意义相反，如“大器晚成”与“大器免成”的区别，这些差异为理解《老子》的原始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18、延展文物：战国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
战国时期的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是《老子》一书的早期版本，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与后来的马王堆汉帛书本、北大汉简本及传世本相比，郭店楚简《老子》有较大差异，提供了更接近原著的文本，对研究《老子》的原始面貌至关重要。![]()
19、（历史书第四十一页）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竹简海昏侯墓中发现了约5200枚竹简，内容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等文献，其中就有失传许久的《论语·知道》篇，考古人员初步断定属《论语》的《齐论》版本，其文献学价值之大，不言而喻。西汉时期，《论语》分为《鲁论》《齐论》和《古论》三个版本。《齐论》相比其他版本，多了《问王》《知道》两篇，《齐论》失传于汉末魏晋，距今约1800年。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简500余枚，每简容24字，通篇抄写严整，书风总体庄重典丽，但存在变化，似非出自同一人之手。该《论语》抄本保存有《智道》（即《知道》）篇题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简文，说明此本应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论》。海昏侯墓是迄今所见殉葬《论语》抄本最早的墓葬，海昏简《论语》使我们得以一观《齐论》原貌，在经学研究方面具有重大价值。《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汉简，这批竹简证实了《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是两部独立的兵书，分别属于春秋时期的孙武和战国时期的孙膑。《孙子兵法》十三篇，而《孙膑兵法》则有十六篇，这为研究古代军事战略提供了直接的文献证据。
失传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同时出土，也解开了历史上关于孙子和孙膑是否真实存在的千古之谜。
知识点：商朝甲骨文里有许多日食、月食的记载。《诗经》中 记载了公元前 776 年 9 月 6 日发生的日食，这是传世文献 中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确切日期的日食记录。《春秋》中记载了公元前 613 年一颗彗星扫过北斗，有研究认为，这 颗彗星就是著名的哈雷彗星。夏朝时可能有了历法。到商朝时，历法逐渐完备，一 年分为12个月，大月30 天，小月29天，闰年增加一个月， 甲骨文中已经开始出现干支纪日。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把 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能用针刺、按摩、汤药治疗疾病。他发明了切脉诊法，使用的望、闻、 问、切四种诊断疾病的方法，一直被中医沿用。战国时期问世的《黄帝内经》，总结当时 的医学经验，讲述了人体内脏部位和血脉循行情况，介绍了针灸、按摩等治疗方法，是一部 重要的中医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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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太阳神鸟金箔片，又称为“太阳神鸟金饰”，是2001年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属于商代晚期的杰作。太阳神鸟金箔片厚度极薄，仅0.02厘米，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重约20克，含金量高达94.2%。其图案分为内外两层，内层为一个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旋转的光芒，象征太阳；外层则有四只逆时针飞行的神鸟，首尾相接，围绕太阳旋转，寓意深刻。2005年，太阳神鸟金箔片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商朝的牛骨卜辞中有关于日食的记载，这些珍贵的文物提供了早期人类观测天文现象的证据，尤其是对日食这一罕见而神秘的自然现象的关注。
这些卜辞不仅反映了商代的天文知识水平，还展示了他们通过占卜来理解并应对天象变化的社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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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系统，主要流行于商朝晚期，尤其是商代后期的都城安阳殷墟。这些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上，尤其是牛肩胛骨和龟腹甲，因此得名“甲骨文”。
甲骨文的内容丰富多样，但以占卜记录为主，涉及政治、军事、农业、气象、疾病、生育、狩猎等多方面内容，为研究商朝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些卜辞通常由卜辞、占辞、验辞等部分组成，详细记录了占卜的日期、卜问的问题、占卜的结果以及事后是否应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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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四羊方尊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属于商朝晚期的青铜礼器，主要用于祭祀。尊体装饰丰富，颈部和肩部布满蕉叶纹、夔纹和兽面纹，羊身上则有鳞纹和凤纹，圈足上饰以夔纹，整体线条流畅，展示了商代青铜器的装饰艺术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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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杰作，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礼器之一。作为商代青铜文化的代表，后母戊鼎不仅是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研究商代社会结构、宗教信仰、艺术风格和文字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它见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
26、（历史书第四十七页）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商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艺术品。这些青铜人头像展示了古蜀文明的独特风格和高超的金属加工技术，尤其是金面罩的使用，体现了当时对黄金的尊崇以及对权力和神圣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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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山图玉璋通长54.5厘米，属于“蜀式玉璋”的典型尺寸，具有独特的风格。玉璋上雕刻的图案最初被命名为“祭山图”，学术界普遍认为它描绘了古蜀人手持玉璋进行山川祭祀的场景，体现了古蜀社会的宗教仪式和对自然的崇拜。![]()
西周和春秋时期，从平民到贵族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在生 产生活、祭祀典礼等各种场合，创作并传唱诗歌。这些诗歌被 收集整理成我国现存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共有 305 篇诗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诗经》关注现实，所收诗歌中，有的反映民俗民情，有的歌 颂美好爱情，有的赞扬劳动者勤劳勇敢，有的批判统治者剥削 压迫。《诗经》保存了丰富的先秦史料。![]()
（纯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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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屈子行吟图》木刻版画）
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担任重要官职，后来因遭
到排挤而被流放。流放期间，他忧国忧民的心志从未
改变。公元前 278 年，楚国都城被秦军占领。屈原知
道后无比悲愤，带着至死不离开楚国的决心，于五月
初五投汨罗江自尽。屈原为国为民而死，人们用种种
方式追思他。据说，每年的端午节就是为了纪念屈原
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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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是距今2400多年前诸侯的乐器。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重量最重，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曾侯乙编钟，这一套编钟的伟大意义不仅局限于其青铜铸造技艺之精湛、历史文化意义之深远，还在于其可以改变世界音乐史的音乐造诣。
第一次是在1978年出土后不久，演奏了《东方红》等曲目，成为历史性时刻。第二次是在1979年国庆期间，编钟原件在京展出并现场演奏。第三次是为了1997年香港回归，使用原件采音录制谭盾的《1997：天·地·人》。学习完两个单元，从原始社会讲到奴隶社会。整个社会状态就是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也就是由原来分散状态的原始社会，逐渐整合起来形成奴隶制的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就出现了分裂状态的春秋战国。
新版教材第二单元特别增加了经济、思想、科技和文化的讲解，而且用了很多国宝级文物进行串联考证，脉络还是挺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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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有趣的点：人教用的是司母戊鼎，备注了后母戊鼎；而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就更名为后母戊青铜方鼎。
《博物学渣》的习惯是按照收藏博物馆的标准来标注。
关于这名字，本来就是两个阵营，都10多年了，还是没能统一，你支持哪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