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迪迪恩（Joan Didion，1934年12月5日—2021年12月23日），是美国的小说家、传记作家、散文家。最为人所知的小说作品《奇想之年》获得200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普利策奖及国家书评人奖。迪迪恩曾在纽约担任记者，自柏克莱毕业后，担任过纽约杂志编辑。出版过五本小说，和七本非小说作品。
向一切再见| 琼·迪迪恩（Joan Didion） 梁京译
到巴比伦有多少英里?
八十英里和十英里
我可以坐烛光到那里吗?
是的，并且再次回来
如果你的脚灵活而轻盈，
你可以含着烛光到达那里。
看到事情的开始很容易，看到事情的结束却很难。我现在清楚地记得，纽约对我来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清晰得让我脖子后面的神经都绷紧了，但我无法确定它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我永远无法穿越模糊，第二次开始和断断续续的决心，并找到书页中的女主角，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乐观且确切的位置。当我第一次到纽约时候我二十岁,一个夏天,我乘坐一架DC-飞机降落在艾德怀尔德临时航站楼。我穿着在萨克拉门托时，看起来似乎非常聪明的新衣服，但在这里似乎不一样,即使在艾德怀尔德临时航站楼, 温暖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发霉，一些本能,所有我见过的电影和我听过唱过的歌曲,所以我曾读到关于纽约的故事,告诉我一切都不可能再和以前一样了。事实上，从来都不是。过了一段时间，上东区所有的自动点唱机里都放着这样一首歌:“可是，曾经的那个女学生在哪里呢?”我现在知道，几乎每个人迟早都想知道这样的事情，不管他或她在做什么，但是二十岁、二十一岁甚至二十三岁的人有一种喜忧参半的幸运，那就是坚信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尽管所有的证据都是相反的。
当然，如果环境不同，时间不同，如果我也不同，也可能是其他城市，可能是巴黎、芝加哥甚至旧金山，但因为我在谈论我自己，我的纽约。第一晚我打开我的窗户，坐上公共汽车进城,看着天空,所有我能看到的荒废的皇后区和中城隧道的大信号灯，直到夏天的雨流成洪水。(极具异国情调,因为我从没在西边看过这样的现象) 在接下来的三天我裹着毯子坐在酒店房间里，空调谜一样被调试成35°,我试图克服重感冒和高烧。我没有想到去叫医生，因为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虽然我确实想到打电话给服务台，要求把空调关掉，但我从来没有打过电话，因为我不知道该给可能来的人多少小费——有谁这么年轻吗?我是来告诉你确有其人。在那三天里，我所能做的就是和那个我早就知道不会在春天娶我的男孩远距离通话。我告诉他，我要在纽约待六个月，那时我可以从窗户看到布鲁克林大桥。结果那座桥却是三区大桥，就这样，我在那里待了八年。
回想起来，在我知道所有桥的名字之前的那些日子似乎比后来的日子更快乐，也许随着我们的前进，你会看到这一点。我想告诉你的一部分是纽约的年轻人是什么样子的，六个月如何像电影一样轻松地消失，渐渐变成八年，因为那些年现在在我看来就是这样，在一长串伤感和老式的闹剧镜头中消失——西格拉姆大厦的喷泉消失成雪花，我二十岁走进旋转门，出来时老了很多，走在另一条街上。但最特别的是，我想向你们解释，同时也可能向我自己解释，为什么我不再住在纽约了。人们常说，纽约是一个只有富人和穷人的城市。很少有人说，至少对我们这些从其他地方来的人来说，纽约也是一个只适合年轻人的城市。
记得有一次，在纽约，12月的一个寒冷的晚上，我向一位抱怨待在这里太久的朋友提议，让他和我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在那里，我以23张“新面孔”的聪明向他保证。他笑到哽咽，我不得不摇下出租车车窗，打在他的背上。“新面孔”他最后说，“别跟我说什么新面孔。”好像上次他去参加一个聚会，有人向他保证会有“新面孔”，当时房间里有十五个人，他已经和其中五个女人睡过了，除了两个男人，他都欠了钱。我和他一起笑了起来，但是第一场雪刚刚开始下，公园大道上的大圣诞树闪闪发光，黄白色的光一直延伸到我的眼前，我有了一件新衣服，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这个故事的特殊寓意。
这将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很简单，我爱上了纽约。我说的“爱”并不是任何口语化的意思，我是说我爱上了这座城市，就像你爱上了第一个碰过你的人，再也不会像那样爱上任何人。我记得那年春天的一个黄昏，或者说是第二年春天的一个黄昏，我走过六十二街，有那么一会儿，它们都是一样的。我迟到了，但我在列克星敦大道停下来，买了一个桃子，站在拐角处吃，我知道我已经从西部出来，到达了所谓的海市蜃楼。我能尝到桃子的味道，感觉到地铁铁栅栏吹过我腿上的柔和的空气，我能闻到丁香、街角垃圾和昂贵香水的味道，我知道这迟早要付出代价——因为我不属于那里，也不是从那里来的——但当你二十二、三岁的时候，你会想到以后你会有高度的情感平衡，有能力支付任何代价。那时我仍然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仍然有一种纽约特有的感觉，那就是，每一分钟、每一天、每一个月都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当时，我每周只能挣65或70美元(我所在杂志的一位编辑毫不讥讽地劝我:“把你自己交给哈蒂·卡内基吧。”)，钱少得可怜，有些星期我不得不在布鲁明戴尔的美食家店里收取餐费才能吃饭，这一点在信中没有提及。我写信给去往加州的家里，我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父亲我需要钱，因为那样他就会把钱寄给我，而我永远不知道我自己是否能做到。那时候，谋生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游戏，有着武断而又死板的规则。除了在某个冬天的晚上——比方说，七十年代的六点半，天色已经黑了，刺骨的寒风吹过，我就会飞快地朝一辆公共汽车走去，透过褐色石屋明亮的窗户，看到厨师们在干净的厨房里干活，想象着女人在楼上点蜡烛，漂亮的孩子在楼上洗澡——除了这样的夜晚，我从不感到贫穷;我有种感觉，如果我需要钱，我总能得到它。我可以以“黛比·林恩”的名义为青少年写一个联合专栏，或者我可以把黄金走私到印度，或者我可以成为一个100美元的应召女郎，这些都无关紧要。
没有什么是不可挽回的;一切都触手可及。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些稀奇有趣的东西，一些我以前从未见过、从未做过、从未知道过的东西。我可以去参加一个派对，遇到一个自称“情感魅力先生”、经营“情感魅力研究所”的人，或者是蒂娜·奥纳西斯·布兰德福德(Tina Onassis Blandford)，或者是一个佛罗里达的瘾君子，他当时是他所谓的“大C”——南汉普顿-菲尔摩洛哥巡回赛的常客(“亲爱的，我在大C上人脉很广。”)他会在他借来的巨大露台上吃羽衣甘蓝时告诉我)，或者是哈莱姆市场上芹菜王的寡妇，或者是密苏里州邦特雷的钢琴推销员，或者是在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已经赚过两次又赔过两次的人。我可以对自己和别人做出承诺，而且世界上有大把的时间来实现它们。我可以整夜不睡，犯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都不算数。
你看，我在纽约的处境很奇怪: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在那里过着真正的生活。在我的想象中，我总是在那里再待几个月，直到圣诞节、复活节或五月的第一个温暖的日子。
因此，我和南方人在一起最自在。他们似乎和我一样在纽约，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在无限期地休假，不愿考虑未来，他们是暂时的流亡者，总是知道飞往新奥尔良、孟菲斯或里士满的航班什么时候起飞，或者像我这样，去加利福尼亚。有些人总是在抽屉里放着一张飞机时刻表，他们的日历略有不同。例如，圣诞节是一个艰难的季节。其他人可以泰然处之，去斯托或出国或去康涅狄格州的母亲家玩一天; 我们中那些相信自己住在别的地方的人会把它花在订机票和取消机票上，等待受天气影响的航班，就像1940年等待最后一班离开里斯本的飞机一样，最后互相安慰，我们这些剩下的人，用童年时代的橙子、纪念品和烟熏牡蛎馅儿，聚在一起，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做殖民地。
这正是我们曾经的样子。我不确定在东部长大的人是否能够完全理解纽约，纽约的概念对我们这些来自西部和南部的人意味着什么。对一个东部的孩子来说，尤其是对一个一直有个在华尔街工作的叔叔、先是在F.A.O.施瓦茨百货公司度过几百个周六、在贝斯特百货公司试穿鞋子、然后在比尔特莫尔的大钟下等待、随着莱斯特·拉宁的音乐跳舞的孩子来说，纽约“只是一个城市，尽管是一个城市，一个适合人们居住的地方”。但对我们这些来自陌生地方的人来说，那里没有人听说过莱斯特·拉宁，大中央车站只是周六的广播节目，华尔街、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根本不是一个地点，而是抽象的概念(“金钱”、“高级时装”和“小贩”)，纽约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相反，它是一个无限浪漫的概念，是所有爱情、金钱和权力的神秘联系，是闪亮而易逝的梦想本身。想到在那里“生活”，就等于把奇迹般的事物简化为平凡的事物;没有人“住”在世外桃源。
事实上，我非常难以理解那些年轻女性，对她们来说，纽约不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埃斯托里尔，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她们买了烤面包机，在公寓里安装了新橱柜，为自己的未来做出了合理的承诺。我从未在纽约买过家具。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住在别人的公寓里;在那之后的90年代，我住在一个公寓里，里面的家具都是从一个朋友的储藏室里拿出来的，那个朋友的妻子已经搬走了。当我在九十年代离开公寓的时候(那是我离开一切的时候，当一切都破裂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留在了里面，甚至我的冬衣和挂在卧室墙上提醒我自己是谁的萨克拉门托县的地图，我搬进了75街的一个修道院式的四居室。“修道”在这里可能有误导性，暗示着某种时髦的严肃;在我结婚之后，我丈夫搬了一些家具进来，那四个房间里除了一张便宜的双人床垫和弹簧箱外，什么都没有，那是我决定搬家那天通过电话订购的，还有两把法国花园椅，是一个朋友借给我的。(现在我突然意识到，我在纽约认识的人都有奇怪的、弄巧成拙的副业。他们进口的花园椅在汉马彻·施莱默卖得不太好，他们试图在哈莱姆区推销直发器，或者他们在周日的副刊上掩盖谋杀公司的丑闻。我想也许我们都不是很认真，只关心我们最私人的生活。
我对那间公寓所做的只是在卧室的窗户上挂了五十码的黄色戏用丝绸，因为我觉得金色的灯光会让我感觉好些，但我没有好好地量一下窗帘的重量，整个夏天，透明的金色丝绸的长缎会被风吹出窗户，在下午的雷雨中纠缠在一起，被淋湿。那是我二十八岁那年，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承诺都能兑现，有些事情实际上是无法挽回的，而它毕竟是有意义的，每一次逃避、每一次拖延、每一个错误、每一句话，所有的一切。
这就是一切的意义，不是吗? 承诺? 现在，当我回想起纽约的时候，它就像幻觉一样闪现，如此临床地详细，以至于我有时希望记忆能消除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扭曲。在纽约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用的是一种名为“玫瑰之花”(Fleurs de Rocaille)的香水，然后是“时间之风”(L’air du Temps)的香水。现在，这两种香水只要有一丁点的痕迹，就能让我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失去联系。我闻到亨利·本德尔茉莉花香皂的味道，也会不由回想起过去，或者是用来煮螃蟹的特殊香料混合物。上世纪80年代，我曾在捷克的一家店购物，那里有几桶煮螃蟹。当然，气味是老套的的记忆刺激，但还有其他东西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我。蓝白条纹床单。苦艾酒黑醋栗。一些褪了色的睡衣是1959年或1960年的新衣服，还有一些我大约在同一时间买的雪纺围巾。
我想我们很多在纽约长大的年轻人在家里的屏幕上都看到过同样的场景。我记得早上5点左右，我坐在很多公寓里，有点头痛。我有一个失眠的朋友，他知道还有几个人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会看着天空变亮，喝最后一杯不加冰的酒，然后在清晨的光线中回家，那时街道又干净又潮湿(晚上下雨了吗? 我们从来不知道)，少数的出租车的前灯还亮着，唯一的颜色是交通信号灯的红绿色。白玫瑰酒吧一大早就开门;我记得我在其中一个房间里等着看宇航员进入太空，等得太久了，以至于在那一刻，我的眼睛不是在电视屏幕上，而是在瓷砖地板上的一只蟑螂上。我喜欢拂晓时华盛顿广场上苍凉的树枝，喜欢第二大道单色的平坦，喜欢从它们的角度看，消防梯和烤架店面显得奇特而空旷。
在早上六点半或七点不睡觉的情况下工作是比较困难的，这也许是我们整夜不睡的原因之一，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刻。外面九十度的时候，那套公寓的窗户都是关着的，我可以睡几个小时，然后去上班。那时我可以睡两三个小时，喝一盒Chock Full O' Nuts的咖啡。我喜欢上班，喜欢拿杂志的那种舒缓而又令人满意的节奏，喜欢四色收口、双色收口、黑白收口的有序顺序，然后是《产品》，它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看起来毫不费力地光滑，可以在报摊上拿起来，拿在手里称重的东西。我喜欢校对和排版的细枝末节，喜欢在杂志付印的晚上工作到很晚，坐着看《综艺》杂志，等着编辑部的电话。从我的办公室，我可以眺望整个城市，看到纽约互助银行大楼上的天气信号，以及交替显示时间和时间的灯光
洛克菲勒广场上的生活;在初夏的傍晚，在紫红色的八点钟走在市中心，看着五十七街橱窗里的洛斯特夫特碗，穿着晚装的人们试图叫出租车，刚刚长出叶子的树木，柔和的空气，所有关于金钱和夏天的甜蜜承诺，也让我感到高兴。
几年过去了，但我仍然没有失去对纽约的好奇。我开始珍惜这种孤独感，那种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人需要知道我在哪里或在做什么的感觉。我喜欢散步，天气晴朗时，从东河走到哈德逊河，再走回来;天气暖和时，沿着城村散步。一个朋友出城时，会把她西村公寓的钥匙留给我，有时我就搬过去，因为那个时候电话已经开始困扰我了(你看，溃疡已经在玫瑰花里了)，没有多少人有那个号码。我记得有一天，一个有西村电话号码的人来接我去那里吃午饭，我们都宿醉了，我给他开啤酒时割破了手指，哭了起来，我们走到一家西班牙餐馆，喝着血腥玛丽和西班牙凉菜汤，直到感觉好些为止。那时我并不为这样度过下午而感到内疚，因为我仍然拥有世界上所有的下午。
即使到了晚年，我仍然喜欢参加派对，各种各样的派对，糟糕的派对，住在斯图伊文森镇的新婚夫妇举办的周六下午的排队，未出版作品或失败的作家举办的派对，他们提供廉价红酒，谈论去瓜达拉哈拉，乡村派对，所有的客人都在广告公司工作，投票给改革民主党人，在萨迪的新闻发布会，最糟糕的那种派对。你现在应该已经看出，我不是一个从别人的经验中获益的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不再相信新面孔，开始明白那个故事的教训，那就是在博览会上呆得太久显然是有可能的。
我无法告诉你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明白的。我只知道，在我28岁的时候，情况非常糟糕。
他们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我似乎都听过了，但我再也听不进去了。我再也不能坐在中央车站附近的小酒吧里，听别人抱怨他的妻子的刁蛮，而他却错过了另一趟去康涅狄格州的火车。我不再有兴趣听别人讲他们从出版商那里收到的预付稿费，听那些在费城第二幕遇到麻烦的戏剧，听那些我很喜欢的人，只要我能出来见见他们就行了。我早就见过他们了。这个城市的某些地方我必须避开。工作日的早晨，我无法忍受麦迪逊大街上(这是一种特别不方便的厌恶，因为我当时住在麦迪逊以东五六十英尺的地方)，因为我经常看到女人们遛着约克夏梗狗，在格雷斯特百货商店购物，我的喉咙里会涌起一种韦勃伦式的伤感。下午我不能去时代广场，也不能去纽约公共图书馆。有一天，我进不了斯卡乐芙;第二天就是邦威特·特勒了。
我伤害了我在乎的人，侮辱了我不在乎的人。我把自己和那个最亲近的人切断了联系。我哭得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哭过，什么时候没有哭过，我在电梯里、出租车里、中国洗衣店里哭，当我去看医生时，他只说我似乎很沮丧，应该去看“专家”。他给我写下了一位精神病医生的名字和地址，但我没有去。
相反，我结婚了，结果证明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时机不对，因为我仍然不能在早晨走在麦迪逊大街上，仍然不能和人说话，仍然在中国洗衣店里哭泣。我以前从来不明白“绝望”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明白，但那年我明白了。我当然不能工作了。我甚至不能确定是否能吃到晚饭，我会呆呆地坐在七十五街的公寓里，直到我丈夫从他的办公室打来电话，温和地说我不需要吃晚饭，我可以在迈克尔酒吧、图茨肖斯或萨迪东酒吧和他见面。然后在四月的一个早晨(我们是一月结婚的)，他打电话告诉我他想离开纽约一段时间，他要请六个月的假，我们要去某个地方。
那是三年前他告诉我的，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住在洛杉矶。我们在纽约认识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可能的、充分的答案，所以我们给出一些固定的答案，每个人都给出的答案。我说我们现在要“负担得起”住在纽约是多么困难，我们需要多大的“空间”。我的意思是，我在纽约的时候很年轻，在某个时候，金色的韵律被打破了，我不再年轻了。我上次去纽约是在一个寒冷的一月，每个人都生病了，很累。我过去在那里认识的许多人都搬到了达拉斯，或者去了安塔萨布，或者在新罕布什尔州买了一个农场。我们待了十天，然后下午坐飞机回洛杉矶，那天晚上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太平洋上的月亮，四周都闻到了茉莉花的味道，我们都知道，继续住在纽约的公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有。当我打电话给洛杉矶的时候，但"海岸"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96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