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也斯的诗学一直是港地文学与后殖民文学领域具有话题性的讨论焦点，而在后殖民的背景下，注定会有流散文学的产生。本文以“在场的诗学”为主标题通过对也斯诗歌中的结论作出重新审视，并用后殖民理论学者霍米·巴巴提出的的“第三空间”的空间构造和诗人多重身份的认知问题去阐述“在场的诗学”的特征和出现原因。对于港地文学来说，“流散”与“在场”似乎是呈对立关系，实际上在后现代的复杂语境中则互相渗透，互相交融，本文以也斯这位典型的流散作家的诗歌为研究对象，通过他独有的诗学特征来探讨港地复杂的流散文学问题。
关键词：也斯、在场的诗学、后殖民主义、香港文学、流散文学、第三空间
引言：学者亚斯明在文章《论“流散”语境下梁秉钧“发现的诗学”》中提及：“梁秉钧（也斯）将“香港意识”熔炼为一种诗学，或可称为 “发现的诗学。其‘发现的过程’藉由观看、倾听和品尝等不同层面展开，打开视觉、听觉及味觉的感官入口，建立个体与世界的关联。”，所谓“发现的诗学”是在也斯诗歌中，作者往往处于第三方的视角去对一系列的空间进屋进行观察与二次阐述，以“移动透视”和“焦点透视”的中国绘画技巧融合西方诗学中的音律性拓展了自身诗学维度的可能。但是，经过笔者一系列对也斯诗歌的研读与生平资料的爬梳，笔者认为亚斯明所提出的“发现的诗学”是对也斯乃至殖民地作家群体的一种狭隘的定义。反之，结合也斯诗歌中的空间构造与身份认知，它实际上是一种“在场的诗学”，在场（Presence）从字面意义上去结构，是作为主体的某物在特定的空间中一直存在，而“发现”则带有旁观者的流散意味。亚斯明认为由于也斯所处的地域和身份的特殊性，才会因为自身的流散意识导致后来“发现的诗学”，可是事实则不是如此，首先，也斯对于自己处于后殖民地之下身份的迷惘如许多的流亡作家一样，其感受大致是相同的，但如果只因此就断定也斯的诗学是“发现的”或“旁观的”那未免偏颇。在也斯的诗歌中“流散”是其永恒的主题，它不是被发现，而是一直伴随着诗人的存在而存在，后殖民学者萨伊德说过：“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在古代，流放是特别可怖的惩罚，因为不止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背井离乡，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1」，与此同时也斯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的激情找不到出口，我们的热情永远被压抑。 我们变得愤慨，与遇到的每个人吵架。我们的身份不明，无可归属。 我们走入不同的房间，总都找不到安顿。”「2」，由此可以看出围绕也斯诗歌中的“流散性”并不是以诗人作为空间主体而被发现，而是它一直存在。“在场的诗学”与“发现的诗学”最大的差异就是“在场”是一种永恒的、持续的、机动的、不变的东西，而也斯恰恰通过自身“他者”身份而产生的“流散性”渗透其诗学的每一个意象角落中，最后达到其意识永存于诗歌中的目的。而本文会依次循序从“香港舞台”、“空间构造”与“身份意识”等三个方面去全面地分析也斯“在场的诗学”的构成。
城市中的流浪者——“在场的诗学”的含义
“自有文学以来，没有一种卓越文学不是漂泊的，不是离散的；没有一位优秀作者不是流浪者、异乡人、局外人……”「3」。在香港文学史的进展中，此地的作家群体贴合本土的殖民文化，是后殖民时代下精神与物质杂交的产物，我们难以给这个地方的文学去下一个精准的定义，学者张清秀曾在文章中写道：“在此背景下，香港文学拒绝一个固定的身份与位置，同样拒绝固定身份所予的文学批评职责，悬空了明确的立场态度。在混杂的文化身份下，香港文学立足本土，努力探寻属于自己的不同于殖民文化也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第三空间’”「4」，而诗人北岛也就此提出：“香港如同一艘船，驶离和回归都是一种过渡，而船上的香港人见多识广，处变不惊”「5」。船具有漂泊的性质，是摇摆不定的，它一旦离开渡口，就很难再靠岸，不难看出，张清秀与北岛笔下的“香港”其实就是一种“流散与流亡”下的独立的并且与永远漂泊的地方，而香港文学作家中所谓的“香港意识”在1984年的“九七”问题真正爆发行本土觉醒之前，其实也就是一种“流散的意识”。
在香港的作家群体中，也斯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在身份上不属于一位真正的南来作家，而青年时期又有赴美学习的经历。从始至终他就从未真正地属于一个地方，也斯自己曾坦言：“以历史赋予的作为中西文化双重‘他者’的位置——欧洲和中国大陆的边缘，获得了审视距离。”「6」这实在是每一位在文化的漩涡下漂泊作家的真实写照。对于香港人而言，身份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港英政府曾对港人进行“有公民无国民”的教育，也就是西西在小说中提到的“城籍”，使得港人对“国”的概念分散而至“城”上，以至于长期被他人主导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却在短时间内不能得到有效的独立。也斯身份的复杂性带来的不仅仅是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更多的迷惘与流散则体现在其作品本身，在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7」中一开始便直入身份主题，主人公“我”以杂交的私生子的身份出生与出生日期的模糊等处处细微末节的暗示，很难不让读者联想到有关身份问题的焦虑，而从始至终，香港这个城市舞台，本就从文化与经济两方面都呈现出杂交的局面。另外，在另一本小说《剪纸》「8」中，也斯再次以主人公“我”进行暗示，通过“我”面对乔与瑶两位皆然不同的女性形象的犹豫再次引发文化接受方面的思考，这类类似的身份的矛盾同样也发生在也斯的诗歌中，只不过更加的隐晦与模糊。也斯是一位全能型的作家，他不仅进行小说的创造，在诗歌、散文等各方面都颇有建树，单从其诗歌来讨论，也斯的诗学像其实是一种“在场的诗学”，他在用自己的语言书写他的当下的语境，而当下不仅仅是当下，也意味着过去和未来，从“在场”的流散而达到一种“永恒”。流散文学从文学史去追溯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离骚》和欧洲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甚至两河流域文学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可见流散文学在文学诞生之初就是一种人类潜意识中的文学形式，它们在人类进行长途的跋涉、旅行、放逐后而对故地的丧失产生的伤怀之情与黍离之悲，直到现在，流散文学依旧在世界上盛行着，只不过它因政治、经济、社会模式的改变，变得更加的复杂。在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内陆，全球化的热潮逐渐促使着知识分子诗人们的出国热，包括哈金、高行健、艾未未、宋琳、木心、北岛、张枣等人由于各类因素离开故国，流散于母体社会文化背景，因此在艺术与诗歌上创造出了更多的可能性。例如也斯在《云游》一诗中就提到地域的转变给他带来的世界性视角：
“即使白云美丽你也不能住在里面/机翅吞没了 屋宇/山脉 和海湾/熟悉的城市远了/进入白云/美丽你也不能住在里面/台北、东京、火奴鲁鲁/看尽人间的黑暗与灿烂。”「9」
从题目去进行分析，诗人用“云游”作为题目与下文提到的“机翅”可以侧面看出这是一首旅途中所作的诗歌，而在最后提到的三所城市“台北、东京、火奴鲁鲁”是一种流散性与世界性的延展，与美国当代诗人简·赫斯菲尔德所写的《维尔纽斯》一诗相似：“很长时间，/我都在桌上放一些旅行指南。/早晨，喝着咖啡，我看见书脊：/圣彼得堡、维尔纽斯、维也纳。/考虑过备选但都没最终选定。/它们背后——有时在浓雾背后——是大山。”非常简短的诗歌，但给人的感觉是深刻的，诗歌从头至尾都是在进行简单的叙事，但是先后也进行了时间和空间的拓展，在诗歌的最后诗人说到：“/它们背后——有时在浓雾背后——是大山。”「10」如果按照贯时性的角度去看，那么这首诗就是由“时间”—“空间”—“宇宙”精神的概括。也斯的《云游》也一样，很难细说由纯粹简单的陈述去感动读者，但它根据词语与词语之间的连接形成了某种内在的张力，就好像一根隐形的丝线，从“屋宇”、“山脉”、“海湾”滑过，延伸至城市之中，而凝聚这根丝线的，恰恰是诗人的流散思维。从诗歌本身“云游”的概念出发，除了固定的自然意象外，其它的场景都是移动的，就像从“台北”、“东京”与“火奴鲁鲁”这三座城市的跨越，其距离越来越远，文化的中心性差异也越来越大，诗人将抽象的流散意识通过地域之间的转变和视角的流动连接起来，如同树连带着树根、枝叶、果实的重力，让它们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个体。
也斯诗歌中的类似《云游》的具有流散意义的诗歌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每一首都是由复杂的文化背景和自我的孤独审视而构成的流散诗歌。但在也斯在场的诗学里，他坚持物以自然的方式呈现，就如埃滋拉·庞德的诗句写的那样“我曾试图说出天堂，别动，让风讲话，那就是天堂。”，诗人自己以构造者的身份并同与物处于第三方的视角去进行词句的经营，再通过词语和词语之间微妙的摆放去抒发自身的情感，而情感最终自然地进入到物象里，彼此渗透，达到一种“移动的永恒”的范围之中，这，就是“在场的诗学”所真正意义上表达的内容。
也斯视角下复杂的香港舞台
在20世纪中后期，内陆与台湾两地都在进行乡土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改良运动，而香港却因为都市化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另辟蹊径开始了现代主义为主的风格写作。殷实的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开放包容，加上港内出版物和文学杂志的增加与大量被引进港内的西方现代文学作品和思想，为以也斯、刘以鬯、昆南、西西、小思等作家群体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土壤。与当时大陆文学单一的思想形态相比，香港文坛的西化与多样性是较为罕见的。在古远清所著的《香港文学研究的七大误区》中他指出：“逢中 (共) 必反和逢英必崇并存， 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并存， 现代和后现代并存，进步作家和反共作家并存，宗教文学和咸湿文学并存，学院文学和打手文学并存，回归文学和观潮文学并存，方言文学和国语文学并存。”「11」由此可见此时香港文坛文学种类之多样，之包容。而处于在这包容的后殖民地下的作家群体们，在价值观多元并混乱的社会环境下的身份认知也尤为不同，它与香港文学本身的复杂性一样都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长久以来的话题性，学者黄维梁也指出单单用“严肃文学”与“俗文学”「12」这样的极端的二分法去代表复杂的香港文学是远远不够的。也斯从严格的身份意义上来说他其实属于“南来作家”的一员，可是自幼在香港长大与做工，环境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本土出生地的影响，从文化的认知层面上，香港依然占据了绝大部分。学者张清秀曾说过：“香港特殊的殖民地身份， 使香港文学在反映城市文化的同时，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惑和本土意识的生发也成为贯穿香港城市文学的主题，因此也成为香港文学的重要标志 ”「13」。由此可见分析也斯诗歌中的香港舞台的构成，依旧离不开对他的身份认同的塑造。从客观的层面出发，极高包容度的商业化与城市化为香港的经济锦上添花，但与此同时，在香港的居民多以从大陆南来的人员为主，大陆当时的环境很容易让人恪守旧社会的生活模式与价值观念，因此，在这“新”与“旧”之中就很容易会引发左翼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堕落”倾向。大众面对商业化的繁荣与旧思想的保留无法做出合理的取舍，加上现代都市文明常常会以“西方化”的方式进行，所以就所处香港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是即“西方化”又“东方化”的存在，相对的，它并不是纯粹的东方或纯粹的西方，而是长久以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模式。香港文学的复杂性同样影响着也斯的文学创作，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后的娱乐文化，而另一方面是严肃文学较为艰难的处境，也斯曾在著作《书与城市》中说到：“回顾五四的文学, 也曾从城市外望，看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看欧美的文学，从置身城内远望开始，后来也去到很多不同的城市，又从那里回顾。......最先觉得城市中怀古及西 化不外是两种幻像，后来亦用其他例子补充说明，城市的文化除了是东方和西方，还有村镇和都市，传统和现代等种种矛盾混杂的多元文化。”「14」也斯把香港复杂的现状比作“城内”，并且是通过“城内”往“城外”望去勘测文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这与西西在《我城》中给自己以“城籍”来代替后殖民时代下香港人民缺失的国籍恰恰相同。这类情况是作家们深思熟虑反求诸己后的结论，以也斯为首的香港作家们先确立本土化的身份认知再通过“城内”往“城外”望的动作去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与思想，与香港这个地方的复杂性相同，普遍香港作家们的身份认知是即西方，也东方；即内，也即外；即自我，也即他人。这种无根之感的情况在文学作品当中就可以很清楚的体现，在香港文学里，无论是港地作家还是南来作家，都较少有涉及民族、政治、国家、革命等大陆左翼文学作家所涉及的严肃问题，而是更关注自己自身情感的缺失与流动。
其次，这种无根感还能体现在语言的杂糅之上，“回归前，香港的许多报纸还习惯以广东话书写，里面充斥着 ‘嘢’、‘啲’、 ‘嚟’等方言词。 港人说话也是广东话夹杂着英文， 形成了港人的语言特色，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港人对文学的要求。”「15」，俗话说语言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象征，每一个母文化下的人都做不到忘记甚至放弃自己的母语，犹太诗人保罗·策兰父母双双被残害在纳粹集中营里，可是却仍然用德文去进行写作；而西班牙诗人洛尔迦也曾在纽约留学期间，表示对英语的厌恶与对母语西班牙语的回归之情，由此可见，语言对人对影响之大。而香港本身对英文教学的重视往往导致了中文水平的落后，大陆的白话中文经过不断的演变与进化已经日益成熟，但有越来越多的调查显示港人中文水平落后，并且语言的使用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因此，语言系统的紊乱，也恰恰是文化杂糅后的一种负面表现。但在也斯的写作中，他依然坚持以香港的本土性为主题，并没有因香港特殊的身份而像其它大多数作家一样选择回避，相反的，他扎根本土，从本土中提炼出世界性的思维与广度。
也斯与刘以鬯等五十年代因文革等政治问题而逃亡到香港的南来作家群体不同，他自幼接触的是最纯粹的香港文化，慕容羽军曾对南来作家与香港作家做出文学风格上的对比：“五十年代以前的许多香港文学作品基本上是大陆文学的延伸，它们出自南来作家之手，抒发的是背井离乡的家国情仇， 真正写香港市民、 香港生活的并不多。”「16」也就是说，以也斯为代表的纯港地的作家群体与上一代的南来作家的书写语言与身份认同仍然是不一样的，在最初的南来作家群中，不乏有关左翼的、革命的、内陆化的书写，而自新一代港地出生的作家群里则更多的是关于香港和城市本身而展开的文学讨论。城市的物质生活富足，带来的则是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包括文化的冲击、文学类型的转变与身份认同的焦虑都是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随着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共同进行，我们早已看过太多的人性的阴暗面，香港与其他繁荣的城市一样，提前经历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迷茫感。“香港是个没有文化的城市， 许多人都这样说过了。这地方不能提供悠闲的生活与思索的余闲，不过，另一方面说，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最尖锐的冲突，最复杂的揉合”「17」。就如也斯所说的那样，香港白纸般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恰恰才是最复杂的情况，其中包含了人与环境的关系、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影响中的对立、都市化后产生的问题与自身身份的探究等。而以城市作为舞台，在舞台上演奏的人也同等的重要，既然香港文学一直是以后殖民地下的城市文学为母体，那么“城市”则是香港文学一直以来的中心，并对于城市的批判和反思自然也从未松懈过。
也斯诗学中关于“在场诗学”的空间塑造
前文提及到香港与香港文学一直是以“第三空间”而独立的一个区域，这里的“第三空间”是与彼时的大陆相比较而言独自隔离出来的一个空间系统，它就如一个文化上的飞地，尽管与大陆本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仍能让处于这块飞地的人或居民对海的对岸感到遥不可及。后殖民学家霍米·巴巴是第一个提出“第三空间”的学者，他认为第三空间的构造反应了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间隙空间的存在，并且所有复杂的文化系统都在这个空间中融合揉杂，最终挑战并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文化理论基础。「18」这与此同时，身为“第三空间”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也让整个香港文学的书写也达到了巅峰，如果说东方主义是“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19」那么香港这个“第三空间”绝对是第一批摆脱东方主义凝视下的觉醒地区，而以也斯、西西为首的作家们，已经开始对“香港性”进行审视与反思。虽然德国的汉学家顾彬称赞也斯的诗歌是一种“世界性”「20」的诗歌，因为他的诗歌中并不存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宏观意义上的民族情结，但笔者认为这种世界性其实是嫁接在本土意义之上而产生的身为人的宏大的关怀。换句话来说，当我们进行也斯的研究时不妨以一个完全独立的、分割的、流散的视角去观察和揣摩其语言中的空间要性。所谓的空间，就是人类群体活动的场所，在现代社会，空间也是一种特定关系的集合，后现代主义学者福柯曾指出：“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空间是在位置关系的形式下获得的。”「21」通过物体与主体的联系，或客体与客体的联系达到营造空间的水平。在也斯的诗歌中，有一首名叫《犹豫》的诗，其中的一段是这样写下的：“一张大理石的床/ 冷穿过你的国籍/ 死去胸臆间的边界/ 跳过下一个句子罢/ 下一段”「21」，北岛曾坦言：“诗歌是不能谈的东西。”「22」因为诗人写一首诗歌很少会有写作背景的支持，作为读者，我们只能靠作者留下的词语去揣测一切。在这首诗歌的片段中，是充满了寒意的，无论是“大理石”、“冷穿”、“国籍”、“边界”等，诗人使用的都是中性或偏冷的词语去衬托自己如题目所写下的“犹豫”感，而笔者臆测，这首诗歌的写成也是在流亡或者旅居的途中，因为诗中提及：“一张大理石的床/ 冷穿过你的国籍”，床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件物品，因为一天你会花费数个小时在上面休憩，所以床和家一样，是安定与安全感的保证。而诗人却将“床”与“国籍”一起谈论并组合，这让读者联想到利剑穿透心脏的感觉，是一种巨大的矛盾感和疏离感悬于头顶之上，而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则写过类似的诗句去表达相同的情感：“啊，吉他！/被五柄利剑/刺透的心”「23」。总体来说，也斯仅仅通过诗中短短的一小段，就表现出在场的流散感，而通过诗歌中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碰撞、穿插、嵌合、揉杂等方法去制造出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第三空间。而在诗中提到的“下一个句子”又或者是“下一段”究竟在何处？这实在连漂泊的浪子自身都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
也斯在诗歌中总是以不经意的态度去触及深刻的问题，“我不想绘画丰碑巨碣”「24」其实也是也斯本身诗歌的写照：通过私人化的语言处理和日常琐事的表达，去达到一种平淡的琐碎感。在诗歌《除夕》中这种类似美国“自白派”诗歌风格的日常琐碎感最为显著：“他们拿走了烛灯和瓶花/ 咖啡店开门了/ 路上还有许多行人/ 灯光仍亮而黎明未来/ 我们将/ 继续徘徊吗/ 谈到远人和诗/ 让此刻的一个烟圈/ 在空中/ 久留一会不散/ 霏霏细雨降下/ 且以围巾兜过脖子/ 留/ 取风前的暖意/ 趁术未像人一般散去/人未像树一般呆立/ 真高兴与这节日是一个借口/ 让人们扛着一株花树走路/ 而不会觉得是一件傻事”「25」。从诗歌的开头至结尾，就像一个熟悉的人站在身边，倾诉一些日常的琐事，而这类的琐事，恰恰成为空间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美国学者段义孚在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s of Experience一书中提到空间中经验和感情因素对空间改变的导向，说明人如何用经验或体验去理解世界与空间「26」，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需要去人的经验和情感去丰沛，这样它才能从空白之地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同样的，诗歌中的空间构造也离不开个体的感觉、知觉、观念甚至是情绪。重新回到《除夕》诗中，也斯在这首诗歌中运用了最简单也最日常的语言去构建一个在场的第三空间。并且，这里的除夕与读者普遍想象意义上的除夕相差甚远，也斯诗歌中的除夕夜是孤独而流散背景下的除夕夜，通过移步换景的手法写到了自身为第一人称视角下除夕夜的街角一隅，并且穿插着自身的畸零的情感去进行抒情，“我们将要继续徘徊吗”是诗歌中很沉重的一情感表达，它不但代表了对当下流散语境的犹豫，也写出了对未来的迷惘感。
也斯自己也对自己的身份和流散的语境做过描述，他说：“‘东’ 和 ‘西’ 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加起来却是无数事物。东方和西方碰撞渗透，互相混杂”「27」，他的诗歌也如他这句话表达的一样，一方面具有西方现代主义的先锋视角，但另一方面又是扎根在港地的港人书写。或许，只有这种情况下才能制造出第三空间，因为无论是“在场的诗学”还是诗歌中第三空间的构造，其实都离不开“流散”二字的主导，诗人的每天面对最多的人实际上是自己，诗歌也可以说是自己对自己最真实一面的二次阐述，真正的流散并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被放逐或者是真的像吉普赛人一样流亡，流散也可以是静态的，不动的，放逐自己的思想直到另外一端。
在场与缺席——诗歌中的身份八棱镜
“一旦被殖民民族开始反思和表述他们的被殖民经历，后殖民‘理论’也就产生了，在这里，后殖民主义的历史领域仿佛应该延展至‘整个现代历史’。”「28」回顾整个香港的被殖民历史，那是即混乱而又复杂的，长久的殖民后的遗留问题给大量的香港人带来了关于身份认知的错乱，并且这类身份错乱的问题至今在港地依旧不断延续。对于殖民地与后殖民的身份认知问题，霍米·巴巴指出身份并不是一个先验的东西，也不是一件已成品。「29」换句话说，根据霍米·巴巴杂交性的后殖民理论，身份是根据已有的环境而影响的，它并不是束之高阁的成品，因此，环境的因素会时时刻刻影响着自身身份认知的变化，例如也斯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攻读自己的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期间的诗作就好以当时的美国电影为灵感并以意象拼贴等手法去表现一种别样的蒙太奇，但基于用中文写作的原因，语言基因里又离不开中国性或港地性的铸造，这一类中西交融荟萃而成的诗歌，也正是也斯诗歌中因环境影响而具有多重身份意义的显现。
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自我的认同往往是借以被设定为镜像的“他者”，我们根据“他者”来对自我进行规劝、反思甚至是认知等一系列的行为动作，最终我们都是在与“他者”之中被逐渐构造出来。文学上的流散与社会身份上的“他者”都加剧了也斯在场诗学里关于文化身份的分裂性。在后现代的语境里，身份认知问题往往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不可分割，所以，通常在进行关于身份认知的意识形态批评中，其核心问题的是福柯提到的“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复杂交错的关系，代入到环境中，也就是以殖民与被殖民的话题而展开论述的。在身份认知的问题上，通常会有被当作主动方或第一人称“我”的“主体”与被当作被动方的被当作“他者”的客体，而当“他者”被赋予自我殖民的经验后，“他者”与“我”则相互渗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二元补衬状态。
在《我们带着许多东西旅行》中也斯在诗歌的开头部分就发问：“香港是什么”「30」，随后解释到“是一件沉重的行李？/我带着你的照片来到异地/我带着我的文字/来到你的照片/我在上边漫游/带着说不分明的感情”。这一首诗歌被收录在也斯后期的诗集《游离的诗》中，顾名思义，这里面收录的类似《在纽约街头看落叶》、《华沙军事博物馆》、《在卡夫卡故居》、《一所波兰餐厅》等以地方名词为部分题目的诗歌是也斯在流散途中写下的随笔性诗歌。在《我们带着许多东西旅行》中，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转征成物体碰撞渗透，但如果不把题目中的“东西”视为物件，而把它视为一种文化身份，那么这首诗也离流散语境越来越近了。在诗歌的后半部分也斯写道：“人们也带着这些东西旅行/茶楼里都是锁锁的广东话/点心比过去精緻了/‘香港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这是恭维还是批评？/我带着问候来见朋友的亲人/我说他近来起色很好/他的家庭美满一切正常/我望着异国的街景/我是在虚构一个香港吗”，在这里，也斯仍然在回答他在诗歌开头部分提出的问题：“香港是什么？”，他用了一些非常当地特色的意象去解释，例如：“茶楼”、“广东话”、“点心”等，并用“我”当下身处“异国”的流散去描绘出一个“虚构的香港”。但是，这一切从诗歌的结尾部分真相大白：实则是诗人身处异国华埠的街道上，相似的装演，相似的人种，相似的食肆与口味都让诗人引发了对故地的追思，而异国的华埠始终是“被封锁的”，他们虽然相似，可那是香港家庭的再制，依旧不是香港，诗人的格格不入，好似也是一场被虚构的幻境。在诗歌的最后，诗人回答了标题《我们带着许多东西旅行》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说：“这是怀念/这是诅咒/这是责任/这是多馀的重担/这是生命/这是累赘/这是我们的快乐/这是我们的悲哀/这是前行/这是后退/这里面有意义/这里面尽是荒谬/这里面有许多东西”。在行文的最后，诗人借助异国华埠的情景上升到自身的东西方融合的背景并与之融合，这复杂的身份在文中被直言到是“诅咒”，这诅咒不单单代表华埠下永远说“被封锁的”的广东话的异乡华人，也阐明了自身的命运；这类云游似的流散，拜伦式英雄的结局，何尝又不是诅咒的一部分。
在《游离的诗》中还有一首名叫《青蚝与文化身份》的诗歌，具体讨论了诗人自身对出生于后殖民地文化身份问题的思考，在诗歌的第一节中，作者写到：都说青蚝没有身份的问题/也许是这样？在布鲁塞尔/我们照样吃加拿大的青蚝/那位来自大陆的第六代导演老在说/艺术是纯粹的、世界性的。东方？/西方？并没有甚麽大不了的分别。/捷克的小说家，他认为，还不是/照样写出了法国式的小说”诗人先是承认了关于青蚝物种身份问题的统一性，因为大多数食客都认为无论是来自“布鲁塞尔”或“加拿大”的青蚝都属于同一种，他们的肉质、状态、形状始终是相似的，虽然因为地域板块的分裂而身处在各地。可是，到后面诗人以产地和世界性为由论证青蚝的体格与味道会因为地区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那青蚝呢？/那我总觉得不是那麽世界性/有些地方养得肥美，有些乾瘪/由于营养不良，或是思想过度”，再到最后第三节和第四节，由青蚝的猜想联想到了“我们”自身的关于身份和流散问题的讨论：“那我们呢/有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口味吗？/在这国际艺术节上，台湾的身体/气象馆主说有时想自己前生是日本人/来到比利时，又想何尝不可以当/一个比利时人，谁要说/文化身分那样老套的问题？/第六代导演大声喝采了，他认同/宇宙性的说法。”从结尾的“宇宙性”可以看出诗人对于文化身份的看法，那就是以一个“世界人”而自居，就像诗人自己说的一个台湾人对自己身份从“日本”到“比利时”的联想，最后以超验的手法得出身份的多样化；诗人自身也是如此，永远处在“他者”和“主体”之间的徘徊，虽然对养育自己的故乡有留念，但自身永远身在一个极其不安定的环境下，例如一艘货船，漂泊是他的命运，无法靠岸。
结语
此文通过研究香港诗人也斯（梁秉钧）的诗学特征出发，由笔者对亚斯明论文里关于也斯诗学中“旁观的诗学”进行二次审视，并提出“在场的诗学”观点。大致通过诗歌中由体验及深入的空间构造与作者自身身份认知的观点而如何影响笔下诗歌的题材为组成部分，并探讨何为“在场的诗学”与“在场的诗学”的出现原由。在论文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分别探讨了了流散文学的大致含义与港地文学的背景，笔者认为，这也是讨论也斯诗歌中“在场的”流散性的前提条件。如布罗茨基所言：“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他被推离了母语，他又在向他的母语退却。开始，母语是他的剑，然后却又变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31」，而诗人本身可以说是极其纯粹的语言的使用者，无论使用母语与否，“在场的诗学”永远要从语言的使用上去追溯，而语言的变化也会根据移居环境的改变而有着细小的差别，这种差别，就是流散的功劳。故国与此地的重叠永远都在旅途中，流散作为一个从文学起始至今的特点，在当下的语境里也不断的变化，也斯作为流散文学中的一员非常具有代表性，这对日后关于也斯诗歌与港地流散文学的整体发展也具有重大的作用。关于“在场的诗学”与流散的关系在上文已经介绍，在此就不过多赘述，诗歌作为人类情感与文化艺术的结晶，它承载着宇宙性的东西，上下四方为宇，而古往今来为宙，当下的流散诗学已经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与也斯等老一代港地作家已有隔阂，但学术研究领域仍然空白。战争、山火、难民问题仍旧存在在各个国家之中，对当代语境来说，政局的不稳定，也就是流亡的开始，希望日后的学术领域能对当下的流散文学更加关注，以成立一个流散文学真正的体系化的进展，可更好在日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梁京，原名朱赟鑫，安徽合肥人，出生于2002年3月。就读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SCHOOL OF VISUALARTS）。现在居住于美国纽约。曾在《诗刊》、《中国校园文学》、《作家天地》、《青春》、《诗歌月刊》、《青年作家》、《山东文学》等刊物发表散文与诗歌。出版诗集《长夜集》。
SilentEastPoetry, 是一个关于艺术家梁京个人的线上艺术与诗歌平台，专注于诗歌的分享与艺术项目的实施过程，此线上平台由诗人本人负责掌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