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去博物馆，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到底哪些文物是绝对不容错过的?”
国家文物局给出了一个非常硬的标准——禁止出国出境展览文物。
禁出文物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二绝世孤品；三极易损坏；四无法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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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在2002年、2012年和2013年共计发布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目录包含文物共计195件(组)，他们不只是“中国的国宝”，而且都是加了“第一”、“唯一”、“最”等前缀的瑰宝。
因为目录发布得太久了，信息有变化，这次，我们重新以博物馆为单位，由拥有数量递减的顺序来梳理这195件（组）文物，一起与大家分享这195个国家宝藏，看看有没有你熟悉的宝贝？
排在前十的博物馆就拥有“禁出文物”122件，占据了大半；文物发掘一直再继续，坐等第四批目录，排名应该会有很大的变化。
中国国家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24件，不是最多，但是是可以见到“禁出文物”真品最多的博物馆。“禁出文物”大多数陈列在地下一层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这也是国内最完整的针对古代中国的基本陈列，当然国博得感谢各个博物馆对于这个陈列的支持。（公布目录中23件，但山东省博物馆的大汶口文化象牙梳也调拨到国博）![]()
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作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鹳鱼石斧图》不仅是原始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绘画史上从纹饰向物象绘画转变的重要标志。它展示了早期人类社会的艺术表达和审美观念，对研究史前文化、艺术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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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鹰鼎，作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的杰出陶器，是一件集艺术与实用性于一体的国宝级文物。
这件国宝最初被发现时，由农民殷思义误认为是普通陶器，甚至一度用作鸡食盆。直到1958年，考古队的到来才让这件艺术品重见天日，进入专业机构的保护和研究之中。
第三件：后母戊鼎（旧称司母戊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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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杰作，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礼器之一。作为商代青铜文化的代表，后母戊鼎不仅是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研究商代社会结构、宗教信仰、艺术风格和文字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它见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第四件：利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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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利簋的铭文为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关键证据，通过与天文历法的结合，学者推断出牧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极大地推进了对商周时期历史的精确理解。它不仅证实了古代文献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也展示了青铜器作为历史档案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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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全称“廿三祀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
鼎内壁铸有291字的长篇铭文，这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铭文详细记载了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诫和赏赐，强调了周朝建立在戒酒、勤政、祭祀的基础上，反映了西周初期的政治制度、赏赐制度和宗教观念。铭文还提及殷商因酗酒亡国的教训，以及盂受命辅佐朝政，管理军国大事，并获得大量赏赐，包括土地、奴隶和礼器等。
第六件：虢季子白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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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与毛公鼎、散氏盘齐名，虢季子白盘不仅是青铜器艺术的瑰宝，也是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军事、文字和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详细记载了西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虢季子白受命出征猃狁（匈奴的先祖），在洛水北岸取得大捷，斩首五百，俘虏五十的战功。周宣王为此举行盛大的庆功仪式，并赐予虢季子白各种荣誉和物品，包括马匹、弓箭、斧钺等，以表彰其英勇。虢季子白因此制作此盘以纪念此事。
第七件：九龙九凤凤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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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九凤凤冠，是明孝端皇后的代表性头饰，属于中国明代皇家的珍贵文物，展现了当时极致的工艺水平和皇家的尊贵地位。
明代凤冠根据等级不同，龙凤数量各异。孝靖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虽然龙凤数量更多，但九龙九凤凤冠更符合皇后正牌的规格，体现了皇后身份的正宗与尊贵。
第八件：商子龙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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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子龙鼎，是商代末期的青铜重器，以其独特的铭文和历史价值而著称。作为第一件出现“龙”字铭文的青铜器，子龙鼎对于研究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文字发展以及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展示了商代晚期的工艺水平，也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宗教信仰和命名习俗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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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四羊方尊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属于商朝晚期的青铜礼器，主要用于祭祀。尊体装饰丰富，颈部和肩部布满蕉叶纹、夔纹和兽面纹，羊身上则有鳞纹和凤纹，圈足上饰以夔纹，整体线条流畅，展示了商代青铜器的装饰艺术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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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天亡簋，又名大丰簋或朕簋，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青铜器。天亡簋的铭文极为珍贵，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灭商后举行的重大祭祀活动，表达了对先祖文王的崇敬和对上帝的祭祀，以及天亡（可能即太公望姜子牙）在这一仪式中的角色。铭文的释读有不同版本，但都围绕武王的祭祀行为和天亡的贡献展开，反映了周初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第十一件：西汉诅盟场面贮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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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滇国，海贝因其稀有被视为珍贵的货币，贮贝器因此成为贵族储存贝币的专用器物。这件铜贮贝器不仅体现了当时经济模式的特色，还反映了古滇国的青铜铸造技术。这个雕刻127个人物的青铜器，记载了滇王祭祀的场面，是目前出土贮贝器中人物最多的一件。场景中央是一干栏式房屋，这个屋顶也是滇国独特的标志。第十二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鱼纹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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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该盆被用作儿童瓮棺的棺盖，体现了仰韶文化中特殊的葬仪习俗，可能含有保护逝去孩童灵魂的寓意。盆内壁绘有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图案，人面为圆形，额头、眼睛、鼻子和嘴部线条简洁而富有表现力，口旁各有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重合，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神秘联系。人面头顶有三角形或尖状物，可能代表发髻或某种宗教符号，双耳旁各绘一鱼，形成人鱼合体的奇特形象。![]()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舞蹈纹盆，是一件珍贵的史前文物，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属于马家窑文化晚期，约公元前3300年至2000年之间。
学者们对舞蹈纹的解读多种多样，有的认为是狩猎舞、图腾舞，有的则认为是祈福或庆祝仪式的舞蹈，这些不同的解读丰富了我们对新石器时代社会生活的理解。
第十四件：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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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展现了马家窑文化的艺术成就，还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信仰和文化特征。最引人注目的是壶身的彩陶贴塑人纹，这是一尊裸体浮雕人像，头位于壶颈，五官清晰，身体和四肢分布在壶腹，双手置于腹前，乳头和生殖器以黑彩点绘，形象生动。人像背后颈部绘有长发和一只大蛙，两腿外侧也饰有蛙纹，这些元素融合了浮雕与绘画技艺，展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网纹船形壶，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它体现了仰韶文化时期制陶工艺的精湛技艺和独特的审美观念。
最引人注目的是腹壁两侧以赭黑色彩绘的长方形网纹，网纹清晰，线条流畅，象征着渔猎生活中的渔网，反映了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的生活内容和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此外，网纹两侧可能还有鱼鳍状的三角形纹饰，进一步增强了与水、渔猎相关的主题。
第十六件：吴“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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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三国时期文物，它不仅展示了当时瓷器制作的高超技艺，还为研究三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传统观点认为虎子为溺器，但铭文的存在和与食器一同出土的情况引发了对其实际用途的重新考量。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一种水器，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器物功能与象征意义的复杂理解。第十七件：北齐青釉仰覆莲花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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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青釉仰覆莲花尊，是一件代表北朝瓷器艺术高峰的杰出作品，它不仅展现了当时制瓷技术的精湛，还深刻反映了佛教文化对北朝社会的深远影响。莲花尊的流行与佛教的盛行密切相关，莲花作为佛教中的圣洁之花，象征着从污浊中出淤泥而不染，其在瓷器上的广泛应用，反映了佛教思想在当时社会的普及和影响。同时，这种器物多出土于贵族墓葬，说明它不仅是宗教仪式上的用品，也是彰显身份地位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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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是唐代陶瓷艺术的杰出代表，展现了盛唐时期的文化繁荣和丝绸之路的交流盛况。
三彩俑的每个细节都富有表现力，从驼背上的表演者到骆驼本身的动态，都体现了艺术家对生活观察的细腻和艺术夸张的巧妙结合。它不仅是唐代雕塑艺术的瑰宝，也是研究唐代音乐、舞蹈、服饰、社会生活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第十九件：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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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玉龙，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玉龙整体呈“C”字形，蜷曲的身体首尾相连，象征着无限循环。头部特征明显，长吻修目，鼻部前突，有双排鼻孔，类似猪首，而身体则融合了蛇的特征，背部有飞扬的鬃毛，整体形态既具象又抽象，富有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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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是一件极为精美的文物，它不仅展现了古代工艺的高超技艺，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和审美。
在战国时期，带钩不仅是实用的服饰配件，用于连接腰带，固定衣物，而且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贵族和官员们通过佩戴精美的带钩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审美品味。这件带钩的奢华装饰，无疑属于当时的高端定制，反映了佩戴者非同寻常的身份。
第二十一件：西汉“滇王之印”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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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滇王之印”金印，是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予古滇国国王的印章，它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证明古滇国存在的直接证据。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国后，滇王主动归顺，汉武帝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设立了益州郡，并赐予滇王金印，允许其继续统治，这标志着滇国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第二十二件：隋绿玻璃盖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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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绿玻璃盖罐出自中国隋朝时期，具体时间为公元6世纪末，于1957年在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中被发掘。李静训墓是隋朝贵族的墓葬，墓主人是乐平公主杨丽华的外孙女李静训，其去世时年仅九岁。
李静训墓中出土的绿玻璃盖罐等玻璃器物，证明了中国在隋代已能独立制造西方风格的玻璃器，这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也是文化交流的见证。
第二十三件：隋绿玻璃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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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玻璃小瓶采用的是西方玻璃制作技术，包括可能的钠钙玻璃配方，这表明了隋朝时期中国已经掌握了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并能生产出高质量的玻璃器皿。尽管采用了外来技术，但其造型依然保留了中国传统器物的风格，体现了文化的融合。
第二十四件：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象牙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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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象牙梳出自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大约距今6500年至4500年之间。它是在1959年于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的，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远古梳子之一。
象牙梳在大墓中的发现，表明墓主人生前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能属于当时的贵族或首领。同时，这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于个人卫生和美的追求，以及象牙等贵重材料的使用，体现了社会的富裕程度和手工艺的发展。
故宫博物院拥有“禁出文物”40件，是拥有“禁出文物”最多的博物馆。其中有28件是极其珍贵的书画，但书画不做固定陈列，展一次休三年，所以难得一见。好在故宫博物院的陶瓷馆维护后又开放了，填补了一些文博爱好者的遗憾。莲鹤铜方壶，是春秋中期的青铜艺术杰作，不仅体现了高超的铸造技艺，还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文化与审美观念的变革。郭沫若曾称赞道“此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踌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庄重肃穆的风格，充满了清新活力。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艺术风格。”并将其誉为“东方最美的青铜器”。《平复帖》是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机创作的一件书法作品，被誉为“中华第一帖”和“法帖之祖”。历经宋徽宗、梁清标、安岐、成亲王永瑆、恭亲王奕䜣、溥儒等人的鉴藏，最终由张伯驹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启功先生赞誉其为“墨皇”，体现了其在书法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伯远帖》作为东晋琅琊王氏家族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它不仅展示了王珣的书法成就，也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生活态度和情感世界。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原帖周围增添了诸多文化元素，如乾隆的题头“江左风华”、董其昌的题跋、董邦达的山水画等，这些都丰富了《伯远帖》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历经千年，曾被乾隆皇帝收入“三希堂”珍藏，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并称为“三希”，后经历多次历史变迁，最终回归故宫。《兰亭序》原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公元353年三月初三的修禊活动中所作，记录了那次聚会的愉悦情景和对人生无常的感慨，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冯承素的摹本，相传冯承素使用了“双勾填墨”的技术，即先以细线勾勒出字的轮廓，再填以墨色，以求最大程度地接近原作，力求保持原作的神韵和笔法。作为《兰亭序》众多摹本中最为著名的一版，冯承素摹本对于研究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唐代书法的传承以及书法史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国诠的书法以典型的唐代“经生体”著称，这种字体结构严谨，笔画既挺拔又腴润，使转灵活，展现了高超的书法技艺和虔诚的抄经心态。卷末有“赵模监”、“阎立本总监”字样，表明此卷为当时宫廷所督造，可能受皇帝之命制作，具有极高的皇家艺术价值。卷后有赵孟頫、冯子振、赵岩、邢侗、董其昌等大家的题跋，这些题跋不仅增加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反映了历代文人对它的高度评价。《张好好诗》卷是唐代诗人杜牧唯一传世的墨迹，由宋徽宗赵佶题名，见于《宣和书谱》卷九，并钤有宋徽宗诸玺印，保存着当时内府装潢式样。后曾递藏于宋代贾似道、明代项元汴、张孝思、清代梁清标等人，乾隆年间入藏内府。诗作讲述了杜牧与歌妓张好好的相遇及其命运的感慨，表达了对张好好才艺与不幸遭遇的同情。通过此诗卷，可以窥见唐代文人间的交往、当时歌妓文化的侧面，以及杜牧个人的情感世界。杨凝式在书法史上被誉为“承唐启宋”的关键人物，他的书法作品对宋代书法风格的转变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尚意”书风的兴起。杨守敬评其为“脱胎怀素，虽极纵横而不伤雅道”，表明其在狂放中保持了书法的雅致。米芾则将其与颜真卿的《争座位帖》相提并论，强调其线条质感与流转自然之势。林逋生活在北宋初期，其隐居西湖孤山，终身不仕不娶，以梅为伴，以鹤为友，这种生活方式和人格魅力，使得他的诗文和书法作品都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时代印记。《自书诗》卷不仅展现了林逋的书法成就，也成为了研究宋代文人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的重要资料。此卷后有苏轼、乾隆等人的题跋，增加了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成为后世研究书法史和文学史的宝贵资料。蔡襄的书法以楷书为基础，行草相间，既有唐人法度严谨的遗风，又融入了宋代“尚意”的精神。《自书诗》卷中，笔法细腻，结构严谨，既有端庄厚重的一面，也有流畅自然的行草之美。蔡襄作为“宋四家”之一，其书法在宋代书坛占有重要地位。《自书诗》卷不仅展示了他个人的艺术成就，也反映了宋代书法从唐代严谨向宋代个性化的转变。文彦博（1006年—1097年），北宋时期的政治家、书法家。由《三帖卷》，分别是《护葬帖》、《定将帖》、《汴河帖》，涉及葬礼安排、官职任命和河工事务，反映了文彦博作为官员的日常公务。文彦博的书法在《三帖卷》中展现了一种“无意求工”的自然之美，笔触既有力度又不失柔韧，字与字之间连贯而富有节奏，体现了宋代书法“尚意”风格的精髓。《诸上座帖》展现了黄庭坚草书的成熟与独特，点画圆厚而遒劲，笔势纵横飞动，结体变化多端，既有“长枪大戟”的豪放，又不失细腻的笔触，体现了他“重规叠矩，出则奔轶绝尘”的书法理念。文益禅师的语录通过黄庭坚的书法，传递了禅宗的智慧，使得艺术与哲学思想相融合，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苕溪诗》展现了米芾成熟的行书风格，笔法中锋直下，浓纤兼备，运笔自然流畅，既有颜真卿的浑厚，又融入了二王的灵动，形成了“沉着痛快”的独特风格。该作品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多次损毁与修复，如民国时期被撕去部分字迹，后经故宫博物院重新装裱并依据照片补全损字，确保了这一珍贵文物的保存。《游春图》卷是隋朝画家展子虔的杰作，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画卷，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游春图》卷上宋徽宗赵佶的题签，证明其历史地位。历经宋、元、明、清，曾被多位皇室成员和权臣收藏，包括贾似道、鲁国大长公主、严嵩等，后由张伯驹购得，并于1952年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五牛图》卷是唐代著名画家韩滉的杰作，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也是现存最古老的纸本中国画之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五牛图》历经千年，多次被皇室和文人鉴赏题跋，其流传过程本身也是中国书画鉴藏史的一部分。作为“镇国之宝”，《五牛图》不仅因其艺术价值被珍视，也因其象征着农业社会的基石和对农耕文化的尊重。《挥扇仕女图》卷是唐代著名画家周昉的代表作，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情感描绘了唐代宫廷女性的生活情境。《挥扇仕女图》不仅是一幅艺术作品，也是研究唐代宫廷生活、女性地位以及当时社会心理的重要资料。《重屏会棋图》卷是五代南唐时期画家周文矩的杰作，以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而闻名。画面描绘了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兄弟在室内对弈的情景，通过细腻的笔触和布局，展示了人物的神态各异，反映了宫廷中的闲适与兄弟间的和谐。有学者认为，此图可能含有政治寓意，与宋太宗赵光义的继位合法性有关，通过描绘南唐的和谐场景，暗喻皇位传承的正当性。![]()
《卓歇图》卷是五代时期，据传由契丹族画家胡瓌所创作的一幅杰出的绘画作品，展现了契丹民族的生活场景，尤其是游牧民族在狩猎或征战后休息的情景。《卓歇图》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成为了研究五代至辽金时期北方民族文化的珍贵窗口，展现了古代中国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发展。《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杰作，现存为宋代摹本，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画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心理描绘，展现了南唐官员韩熙载在家中设宴的场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物的复杂心态。《高士图》不仅展示了卫贤的艺术成就，也反映了五代时期文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对古代高士人格的崇敬。作为传世作品，它在《宣和画谱》中有记载，证明了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且经过宋徽宗赵佶的题跋，更增添了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黄筌与徐熙并称“黄徐”，他们的风格分别代表了五代至宋初花鸟画的两大流派，黄筌的“富贵”风格对后世宫廷绘画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宋代花鸟画的主流之一。《写生珍禽图》作为黄筌的传世之作，不仅是中国古代花鸟画的典范，也是研究五代绘画艺术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渔村小雪图》卷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王诜的代表作，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远的意境，展现了冬日雪后渔村的宁静与幽美。王诜的这种风格对后世山水画，尤其是对雪景的描绘，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学习和研究北宋山水画不可或缺的范例。《芦汀密雪图》卷是北宋画家梁师闵的传世孤品，以其精致的笔触和深邃的意境，展现了冬日江南雪景的静谧与美丽。作为梁师闵的唯一传世作品，它不仅是个人艺术成就的象征，也是研究北宋时期山水与花鸟画结合风格的重要资料。《江山牧放图》卷，是北宋时期画家祁序的代表作，以其生动的田园风光和精湛的绘画技艺著称。作为传世孤本，最终被故宫博物院收藏，成为研究宋代绘画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清代的金章宗完颜璟和清高宗弘历的题跋，为作品增添了额外的文化价值，反映了历代帝王对这幅画作的珍视。《摹韦偃牧放图》卷是北宋画家李公麟的杰作，这幅画作是对唐代韦偃《牧放图》的致敬与再创作，展现了古代鞍马画的卓越成就。李公麟的白描技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人物画和鞍马画领域的重要技法之一，被誉为“白描大师”。画作上的题跋和历代印章，见证了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传承过程，是研究古代书画收藏史的宝贵资料。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景象。《清明上河图》不仅是一幅艺术作品，也是研究宋代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其对后世的影响深远，成为研究宋代城市生活和绘画技法的重要参考。经历了数百年的传承，该画作的每一次展出都吸引了无数观众，其背后的故事和研究也不断丰富，成为学术界持续探讨的课题。“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千里江山图》是北宋年轻画家王希孟的杰作，这幅画作不仅是中国古代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也是王希孟唯一传世的作品，展现了他惊人的艺术天赋。据蔡京的跋文，王希孟在宋徽宗的亲自指导下完成此画，显示了其非凡的艺术才能和皇家的青睐。尽管生平资料稀缺，但《千里江山图》使他名垂千古。《后赤壁赋图》以苏轼的散文为灵感，通过山水、人物等元素，再现了苏轼与友人在赤壁夜游的情景，表达了文人面对自然的哲思与情感。此卷曾被溥仪一九二五年带出宫外，后来与其他文物一起被送回故宫博物院，国宝失而复得。《万松金阙图》卷是南宋著名画家赵伯骕的杰作，这幅画以其精妙的青绿山水技法和细腻的构图，展现了南宋时期山水画的高超艺术成就。该作品标志着宋代山水画风的转变，从北方的雄浑转向江南的细腻，反映了南宋时期审美趣味的变化。画面展现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使者的场景，吐蕃王松赞干布派使者禄东赞求婚，图中唐太宗坐在步辇上，周围围绕着宫女和官员，生动展现了这一历史事件。全画以细劲的线条塑造人物形象，线条纯熟，富有变化和表现力；设色浓重、鲜艳，是一幅出色的工笔重彩人物画作品。图中的李世民、禄东赞等人应当带有肖像画特征。制作于三国时期的吴国，具体年份为永安三年（公元260年），这是吴主孙休在位时的年号。作为明器（冥器），它被用于随葬，反映了古代中国厚葬文化，旨在让逝者在来世继续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谷仓罐象征着粮食的丰饶，体现了对死后世界的美好愿景。罐肩部塑有一龟驮碑，刻有“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的字样，表达了对长寿、繁荣和家族延续的祝愿。六朝至唐代，我国与西亚各国文化交流频繁，波斯的一种鸟首壶传到我国，影响所及，在唐代的青瓷、白瓷及三彩釉陶中出现了凤首壶，其中以这件青釉凤首龙柄壶最为精美。此壶既吸取了波斯萨珊王朝（226-642年）金银器造型的特点，又融入了我国传统的龙凤装饰艺术，集塑贴、模印、刻花、划花等装饰技法于一体，体现了唐代制瓷工匠的高超技艺。第五十六件：鲁山窑花瓷腰鼓（目录名唐鲁山窑黑釉蓝斑腰鼓）腰鼓长58.9厘米，鼓面直径22.2厘米，其设计灵感源自西域传入的木腔乐器腰鼓，具有典型的唐代器物风格，广口、纤腰，整体线条流畅，展现出唐代器物的丰满与大气。 如此大型且保存完好的唐代鲁山窑腰鼓，是极为珍贵的，它不仅是唐代陶瓷艺术的代表，也是研究唐代社会文化、审美趣味和陶瓷技术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专为宫廷烧制，烧造时间短暂，传世作品极为稀少，使得每一件汝窑瓷器都成为国之瑰宝。目前，全球仅知的宋代汝窑天青釉弦纹樽有两件，一件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另一件则在英国伦敦的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其珍稀程度不言而喻。![]()
北宋官窑设立于北宋晚期，专为皇室烧造，体现了皇家的审美趣味和对瓷器工艺的极致要求。其制作工艺严格，产量不多，因此每一件作品都极为珍贵。宋官窑弦纹瓶不仅是实用的容器，更是宋代文化、艺术和工艺技术的综合体现，它承载了宋代追求极简美学和自然之美的哲学思想。![]()
钧窑的烧造技艺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高峰，尤其是对釉色的控制，追求不可预知的窑变效果，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月白釉出戟尊的釉面往往厚重而富有层次，釉质乳浊，表面气泡明显，给人以温润如玉的视觉和触觉感受。传世钧窑陈设用瓷器中，以各式花盆和花盆托最为多见，出戟尊则较少。目前全世界所见仅约10件左右，除此件以外，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钧窑月白釉出戟尊、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钧窑丁香紫釉出戟尊等。登封窑作为北宋时期的重要窑口之一，其珍珠地划花技艺是其标志性装饰，对后世陶瓷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件虎豹纹瓶不仅是登封窑的代表作，也是研究宋代陶瓷艺术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这件锦袍出土于1953年新疆阿拉尔墓地，袍身尺寸为身长138厘米，两袖通长194厘米，袖口宽15厘米，下摆宽81厘米。作为中国出土最完整的织锦袍服之一，它不仅是研究宋代中外文化交流和丝织技术的重要实物，也见证了中西贸易往来的历史。其独特的设计和精湛的织造技艺，对研究宋代服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战国石鼓，作为中国历史上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一组共十只的花岗岩石刻，每只石鼓上都镌刻着大篆文字，因其形似鼓而得名。石鼓上刻有大篆文字，共计约七百多字，每鼓刻有一首四言诗，共十首，因此也称为《猎碣》。这些诗文主要描述了秦王的狩猎、游猎、治国等场景，如“汧沔鼓”描绘千河美景，“车工鼓”记录狩猎情景，展现了当时的生活和自然风光。作为宋代拓本，它见证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是连接古代与现代的文化桥梁。通过这样的拓本，后人得以近距离感受千年前的文化气息和书法之美。此拓本在明代由华阴的东肇商、东荫商兄弟及郭宗昌收藏，因此得名“华阴本”。它经历了数代人的珍藏，明清时期名人题跋众多，反映了其在文化界的地位。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研究古代书法和汉代历史不可或缺的实物证据。王仁煦，唐代音韵学家，他在陆法言的《切韵》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创作了《刊谬补缺切韵》。此书不仅纠正了《切韵》中的错误，还增补了新的内容，包括对字义的注释和对俗体字的辨析。现存最著名的版本是唐吴彩鸾所书的写本，该版本经过明宋濂跋，后被收入故宫博物院。此写本采用了独特的“龙鳞装”形式，是一种从卷轴装向书册装转变的过渡形式，体现了古代书籍装帧的艺术成就。
湖南博物院拥有“禁出文物”11件，近一半出自《马王堆汉墓》。《马王堆汉墓基本陈列》也是湖南博物院的最重要的陈列，所以湖南博物院的11件“禁出文物”通常可以见到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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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件：战国人物御龙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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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御龙帛画》是战国时期的一件珍贵艺术品，约创作于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之间。这幅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是丧葬仪式中使用的“魂幡”，体现了楚文化的独特丧葬习俗和对死后世界的想象。
第六十六件：战国人物龙凤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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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龙凤帛画》又称为《龙凤仕女图》，是中国战国中晚期的杰出艺术作品，约在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间创作。作为最早的独立意义的完整绘画作品，它对后世的绘画艺术，尤其是人物画和神话主题的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六十七件：西汉直裾素纱襌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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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裾素纱襌衣，是西汉时期的一件纺织艺术巅峰之作，1972年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墓中被发掘，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这件文物不仅是中国古代丝织技术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上最轻、最薄的古代服装之一，展现了汉代高超的纺织和染织工艺。
第六十八件：马王堆一号墓木棺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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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一号墓的木棺椁是西汉早期的一套复杂而精美的葬具，1972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中被发掘，是研究汉代丧葬文化和木工技艺的重要实物资料。这套棺椁系统体现了古代中国对死后世界的重视和对尸体保存技术的高超掌握。
棺椁之间以及整个墓室的密封性极佳，使用了木炭和白膏泥填充四周，有效隔绝了氧气和微生物，创造了恒温、恒湿、缺氧的环境，这是辛追夫人尸体千年不腐的关键。
第六十九件：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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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一号墓的T型帛画，是西汉初期的一件杰出的艺术作品。这幅帛画全长约205厘米，上宽92厘米，下宽47.7厘米，整体呈"T"形，是用三块单层棕色细绢拼接而成，顶部裹有竹竿，便于悬挂，是汉代丧葬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引导死者灵魂升天。马王堆一号墓的T型帛画是研究汉代社会思想、宗教信仰、艺术风格和丧葬习俗的重要资料。它展示了早期人物画的成熟，对后世的重彩画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是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物。第七十件：西汉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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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是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献，属于中国早期儒家经典之一《周易》的早期版本。这本帛书的发现对于研究《周易》的历史演变、古代文字和书法、以及汉代思想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七十一件：西汉黑漆朱绘六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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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黑漆朱绘六博具是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一套珍贵文物，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这套六博具不仅体现了西汉时期高超的漆器工艺，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娱乐生活和文化习俗。六博是一种古老的棋类游戏，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战国至秦汉时期非常流行。它的出土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代游戏规则的理解，也揭示了古代贵族生活的娱乐方式。第七十二件：西汉识文彩绘盝（lu）顶长方形漆奁（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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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识文彩绘盝顶长方形漆奁，是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属于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这件漆奁高21厘米，长48.5厘米，宽25.5厘米，其独特的设计和精湛的工艺体现了西汉时期漆器艺术的高峰。漆奁内部曾放置有漆纚纱冠，这表明它不仅是一件日常用品，也可能与墓主人生前的服饰或仪式用途有关，反映了汉代贵族的精致生活和丧葬习俗。
第七十三件： 西晋神兽纹玉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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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神兽纹玉樽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出土于1991年湖南安乡黄山头林场南禅湾的西晋刘弘墓。这件玉樽不仅代表了东汉至西晋时期玉雕艺术的巅峰，而且因其精美奢华，被誉为“玉樽王”。神兽纹玉樽的装饰极为繁复，器身被三道凹弦纹分割成上下两部分，上部纹饰包括两只螭龙、两只长喙独角龙、西王母与仙人等，下部则描绘了持仙芝的羽人、独角兽、螭龙等，共有10只神兽和3位仙人形象，加上3只熊足和2个铺首，总计18个主题纹饰。这些纹饰以流云为背景，通过浮雕和圆雕技艺展现，生动展现了汉代对神话世界的想象。第七十四件：商大禾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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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大禾方鼎，又称为人面纹方鼎，是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杰作，目前中国唯一一件以人面纹为装饰的青铜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这件国宝级文物的发现过程充满戏剧性。最初，它被一位农民误认为废铁而砸碎并卖出，碎片几经周折被湖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并拼接修复。经过专业修复，缺失的一条腿也在两年后被找回并成功接合，使得这件艺术品得以完整保存至今。第七十五件：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人物纹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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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人物纹壶，是一件代表唐代长沙窑独特风格的陶瓷艺术品，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窑的工匠们巧妙地结合了釉下彩绘与贴花技术，这种创新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褐彩的使用，为单一的青釉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层次，使得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展现了唐代陶瓷艺术的开放性和多样性。
陕西历史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10件，在《陕西古代文明》、《大唐遗宝》和《唐代壁画珍品馆》陈列展出，通常是可以见到真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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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件：西周淳化大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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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大鼎，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重器，其重量达到226公斤，通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是西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青铜圆鼎。淳化大鼎不仅在重量上排名中国古代大鼎前列，其独特的设计和精湛的工艺也使其成为中国青铜文化中的瑰宝。它不仅是研究西周早期周人分布和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重要资料，也是连接古代与现代，展现古代文明辉煌成就的实物见证。第七十七件：唐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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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银壶不仅是唐代金银器的杰出代表，更是唐代文化、艺术与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它见证了唐代与北方民族的文化融合，以及唐代宫廷文化的高度发展，是研究唐代社会、艺术和工艺技术的宝贵资料。据史料记载，舞马是唐玄宗时期宫廷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千秋节”等重要庆典上，舞马会随着音乐起舞并衔杯祝寿，体现了盛唐文化的繁荣与皇帝的喜好。安史之乱后，这种文化活动逐渐消失，舞马的传说则通过文物得以流传。第七十八件：镶金兽首玛瑙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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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金兽首玛瑙杯，是中国唐代的一件珍贵文物，被誉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玛瑙杯的设计融合了东西方艺术元素，兽首造型借鉴了西方“来通”（Rhyton）酒具的传统，常见于中亚和西亚，象征着权力和仪式。这种酒具通常用于宗教仪式或贵族宴饮，通过底部的孔洞注酒，象征向神灵致敬。在中国，这种设计显得格外独特，反映了唐代开放的文化态度和对异域文化的吸收。第七十九件：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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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研究唐代社会生活、音乐舞蹈、陶瓷工艺以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它见证了唐朝与中亚乃至更远地区的密切联系，是唐代文化自信和开放精神的实物证明。
对比国博的唐三彩，陕历博的会显得更精美。
第八十件：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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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是一件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瓷器，它代表了五代时期耀州窑瓷器制作的巅峰。倒流壶的巧妙之处在于其独特的灌水方式，需将壶倒置，通过底部中心的梅花形注水孔注入液体，直至水从壶嘴溢出，然后正置即可正常使用，底部虽有孔却不会漏水。这种设计利用了物理学中的连通器原理，展示了古代工匠的智慧。第八十一件：西汉“皇后之玺”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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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之玺”是国内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帝后级别玺印实物，且是唯一一枚确认的汉代皇后玺印。专家通过玉玺的材质、钮式、文字以及发现地点，推断其属于西汉时期，很可能是吕雉，即汉高祖刘邦的皇后所用。吕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性政治家，她在刘邦去世后掌握政权，执政长达16年，对汉朝初期的政治、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第八十二件--第八十四件：唐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1组），狩猎出行图（1组）阙楼图（1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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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怀太子墓壁画以其精湛的技艺、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研究唐代壁画艺术不可或缺的资料。它不仅展示了唐代绘画的高超技艺，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壁画中的人物形象、服饰、建筑等细节，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视觉资料。
李贤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第三子，其墓葬作为乾陵的陪葬墓，有没有什么期待？
第八十五件：唐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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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女图》以九位体态丰盈、仪态万千的宫女为主体，她们头梳各式高髻，身着华丽的服饰，肩披轻纱，长裙曳地，展现了唐代女性的时尚与华贵。宫女们或手持方盒、酒杯、拂尘、如意、团扇、蜡烛等物，似乎正准备侍奉公主或参与宫廷活动。画面中的首位宫女，头戴高冠，披巾绕肩，双手交叉于胸前，神情庄重，似乎在引领其他宫女前行，体现了其较高的地位和职责。其他宫女则或低语、或回顾、或凝神，表情各异，动作自然，营造出一种轻松而又不失礼节的氛围。湖北省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9件，“禁出文物”5件来自于曾侯乙墓，鄂博在2024年12月会完成升级改造，按照鄂博的一贯操作，这些“禁出文物”全部都可以见到真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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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六件：商大玉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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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玉戈，长94厘米，是目前出土玉戈中最长的，厚度仅0.5厘米，被誉为“玉戈之王”。这件大玉戈1974年出土于武汉市黄陂盘龙城遗址李家嘴三号墓，时代约为商代早期。大玉戈应属礼仪用器，主要用于古代高级贵族的仪仗活动，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第八十七件：战国曾侯乙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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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曾侯乙编钟，这一套编钟的伟大意义不仅局限于其青铜铸造技艺之精湛、历史文化意义之深远，还在于其可以改变世界音乐史的音乐造诣。
第一次是在1978年出土后不久，演奏了《东方红》等曲目，成为历史性时刻。第二次是在1979年国庆期间，编钟原件在京展出并现场演奏。第三次是为了1997年香港回归，使用原件采音录制谭盾的《1997：天·地·人》。第八十八件：曾侯乙墓外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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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外棺的尺寸极为壮观，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重约7吨，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体积最大且与金属工艺结合的大型漆器之一。外棺的设计中融入了实用与象征意义，一侧下方开有门洞，这可能寓意着为墓主人的灵魂提供出入的通道，反映了古代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和信仰。第八十九件：战国曾侯乙青铜尊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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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青铜尊盘是战国早期的一件杰出青铜艺术品，这件文物不仅展示了当时青铜铸造技术的巅峰，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义，被誉为“青铜器之冠”。这件艺术品的复杂性至今难以复制，尽管有尝试，但未得到专家的完全认可，这进一步证明了其工艺的非凡。![]()
漆木雕小座屏是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杰出代表，这件艺术品以其精巧的工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
小座屏高度仅为15厘米，长51.8厘米，宽度3厘米（底座宽12厘米），小巧玲珑，却技艺非凡。![]()
春秋越王勾践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是春秋晚期的杰出青铜器，这把剑不仅是越国铸剑技术的象征，也是研究古代中国冶金技术和文化历史的重要文物。
曾多次出国展览，包括1973年在日本的展出，但1994年在新加坡的一次展览中因操作不当造成轻微损伤后，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战国多节活环套练玉佩，又称为十六节龙凤玉佩，是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中发掘的珍贵文物，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这件玉佩以其精巧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被誉为战国时期玉雕艺术的巅峰之作。
由五块新疆和田白玉料精心雕琢而成，通过13片镂空的玉片和24至26个圆环、半圆环及方扣巧妙连接，形成多节活环结构。其中，有4个银挺玉插入，可拆卸为5块不同长度的玉佩，折叠后成为一块玉团。
第九十三件：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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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是中国古代漆器制作最高工艺代表作品，也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重要史料。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是一件出自公元前433年左右的珍贵文物，发掘于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的曾侯乙墓，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这件漆器是战国时期漆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研究楚文化、音乐史和艺术史的重要实物证据。第九十四件：秦云梦睡虎地秦简《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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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书》是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一份重要文献，出土于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的睡虎地秦墓，属于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8年）南郡守腾发布的一份行政文书。这份简牍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对于研究秦朝的法律、行政管理以及文字书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语书》作为秦代文书的典范，不仅展现了秦朝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严格的法律体系，也体现了秦朝在文书书写和行政管理上的规范化程度，是研究秦代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之一。
上海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8件，它排在很多古都博物馆的前面，是不是没有想到？是不是又“钞能力”？青铜器会做基础陈列，书画需要特展才能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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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件：西周大克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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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海内三宝”之一作为西周中晚期的青铜重器，不仅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研究古代中国青铜文化、书法艺术和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铭文分为两段，第一段歌颂先祖师华父的美德，并提及克因先祖的余荫被周恭王任命为膳夫，负责传达王命。第二段详细记录了周王册封克的仪式，包括赏赐礼服、土地和奴隶，这些内容反映了世官世禄制度和当时的社会结构。第九十六件：怀素《苦笋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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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笋帖》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的书法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历史价值而闻名。《苦笋帖》仅14字，内容为：“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这简短的语句表达了作者对苦笋与茶的喜好，以及邀请友人共享的意愿。《苦笋帖》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代表了怀素“狂草”之外的另一面—清逸与古雅，展现了其书法风格的多样性。第九十七件：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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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楞严经旨要》卷是一份珍贵的书法作品，不仅展现了其书法艺术的成就，也反映了他对佛教经典的深刻理解。《楞严经》，佛教重要经典之一，由唐般刺密帝翻译，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王安石的书法真迹传世极少，此卷与《过从帖》并列为公认的两幅真迹。第九十八件：孙位《高逸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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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位的《高逸图》卷是中国唐代晚期的一幅杰出绘画作品，以其精湛的技艺和深远的文化意义而闻名。《高逸图》又名《七贤图》，描绘的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故事，展现了士大夫的高洁风度和个性特征。宋徽宗赵佶题名为“孙位高逸图”，并有“宣和七玺”等印记，证明了其在宋代就已受到高度重视。第九十九件：战国商鞅方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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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商鞅方升，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青铜器，它不仅是度量衡的标准器，也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实物证据。方升上刻有两组铭文，一组记录了商鞅变法时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的度量标准，另一组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诏书，表明秦统一后仍沿用商鞅的度量衡制度。第一百件：明曹全碑初拓本（“因”字不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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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曹全碑初拓本，特别是“因”字不损本，是一件极为珍贵的书法艺术和历史文献。拓本源自东汉《曹全碑》，全称为《汉郃阳令曹全碑》，记录了汉代郃阳令曹全的事迹，是汉隶的典范之作。该拓本的流传和研究，促进了对汉代书法艺术的理解，尤其是对《曹全碑》风格的深入探讨，影响了明末清初乃至民国时期众多书法家的风格形成。第一百零一件：战国楚简《孔子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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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楚简《孔子诗论》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献，它为研究先秦至汉代儒家诗学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孔子诗论》主要记录了孔子对《诗经》的评论和教学，揭示了孔子诗学思想的若干方面，如诗与情感、志向、言辞的关系。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性购回一批战国时期的楚国竹简，其中《孔子诗论》是这批竹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百零二件：西周晋侯苏钟（一套16件）
（上海博物馆14件和山西博物馆2件，偶尔特展形式两馆组合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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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晋侯苏钟是一套珍贵的古代青铜乐器，它不仅展现了西周时期高超的铸造技术和音乐文化，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16枚钟皆有铭文，铭文记录了晋侯苏受周王之命征伐的功绩，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铭文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后刻上去的，这在西周时期较为罕见。（上海博物馆的这14件是在海外购回的，不是调拨来的）辽宁省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6件，主要以书画居多，可能需要特展才会看到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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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三件：鸭形玻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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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形玻璃注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在中国古代玻璃器中极为罕见，是唯一已知的此类动物造型玻璃器皿，体现了当时玻璃器皿的高端地位和稀有价值。鸭形玻璃注出自十六国时期的北燕，具体发现于1965年，位于辽宁省北票市西官营子的北燕冯素弗墓。这件玻璃注被认为是罗马帝国的进口品，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北方，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盛况。第一百零四件：欧阳询《梦奠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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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梦奠帖》卷是一件书法艺术的瑰宝，体现了唐代书法大师欧阳询的卓越成就。此帖自北宋时期就已闻名，历经南宋内府、贾似道、元郭天锡等人的收藏，有诸多名士的题跋，证明了其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清代王鸿绪高度评价《梦奠帖》，认为其用笔之意与《兰亭序》相似，显示了欧阳询在书法上的高超地位。第一百零五件：唐人《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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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又称为《万岁通天帖》或《王氏一门书翰》，是唐代珍贵的书法摹本，代表了王羲之及其家族书法的传承与影响。该卷包含了王羲之及其家族成员如王荟、王徽之等人的书信手迹，共七人十帖，内容涉及日常琐事、情感表达，展现了魏晋风度和书法之美。第一百零六件：赵佶《草书千字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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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千字文》被誉为“天下一人绝世墨宝”，这不仅是对宋徽宗皇帝赵佶技艺的肯定，也是对其作品独特性和艺术价值的高度评价。赵佶的《草书千字文》以狂草著称，笔法流畅，气势磅礴，与唐代草书大家怀素的作品相比，难分伯仲。它体现了赵佶对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和自由表达。第一百零七件：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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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是中国五代南唐时期杰出山水画家董源的代表作之一，以其细腻描绘江南山水的特色而闻名。此图曾入南宋内府、元内府，后经历代收藏家之手，包括明代的项元汴、清代的耿昭忠和索额图等，其流传有序，证明了其艺术价值的被认可。董其昌在引首题识中高度评价，柯九思在卷后跋中称其为“真神品也”，显示了它在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一百零八件：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辽青瓷飞鱼形水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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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是一件珍贵的古代瓷器，它不仅代表了耀州窑在五代时期的高超技艺，也是中国陶瓷艺术中的一个独特品种。
这件水盂制作于五代时期，1971年在辽宁省北票市水泉1号辽墓中被发现。
摩羯形水盂整体设计成摩羯（一种神话中的龙鱼或鱼头羊身的生物）形状，上颚翻卷，双翅展开，鱼尾高扬，形态生动，展现了匠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山西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5件半，西周晋侯苏钟先记在“上博”名下，《常阳太尊石像》调拨给山西艺术博物馆，所以现在能看到的是4件半，除了漆屏是仿制品，其他能看到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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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九件：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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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是北魏时期极为珍贵的艺术与历史文物，它不仅展现了当时高超的漆工艺水平，还为研究北魏社会文化、艺术风格提供了重要资料。画面内容取材自《史记·五帝本纪》和《列女传》，描绘了帝王、忠臣、烈女、孝子等，反映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具有浓厚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第一百一十件：商龙纹兕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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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龙纹兕觥，是一件珍贵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其独特性和艺术价值使之成为研究商代文化和青铜工艺的宝贵资料。专家认为龙形觥是盛放高等级鬯酒的酒器，两端的设计便于携带和热酒，后端开口用于散气，饮用时从龙口倒出，兼具实用与仪式感。全球独一无二的造型，显示了商代青铜器的创新与多样性。第一百一十一件：西周晋侯鸟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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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晋侯鸟尊，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它不仅是一件精美的青铜艺术品，更是承载着深厚历史意义的文物。
作为祭器，鸟尊用于盛放祭祀用的酒，反映了西周礼制文化中酒的重要地位。
鸟尊盖内及腹底刻有九字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表明这是第一代晋侯燮父为宗庙祭祀所造的宝器。“太室”指的是宗庙，铭文证实了其主人的身份。
第一百一十二件：西周晋侯夫人组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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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晋侯夫人组玉佩，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出土于晋穆侯次夫人之墓。这组玉佩复原长度约为158厘米，由204件不同类型的玉器组成，包括玉璜、玉珩、冲牙、玉管、绿松石珠、玛瑙管等。其中，玉璜作为主要组件，数量达到19件，最大璜的长度为15.8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5件，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只要没有外借做特展，通常可以见到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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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三件：河姆渡出土朱漆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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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出土的朱漆碗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极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它不仅证明了漆器工艺在远古时期的存在，也展示了河姆渡文化的独特成就。河姆渡朱漆碗的发现，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漆器的国家之一。第一百一十四件：河姆渡出土陶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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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姆渡文化的重要代表文物之一，它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技术水平，也是研究古代炊具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第一百一十五件：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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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钺，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它不仅是良渚文化玉器中的杰出代表，也是研究该时期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工艺水平的重要实物证据。玉钺最显著的特征是两刃角正反两面雕刻的神人兽面纹，这是良渚文化特有的象征性图案，体现了当时的精神信仰和社会结构。神人兽面纹通过浅浮雕技艺展现，细节精致，包括阳起线条的浅浮雕处理，以及独特的钻孔技术，展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第一百一十六件：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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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器，是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它不仅展现了河姆渡文化的艺术成就，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信仰和审美观念。双鸟朝阳纹可能与河姆渡人的图腾崇拜有关，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对太阳作为生命之源的崇拜。双鸟形象可能象征着繁殖力和生命力，是当时文化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百一十七件：良渚出土玉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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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玉琮王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中的一件杰出玉器，它不仅是该文化玉器中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象征。重约6.5公斤，高8.9厘米，上射径达17.6厘米，是已知体积最大、雕工最精美、品质最佳的玉琮。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四面直槽内雕刻的完整神人兽面纹，这种纹饰由神人的头戴羽冠形象和兽面结合，中间为兽面，两侧配以鸟纹，象征着宗教信仰和权力。三星堆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4件，都是大尺寸文物，除外借展览都能看到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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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八件：商铜立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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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铜立人像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艺术杰作，整体高度达到262厘米，其中立人像高172厘米，底座高90厘米，是目前所知先秦时期最大的铜质造像。学术界对铜立人像的身份有多种推测，认为可能是蜀王、群巫之长或古蜀神权政治领袖，反映了古蜀国的宗教信仰和权力结构。第一百一十九件：商金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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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金杖是中国古代三星堆文化中的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它不仅是商代金器中的稀世之宝，也是古蜀文明独特权力象征的体现。
金杖全长约1.42米，直径约2.3厘米，重约463克（不同资料提及的重量略有差异，但均在300克至500克之间），由金条捶打成金箔后包裹在木杖上。
有学者推测，金杖上的图案和其形式可能与西亚或古埃及的权杖文化有所联系，暗示了古代文明之间的潜在交流。
第一百二十件：祭山图玉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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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山图玉璋通长54.5厘米，属于“蜀式玉璋”的典型尺寸，具有独特的风格。玉璋上雕刻的图案最初被命名为“祭山图”，学术界普遍认为它描绘了古蜀人手持玉璋进行山川祭祀的场景，体现了古蜀社会的宗教仪式和对自然的崇拜。第一百二十一件：青铜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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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神树是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标志性文物，代表了古蜀文明青铜艺术的巅峰之作，其独特性和历史价值使之成为研究古代中国西南地区文化的重要对象。青铜神树高达3.96米，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古代青铜树。每枝上立有一鸟，共计九鸟，可能与古蜀人的太阳神信仰相关，九鸟象征太阳的九个化身，而树则连接天地，是沟通人神的媒介。1
河北博物院拥有“禁出文物”4件，你去看看刘胜金缕玉衣是不是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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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二件：中山王铁足铜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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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王铁足铜鼎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中山国位于今河北中部，是一个由白狄族建立的国家，夹在燕赵之间，曾一度强盛，后被赵国灭亡。铭文详细记录了中山国的历史事件，包括中山王对燕王哙让位给子之的批评，以及中山国相邦司马的功绩，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和中山国的政治情况。第一百二十三件：刘胜金缕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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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金缕玉衣是西汉时期的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它不仅是汉代丧葬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古代中国工艺技术的杰出成就。该文物为中山靖王刘胜的殓服，刘胜是汉景帝之子，生活在公元前165年至前113年。由2498片大小不一的玉片组成，这些玉片主要为岫岩玉，通过1100克的金丝编缀而成。玉衣分为头罩、上衣、手套、裤筒和鞋等部分，设计精巧，与人体结构高度贴合。第一百二十四件：长信宫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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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宫灯，是中国汉代青铜器中的杰出代表，以其独特的设计、精湛的工艺和环保理念而闻名，被誉为“中华第一灯”。宫女形象设计，跪坐执灯，左手托灯座，右手提灯罩，右臂中空并与灯体相连，形成烟道，巧妙利用虹吸原理收集燃烧产生的烟尘，减少室内污染。第一百二十五件：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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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一件极其珍贵的艺术品，它不仅展现了古代中国在青铜铸造、镶嵌工艺上的卓越成就，也反映了中山国独特的文化和艺术风格。因其工艺复杂，国家文物局规定不准翻模子复制，体现了其独一无二的价值。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4件，这数量都超过了南京博物院，2024年中国历史课本的封面“何尊”就来自于这里。如果没有被邀作特展，基本都能看到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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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六件：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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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作于周成王五年，是西周已知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青铜器。其造型庄严厚重，纹饰精美，铸制精工，宏伟雄奇。内底有铭文122字，为研究西周初年的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何尊是“中国”第一次以词组的形式出现。“中国”在这里的含义，大家比较认可的共识是“其余住在中国地区的商诸侯，先自行治理那里的民众”，那时 “天下”的中心——伊河、洛河流域，是今天的洛阳。也有另一种解释是，:“(派)余其(祖庚)驻扎在中国地区，自行制定刑罚治理那里的民众”。这里的中国指的是古埃及的所在地，西周那时已征战并占领了阿拉伯半岛。
第一百二十七件：西周史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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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墙盘是西周时期的一件重要青铜器，是西周中期铜器中铭文最长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文字学价值。铭文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颂扬了从周文王到周穆王七代周王的政绩，包括武王伐纣、成王巩固政权、康王扩张疆域等，后半部分则详细记载了作器者微氏家族的家史，尤其是史墙的先祖们对周朝的贡献。第一百二十八件：西周害夫簋（夫音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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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害夫簋，又称为胡簋，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青铜器，属于西周厉王时期。内底铸有铭文12行，共124字，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铭文记载了周厉王为祭祀先祖而作的祝词，表达了厉王昼夜操劳，致力于先王事业，以配皇天，并任用义士，祭祀先王宗室，祈求保佑周室、王位和自身，以及赐降多福、长寿和智慧的愿望。![]()
逨盘不仅在历史信息上重要，其精美的造型和纹饰也体现了西周青铜艺术的高超水平。窃曲纹和兽形装饰展现了西周青铜器的典型风格。内底铸有21行铭文，约360字，详细记载了单氏家族八代人辅佐西周十二位王（从周文王至周宣王）的事迹，包括征战、理政、管理林泽等，是研究西周王室变迁和年代世系的宝贵资料。南京博物院拥有“禁出文物”3件，如果没有被邀作特展，基本都能看到真品。十朝都会，南京博物院的实力不仅于此，《博物学渣》推荐的必打卡博物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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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件：竹林七贤砖印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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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砖印模画，又称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是南朝时期的一件杰出的艺术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砖画描绘了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以及春秋时期的隐士荣启期。这八位人物以席地而坐的姿态出现，或弹琴、或啸歌、或沉思，展现了他们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和个性特征。
第一百三十一件：战国末错金银铜壶（南京博物院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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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又称为陈璋圆壶，是一件战国末期的青铜艺术珍品。
铜壶上的铭文“隹王五年，奠易 (阳)陈旻，再立事岁，孟冬戎启，齐藏戈子斿。陈璋内、伐匽 (燕)邦之获。”揭示了它与战国时期齐国对燕国战争的关联，可能是战利品，这为研究战国时期的战争、外交和权力更迭提供了实物证据。
个人更推荐另一件《战国铜错金银立鸟几何纹壶》，更具工艺美学。![]()
第一百三十二件：西晋青釉神兽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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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青釉神兽尊，是一件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瓷器，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器物上浮雕有一只神兽，其头部特征明显，双目突出，口含珠子，颈部有胡须，身体饰有四爪、双翼、脊毛和尾，形态生动，展现了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该神兽尊出土于周处家族墓，周处是西晋时期的名士，以除“三害”而闻名。这件文物的发现为研究西晋时期的社会文化、丧葬习俗以及陶瓷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河南博物院拥有“禁出文物”3件，其中《新郑出土莲鹤铜方壶》是一对，一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所以计数的就2件了，虽然禁出文物所剩不多，但是作为中原正统，河南博物院的藏品还是很惊人的，我们推荐必打卡博物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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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三件：淅川出土云纹铜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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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出土的云纹铜禁，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春秋时期青铜器。云纹铜禁是中国最早使用失蜡法（熔模工艺）铸造的青铜器之一，这一技术的运用标志着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重大进步。铜禁的名称“禁”可能与古代的禁酒令有关，反映了周代对酒的严格控制，以及对饮酒礼仪的重视。第一百三十四件：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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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瓷器，它不仅代表了北朝时期陶瓷艺术的高峰，而且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白瓷之一，标志着从青瓷到白瓷的技术转变，为后来的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尤其是唐代三彩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是中国陶瓷史上从单一釉色向多彩装饰转变的关键作品。法门寺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3件，主要出土于法门寺地宫不仅展示了唐代的宗教信仰，也见证了唐代皇室对佛教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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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被誉为“世界锡杖之王”，是一件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宗教意义的文物。
该锡杖制作于唐朝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是唐懿宗时期御赐的佛教圣物。
锡杖全长196.5厘米，重2390克，采用银质主体，表面装饰有金花，整体设计精美。杖首为四股双轮十二环，每环代表佛教中的一个因缘，象征着佛祖释迦牟尼的权威。
第一百三十六件：八重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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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宝函为唐懿宗赐赠金银器，是供奉佛祖释加牟尼真身佛指舍利的一套盒函。八重宝函是唐代极为珍贵的佛教文物，它由八层精美的容器层层相套，用于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展示空的最外层，原本应为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但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出土时已残朽不存。![]()
铜浮屠在佛教中象征着佛塔，常用于供奉舍利，此件铜浮屠内部可能曾放置佛指舍利或其它圣物，反映了唐代佛教文化的繁荣和对佛塔的尊崇。
全器以铜铸造，表面施以精美的鎏金工艺，显得金光闪闪，华丽非凡。细节处装饰繁复，体现了唐代金属工艺的高超技艺。
西安碑林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3件，都能看到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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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八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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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誉为“丝绸之路第一碑”，是世界考古史上四大石碑之一，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大秦”指的是东罗马帝国，“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名称。碑文详细记录了景教自唐贞观九年（635年）由阿罗本传入中国，至碑立之时约150年间的发展历程，包括受到唐太宗的接见和官方支持，以及在长安建立教堂的情况。如梵蒂冈博物馆收藏复制品，反映了国际上对该碑的重视和文化交流的延续。第一百三十九件：景云铜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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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云铜钟，全称为“唐景云铜钟”，是现存最大的唐代铜钟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钟身正面有292字的骈体铭文，分为18行，每行17字，字体融合篆隶与楷书，由唐睿宗李旦亲笔书写，内容涉及道教教义、钟的制作背景及对钟的赞颂。中央电视台每年春节晚会播放的“新年钟声”即为景云钟的录音，其声音成为新年的标志性声音之一。第一百四十件：唐昭陵六骏石刻（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4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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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六骏是唐代陵墓雕刻艺术的杰出代表，位于陕西省礼泉县的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这组石刻作品由六块大型浮雕石屏组成，每块石屏上雕刻了一匹李世民生前骑乘过的战马，它们分别是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这些石刻不仅是对战马的纪念，也是对唐太宗征战功绩的颂扬，体现了唐代石刻艺术的高超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国内真品剩余四骏（特勒骠、青骓、什伐赤、白蹄乌），“飒露紫”和“拳毛騧”两骏收藏于美国宾大博物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国博有完整复制品。
南京市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2件，都能看到真品。这和南京博物院是两家博物馆，大多数人会有些迷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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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一件：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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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是三国时期东吴晚期的杰出瓷器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壶身采用青釉，釉下绘有褐彩，这种釉下彩绘技术在中国瓷器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将釉下彩工艺的历史提前了近五百年。作为中国最早的彩绘瓷器之一，它不仅是瓷器技术发展的里程碑，也是研究三国时期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和艺术风格的重要实物资料。第一百四十二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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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中国瓷器三绝之一，是一件极为珍贵的瓷器艺术品，代表了元代青花瓷的巅峰之作。腹部绘制“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历史故事，通过萧何、韩信和艄公的形象，以及松、竹、梅、芭蕉、山石等背景，生动展现了一幅历史画卷。
甘肃省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2件，都能看到真品。
第一百四十三件：东汉铜奔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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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马超龙雀”，是东汉时期的一件青铜雕塑杰作。这件艺术品不仅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瑰宝，也是国宝级文物，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体现了汉代高超的工艺技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第一百四十四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人形双系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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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人形双系瓶，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它体现了仰韶文化时期先民的审美观念和制陶技术。人头像细节丰富，包括披散的头发、整齐的短前额发、高鼻梁、扁圆形的空洞眼睛和嘴巴，以及耳朵上的小穿孔。
苏州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2件，都能看到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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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五件：五代秘色瓷莲花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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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越窑秘色瓷莲花碗，是一件珍贵的瓷器艺术品，代表了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的卓越工艺。
托盏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莲花，体现了当时佛教文化的影响。碗形似盛开的莲花，盏托则模拟荷叶，两者结合，既实用又美观，展现了自然与艺术的和谐统一。
第一百四十六件：宋真珠舍利宝幢（含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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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珠舍利宝幢，是一件极为珍贵的佛教艺术品。
宝幢综合了木雕、描金、玉雕、穿珠、金银细工等技艺，共用珍珠四万余颗，展现了宋代手工艺的高超水平。
佛宫位于须弥山之上，中心为八角形经幢，内含两张雕版印《大隋求陀罗尼》经咒和浅青色瓷瓶，瓶内藏有九颗舍利子。
曾有专家估价至少50亿，确实价值连城。
中国考古博物馆拥有“禁出文物”2件，都能看到真品。这两件文物都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让更多人可以看到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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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七件：嵌绿松石象牙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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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嵌绿松石象牙杯是一件珍贵的商代工艺品，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的妇好墓。
杯身被绿松石条带分为四段，每段装饰着不同的图案，如兽面纹、夔纹和饕餮纹，绿松石用于镶嵌眼睛、眉、鼻等细节。运用了线刻、浮雕和镶嵌技术，尤其是绿松石的使用，增加了色彩对比，使整个器物显得更加华美。
妇好，商王武丁的配偶，不仅是一位王后，还是一位女战神，其墓葬的丰富陪葬品揭示了她非凡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一百四十八件：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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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第一龙陶，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内壁的朱红彩绘龙纹独特，龙形融合了蛇身、鳄鱼头的特征，口中吐出类似禾苗的舌头，形象神秘而生动，体现了早期龙图腾的原始形态。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此陶盘上的龙纹反映了龙文化从简朴向繁华的演变，是权力和崇拜的象征，也是当时社会宗教和艺术的结合体。
南越王博物院拥有“禁出文物”2件，都能看到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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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九件：犀角形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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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角形玉杯，是一件珍贵的古代艺术品，尤其以其独特的造型和历史价值而著称。作为汉代遗作，它在玉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汉玉中的稀世之宝”。这件玉杯不仅是一件实用的酒器，更是艺术与工艺的完美结合，其精美的纹饰和流畅的线条展示了汉代玉雕艺术的高峰。
第一百五十件：铜屏风构件（5组1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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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屏风构件（5组11件）是一套珍贵的西汉时期青铜器，这些构件原属于南越王墓中的铜屏风，是2000多年前的文物，发现于1983年广州象岗山的南越王赵眜墓。
这些构件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还富含象征意义，如朱雀代表火与南方，龙则象征皇权和水元素，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崇拜和宇宙观。
第一百五十一件：北宋定窑白釉刻花龙首净瓶
收藏于定州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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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定窑白釉刻花龙首净瓶是一件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瓷器，它代表了宋代定窑瓷器的巅峰之作。瓶身修长，颈部细长，肩部圆润，腹部饱满，下腹逐渐收窄，底足外撇。最显著的特点是瓶颈一侧塑有一尊生动的龙首流，龙首细节刻画精细，展现出昂首挺胸的气势。净瓶在佛教中是重要的法器，用于盛水，象征着净化和重生。这件龙首净瓶的制作，反映了宋代佛教文化的盛行以及瓷器与宗教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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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座屏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它不仅展现了东汉时期高超的玉雕技艺，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和艺术审美。
主体部分通过透雕呈现神话故事，上层通常雕刻西王母，周围环绕朱雀、羽人、玉兔、九尾狐等，下层则可能雕刻东王公，形象生动，富有神话色彩。
第一百五十三件：吴彩绘季札挂剑图漆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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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彩绘季札挂剑图漆盘是一件珍贵的三国时期文物，1984年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墓中被发掘，现藏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季札挂剑的故事不仅体现了个人品德，也反映了古代吴国的文化和礼仪。这件漆盘的发现，为研究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艺术风格以及漆器制作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第一百五十四件：吴皮胎犀皮漆鎏金铜扣耳杯（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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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皮胎犀皮漆鎏金铜扣耳杯，是三国时期吴国的珍贵漆器，1984年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墓中出土，现藏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犀皮漆并非使用真正的犀牛皮，而是通过特殊的漆艺技术，利用漆灰堆叠形成高低不平的表面，再涂上不同颜色的漆层，经过打磨后形成类似犀牛皮或虎皮的自然纹理，色彩斑斓，光泽绚丽。作为迄今发现最早的犀皮漆器实物，它将犀皮漆器的出现时间提前了近600年，对研究中国古代漆器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百五十五件：朱然墓出土漆木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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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然墓出土的漆木屐，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重要文物，1984年在安徽省马鞍山市的朱然墓中被发掘。朱然墓漆木屐的发现，颠覆了之前普遍认为木屐为日本先发明的观点，证明了木屐文化最早源自中国，并通过文化交流传播至日本。
收藏于马鞍山市博物馆。
第一百五十六件：朱然墓出土贵族生活图漆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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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然墓出土的贵族生活图漆盘，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三国时期文物。漆盘内壁绘有十二人，分为三层场景，展现了贵族的日常生活。上层为宴饮，四人跪坐宴饮；中部为梳妆、对弈和驯鹰；下层描绘出游，一人骑马，一人随行，体现了当时贵族生活的丰富多彩。![]()
唯一保存在国内的“梁山七器”，太保鼎不仅代表了西周青铜铸造技术的高峰，也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研究西周政治、礼仪制度以及青铜文化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
该鼎历经多位名家收藏，包括李宗岱、丁麐年、徐世昌等，徐世昌在《水竹村人集》中专门记载了获得此鼎的过程，并对其高度评价。最终，1958年由徐世昌的孙媳张秉慧女士捐赠给天津博物馆。
第一百五十八件：隋白釉龙柄双联传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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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白釉龙柄双联传瓶，是一件集艺术、工艺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的珍贵瓷器，代表了隋代白瓷制作的巅峰。
双腹相连，中间有杯式口，肩部对称塑有两条生动的龙形柄，龙头深入瓶口，双平底刻有铭文“此传瓶，有並”。现藏于天津博物馆，国博也有类似的一件，但底部没有铭文。![]()
北朝方格兽纹锦，是一件珍贵的古代丝绸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方格兽纹锦不仅反映了北朝时期的织造技术和审美趣味，还揭示了当时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流，新疆作为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节点，其出土的此类文物是这一历史背景的实物证据。
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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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是一件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文化象征意义的汉代蜀锦文物。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为篆体汉字，寓意吉祥，反映了古代星占学中的重要占辞。古人认为“五星连珠”是祥瑞之兆，此织锦上的文字被一些人解读为预示着未来的繁荣与统一，与现代中国的国名巧合，增添了其神秘色彩。
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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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蓝釉白龙纹梅瓶，是一件极为珍贵的瓷器，代表了元代瓷器艺术的巅峰，是景德镇御窑的杰出作品。
全球仅存三件，分别收藏于扬州博物馆、北京颐和园和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其中扬州博物馆的这件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无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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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是一件代表唐代长沙窑瓷器艺术成就的珍贵文物。
长沙窑是釉下彩装饰的先驱，此罐的褐蓝彩绘在烧制前直接施于胎体上，然后覆盖透明或青色釉，经过高温烧制，色彩与釉面融为一体，不易磨损。
“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长沙窑瓷器大量外销，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这件双系罐是这一贸易往来的实物证据，展示了唐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繁荣。
此文物收藏于扬州博物馆。
第一百六十三件：北宋刻开宝藏本《阿惟越致经》（1卷）![]()
北宋刻开宝藏本《阿惟越致经》（1卷）是一件极其珍贵的佛教文献，属于中国印刷史和佛教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物。
北宋刻开宝藏本《阿惟越致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方雕版印刷的大藏经，始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完成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由宋太祖赵匡胤下令雕造，以《开元释教录》为底本，共收录480帙，5048卷。
此文物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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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刻本《范仲淹文集》（30卷），是宋代文学与政治家范仲淹的诗文集，代表了宋代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现存最早的版本，反映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成就，每叶9行，每行18字，字体端庄，避讳严谨，体现了宋代书籍的规范与审美。避讳与字体：宋讳严格，如“勖、树、署、顼”等字缺笔处理，显示了对当时皇室的尊重。![]()
常阳太尊石像，又称为常阳天尊石像，是一件珍贵的唐代道教文物，代表了唐代雕塑艺术的高峰。
作为道教中极为重要的神祇太上老君的造像，常阳太尊石像体现了唐代皇室对道教的推崇，反映了李唐王朝将老子尊为先祖的宗教政策。
收藏于山西省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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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变相碑，是一件具有极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唐代石刻文物。
碑身正面以浮雕形式展现了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前后的情景，包括“纳棺”、“临终遗戒”、“荼毗”（火化）、“送葬”等重要环节，以及难陀供养图。背面则雕刻了“母说法”、“焚棺”、“双足显圣”、“天界起塔”等图，全面描绘了涅槃故事。
收藏于山西省艺术博物馆。
第一百六十七件：铸客大铜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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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客大铜鼎，又名楚大鼎或大铸客鼎，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青铜重器。鼎是青铜器中最重要的礼器，一直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中国现存最大的青铜器之一。毛主席参观时都兴奋地说：“好大的一口鼎，能煮得上一头牛哇。”2014年，为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在纪念馆永久设立国家公祭鼎，国家公祭鼎就是以铸客大鼎为原型。第一百六十八件：商太阳神鸟金箔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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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太阳神鸟金箔片，又称为“太阳神鸟金饰”，是2001年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属于商代晚期的杰作。
太阳神鸟金箔片厚度极薄，仅0.02厘米，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重约20克，含金量高达94.2%。其图案分为内外两层，内层为一个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旋转的光芒，象征太阳；外层则有四只逆时针飞行的神鸟，首尾相接，围绕太阳旋转，寓意深刻。2005年，太阳神鸟金箔片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北魏刺绣佛像供养人，是一幅珍贵的文物，出土于1965年敦煌莫高窟125和126窟之间的石缝中，现藏于敦煌研究院。画面中心为一尊佛像，右侧有菩萨侍立，下方则排列着五位供养人，包括鲜卑王族的成员，如广阳王母、妻、两个女儿及一名女尼。人物服饰精致，反映了鲜卑贵族的服饰特色，如合欢帽和左衽袍服。已知最早的满地绣像及佛教刺绣作品，它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体现，也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第一百七十件：韩琦《行楷信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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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韩琦行楷信札卷》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韩琦的书法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行楷信札卷》不仅展示了韩琦的书法技艺，也反映了宋代文人书法的审美追求，即在规范中求变化，于严谨中见洒脱。![]()
战国水晶杯，作为中国战国晚期的杰出文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且最完整的一件，其独特性和历史价值使之成为国宝级文物。这件文物的出现挑战了人们对古代工艺的认知，其与现代设计的相似性引发了“穿越”之说，虽然这只是幽默的联想，但它确实激发了公众对古代文明的好奇心。战国水晶杯的存在证明了古代中国在材料科学和手工艺方面的卓越成就。![]()
西汉错金银镶松石狩猎纹铜伞铤是一件珍贵的古代文物，它展现了西汉时期高超的金属工艺，这件铜伞铤长26.5厘米，直径2.6厘米，出土于1965年河北定县三盘山的西汉墓葬中，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铜伞铤的表面装饰着狩猎纹样，分四段描绘了生动的场景，包括人骑象、山林间奔跑的马鹿、兔熊等动物，以及飞翔的鸟类，如仙鹤、雁和鹰，展现了当时狩猎活动的生动画面，反映了贵族生活的狩猎文化。第一百七十三件：秦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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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简《数》包含约220余枚简，涉及13类算题，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数学算题集之一。秦简《数》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在数学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乘法口诀表的发现甚至早于西方同类文献600多年，彰显了中华文明在数学领域的卓越贡献。第一百七十四件：北宋官窑贯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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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瓷代表了宋徽宗的审美追求，是御制官瓷的典范，开创了官窑瓷器的先河。贯耳尊源自宋代，灵感来自古代的投壶，一种传统游戏器具，其原型可追溯至两汉时期的陶质投壶。这一件我没见过真品，入选195是我没看懂的，个人觉得北京故宫的宋官窑青釉蒜头瓶更有代表性。或是应该是下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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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五件：战国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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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是《老子》一书的早期版本，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与后来的马王堆汉帛书本、北大汉简本及传世本相比，郭店楚简《老子》有较大差异，提供了更接近原著的文本，对研究《老子》的原始面貌至关重要。第一百七十六件：红山文化女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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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女神像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杰出艺术作品，发现于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女神像为陶土制成，头部复原后接近真人大小，高约22.5厘米，宽约16.5厘米，面部特征为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如高颧骨、薄嘴唇，眼珠则用绿色玉片镶嵌，展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女神像的发现表明红山文化中存在对女性神祇的崇拜，可能与母系社会的信仰体系相关。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显示，这些女神像可能用于宗教仪式，象征着权力、生育力或祖先崇拜。收藏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博物馆有复制品。第一百七十七件：唐越窑青釉褐彩云纹五足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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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越窑青釉褐彩云纹五足炉是一件珍贵的唐代陶瓷艺术品，它不仅展现了唐代越窑的精湛技艺，也是中国香文化与审美情趣的体现。整体施以青釉，釉色青黄相间，表面还装饰有褐彩，形成鲜明对比。褐彩主要体现在云纹、蝙蝠等吉祥图案上，增添了器物的艺术美感。
第一百七十八件：夏七孔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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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七孔玉刀是夏朝时期的一件重要文物，它不仅体现了当时高超的玉器加工技术，还为研究夏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玉刀长65厘米，最宽处约9.5厘米，最厚处0.4厘米，刃部最薄处仅0.1厘米，显示了精细的打磨技艺。第一百七十九件：西汉茂陵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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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茂陵石雕，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的茂陵博物馆，是汉代石雕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珍贵文物。这些石雕主要分布在汉武帝陪葬墓霍去病墓的四周，它们不仅展现了汉代雕塑艺术的高超技艺，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第一百八十件：东汉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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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摇钱树是一种独特的古代青铜工艺品，它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也是研究汉代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的重要文物。东汉摇钱树是一种独特的古代青铜工艺品，它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也是研究汉代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的重要文物。第一百八十一件：王齐翰《勘书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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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书图》是五代南唐时期著名画家王齐翰的杰作，这幅画作以绢本设色的形式呈现，现收藏于南京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
《勘书图》不仅因其艺术价值而闻名，还因为画上留有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题字“勘书图”和“王齐翰妙笔”，以及南唐后主李煜的“建业文房之印”等，这些题识增添了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第一百八十二件：铜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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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铜车马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杰出代表，1980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帝陵封土西侧出土，现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这组铜车马由两乘组成，分别为“立车”和“安车”，按照秦代真人车马的1/2比例制作，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模型，被誉为“青铜之冠”。“安车”虽然豪华，但只有“4驾”，必然坐的不是秦始皇。第一百八十三件：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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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纸本，是1991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惊人的考古发现，它不仅是西夏时期佛教文献的珍贵遗存，更是改写世界印刷史的重要文物。此佛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其排版中的错误，如汉字“十四”的“四”上下颠倒，证明了其为活字印刷而非雕版。这一发现将木活字印刷术的使用时间从传统认为的元代提早到了宋代，对印刷史有重大意义。第一百八十四件：红地云珠日天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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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地云珠日天锦是北朝时期的一件珍贵文物，具体年代大约在公元439年至581年间。这件织物残片长48厘米、宽28厘米，采用1:1平纹经锦的织造技术，以红色为底色，点缀以黄色等色彩，形成鲜明的视觉效果。
其图案设计独特，主要以日天（太阳神）和狩猎场景为主题，同时织有“去”、“昌”等文字，这些元素融合了丰富的文化象征和宗教意义。
收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第一百八十五件：战国简《金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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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简《金縢》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的一份重要文献，属于2008年清华大学校友捐赠的战国时期竹简之一。这批竹简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因其内容丰富，包含了许多前所未见的经、史类书籍，对研究中国早期历史和文化具有极高的价值。
《金縢》与传世的《尚书·金縢》有密切关系，但存在显著差异，提供了关于周武王、周公旦等历史人物的新视角和可能未被后世文献记录的细节。
第一百八十六件：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彩陶八角星纹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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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彩陶八角星纹豆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杰出艺术品，代表了大汶口文化在陶器制作上的高度成就。八角星纹是大汶口文化特有的装饰元素，象征太阳或宇宙的秩序，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和宇宙观。这些图案简洁而富有象征意义，色彩对比强烈，和谐统一。第一百八十七件：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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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睿墓的《鞍马出行图》壁画，是北齐时期的一件艺术杰作，位于太原市南郊王郭村的墓道西壁中栏。这幅壁画以其精湛的技艺、生动的场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而著称，是中国古代壁画中的瑰宝。作为北朝绘画的代表作，它不仅展现了当时的艺术水平，也反映了中古时期中国与游牧民族文化交流的痕迹，是研究北朝社会、文化、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第一百八十八件：西周伯矩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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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矩鬲，全称为“牛头纹带盖伯矩鬲”，是西周初期的一件青铜炊具，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这件国宝级文物现存于首都博物馆。
伯矩鬲的盖内及器身颈内壁铸有相同的阴文铭文，共30字，记录了燕侯赏赐伯矩贝币，伯矩以此铸造青铜器以纪念其父的情景，为研究西周早期的政治、经济和礼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一百八十九件：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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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是一件珍贵的古代铜镜艺术品，出土于陕西西安红庙坡村，距今已有约2000年的历史。彩绘以石绿色为底，绘制了四个朱红色八瓣圆形花朵，花朵上点缀白色，周围绿叶环绕，色彩对比鲜明，富有生机。外区：红色地彩上，通过四个圆形纹饰分隔成四个场景区域，每个区域描绘了不同的贵族生活场景，包括出行、谒见、狩猎、宴饮，共绘有17个人物，以及树木、草地、野兽等，画面连贯，故事性强。第一百九十件：元“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龙钮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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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是一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龙钮玉印，它不仅是元代宗教与政治权力的象征，也是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重要物证。这枚玉印制作于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期间，用于授予萨迦派的高僧，尤其是国师级别的僧侣，以表明其在宗教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元朝通过设立帝师制度，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和宗教领袖的控制，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重视。第一百九十一件：汉红地对人兽树纹罽（ji）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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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出土于新疆尉犁营盘遗址的15号墓，属于东汉中晚期。这件袍服展现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图案以红地为底，装饰有人、兽、树纹样，人物形象裸体，手持兵器，表现出不同的对练姿态，反映了古希腊、罗马艺术影响下的风格，而兽纹如牛、羊，则是波斯装饰艺术的体现，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第一百九十二件：西汉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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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是一件极为珍贵的青铜文物，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属于西汉时期滇国的产物，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这件贮贝器不仅展示了古滇国的青铜铸造技艺，还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古代滇国宗教仪式和社会生活的窗口。器盖上铸有精细的立体群雕，中心立有一根铜柱，柱上盘绕二蛇，顶端站立一虎，底座横卧鳄鱼，柱旁和周围则生动地展现了杀人祭柱的祭祀仪式。场景中包括被绑的牺牲者、执法者、围观的民众，以及可能的主祭人乘坐的肩舆，人物众多，表情动作各异，生动再现了古滇国的宗教仪式。第一百九十三件：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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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是一件珍贵的唐代文物，它不仅是金银工艺的杰作，也是唐代社会文化生活的生动体现。这件酒令器具出土于江苏镇江丁卯桥唐代窖藏，其独特之处在于将儒家经典与饮酒游戏相结合，展现了唐代文化的繁荣与包容。
令筒内含50枚酒令筹，每枚正面刻有《论语》中的语句及饮酒规则，背面则具体指示饮酒行为。
现藏于镇江博物馆。
第一百九十四件：齐王墓青铜方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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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王墓青铜方镜是西汉时期的一件重要文物，它不仅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还展示了汉代艺术的审美特征。镜长115.1厘米，宽57.7厘米（或57.5厘米），厚度为1.2厘米，重量达到56.5千克。青铜方镜背部设计独特，设有五个环形弦纹钮，两短边各铸有两个钮，这样的设计可能与使用时的支撑有关。每一环钮周围饰以柿蒂形纹，背部主体装饰有夔龙纠结图案，这些龙形纹样卷曲交错，展现了汉代青铜器的典型风格，富有动感和神秘色彩。第一百九十五件：青花釉里红楼阁式人物谷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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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瓷器集釉里红、红釉、青白釉、青花四种高温釉于一身，这在元代瓷器中绝无仅有，是迄今唯一件有明确纪年的元代青花釉红釉瓷。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世之孤品，国之瑰宝。2002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
195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每一件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这些文物覆盖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清朝的各个历史时期，是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实物证据。它们见证了不同朝代的社会变迁、技术进步和文化发展，是“文化自信”的根源。
作为国家的文化遗产，这些文物在博物馆展出，让我们能真真切切地与历史对话，感受华夏文明的一次次冲击。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在中华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