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所有的教材都是教育部出的？其实只有思想政治，语文，历史，这三门才是教育部统一编制的，真正的国家甄选。来看看这些根红苗正的文物吧。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何尊，作于周成王五年，是西周已知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青铜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贾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一级文物，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其造型庄严厚重，纹饰精美，铸制精工，宏伟雄奇。内底有铭文122字，为研究西周初年的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中国”在这里的含义，大家比较认可的共识是“其余住在中国地区的商诸侯，先自行治理那里的民众”，那时 “天下”的中心——伊河、洛河流域，是今天的洛阳。也有另一种解释是，:“(派)余其(祖庚)驻扎在中国地区，自行制定刑罚治理那里的民众”。这里的中国指的是古埃及的所在地，西周那时已征战并占领了阿拉伯半岛。
孰是孰非，还是等等专家老师们有新发现，有更确切的解释。元谋人的两颗上门齿化石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之一，其生活年代大约在170万年前。这标志着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人类历史的起点。牙齿的形态特征，如粗壮、铲形、底结节发达等，与直立人（Homo erectus）的特征相符，支持了元谋人属于直立人这一分类。这有助于科学家理解直立人在人类进化史中的地位，以及从南猿向直立人过渡的阶段。北京人牙齿化石的发现标志着中国境内首次系统性地发掘出古人类化石，填补了人类起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空白。这些化石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使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通过对北京人牙齿化石的研究，科学家们能够追溯到大约5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这为研究人类如何从古猿进化而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收藏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和中国地质博物馆。 （全部为复制品）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二十世纪初期东亚地区发现的第一个直立人种化石，对于研究人类起源特别是直立人在东亚地区的演化过程至关重要。这些化石提供了关于早期人类形态、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等方面的重要线索。在1941年，为了避免化石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北京人化石计划被转移至美国暂存，但在转移过程中，包括牙齿化石在内的所有北京人化石神秘失踪。至今，这些化石的下落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因此，目前并没有确切的公共收藏地点可以指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存放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器是一件来自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珍贵艺术品，中间部分由五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构成太阳纹，外圈上端刻有象征太阳光芒的火焰状纹饰。两侧刻有圆眼、钩喙、伸脖昂首相望的双鸟纹。器物边缘采用线条洗练简洁的纹饰，整体以阴线形式雕刻。双鸟朝阳纹可能与河姆渡人的图腾崇拜有关，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对太阳作为生命之源的崇拜。双鸟形象可能象征着繁殖力和生命力，是当时文化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骨笛是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8000年至9000年。骨笛由丹顶鹤的尺骨制成，通常长约20厘米，直径约1.1厘米，外表呈土黄色且质地晶莹亮洁，犹如玉石。大多数骨笛有7个孔，能够演奏七声音阶。贾湖骨笛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乐器实物，也是研究早期人类音乐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这些刻符龟甲年代约为8000年前。龟甲上刻有至少17个契刻符号，这些符号被认为是汉字的早期形态。贾湖契刻被认为可能与中国文字的起源有关，为研究汉字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7、（历史书第十二页）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牙雕蚕这件牙雕蚕不仅是迄今发现的仰韶时期与养蚕及丝绸起源相关联的最直观实物资料之一，还被认为是国宝级文物。它证明了在大约5300年前，河洛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开始养蚕缫丝，并且对蚕的生活习性有了深入的理解。牙雕蚕是由猪獠牙雕刻而成，长度约为6.4厘米，厚度约为0.1厘米。这件作品虽然体积不大，但是其形态逼真，细节刻画精细，包括蚕的腹足、胸足和头部特征都清晰可见，显示了当时工匠们的精湛技艺。蛋壳黑陶杯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一种特有陶器，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精美的造型著称，被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器壁极薄，薄度接近鸡蛋壳，通常在0.2到0.3毫米之间，最薄可达0.2毫米。蛋壳黑陶杯具有“黑如漆，薄如纸，明如镜，硬如瓷”的美誉，展示了古代制陶技术的高度发达。人面鱼纹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代表器物，是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新石器时代彩陶工艺的典范。用于夭折儿童的瓮棺葬具，瓮为棺、盆为盖，密封性强，保护夭折孩子的尸骨。环绕陶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彩绘图案，一组为鱼纹，一组为人面鱼纹。人面鱼纹特别引人注目，人面作圆形，五官高度图案化，口衔双鱼，头顶有三角高髻，双耳部位各绘一鱼相互呼应，人、鱼融合一体。甘肃甘谷出土的鲵鱼纹陶瓶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5200年。其高度为38.4厘米，底径12厘米，口径7厘米，采用泥质橙黄陶制作，腹部以黑彩绘制了独特的鲵鱼纹饰。鲵鱼纹陶瓶的设计独特，其上的鲵鱼形象具有人面特征，双目圆睁、大口露牙，身体卷曲似在水中游动，肢爪从两侧伸出，整体形态既写实又富有象征意义。这种纹饰的构图创意在同期文化中较为罕见，它将鲵鱼的头部拟人化，线条流畅，形象饱满，体现了早期人类对自然的观察与崇拜，以及艺术表现力的成熟。该陶瓶不仅是一件生活用品，可能用于盛放酒类液体，具有礼乐和祭祀的功能，而且它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上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是研究新石器时代社会生活、文化习俗和艺术发展的重要实物证据。牛河梁遗址位于中国辽宁省朝阳市，是红山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红山文化大约存在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辽河流域。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特色和工艺水平。玉猪龙通常呈勾曲形，首尾相连，形成一个“C”字形。头部特征明显，包括突出的额头、竖起的大耳朵、圆睁的眼睛、前突的吻部以及鼻间的皱纹。玉猪龙的身体蜷曲，无足，呈现出蛇身的特征。背部靠近颈部位置有一个小圆孔，中央则有一个较大的孔洞，可能用于穿绳佩戴。玉猪龙不仅是红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之一，也是早期龙形器物的雏形。它结合了猪首和蛇身的特征。玉猪龙的出现，被认为标志着中华民族龙图腾崇拜的起源。这件玉琮重量达 13 斤，是目前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重、最大、做工最精美的一件。刻有一个神人兽面图像，神人头戴羽冠，骑跨在一个神兽上。良渚玉琮王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中的一件杰出玉器，它不仅是该文化玉器中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象征。重约6.5公斤，高8.9厘米，上射径达17.6厘米，是已知体积最大、雕工最精美、品质最佳的玉琮。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四面直槽内雕刻的完整神人兽面纹，这种纹饰由神人的头戴羽冠形象和兽面结合，中间为兽面，两侧配以鸟纹，象征着宗教信仰和权力。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钺，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它不仅是良渚文化玉器中的杰出代表，也是研究该时期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工艺水平的重要实物证据。玉钺最显著的特征是两刃角正反两面雕刻的神人兽面纹，这是良渚文化特有的象征性图案，体现了当时的精神信仰和社会结构。神人兽面纹通过浅浮雕技艺展现，细节精致，包括阳起线条的浅浮雕处理，以及独特的钻孔技术，展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圭表是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垂直于地面的标杆叫表，水平放置于地面上刻有刻度以测量影长的标尺叫“圭”。陶寺遗址中期王墓中出土有黑、绿、红三色相间的髹漆木杆、玉琮、玉戚，有学者推测其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圭表”测影仪器，不仅可以确定农时节令，还可以进行大地测量，确定“地中”，表明当时可能已经存在“王者逐中”的意识。青铜器的发明与使用，是人类进入青铜文明时代的标志。陶寺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含砷元素的铜齿轮形器，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砷青铜之一。这件铜齿轮形器外径约11.4厘米，内径7.8厘米，形如齿轮，外缘有发散状齿形突起物29个。出土时，它与在墓主手臂上的一件玉璧紧紧叠粘。有学者推测它表现了朔望月轮回，也有学者认为其为钏饰，即胳膊上的环状装饰物。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数千年来始终有着崇高的地位，至今中华民族仍自称为龙的传人。陶寺龙盘中的彩绘蟠龙，身体饱满而外张，沉稳而强健，威严而神秘，是罕见的艺术珍品。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已经出现了龙的形象，寓意吉祥，陶寺的龙形象也为后世所传承。朱书扁壶出土于陶寺遗址城址内的居住区，上面有红色颜料书写的两个字，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器具书写。其中一个为“文”字，另一个字学界有“尧”“命”“邑”等多种解释。朱书文字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和判定“尧都”具有重要意义。耜是古代一种翻土的工具，是犁的前身。陶寺遗址26号墓北壁壁龛内，放置着一件具有礼器性质的骨耜，刻有耕作农具的象形图案。有学者认为此图案为“辰”字，即“农”的本字，它的出现可能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到4000年前。以复合陶范铸造青铜礼乐器，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陶寺铜铃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它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可能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同时也是迄今所见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很可能是后来青铜编钟的先祖之一。陶寺铜铃的出现，“标志着构成中国三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可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玉神面是一件祭神的礼器，但不见通常的狞厉怪异，造型典雅柔和，神态安详神秘，玉质晶莹润泽，彰显出墓主人不同寻常的尊贵身份，反映了陶寺遗址与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的文化交流。礼器，是“礼”的物化载体，既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区别等级的标志。陶寺墓葬依照等级高低，随葬规格不同的成套礼器，并形成一定的规制。大型墓葬中，随葬品颇为丰富，发现有石磬、土鼓和鼍鼓组成的乐器组合，是“王”的身份象征，并具备了礼仪乐器的功能，是陶寺礼乐文明的重要代表，开创了三代礼乐制度的先河。鼓是中国较早出现的传统乐器之一，除了未能保存下来的木鼓，这是已知鼓类乐器的最早标本，以陶为腔，顶端蒙皮。它出土于陶寺遗址大型墓葬，除了歌舞祭祀的乐器功能之外，还体现着墓主的特殊身份。磬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石质乐器，古人认为其声清脆悠扬，可以通神达天，因称“天籁”。这件陶寺遗址出土的特磬是目前发现年代最久远的石磬，器型硕大、音响清越，是后世编磬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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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历史书第二十三页）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是一件极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其发现和研究为了解夏朝文明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件绿松石龙形器是已知的最大规模的绿松石组件，它不仅展示了当时高超的镶嵌技艺，还反映了古代人们对龙这一神圣生物的崇拜。此外，这件作品对于理解古代中国艺术风格、宗教信仰以及手工艺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绿松石龙形器由超过2000片精心加工的绿松石碎片拼嵌而成。整个龙形器的长度达到64.5厘米，宽度约为4厘米。与其他早期龙形象文物相比，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十分罕见，堪称“中华第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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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二里头青铜爵不仅代表了早期中国的青铜技术，还象征着社会等级制度和礼仪文化的形成。青铜爵被视为贵族阶层的重要标志物，体现了夏代晚期的青铜礼乐文明。此时的青铜爵可能主要用于特定的仪式，而不是日常饮酒。例如，文献记载天子在祭天时，持爵将酒沿着束好的香茅草叶缓缓注入玉璧的圆孔中。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爵，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其他遗址中很少发现类似的青铜器，这反映了二里头文化在当时的高度发达和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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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又称为“武王征商簋”，是一件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西周早期青铜器，是国家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之一。利簋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底部的32字铭文，这是它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所在。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具体到“甲子日早晨”，武王伐商成功，晚上占领朝歌的情景，这与《尚书》等古籍中的记载相吻合，帮助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份——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填补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缺乏确切纪年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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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好墓位于河南安阳殷墟，是唯一一座未被盗掘的商王室墓葬，出土了丰富的陪葬品，其中包括750多件玉器。玉凤是这些玉器中的一件，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凤造型。整体造型优美，线条简洁，特别是头部的羽冠设计独特，增加了神秘感。玉凤采用凸出阳线的手法来表现羽毛，工艺精细，展示了高超的玉雕技艺。在中国文化中，凤通常被视为女性的象征，与龙共同代表着吉祥和美好，妇好墓玉凤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化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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钺不仅是兵器，更是政治和军事权力的象征。妇好墓出土的署名钺、随葬兵器和妇好墓中甲骨卜辞中多次提到妇好参与征伐方国的记录，表明她当时具有很高的军事指挥权，是一位杰出的女将军。
妇好墓中出土了两件大型青铜钺，最出名的就是虎食人头铜方钺，钺身一面中部有“妇好”铭文。
通长39.5厘米，刃宽约37.3厘米，肩宽28.9厘米，重达9千克。钺上饰有双虎扑噬人头纹，刃口为弧形，平肩，肩部有两个对称的长方形穿，肩下两侧有六对小槽。
钺身两面靠肩处均饰虎扑人头纹，人头居于两虎之间，圆脸尖下巴，大鼻小嘴，双眼微凹，两耳向前；虎作侧面形，大口对准人头，作吞噬状。
以雷纹为底地，虎后有一夔。
另一件大型铜钺，钺两面都饰有一首两身龙纹，其上铸有“妇好”二字铭文。尽管从华丽程度来看略逊于“虎食人头铜方钺”，但其规格基本相同，代表的地位与权力也相当。
用动物形态设计成酒器尊的外形，为中国青铜器的一个特点。此器形态稳重，虽然四足矮短，但牛首上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使造型与实用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牛鼻上穿有一环，说明了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来驯服牛了，是研究中国牲畜驯化史的一件宝贵的实物资料。![]()
九鼎：鼎是古代重要的礼器，尤其在周朝，鼎的数量代表了使用者的身份和等级。九鼎是周天子专用的礼器，象征着最高的政治权力和地位。簋：簋是盛放饭食的礼器，通常与鼎配套使用。九鼎配八簋是周天子的最高礼制配置，体现了极其尊贵的地位。背景：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权威逐渐衰落，各诸侯国纷纷崛起，开始挑战周天子的权威。郑国在这一时期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自己的地位。具体表现：郑国的诸侯僭越使用了九鼎八簋，这是对周天子礼制的严重挑战。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周礼的规定，也显示了郑国的野心和对周天子权威的蔑视。影响：郑国的僭越行为加剧了春秋时期的混乱局面，使得各诸侯国更加大胆地违背礼制，进一步削弱了周天子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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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剑是一把具有极高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青铜剑，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望山楚墓群1号墓中。剑身靠近剑格处刻有鸟篆铭文“越王鸠浅（即勾践）自作用剑”，字体繁复美观，布局疏密得宜，线条流畅。出土时光亮如新，仍然非常锋利，可以轻易划破20张普通打印纸。因为剑身经过硫化处理，表面形成了一层硫化物保护膜，有效防止了铜与空气接触，从而避免了生锈。这种技术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是一项非常先进的工艺。越王勾践剑出现在楚国墓葬中，引发了多种猜测。一种说法是楚国在灭越过程中将其作为战利品带回国；另一种说法是越王勾践将剑作为陪嫁之物送给了楚昭王的女儿，后被楚昭王赏赐给楚国贵族昭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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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壶通体遍布图案，内容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2300多年前战国时期巴蜀大地上生产、生活、军事、礼俗的多个生活的侧面。通体用金银嵌错出丰富多彩的图像，画面分四层：第一层，习射和采桑。第二层，宴乐战舞（四川流行的巴渝舞）和弋射、习射。第三层，水陆攻战，左为步战仰攻，右为水陆战争。第四层，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在这件高仅有40厘米的壶面上，竟刻画了200多个人的形象，个个有特色，另外还有其他景物，表现了制造者高超的技艺，同时显示了巴蜀地区独特、精湛的嵌错工艺。
战国时期的商鞅方升，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青铜器，它不仅是度量衡的标准器，也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实物证据。方升上刻有两组铭文，一组记录了商鞅变法时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的度量标准，另一组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诏书，表明秦统一后仍沿用商鞅的度量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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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青铜冰鉴，是一件集古代科技与艺术于一身的杰出文物，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冰箱”。这件珍贵的青铜器于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的曾侯乙墓中出土，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具有双层结构，外层为方鉴，内层嵌套一个方尊缶，两者之间留有空间，可以用来放置冰块或热水，从而实现对内藏酒水的冷却或加热，体现了古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自然环境的巧妙利用。青铜冰鉴的尺寸长宽均为76厘米，高63.2厘米，重约170公斤，其制作工艺复杂，采用了混铸法、分铸法和失蜡法等多种青铜铸造技术，展示了战国时期高超的金属加工技艺。器物外表装饰华丽，布满了蟠螭纹、蕉叶纹、勾连云纹等繁复的纹饰，四角各有拱曲的龙形耳钮，设计精巧且富有美感，不仅实用，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35、（历史书第三十九页）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这一发现对研究《老子》及先秦至汉初的思想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帛书《老子》的发现，颠覆了人们对《道德经》文本的传统认识，揭示了古代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可能经历的变异。与通行的《道德经》相比，帛书《老子》在篇章顺序、文字内容上都有显著差异。通行本《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两部分，而帛书版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与后来的版本截然不同。此外，帛书《老子》中存在大量与传世本不同的文字和句读，有的甚至意义相反，如“大器晚成”与“大器免成”的区别，这些差异为理解《老子》的原始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
36、（历史书第四十一页）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竹简海昏侯墓中发现了约5200枚竹简，内容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等文献，其中就有失传许久的《论语·知道》篇，考古人员初步断定属《论语》的《齐论》版本，其文献学价值之大，不言而喻。西汉时期，《论语》分为《鲁论》《齐论》和《古论》三个版本。《齐论》相比其他版本，多了《问王》《知道》两篇，《齐论》失传于汉末魏晋，距今约1800年。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简500余枚，每简容24字，通篇抄写严整，书风总体庄重典丽，但存在变化，似非出自同一人之手。该《论语》抄本保存有《智道》（即《知道》）篇题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简文，说明此本应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论》。海昏侯墓是迄今所见殉葬《论语》抄本最早的墓葬，海昏简《论语》使我们得以一观《齐论》原貌，在经学研究方面具有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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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太阳神鸟金箔片，又称为“太阳神鸟金饰”，是2001年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属于商代晚期的杰作。太阳神鸟金箔片厚度极薄，仅0.02厘米，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重约20克，含金量高达94.2%。其图案分为内外两层，内层为一个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旋转的光芒，象征太阳；外层则有四只逆时针飞行的神鸟，首尾相接，围绕太阳旋转，寓意深刻。2005年，太阳神鸟金箔片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商朝的牛骨卜辞中有关于日食的记载，这些珍贵的文物提供了早期人类观测天文现象的证据，尤其是对日食这一罕见而神秘的自然现象的关注。
这些卜辞不仅反映了商代的天文知识水平，还展示了他们通过占卜来理解并应对天象变化的社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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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系统，主要流行于商朝晚期，尤其是商代后期的都城安阳殷墟。这些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上，尤其是牛肩胛骨和龟腹甲，因此得名“甲骨文”。
甲骨文的内容丰富多样，但以占卜记录为主，涉及政治、军事、农业、气象、疾病、生育、狩猎等多方面内容，为研究商朝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些卜辞通常由卜辞、占辞、验辞等部分组成，详细记录了占卜的日期、卜问的问题、占卜的结果以及事后是否应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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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四羊方尊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属于商朝晚期的青铜礼器，主要用于祭祀。尊体装饰丰富，颈部和肩部布满蕉叶纹、夔纹和兽面纹，羊身上则有鳞纹和凤纹，圈足上饰以夔纹，整体线条流畅，展示了商代青铜器的装饰艺术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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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杰作，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礼器之一。作为商代青铜文化的代表，后母戊鼎不仅是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研究商代社会结构、宗教信仰、艺术风格和文字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它见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
42、（历史书第四十七页）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商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艺术品。这些青铜人头像展示了古蜀文明的独特风格和高超的金属加工技术，尤其是金面罩的使用，体现了当时对黄金的尊崇以及对权力和神圣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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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山图玉璋通长54.5厘米，属于“蜀式玉璋”的典型尺寸，具有独特的风格。玉璋上雕刻的图案最初被命名为“祭山图”，学术界普遍认为它描绘了古蜀人手持玉璋进行山川祭祀的场景，体现了古蜀社会的宗教仪式和对自然的崇拜。![]()
西周和春秋时期，从平民到贵族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在生 产生活、祭祀典礼等各种场合，创作并传唱诗歌。这些诗歌被 收集整理成我国现存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共有 305 篇诗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诗经》关注现实，所收诗歌中，有的反映民俗民情，有的歌 颂美好爱情，有的赞扬劳动者勤劳勇敢，有的批判统治者剥削 压迫。《诗经》保存了丰富的先秦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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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是距今2400多年前诸侯的乐器。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重量最重，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曾侯乙编钟，这一套编钟的伟大意义不仅局限于其青铜铸造技艺之精湛、历史文化意义之深远，还在于其可以改变世界音乐史的音乐造诣。
第一次是在1978年出土后不久，演奏了《东方红》等曲目，成为历史性时刻。第二次是在1979年国庆期间，编钟原件在京展出并现场演奏。第三次是为了1997年香港回归，使用原件采音录制谭盾的《1997：天·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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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兵马俑，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是秦始皇帝陵的一部分，代表了秦朝初期的军事力量和雕塑艺术的巅峰。这一考古发现不仅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兵马俑的制作始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作为其陵墓的陪葬品，旨在死后继续维护他的统治。秦朝废除了人殉制度，转而使用陶俑来象征军队，体现了秦始皇的意志和对永恒权力的追求。
现在对于秦始皇陵的考古发掘只是冰山一角，不知道百年以后，我们是否能真正揭开秦始皇陵的面纱。
兵马俑被掩埋在骊山之下，长期处于湿润的土壤环境中，吸收了大量的水分。当陵墓被发掘后，原有的湿度平衡被打破，生漆中的水分迅速蒸发，导致生漆层变形、破碎，最终颜料脱落。这个过程非常迅速，通常只有4、5分钟的时间。![]()
秦半两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秦国，正式成为法定货币是在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但真正全国流通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即公元前221年。秦朝通过颁布货币法，确立了半两钱作为国家统一货币的地位，结束了战国时期货币制度的混乱状态。秦半两的流通范围广泛，覆盖了秦朝的整个疆域，从北长城至南海，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的统一管理。它的使用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还奠定了“圆形方孔钱”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长达两千多年的货币形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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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历史书第五十六页）秦长城
位置：内蒙古固阳，陕西延安，陕西榆林和陕西蒲城县等秦长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道横贯东西的防御工程，它不仅代表了秦朝强大的军事防御体系，也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勇气的象征。秦长城的建设始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之后，为抵御北方匈奴族的侵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在大将蒙恬的主持下，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这项工程是在原先战国时期秦国、赵国、燕国各自修建的长城基础上连接和扩建而成，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全长约一万余里，故称“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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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云梦县城发现秦墓葬。人们根据其地势如虎的情况和春秋时期楚地“虎乳子文”的典故，为此地取名“睡虎地”。墓中包含1155枚竹简、4万余字。睡虎地秦简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它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界此前没有秦代简牍出土的空白。更难得的是，这批秦简内容丰富，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等，将两千多年前大秦帝国的风貌呈现到世人面前。云梦秦简的珍贵之处体现在多个方面，这些竹简不仅为研究秦朝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还揭示了秦朝社会的诸多细节。秦简上详细记载了如缢死、流产、外伤检验等，而且还有明确的检查缢死者的流程，为后世法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秦简《封诊式》是世界上最早的刑事侦查书籍。3000余字内容，以文书格式呈现，详细描述了审讯、犯人、抓捕、自首、惩办、勘验等程序，体现了秦朝成熟的司法制度。《田律》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环保法律条文，规定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措施，显示了秦朝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比如，早春二月、不许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到夏季七月，不许烧草；不许捕捉幼鸟幼兽；不能毒杀水生动物等等。云梦秦简的内容挑战了《史记》等传统史料中的记载，如对陈胜吴广起义原因的重新解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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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它不仅是实用的建筑材料，更是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的艺术品。瓦当位于筒瓦的前端，用于保护檐头免受风雨侵蚀，同时以其精美的装饰增添建筑的美观。
西汉初期至文景时期，瓦当文字紧凑严肃；中期字体宽博，出现龙虎四神等大气磅礴的图案；后期则字体流丽，风格更为圆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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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代表了西汉时期漆工艺的巅峰，展现了古代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卓越成就。这些漆器不仅数量众多，保存状况令人惊叹，而且工艺精湛，装饰华丽，是研究汉代生活、艺术和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器型多样，包括耳杯、盘、盒、奁、几、案、屏风等，其中耳杯数量最多，常带有“君幸食”、“君幸酒”的祝词，反映了宴饮文化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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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历史书第六十五页）汉景帝阳陵陪葬墓园出土的陶仓汉景帝阳陵陪葬墓园出土的陶仓是研究西汉时期农业与仓储制度的重要文物。这些陶仓模型反映了当时粮食储存技术的精细和对食物保存的重视。陶仓模拟了实际的粮仓储存设施，通常呈现为带底座的房屋形状，上部宽大而下部逐渐收窄，顶部采用四阿式屋顶设计，即庑殿顶，模仿了汉代建筑风格，有明显的瓦片形状，增加了美观性和实用性。
功能性细节：仓体上部设有通风窗口，可以调节内部空气流通，防止粮食受潮，同时保持干燥，有利于长期储存。仓体中部开有圆孔，可能用于进一步的通风或检查内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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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一号墓的T型帛画，是西汉初期的一件杰出的艺术作品。这幅帛画全长约205厘米，上宽92厘米，下宽47.7厘米，整体呈"T"形，是用三块单层棕色细绢拼接而成，顶部裹有竹竿，便于悬挂，是汉代丧葬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引导死者灵魂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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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历史书第六十六页）西汉直裾素纱襌衣
直裾素纱襌衣，是西汉时期的一件纺织艺术巅峰之作，1972年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墓中被发掘，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这件文物不仅是中国古代丝织技术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上最轻、最薄的古代服装之一，展现了汉代高超的纺织和染织工艺。![]()
55、（历史书第六十七页）《史记.平准书》书影
《史记·平准书》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撰写的一篇，它详细记录了汉代的经济政策与财政状况，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实施的平准制度。平准，意为平衡市场供需，通过政府干预来稳定物价。这一篇章不仅描述了汉初因秦末战乱导致的经济凋敝，如天子和官员的贫困，以及普通百姓的困苦，还详细介绍了汉朝逐步发展和调整的经济策略。
书中记载，西汉经过70 多年的发展，在没有水旱灾害的年份，百姓家给人足，国家府库钱财充足。京师积累的铜钱很多，因年久不用，穿钱的绳子都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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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历史书第六十八页）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是中国汉代青铜器中的杰出代表，以其独特的设计、精湛的工艺和环保理念而闻名，被誉为“中华第一灯”。宫女形象设计，跪坐执灯，左手托灯座，右手提灯罩，右臂中空并与灯体相连，形成烟道，巧妙利用虹吸原理收集燃烧产生的烟尘，减少室内污染。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的设计就以此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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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宅院画像砖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主要出土于四川成都及其周边地区，这些画像砖生动地描绘了东汉时期官绅富豪的住宅布局和日常生活场景。通过画像砖，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如庭院中雄鸡相斗、双鹤相立，反映了主人对自然和谐的追求；人物活动如宾主对坐宴饮，体现了社交礼仪和家庭生活的温馨。东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贵族和富裕阶层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这在宅院画像砖上得到了直观体现。这些砖块多用于墓室装饰，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理想和死后世界的期望，是研究汉代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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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历史书第七十四页）东汉牛耕画像石
东汉牛耕画像石是中国古代艺术与农业文化的重要见证，主要发现于汉代墓葬和祠堂遗址中，尤其是以山东、江苏、四川等地出土的最为著名。这些画像石通过精巧的雕刻技艺，生动展现了东汉时期农业社会的牛耕场景。
东汉时期，随着铁制农具的普及和农业技术的进步，牛耕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这些画像石正是这一时期农业发展水平的直观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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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历史书第七十四页延展）东汉青瓷
东汉中晚期是瓷器逐步成熟的时期。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东汉中晚期浙江上虞地区出产的“青瓷网纹罐”及在浙江余杭出土的东汉“青釉扁壶”等实物来看，其瓷胎纯净、烧结充分、釉色青翠，胎质及烧成温度已符合真正意义瓷器的要求，但在造型、纹饰方面仍遗留着原始瓷的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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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历史书第七十五页）东汉绿釉陶水亭
东汉绿釉陶水亭是一种独特的陶瓷艺术品，它不仅展现了汉代陶器工艺的精湛，还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以及豪强大族的生活状态。这件文物通高54.5厘米，其设计独特，分两层，置于圆形水池内，亭脊和檐角装饰有禽鸟，中层四角各有一名武士持弓待发，亭中心则有音乐和舞蹈的场景，下层设有楼梯，水池周围塑有人、马、鹅等，整个器物施以绿釉，色彩鲜明，工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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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车马出行壁画是东汉时期墓葬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景象，还反映了贵族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礼仪制度。这些壁画通常绘制在墓室的墙壁上，以连续的场景描绘了墓主人生前的出行场面，包括车马行列、随从护卫、狩猎娱乐等，体现了墓主的尊贵地位和对死后世界的理想化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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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历史书第七十五页）东汉击鼓说唱俑
年代：东汉
东汉击鼓说唱俑被誉为“汉代第一佣”，是一件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文物，它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
击鼓说唱俑的造型夸张而生动，俑头戴帻，两肩高耸，赤足着裤，左臂抱鼓，右手举槌，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展现了说唱艺人的幽默与活力。其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极为传神，体现了汉代雕塑艺术对人物性格和情绪的高度捕捉能力。在汉代，俳优不仅是娱乐人物，他们的表演往往包含讽刺与调谑，反映了社会现实和民众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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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历史书第七十五页）玉门关遗址
年代：汉代
玉门关遗址，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约180公里的小方盘城，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这一遗址见证了汉武帝时期对西域的开拓以及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121年至前111年之间，随着汉长城的修筑而设立。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一部分，玉门关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强调了其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64、（历史书第七十八页）张骞出使西域图（敦煌壁画）
年代：唐
张骞出使西域图是一幅珍贵的历史壁画，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莫高窟第323窟的北壁西侧，创作于初唐时期。这幅壁画以连环画的形式详细描绘了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历史事件，是敦煌壁画中独一无二的历史故事画，也是中国佛教史迹画的早期代表之一。壁画共分为五组画面，每组都有榜题，通过生动的场景展现了从汉武帝拜金人到张骞出使西域的整个过程，包括汉武帝的仪式、张骞的出发、途中经历以及到达西域各国的情景。
壁画依据《魏书·释老志》等文献绘制，不仅记录了张骞的外交使命，还反映了当时对佛教的接受和传播，因为壁画中出现了佛陀的形象，体现了文化交流的深度。
张骞出使西域能活着回来，意味着啥？相当于去火星的载人飞船失联了13年，突然有一天自己回来了，还带了个月球籍的老婆。（以后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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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历史书第八十页）西汉鎏金铜马
年代：西汉
西汉鎏金铜马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1981年5月在陕西省兴平市茂陵陪葬坑阳信墓南出土，现为茂陵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以西汉时期大宛国的汗血宝马为原型，它不仅是对良马的赞美，也是汉代养马业兴盛和马文化发达的象征，反映了汉武帝对马的重视以及对远征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雄心。
大宛汗血马属世界上最神秘的名贵马匹之一，在我国古代一直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和重视，汉武帝就特别喜爱汗血马。奇怪的是，这种国之至宝自元朝以后却在我国绝迹了。2002年6月，土库曼斯坦总统赠送给我国一匹汗血宝马，时隔600多年，大宛汗血马的子孙又踏上了这片久违而又熟悉的土地，不能不说是一段千年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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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历史书第八十页）东汉锦袜
年代：东汉
东汉时期的锦袜，是古代丝织工艺的杰出代表，其中最著名的是“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袜。这件文物出土于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属于东汉时期，其长度为43.5厘米，宽度为17.3厘米，用五种颜色的丝线（绛、白、宝蓝、浅驼、浅橙）以复杂的提花技术织成，上面绣有吉祥的隶书文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尼雅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新疆地区与中原文化的紧密联系，以及汉代丝绸之路的繁荣。锦袜上的文字和图案，不仅是装饰，也是研究当时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和审美趣味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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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历史书第八十四页）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的西汉纸地图
年代：西汉
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的西汉纸地图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这一重大发现改写了造纸术的历史。这张纸质地图在墓主人胸部被发现时已呈碎块状，最大的碎片不过5.6厘米长，2.6厘米宽。尽管受潮严重，但专家们通过细致研究确认，地图上用墨线绘制了山川、崖壁、道路等，与后来的马王堆地图在绘制方法和符号上相似。经过鉴定，这张地图使用的是西汉文景时期的麻纸，结构紧密，薄而软，表面光滑，表明西汉时期中国已经掌握了植物纤维纸的制造技术。放马滩纸地图的发现证明了蔡伦之前中国已有纸张的使用，将已知的造纸技术提前到了西汉，比蔡伦改进造纸术早了约300年。这一发现终结了关于造纸术起源的长期争议，对研究造纸术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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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图）
68、（历史书第八十四页）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年代：西汉
收藏：湖南省博物院
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是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一件珍贵文物。这幅地图绘制于公元前168年之前，采用绢质材料，其尺寸约为长97厘米、宽93厘米，方位设定为上南下北，与现代地图的方位相反。这幅地图详细描绘了汉初长沙国南部8县（道）的地理信息，覆盖了今湖南南部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周边地区，包括河流、山脉、城镇和道路等。这幅地图被认为是经过科学测量和计算绘制的，展示了古代中国在地图学上的高超技艺。它不仅准确地表示了地理特征，还可能使用了比例尺和方位标定，体现了当时对地理空间认知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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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历史书第八十六页）西汉经穴漆人
年代：西汉
收藏：成都博物馆
西汉经穴漆人，是2012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现收藏于成都博物馆。这件漆木人像高约14厘米，体型匀称，裸身直立，手臂垂直，手心向前，双脚并拢，通体髹以黑漆。其独特之处在于表面精细雕刻了复杂的经络线条，共有22条红色和29条白色经脉线，以及117个清晰的腧穴点，并刻有“心”、“肺”、“肾”等内脏名称的小字，体现了对人体经络系统的深刻理解。经穴漆人与同时出土的医学竹简一起，为研究扁鹊学派等古代医学流派提供了重要线索，加深了我们对古代中医文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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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历史书第八十六页）秦简99表
年代：秦代
收藏：里耶秦简博物馆
秦简中的九九乘法表，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出土于2002年的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遗址。这些秦简属于秦代洞庭郡迁陵县的公文档案，时间跨度从公元前222年到公元前208年，其中包含的九九表为研究古代数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这一发现证明了至少在战国末期至秦代，中国就已经有了成熟的乘法口诀表，比古埃及的类似表格早了约600年，对数学史具有重大意义。2023年在湖北荆州秦家咀墓地出土的《九九术》楚简，其时间更早于里耶秦简，进一步证明了九九表在战国时期的存在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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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历史书第八十七页）史记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刊本
年代：南宋
收藏：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史记》的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刊本，是现存最早且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记》版本之一，刊印于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5）。这个版本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是《史记》的单行本，而且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即包含了裴骃的《史记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家注释。这种合刻方式极大地便利了学者和读者对《史记》的理解与研究。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 “二十四史” 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 3000 多年的历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卷（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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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历史书第八十八页）洛阳白马寺
年代：东汉
白马寺，位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白马寺镇，被誉为“中国第一古刹”，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建造的第一座寺院，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宗教地位。它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因此拥有“释源”和“祖庭”的尊称，意味着它是所有中国佛教宗派的源头和发祥地，对越南、朝鲜、日本乃至欧美国家的佛教也有深远影响。白马寺的建立充满了传奇色彩，源自东汉明帝梦见金人，随后派遣使者西行至天竺（今印度），迎请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至洛阳。两位高僧乘坐白马携带佛经和佛像归来，因此在洛阳城西建立了白马寺，并以白马驮经的功绩命名。寺内翻译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国最早的汉译佛经，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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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历史书第八十八页）“阳平治都功印”螭龙钮白玉印
年代：东汉
收藏：江西省博物馆
汉张道陵创立道教时，其组织方式是以“治”教区，全国主要有二十四治，绝大多数都分布在今天的四川境内。
“阳平”即指四川省青林县阳平山，其居道教“二十四治”管理中心之首。“治”是道家从事法事活动的场所；“都功”即道教的首领。这枚“阳平治都功印”是道教正一派龙虎山天师及天师府使用的法印，与法剑、经箓一起，作为象征天师掌教权威的法器。
道教文献记载历代天师均掌此印，并将其作为信物传授下一任天师。
江西鹰潭龙虎山是道教重要的发祥地，尤其是对于道教正一派来说，它被视作“祖庭”。张道陵的后裔，历代天师，长期居住于此，使得龙虎山成为道教文化的重要中心，拥有深厚的道教文化遗产和众多的道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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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历史书第八十八页）《论衡》
年代：东汉
收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论衡》是东汉时期著名哲学家王充的代表作，大约完成于公元86年，全书共八十四篇（原八十五篇，其中《招致》一篇仅存篇目）。这部作品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以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对当时流行的儒家神秘主义、谶纬之说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强调事实与证据的重要性，提倡理性思考，反对迷信和虚妄。《论衡》因其独特的哲学观点和对传统观念的挑战，被视为一部“异书”，在历史上多次遭到禁锢。然而，它对后世的哲学、思想、乃至科学方法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古代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对现代学术研究仍有启发意义。王充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至今仍被学者们所称颂。《三顾茅庐图》是明代著名画家戴进创作的一幅经典绘画作品，以绢本设色的形式展现，尺寸为纵172.2厘米，横107厘米。这幅画作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珍品。戴进通过这幅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三国时期刘备三次拜访隆中诸葛亮的故事，这一故事源自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并广为人知。画面中，戴进巧妙地结合了山水与人物，展现了刘备的诚挚与诸葛亮的隐逸智慧。刘备恭敬的态度、关羽和张飞的陪伴，以及诸葛亮草庐的环境，都被细腻地刻画出来。山石的描绘采用了大斧劈皴法，体现了浙派画风的特色，而人物的神态动作则栩栩如生，尤其是刘备的谦卑和诸葛亮的超然，都通过笔触得以传神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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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忠恕的《柳龙骨车》是一幅描绘古代农业技术的画作，特别是展示了传统农具“牛转翻车”或称“牛转龙骨车”的使用场景。
这幅作品体现了郭忠恕在界画方面的精湛技艺，界画是中国画的一个分支，擅长精确描绘建筑和复杂的机械结构。《柳龙骨车》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农夫利用牛力驱动翻车进行灌溉的情景，画面中可能包括了柳树下牛拉着装有长槽的翻车，儿童或农夫在旁驾驭，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农业生活的一幕。
备注：人教历史书使用这件文物主要为了体现魏国在农具上的改进，有利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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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是西晋时期颁发给鲜卑乌桓族首领的一枚重要官印，它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汉晋时代民族融合政策的实物证据。
这枚金印采用模铸工艺制成，具有驼钮设计，印体扁方形，印面为正方形，阴刻篆书“晋鲜卑归义侯”六字。其尺寸约为边长2.3厘米，高2.25厘米，重94.6克。
“归义”封号在汉晋时期广泛使用，表明了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首领归附行为的认可，反映了汉晋政府对边疆民族采取的羁縻政策，即通过赐封、联姻等方式加强与边疆民族的联系，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种做法不仅加强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也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融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内蒙古博物馆还有“乌丸归义侯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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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持刀陶俑是这一时期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它们反映了西晋时期的军事装备、士兵形象、工艺水平以及文化背景。这些陶俑通常头戴平巾帻，身穿襦和裤，手持刀具，体现了当时武吏或士兵的装束。西晋在平定东吴后，撤销了州郡政府的军队，设立武吏作为地方政府的武装力量，负责维持治安和应对小规模的民变，大郡设置100人，小郡则为50人。这些武吏陶俑的出现，不仅展示了当时的军事组织结构，也反映了社会秩序和地方管理的状况。![]()
79、（历史书第九十九页）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中的《牧马图》
时代：魏晋
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中的《牧马图》是这一时期墓室壁画的典型代表，它生动展现了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畜牧业的繁荣景象。这些砖画以简练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捕捉了日常生活的瞬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特色。
魏晋墓砖画多种多样，反应了关外民族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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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历史书第九十九页）东晋黑釉鸡首瓷壶
时代：东晋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
东晋时期的黑釉鸡首瓷壶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中的瑰宝，尤其以德清窑的产品最为著名。这些瓷壶体现了当时制瓷技术的成熟与审美情趣的独特。鸡首壶不仅是一种实用的日用品，其鸡首装饰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象征，鸡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守信和报晓，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和谐生活的向往。此外，鸡首壶的流行也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瓷器造型艺术的创新和动物形象在陶瓷装饰中的广泛应用。东晋黑釉鸡首壶是黑釉瓷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标志着从青瓷向多样化瓷器转变的开始。德清窑作为最早烧造成熟黑釉瓷的窑场之一，其产品对后世黑釉瓷的制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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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历史书第九十九页）北齐青釉仰覆莲花尊
时代：南北朝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历史书上出现的是南朝莲花尊，展示的是禁出文物北齐莲花尊，南北都有这样莲花尊文物出土，全国各博物馆大致有10件）
北齐青釉仰覆莲花尊，是一件代表北朝瓷器艺术高峰的杰出作品，它不仅展现了当时制瓷技术的精湛，还深刻反映了佛教文化对北朝社会的深远影响。莲花尊的流行与佛教的盛行密切相关，莲花作为佛教中的圣洁之花，象征着从污浊中出淤泥而不染，其在瓷器上的广泛应用，反映了佛教思想在当时社会的普及和影响。同时，这种器物多出土于贵族墓葬，说明它不仅是宗教仪式上的用品，也是彰显身份地位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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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历史书第一百一十一页）《北齐校书图》清摩本
时代：清
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北齐校书图》是北朝时期杰出的绘画作品，由北齐著名画家杨子华创作，现存版本为宋代摹本，珍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展示的是清代摹本。这幅画作纵29.3厘米，横122.7厘米，以绢本设色的形式展现了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委派樊逊、高乾和等11位学者校定国家藏书的历史事件。
画卷生动描绘了当时的文化盛况，画面中人物众多，包括不同种族、性别和地位的人物，共计约20人，每个人物都被赋予了独特的表情和动作，体现了杨子华精湛的肖像画技巧。画中主要分为三组场景：一组是文士们在认真校书，有的沉思，有的书写，有的则在交流讨论；另一组是侍从和女侍的活动，他们或持纸砚，或捧食物，或准备衣物，展现了当时侍奉的礼仪和日常生活的细节；最后一组是奚官与马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多元文化背景。
《北齐校书图》不仅是一幅艺术作品，也是历史的见证，通过它我们可以窥见北齐时期的文化繁荣和书籍整理工作的严谨性。画中的器物如胡床、食具、靴巾、袍带等，以及人物的妆扮，都忠实反映了当时的物质文化和生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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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历史书第一百一十三页）北魏星象图
时代：北魏
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魏星象图，特别是指北魏元乂（yi）墓中的星象图，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实物证据，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这幅星象图发现于河南省孟津县朝阳镇向阳村的元乂墓，该墓属于北魏时期，具体时间为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元乂是北魏皇族成员，其墓室结构为下部正方形、上部穹窿顶，规模宏大。
星象图位于墓顶，直径接近7米，绘有300多颗星辰，这些星辰以红色描绘，并通过红线相连，标示出不同的星宿。图中银河以淡蓝色波纹表现，贯穿南北，形象生动。专家研究表明，这幅星象图所展示的星空可能是基于实际观测绘制，代表了农历正月或七月的夜空景象，其中可以辨认的星宿包括北斗、轩辕、北河、南河等，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星座最多且定位最精确的星象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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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民要术》是中国古代一部极为重要的综合性农学著作，由北魏时期的杰出农学家贾思勰编撰，大约成书于公元533年至544年之间。这部书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农书，也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对后世的农业发展和农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齐民要术》共分为10卷92篇，内容涵盖了从耕作、播种、施肥到收获的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包括谷物、蔬菜、果树、林木、畜牧业、养鱼、酿造、食品加工等各个方面。书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农业技术、作物栽培方法、家畜家禽饲养技巧、食物的加工与保存，以及一些生活实用技艺，如制糖、酿酒、制醋等。85、（历史书第一百一十五页）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卷《兰亭序》原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公元353年三月初三的修禊活动中所作，记录了那次聚会的愉悦情景和对人生无常的感慨，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冯承素的摹本，相传冯承素使用了“双勾填墨”的技术，即先以细线勾勒出字的轮廓，再填以墨色，以求最大程度地接近原作，力求保持原作的神韵和笔法。作为《兰亭序》众多摹本中最为著名的一版，冯承素摹本对于研究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唐代书法的传承以及书法史都具有极高的价值。书圣王羲之比较特别的是师父是一位女性书法家卫夫人，也是他的姨母，传世有唐摹本《姨母帖》，听到老师去世时写下的，笔锋尽收。![]()
（大英博物馆唐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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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宋摩）
《女史箴图》是东晋时期杰出画家顾恺之的代表作，根据西晋文学家张华的《女史箴》一文创作，是中国绘画史上早期人物画的杰作。这幅画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卷轴中国画之一，也是尚能见到的最早专业画家的作品，被誉为“中国美术史的开卷之图”。它现存的版本主要为唐代摹本，收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而另一宋代摹本则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画不仅是艺术上的珍品，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和女性地位，以及贵族妇女的日常生活和礼仪规范。通过对这些故事的描绘，顾恺之不仅传达了张华《女史箴》中的道德训诫，也间接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为后世提供了研究古代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
收藏于：院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洛神赋图》是东晋时期著名画家顾恺之根据曹植的文学作品《洛神赋》创作的一幅杰出画作，它以长卷形式展现了曹植与洛神之间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这幅画作现存的版本均为宋代摹本，分别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洛神赋图》全卷分为三段，细腻地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以及最终无奈分离的故事情节。画卷中，曹植的形象被赋予了深沉的情感，而洛神则以超凡脱俗、衣带飘逸的形象出现，两者之间的互动充满了浪漫与哀愁。顾恺之运用了“高古游丝描”的线条技巧，线条流畅而富有韵律，人物表情与动作细腻入微，山水背景简约而不失意境，体现了魏晋时期绘画的高超技艺和审美情趣。![]()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武周山南麓，是中国古代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它开凿于北魏时期，大约在公元460年至524年间，距今已有约1500年的历史，是佛教东传中国后由皇家主持开凿的第一座大型石窟寺。其中，“昙曜五窟”（16-20窟）尤为著名，它们代表了北魏五位皇帝，是典型的皇家石窟，展示了北魏早期佛教艺术的特色。每个洞窟中的大佛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宗教意义，而中区的洞窟如第5窟的大佛、第6窟的释迦佛洞以及第12窟的音乐窟，以其精美的雕刻和丰富的佛教故事浮雕，展现了北魏时期艺术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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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位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的龙门山与香山之间，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杰出代表，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它不仅是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承载着1400多年的历史，从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始开凿，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多个朝代的不断雕琢。龙门石窟南北绵延约1公里，现存洞窟像龛2345个，造像超过11万尊，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奉先寺内的卢舍那大佛，这尊高达17.14米的佛像是根据武则天的容貌雕刻，展现了唐代雕塑艺术的精湛与皇家气派。此外，潜溪寺、宾阳洞、万佛洞和莲花洞等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每个洞窟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艺术价值，如宾阳洞内精美的马蹄形平面和重瓣大莲花，以及万佛洞内整齐排列的一万五千尊小佛，都是石窟艺术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