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从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

新型工业化从工业革命、工业化而来的。英国人讲的工业革命就是瓦特蒸汽机、珍妮纺织机，英国人普遍认为工业革命只有这一次，相当于工业文明，是从农业文明时代向工业文明时代的跨越。类似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一个历史性事件。

这些年又出现的新名词，在工业革命前面加一个“新”字，“新工业革命”。什么意思呢？因为金砖国家、新兴国家没有经历过本来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是后发的、跟随的、补课的。所以这些国家可以叫做新工业革命。譬如清华大学文一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新工业革命。

德国人不认同英国人的说法，因为后期的电气化主要发生在德国。德国认为工业革命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分阶段的，而是分数次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德国人的“工业4.0”就认为人类社会经过四次工业革命，现在是第四次，前三次叫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国内叫信息化），现在进入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叫智能化。德国人讲的工业4.0就是智能化，也就是物联网。美国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叫工业互联网。我们国内学术界更多地接受了“工业互联网”概念。德国物联网的代表性企业是西门子，美国工业互联网的代表性企业是GE。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就是机械代替人力的过程，是大工厂的新生产方式。经济学有很多种评价实现工业化的标准，比如说GDP当中工业占到40%，还有人讲城市人口占到整个国家人口60%以上，也有说法是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等等。按以上任何一个说法，我们本世纪初就完成了工业化。但是工业化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动态概念，尤其前面加了 “新型”之后。

2008年之后，英国人率先提出来“再工业化”，但这和新型工业化还是不一样。英国人最早主张“现代化就是后工业化”，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都开始反思，脱实向虚不行，还得把工业搞起来，所以英国人讲“再工业化”，美国人叫“制造业回归”。撒切尔夫人后期，奥巴马的后期就开始反思调整了，但效果都不佳。

中国提出新型工业化是2002年的“十六大”，当时主要讲的就是工业化+信息化。2003年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对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又进行了新的拓展，简单概括，新型工业化=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基本现代化都有可量化指标，要完成相关指标，未来十年，对制造业一点也不能放松。“十四五”规划里面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个说法非常重要，甚至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因为曾经一度强调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有的地方甚至提出退二进三，腾笼换鸟，结果这些年出现国内制造业占GDP比重和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双下降”。保持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时刻不能放松警惕。

在推进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同时，我觉得有必要继续推进“工业基础现代化”，也就是中央强调的“工业强基”“产业基础再造”。中国工业化是追赶式的，压缩式的，我们走过西方工业化国家二三百年的路，用了六七十年时间。那些原发工业化国家，比如说西门子造电机的，波音造飞机的，他们有各个技术路线的实验过的规划图、路线图、施工图，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他们的档案资料非常完整，他们经过多次实验最后生产出产品并推向市场。我们没有这个过程，就是直接把人家最终的成果拿过来，没有实验和积累的过程。所谓逆向开发，就是拿过来拆开，模仿制造，以低成本优势再推向全球。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候没有问题，现在全球化出现了摩擦，出现了对抗式的竞争，怎么办？原来照抄、集成、组装肯定不行了，核心、关键的东西随时可能被卡住。所以需要从分工协作的源头开始做起，基础设施、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软件需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有自己的工业基础的新型工业化，才是可靠的，在新的国际背景之下也才是安全的。

把“推进新型工业化和

发展新质生产力”统一起来

新型工业化是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新质生产力是新型工业化的主动力。对这两个概念应该放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大框架之下来理解他们的关系。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经济工作的部署，都是把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新质生产力这三个概念放在一起讲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置的今年九大任务第一条，就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讲的是“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现代化产业体系里面思考和定位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思路上就更加拓展了。

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早把经济和体系联系起来是二战之后，出现了全球贸易市场，即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最早从“八大”一直到“十八大”，提的都是四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五位一体”发展理念提出之后，不再提某一个行业的现代化，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所有制体系、市场体系、分配体系、生态体系、区域体系、开放体系等等，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首先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十九大”对现代化产业体系讲了四个方面：实体经济、高新技术、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着重于讲了现代产业体系当中的实体经济。重点是四个方面。一是新型工业化，讲到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二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举了几个例子，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三是未来产业举两个例子，生命科学和量子科学；四是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传统产业。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更是新质生产力。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都有关于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详细的目录和标准，“八大战略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划分可以参考，但是并不是说某个文件定了那个产业就发展那个产业。很多产业的名称是投资人和企业家定义出来的，而不是自上而下定义的。

其实这四个方面都属于新质生产力。新型工业化里面的信息化、智能化肯定也是新质生产力。对此，2024年5月27号总书记在济南和企业家、学者的座谈会特意强调了这一点：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就是说，推进新型工业化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度一致的。去年召开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之后，很多地方开始做新型工业化的规划，有的还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新质生产力提出来以后，又推倒了，重新搞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划。其实没有必要。完全可以把“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放在一起规划、一起部署。

在开放中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

有两位学者刘志彪、王建，按照生产力三要素来定义新质生产力，其分析很有意思。刘志彪从生产工具的角度讲新质生产力，他认为人类生产力发展过程，主要是生产工具从旧到新，从最初人力开始，马力代替人力（马力就是机器的马力），然后再到电力，再到网力，再到现在的算力。他认为网力和算力就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

王建认为新质生产力就是AI，他是从三要素当中的劳动者出发判断新质生产力新不新。他认为人类由机器代替体力劳动，那是传统生产力，现在机器代替脑力劳动，这是质态的变化，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劳动者和劳动工具模糊化了，边缘越来越消失了，硅基生命和碳基生命，都成为了劳动者，AI参与到了人类财富创造过程中。

发展新质生产力最根本的一点是要认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方向。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起源于美国，起源于最早的贝尔实验室，1947年开始，晶体管、电子管、大型集成电路，再到电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整个发源地、策源地目前还没有变。美国是全球的科技制造的第一强国，是科技创新的基地。要紧盯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的动向，保持不掉队、不脱钩，这是最重要的。中国制造2025所讲的十大领域，思路清晰，紧盯着美国和德国、日本，基本上就是新质生产力在工业领域的发展方向。

近十多年来，新质生产力在美国的发展当中有几个重要时刻。2007年苹果智能手机的诞生；2016年谷歌AlphaGo战胜了韩国的国际象棋冠军的李世石，机器学会思考，而且战胜人类；2018年星链计划实施；2020年ChatGPT发布。这是美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几个重要节点。

没有开放就没有新质生产力。当前，解决卡脖子、补短板是迫在眉睫的事儿，这对我们而言也是新质生产力。但补短板并不是放弃国际贸易和国际合作。新时期要研究全球创新链反脱钩机制，防止科技创新的阵营化。芯片、人工智能基本的语言都是英语，脱离英文，软件、芯片、人工智能就无从谈起；全世界最好的科技数据在谷歌，但谷歌与大部分国人是断裂的；人工智能要靠算法，但当前中国数学水平与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芯片的上游是半导体物理学，但半导体物理学，我们与美英日韩也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现在又面临学术交流、人才交流的障碍。对全球最前沿的科技创新，应该研究制定反脱钩机制，要防止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新的差距。对于可能拉大差距的领域及时进行梳理，分类研究制定针对性举措。

把握好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千万不能忘了传统生产力，特别要强调的就是不能丢开制造业。美国有一本书专门讲美国为什么不能放弃制造业，《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这本书的相关内容已经成为美国的法律条文。制造业不仅提供最主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也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目前还是就业和收入来源的重要渠道。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仍然是传统生产力。中国大疆无人机就是依靠深圳华强北做电脑、手机基础零部件的成熟供应链做起来的。而且，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找到应用场景，要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新质生产力不可能单打独斗，单兵突进。传统产业，如钢铁、服装、家电、建材、家居、化工、食品等，用既有的新技术改造一遍，数实结合，就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因此，不管是做“十五五”规划，还是制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政策，应该在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当中来把握新质生产力。对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来说，如果大家一窝蜂都追新质生产力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服从社会主义市场目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高的原则就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其实，制造业不仅需要新技术、高技术，中等技术、实用技术能解决问题，就是优质生产力。生产力的新和旧，并不完全对应先进与落后。先进的实用技术，照样可以引起千家万户生活方式、千厂万店生产方式的改变。自行车、钢琴、手表我们都能造，但高端的大品牌并不在我们这里。普通产品做到极端化、品牌化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各地都有多年来自然而然成长发育起来的产业集群，譬如浙江、江苏、福建，发展好传统的产业集群，同时做好转型升级，做到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也是是非常现实的特质生产力，如温州电力设备产业集群、赣州家具产业集群等等；地方有多种模式的创新发展，形成自己的产业优势，正如总书记所说“因地制宜，各有千秋”。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还是要技术和企业怎么结合，和市场怎么结合，尤其是从技术到商品，所谓“达尔文死海”如何跨越的问题。这方面一些地方已经取得很好的经验，如深圳坪山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江苏溧阳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等等。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搞大呼隆

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生产力从旧到新的进化史。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生产力及其更新迭代，小平同志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强调先进生产力，这与新质生产力一脉相承。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需要更多深入探讨，但不宜过度炒作。我们注意到讲新质生产力，经济学界比较热，实业界的人比较冷静。因为搞一个新质机床，搞一个新质家电，或者培养一个新质大学生，不是提概念就能解决的，是一个艰苦漫长踏踏实实的探索过程。所以总书记特意提醒“不能大呼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其实，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少数人的事，不是所有人都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什么是新技术、新产业、新动能，是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黄仁勋、奥特曼这些人说了算，那是他们创造的。要尊重颠覆性创新的规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规划，宜粗不宜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正确处理举国体制与市场主体的关系，而且举国体制也要创新，如揭榜挂帅、伯乐赛马等等。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强调投早、投小、投创新、投培育，也要谨慎，凡是高精尖领域都是高风险投资，大多数不适合政府投资，而更适合风险投资，尤其天使投资。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颠覆性技术不宜搞规划，那是形式主义。某机构要在全国部署40个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基地，此事要慎重。中国这些年出现的新质生产力几乎全是民营企业搞的，如电商、微信、快递等等。数字经济全基本上是民营企业自己搞出来的。产业政策要注重功能性、普惠性，适当向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倾斜。新质生产力往往蕴藏在千千万万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汪洋大海中。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国家教育、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而然的产物。我们从1到10做得好，因为我们模仿能力强、市场容量大，但0到1原创新的东西比较少，就是因为缺乏教育科技的支撑。中国制造业为什么大而不强，因为我们支持制造业的基础研究基础技术还不够强大。举个例子，我们与制造业相关的诺贝尔奖只有一个就是青蒿素，这甚至比不上印度、以色列，和日本差距更大。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要从教育、科技开始做起，没有捷径。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调整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我们是集中型的体制，这当然也是优势，比如说产业政策的效果就很好。但是新质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生产关系，对集中型的生产关系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所以生产关系的调整也必须跟上。当然不仅是生产关系，还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等。总之，只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视科技教育，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自然而然就有了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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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编辑：小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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