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始于《性学三论》（1905d），他他将注意力集中在施虐（sadism）和受虐（masochism）上。几年后他首次明确提到了“自我保存和性本能”（1909b, p. 140）。 他认为虐待是性本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受虐则是虐待转向主体自己。 弗洛伊德将虐待与控制本能（instinct of mastery）联系在一起，并将受虐称为一种被动的“残忍本能”（1905d, p. 193）。 然而，仅仅四年后，他就宣称自己无法“假设在除了熟悉的自我保护和性本能之外，还存在一种特殊的、攻击本能，并与它们处于同等地位。”（1909b, p. 140）。 在后来的作品中，尤其是《本能及其变迁》中，弗洛伊德（1915c）坚持了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之间的二元对立观点，再次将虐待归因于性本能。 然而，正如Parens（1979）强调的那样，这里也存在类似于《性学三论》的张力，即，将攻击视为性本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将其视为自我保存本能的一部分之间也存在着紧张的张力关系。 在弗洛伊德提出了“第二个二元本能理论”之后，他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这一困境。他现在将性本能和自我保护本能都归结为“生命本能”，并将攻击提升为一种独立的本能驱动。 在“惊人的”（Jones，1957，第266页）理论发展过程中，他宣布这种攻击驱力是死本能的衍生物，死本能与生本能一起构成了生命斗争中的两股主要力量。 在随后的几年里，弗洛伊德越来越致力于发展这一观点。在《自我与本我》（1923b）中，他重复了这一理论。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他强调“攻击是人的一种原始的、自给自足的性情。”（1930a, p. 122）
弗洛伊德在1905年的观点中认为破坏性攻击不是一种独立的本能，而是对受挫的自我保护本能的反应，弗洛伊德后期的观点与1905年截然不同，此时的他认为，“破坏的本能经过调节和驯服，并且其目的（貌似）受到了抑制，当它指向客体时，必须为自我提供满足其基本需求和对自然的控制。”（1930a, p. 121） 攻击性地位的提升引起了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的极大关注；著名的理论家（如C.Brenner，1971；A.Freud，1972；Hartmann，1939；Hartmann、Kris和Loewenstein，1949）不同意弗洛伊德的死本能假说，他们发现“攻击本能”是一种保全面子的妥协，使他们至少部分忠诚于弗洛伊德。” 攻击性稳固中心地位的确立，也为人类天生具有破坏性的观点提供了锚——弗洛伊德在十年后的《文明及其不满》（1930a）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 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本质的冷酷看法反过来又阻碍了几代精神分析学家研究人类的积极和“好的”方面（Akhtar，2009a）。 总而言之，攻击地位的提高对精神分析思想的后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