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从文学中读到澳门的作品是闻一多的《七子之歌》，那是我在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教文学理论的刘老师在他讲授修辞学时便以《七子之歌》为例谈到了拟人化的手法，尽管这堂课谈的是文学技法问题，但老师充满着激情朗诵了《七子之歌》的澳门篇，大声赞叹了闻一多的爱情情怀。从此我就记得了，“澳门”，这是祖国母亲唤出的一声“乳名”。

我想从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为起点来谈论澳门的文学，这样的想法大概不算为过吧？因为我能感觉到，闻一多在诗中所表达的主题和所抒发的情感，就像是一条河的源头，它一直流到了今天。

散文和诗歌一直是澳门文学创作的重镇，小说相对来说要弱一些。这是由澳门文学的特点所决定了的。澳门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副刊文化和过客文学这两大特点。在澳门文学发展的早期，许多作品出自旅居澳门的作家，澳门因其特殊的地理和政治位置，成为不少作家往来世界的驿站，也因为他们在这里只是作短暂的停留，因此他们为澳门所写的文字带有观光式的特点，怀乡思国也是这些作品最突出的主题。研究者将这类作品称为“过客文学”，毫无疑问，这些作品对于澳门的书写多半只是停留在表面，作家们与澳门本地的联系不够深入。既然缺乏对澳门的深入观察和体验，也就难以在这些基础上产生小说的构思。另一方面，澳门文学的发展又是建立在报刊媒体发达的基础之上的。澳门的报纸副刊是澳门文学发表的重要园地，与澳门文学写作者的写作方式以及读者的阅读需要紧密相连。其实，中国的新文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新媒体的产物。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创办了大量的现代报刊，正是这些现代报刊开始尝试采取白话文写文章，以《新青年》为代表，一个以白话文为语言的新文学就这样从现代报刊中破土而出了。随着新文学力量的逐渐壮大，它与报刊的关系就将主从秩序颠倒了过来，过去是文学依附于报刊，现在文学从报刊中独立出来，从报刊中分化出专业性的文学报刊。所不同的是，澳门文学与报刊的关系一直以来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二者就像是不可分割的连体双胞胎。（香港和澳门的文学在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但澳门表现得更为纯粹）这次出版的澳门文学丛书共有十三位作家的作品，我从作者简介中就发现，其中有一多半都是《澳门日报》副刊的专栏作者，这就说明，澳门文学至今仍与报刊处在非常和谐的蜜月期。这自然会带来澳门文学不一样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小说的成长比较缓慢。另外一个特点，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形成了澳门文学的共情性。澳门文学既然与澳门日报是连体双胞胎，就与《澳门日报》具有共情性，又通过《澳门日报》紧密连接着澳门的日常生活、澳门的广大市民以及澳门现实跳动的脉搏，从而与澳门的社会与市民的心态具有共情性；这种共情性突出体现在澳门作家真诚地将澳门视为自己的家园，将澳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视为自己家中的事情，以家人的心态去体验社会的情绪，去分担社会的疑难。因此，澳门文学是一种共情文学。古冰作为《澳门日报》的专栏作者，他所说的一段话，大概可以看成是共情文学的一个注脚。他说：“写专栏，犹如在一版报纸偌大的‘广场’上，和众多作者们一道，跳一支既混杂了集体意识，又与各自的喜好、见识、经历、思想紧密相连，风格独特的广场舞。”

作为一种共情文学，散文和诗歌自然就是最合适的体裁。第五批“澳门文学丛书”十三本，散文诗歌就占有十二本之多。这十二本书大多是作者近些年的作品结集，这些作品有不少都与《澳门日报》或其他报刊有关。比如有的书就是作者收入几年间在报刊上所写的专栏文章。我能从这些文字里感受到澳门城市的体温，以及澳门人在生活流中的喘息声和咳嗽声。阅读这一次出版的丛书，还有一种突出的感受，这就是在作家们的笔下，澳门越来越与内地融为一体了，在澳门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仅有内地的元素，而且也有世界的元素。澳门文学既是关于澳门历史和现实的书写，也是站在澳门看世界的书写。

小说毕竟是我平时阅读的重点，我仔细阅读了其中的一本小说集，即李懿的《过三关》。据介绍，李懿出生于澳门，也是《澳门日报》副刊的专栏作家，她曾出版过短篇小说集《扁平人》，其小说获得过多次各种文学奖项。内地的文学期刊《作品》《广州文艺》《特区文学》都发表过她的小说。这本小说集收录了作者的十三篇中短篇小说。惭愧的是，我因为平时关注澳门文学太少，李懿的小说还是首次读到，但我要特别感谢李懿，是她的小说让我领略到了澳门文学特别的韵味。

李懿小说的文字是很讲究的，干净利落，又很有嚼头。她的语言不是口语化的，不是直接挪用生活的语言，她的语言仿佛经过了一番淘洗，除却污垢杂质，透出了语言本身的内涵。这或许就与长年做副刊专栏作家的经历有关，当然也与她为文学写作所作的知识准备有关。这也是以“90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作家的共同特点，我曾将年轻一代作家的写作特点称为“知识性写作”。

李懿写的都是澳门身边的人物和当下的生活。她的小说基本上着眼于人物，而不是以故事取胜。她就像是一名心理师，要看穿人们隐秘、纠结的内心，她这位心理师并不是在诊室内坐堂，而是穿行于城市的楼宇间，捕捉她所要诊疗的对象，她从人们异样的表情中窥探到他们的内心，她最关心的是在城市紧张节奏下人们因文化冲突以及格式化的生活所导致的精神疾患，她的小说仿佛就是在为这些人物建立起来的病历档案，但李懿几乎从来不给出救治方案，因此她的小说往往都是一个留下了悬念的结尾，像一串省略号的黑点将读者的思绪引导到无限的可能性去。比如在《豹窥》这篇小说里，写了一位要为闺蜜报仇的女子。金慧兰与何沁在中学的时候就好得形影不离，“连课间上厕所都要手拉着手”，后来金慧兰对爱情十分冷淡，何沁则与蒋秋处在一种“不安稳的男女关系”中。突然何沁就自杀了，遗留下许多欠条，这一切缘由都是因为蒋秋迷上了赌博。金慧兰认为是蒋秋杀死了何沁，她要为闺蜜报仇，她租了与蒋秋相邻的房子，跟踪蒋秋，将一把水果刀藏在身上，当她在电影院里坐到了蒋秋的背后时，刀柄握在手上都被汗液打湿了，身体紧张得僵在原处许久，最终她的刀子也没有出手，她沮丧地发现自己的勇气已经消散了，她走出电影院，难过地想要被车撞死。但她仍然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会杀了他的！她最终是杀了还是没杀，小说就这样将一个悬念留给了读者。同样，在《过三关》里，男人把母亲寄来的两千元钱输个精光，回家过年的车票买不成了，他于是答应和老刘一起深夜去抢劫小酒吧的老板，小说却结尾在他当晚为了养精蓄锐早早躺在床上，“郑重地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至于他去抢劫了没有，就让读者自己去猜想吧。在《恶星坠落》里，白琳与她的姐夫阿元在飞机上瞒着姐姐你来我往，她在机舱尾部给阿元一个吻，回到座位上，还挑衅式地问姐姐为什么不离婚。白琳还想象着下飞机后更露骨的接触，如果她真的与姐夫有更露骨的接触，那将会是一场什么样的结局呢？但小说写到这里便戛然而止了。《上岸》写了一个疯狂购物的女孩，她在“分期付款”的诱导下，沉溺在欠债累累的汪洋大海中，她最终“上岸”了吗？我们从最后一句“她想起了仍在购物车里等待下单的那款手表”里就知道，这个问题还没有确切的答案。由此看出，李懿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特定的小说结构样式：开放式的结尾和反复追问式的人物内心描写。她不做法官而要做心理师，这是她形成自己特定小说结构样式的根本原因。

李懿小说中出现得最多的人物往往是失败者和失意者，如《拉撒路现象》是一个婚姻失败者，《无主的骨头》是一个失恋者，《春的答复》是一个遭遇爱情挫折的大龄剩女，《囚徒》是一个操持家务几近麻木的疲惫妇人，《过三关》写的是一个屡赌屡输的小丈夫，《上岸》写的是被欠债逼得要崩溃的购物狂，《镜屋》构思很特别，处在情节前沿的是去打点哥哥房子的吴晨，实则是通过吴晨的眼睛写了一个活在镜子里的失踪者。从偏爱以失败者和失意者为写作对象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李懿绵厚的人文情怀。李懿是以一种理解和体恤的姿态来书写这些人物的。失败，挫折，失意，失望，这些经历和情绪对于一个人来说应该是负面的，它会对人的身心造成伤害；但同时这些经历和情绪也是对一个人的磨砺，人们在磨砺中也许会变得更坚强。这一切正是李懿所要探询的，她有着一种对心理师的职业尊重，在书写这些人物的种种负面行为和反常情绪时，并不是采取谴责的口吻，也不会施以嘲笑、讽刺或蔑视的颜色，她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看到了人们在负面状态下艰难的内心挣扎，更看到了精神在极暗时刻仍发出的一丝微弱的光。《过三关》的主人公嗜赌成性，已无可救药了。母亲盼他携家人返乡过年，寄来两千元，竟被他输了个精光，他被逼得走投无路了，竟动起了抢劫的念头。但即使走到了这一步，李懿仍然相信，这个人物的内心决不是漆黑一团的，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理直气壮地成为全家的依靠。因此李懿写了这样的细节：“他摸了摸儿子的头，满怀柔情，突然成了天地间最爱孩子的父亲。”小说取名为“过三关”，不知李懿是否是从面相学里借用过来的，面相学有“小指过三关，不愁吃和穿”的说法，小说中的主人公大概也是算过命的，他与老刘的一番交流后，他就觉得自己要走运了。但他真正的走运，恐怕不是来自老刘的引导，而是来自他对亲情的留恋。因此读到小说最后，尽管他睡觉时还握着那把刀，但我们似乎还是感觉松了一口气。《浮域》可以说是对疫情严控的环境下人们心理变态的极为真实的描绘。罗庆全逃离到了澳门，他的情人任清收留了他，但两人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并没有消除罗庆全内心的恐惧，他反而萌生了“杀了她，独占此地”的念头，肉体快感虽然瞬间淹没了忧愁，但罗庆全很快又要从手机上探寻妻子与母亲的讯息，他的神志也仿佛脱离了躯壳，“向上，向上，浮向了水面”。我们都经历了疫情，对这种焦躁不安，心理变态的精神状态一定不会陌生。《珍珠从天而降》像一篇优美、单纯的童话，小说写得有些隐晦和含蓄，但这种情调更增加了小说的诗意。李懿想象着地球上的人即将毁灭之际，地球将成为机器人的天下，但还有一群人定期举办诗歌会，一个叫珍珠的女人与一个新入会的英俊男人相爱了，他们告别诗歌会时，在一把伞下相拥在一起，李懿形容那些砸落下来的雨滴宛如“珍珠从天而降”。也许她是要以这样的意境来表达对诗歌与爱情的信念。

《非法之王》是小说集中唯一的一个中篇小说，这是一个比较奇特的文本，李懿在小说的结构和布局上进行了实验性的探索。小说由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组成。一条线索是还未成名的青年作家陆尚青，他枯燥无趣的日常生活，以及与几个女友的来往。另一条线索是吐蕃国末代皇帝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对朗达玛灭佛和拉隆·贝吉多杰弑杀朗达玛的历史所进行的改写。两条故事线索虽然完全处于平行关系，但二者又构成互文性。陆尚青曾告诉女友，他正在写一部关于西藏历史的长篇小说，这其实是在暗示，第二条线索的故事就是陆尚青所写的小说文本。李懿的实验性正是体现在这里，她不仅要提供一篇关于吐蕃历史的小说，而且还要同时提供一篇关于写这篇小说的作者是在什么状态下进行写作的说明。这简直就是一次文本发生学的实验！我们能够从这个历史故事里读到陆尚青的心理投射。于是，两条看似平行的线索之间产生了一股牵引力要将它们拉近。这种牵引力来自一个共同的主题：性与权力，写作中的陆尚青已经把自己的热血贯注到了拉隆·贝吉多杰的身躯里。《非法之王》让我看到了李懿在叙述上的十八般武艺。比如她对吐蕃历史的叙述便是采取一种时间重叠的方式，将历史的故事装置在现代的场景之中，让策马奔驰在西藏高原上的古代将士们，搭乘着现代楼宇的电梯上下升降，这会是一种多么奇异的审美效果。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李懿仿佛是以自己的实验文本对这句名言作了新的阐释。

荐书｜R.S.托马斯《一只乌鸫在歌唱》：我长久注视着这片土地

荐书｜苏沧桑：立夏·蚕花记

排版：单小菁

编辑：邓洁舲

二审：张俊平

三审：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