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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也好，生活空间的重新定位也好，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正常运行和自然的状态，由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所支配。然而，如果由于要素流动和配置受到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阻碍，或者发生逆生产率提高方向的劳动力倒流现象，或者由于发展机会和生活品质差异过大，造成人口在区域间流动失序，导致区域间人口增减的不正常分化，则会产生不利的经济社会后果。
劳动力流动背离生产率提高的方向，必然导致经济整体的生产率提高速度有所减慢，对潜在增长率的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对于遭遇人口大规模外流的地区来说，一旦形成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供给不足的供给侧困难，以及居民消费不足的需求侧困难，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区域发展的均衡性相应受到削弱，区域振兴也会受阻，甚至可能发生部分地区居民生活品质下降的情形。这使得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具有十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趋于“去商品化”，即劳动力作为纯私人要素的属性进一步弱化，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社会权利，通过两个层次的制度建设得以不断增强。一方面，工资和工作待遇等通常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如集体协商、最低工资、劳动合同等制度共同决定；另一方面，民生福祉越来越不只是体现在工资和收入上，更体现在包含健康、教育、性别平等一系列内容的人类发展水平提高上。此外，那些经济发展遭遇困难的地区，在最终实现振兴之前，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变化可能会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是，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却不应该有所降低。作为上述趋势提出的客观要求，以及产生的连带结果，以人口为对象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供给，不仅要求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充分覆盖，还必然要求显著增强普惠性。
按照新发展理念，“钱随人走”或“公共服务随人走”的实现形式应该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公共品边界显著拓展。按照一般规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内涵和外延趋于扩大，因而政府必然要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一个由早期经济学家提出、至今仍然有效的统计事实是：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趋于提高。这个特征化事实被称为“瓦格纳法则”。这个现象发生最显著即政府支出提高最快的时期，是人均GDP从10000美元到23000美元的增长区间，这个“瓦格纳加速期”恰为中国未来十余年将要经历的发展时期。其次，公共财政更集中用于社会保障等福利项目，而用于直接产业投资的比重应大幅下降。这符合老龄化时代对社会福利的更高需要，以及相比投资而言消费成为更突出需求制约的新形势。再次，社会保障等共济性、保护性的基本公共服务越来越具有普惠的性质，应该分别通过提高统筹层次和增强可携带性得到体现。最后，对以上内容综合分析进而得出的政策含义是，中央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承担更大的财政支出责任，因而，在国家财政收支中的比重应该适度提高。
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体制机制因素，妨碍人口流动和劳动力重新配置，必须作为优先、重点领域深化改革。
第一，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常住人口在获得公共服务上的户籍身份差别。户籍身份仍然充当基本公共服务权益的标识，难免成为导致部分受影响群体生育意愿低、就业困难大的体制性原因。因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仍然要坚持两条战线相得益彰地推进，即一方面促进常住人口市民化，消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身份脱钩，消除人群之间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差别。此外，还要加快完善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体系、改革用人和招工制度，以及改进档案和就业信息服务等有机结合。
第二，消除不利于培育新人口红利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以及健全学前教育保障机制等方式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同时，以义务教育为重点优化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资源配置，建立与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加速培育新人口红利、保障经济增长持续动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之举。
第三，解除流动人口消费的后顾之忧，大规模释放内需潜力。由于现行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仍然与户籍身份有关，很多没有常住地户口的人群尚不能得到均等的保障和服务，严重抑制了这些群体的消费意愿，进而不利于社会总需求的扩大。通过改革把社会保障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可以使更广泛的人口获得抵御生活中不测风险的基本能力，由此释放出规模巨大的消费势能。
第四，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句话不再仅指家庭积累的有形财富，更在于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覆盖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意味着社会保险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加普惠、一体化和无条件。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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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也好，生活空间的重新定位也好，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正常运行和自然的状态，由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所支配。然而，如果由于要素流动和配置受到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阻碍，或者发生逆生产率提高方向的劳动力倒流现象，或者由于发展机会和生活品质差异过大，造成人口在区域间流动失序，导致区域间人口增减的不正常分化，则会产生不利的经济社会后果。
劳动力流动背离生产率提高的方向，必然导致经济整体的生产率提高速度有所减慢，对潜在增长率的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对于遭遇人口大规模外流的地区来说，一旦形成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供给不足的供给侧困难，以及居民消费不足的需求侧困难，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区域发展的均衡性相应受到削弱，区域振兴也会受阻，甚至可能发生部分地区居民生活品质下降的情形。这使得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具有十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趋于“去商品化”，即劳动力作为纯私人要素的属性进一步弱化，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社会权利，通过两个层次的制度建设得以不断增强。一方面，工资和工作待遇等通常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如集体协商、最低工资、劳动合同等制度共同决定；另一方面，民生福祉越来越不只是体现在工资和收入上，更体现在包含健康、教育、性别平等一系列内容的人类发展水平提高上。此外，那些经济发展遭遇困难的地区，在最终实现振兴之前，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变化可能会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是，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却不应该有所降低。作为上述趋势提出的客观要求，以及产生的连带结果，以人口为对象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供给，不仅要求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充分覆盖，还必然要求显著增强普惠性。
按照新发展理念，“钱随人走”或“公共服务随人走”的实现形式应该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公共品边界显著拓展。按照一般规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内涵和外延趋于扩大，因而政府必然要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一个由早期经济学家提出、至今仍然有效的统计事实是：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趋于提高。这个特征化事实被称为“瓦格纳法则”。这个现象发生最显著即政府支出提高最快的时期，是人均GDP从10000美元到23000美元的增长区间，这个“瓦格纳加速期”恰为中国未来十余年将要经历的发展时期。其次，公共财政更集中用于社会保障等福利项目，而用于直接产业投资的比重应大幅下降。这符合老龄化时代对社会福利的更高需要，以及相比投资而言消费成为更突出需求制约的新形势。再次，社会保障等共济性、保护性的基本公共服务越来越具有普惠的性质，应该分别通过提高统筹层次和增强可携带性得到体现。最后，对以上内容综合分析进而得出的政策含义是，中央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承担更大的财政支出责任，因而，在国家财政收支中的比重应该适度提高。
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体制机制因素，妨碍人口流动和劳动力重新配置，必须作为优先、重点领域深化改革。
第一，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常住人口在获得公共服务上的户籍身份差别。户籍身份仍然充当基本公共服务权益的标识，难免成为导致部分受影响群体生育意愿低、就业困难大的体制性原因。因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仍然要坚持两条战线相得益彰地推进，即一方面促进常住人口市民化，消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身份脱钩，消除人群之间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差别。此外，还要加快完善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体系、改革用人和招工制度，以及改进档案和就业信息服务等有机结合。
第二，消除不利于培育新人口红利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以及健全学前教育保障机制等方式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同时，以义务教育为重点优化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资源配置，建立与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加速培育新人口红利、保障经济增长持续动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之举。
第三，解除流动人口消费的后顾之忧，大规模释放内需潜力。由于现行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仍然与户籍身份有关，很多没有常住地户口的人群尚不能得到均等的保障和服务，严重抑制了这些群体的消费意愿，进而不利于社会总需求的扩大。通过改革把社会保障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可以使更广泛的人口获得抵御生活中不测风险的基本能力，由此释放出规模巨大的消费势能。
第四，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句话不再仅指家庭积累的有形财富，更在于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覆盖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意味着社会保险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加普惠、一体化和无条件。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THE END
编辑：小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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