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后回归时代”的澳门诗歌

“后回归时代”的澳门诗歌

霍俊明

关于澳门的印象最早来自于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伟大的戏剧家、诗人汤显祖被流放，他从南安越过大庾岭，经过数次转徙，经山岙（澳门）往恩平、阳江、阳春、徐闻。关于澳门，汤显祖在诗歌和戏剧中都有所体现。在此三十八年前，葡萄牙人开始居澳门，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之门被打开。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占领澳门。而近现代以来，关于澳门我印象最深的是1925年3月闻一多于海外创作的《七子之歌·澳门》，这首诗让我们极其真切地感受到了澳门暂时离开“母亲”之后的剥离之痛以及渴望回归母体的热盼之情。

2014年，作家出版社、澳门基金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联合推出的“澳门文学丛书”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等诸多文体，这对我们整体了解澳门及澳门文学的历史传统、文化生态以及创作现状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尤其对我们深入了解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之后的“后回归时代”的文学现实极有裨益。诚如十年之前王蒙先生对澳门文学的评价：“澳门文学正在走向自觉，一个澳门人自己的文学时代即将到来”“一块与澳门人语言、生命和精神紧密结合的文学高地，正一步一步地隆起。”（《澳门文学丛书·总序》）而早在1986年，澳门诗人韩放就提出要建立“澳门文学形象”，这也从侧面凸显了澳门文学作为区域文学的不无尴尬的处境以及个体、主体形象一度模糊的焦虑。

出于个人阅读兴趣和研究方向，我在此只就澳门回归之后的诗歌谈一谈个人的一些随感。

十年来，“澳门文学丛书”推出了“后回归时代”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澳门代表性诗人，比如姚风、袁绍珊、贺绫声、吕志鹏、卢杰桦、黄文辉、邢悦、沈慕文、李观鼎、卓玛、太皮、席地、洛书、石磊、郑晓泉等。我要谈论的诗人除了熟识的姚风、袁绍珊之外，主要集中于今年刚刚出版的“澳门文学丛书”这一辑所收入的席地等诗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人的籍贯、身份、学习背景、工作经历以及写作实践都呈现出了极其强烈的流动性特征，其中一部分诗人的出生、求学和工作背景与内地以及其他地区有关，由此带来的双重或多重语言、文化视野为诗歌创作提供了非常复杂的精神背景，“我在澳门出生长大，广东话是我的母语，然后又到北京和加拿大学习普通话和英文，现在又在一个常常要接触到葡文的环境下工作。在不断转变频道的日子中，有时我会陷入失语的状态，尤其在诗歌创作上，我对我的母语会有一种更为依恋的复杂情感。”（袁绍珊《诗歌永在》）

从文体角度来说，其中一部分作家——比如姚风、穆欣欣、黄文辉、李观鼎、席地、周桐、袁绍珊、太皮、陶里、杨颖红、谭健锹——同时从事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翻译的工作，从而也体现出跨界和流动的质素。这种文体之间的互相渗透或互文对应了写作者超强的综合能力。

当我们将视野扩展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澳门的开放性、流动性特征会愈发凸显，人口流动、社会互动、文化交互随时都在发生，这也深度影响了文学创作以及文化心理。

说到流动性，实则澳门诗人在传统性、本土性、现代性、开放性、多元性之间也呈现出流动的质素，各种文化融合在一起，从而激活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诗学”。通过互相译介的形式，澳门对于推动中葡诗歌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我想到了“澳门诗人”姚风，他直言反对别人把他称为“澳门诗人”。姚风1958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葡萄牙语专业，曾在外交部以及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工作，1992年移居澳门。他是中、葡双语写作，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翻译、评论，跨语际文化所带来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精神视野也极其开阔。他所翻译的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深入人心，与此同时让我们看到了“诗人翻译家”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无论是对于生存处境、时代潮流还是现实处境、精神境遇，姚风总是能够以人类学般的高度带来思辨、反思和自审的意识，比如“远处是大海/这巨大的眼泪加工厂/并不知道我的存在”（《题山中一棵枯树》）姚风诗歌中的“现实感”以及戏剧化的处理方式是随处可见的，他对世界、社会、历史、时代、人类、自然、文化以及生存境遇、精神渊薮的关注、凝视、对话、盘诘带有深度叩击心灵的重力。这随之产生的就是世界意义上的“文明之子”以及“文明之诗”。姚风的诗有时让我们感受到的是难以言说的重金属般的打击乐的效果，偶尔又运用“夜歌”的方式把我们抬升到沉暗而又清峻的智性空间，“而我不是河流，不是大地/甚至千疮百孔的身体/不是一块海绵/在水中，我只是一头容易腐烂的动物”（《黄昏的雨》）。

澳门半岛很小，但是其特殊的地理、交通以及文化交流上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它几乎涵括了岛屿文化、海洋文化、内地文化、粤语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澳门本土文化以及西洋文化，其包容、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属性是有目共睹的。

对于任何一个地区来说，语言和文化都是最重要的，对于写作者来说这一重要性更是毋庸赘述。显然，澳门的文化认同意识以及文化主体性无论是对于普通人还是文艺创作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正如姚风所说：“尽管葡萄牙统治澳门逾四百年，但澳门的文化主体性依然是中国文化，葡萄牙语虽然是官方语言，但从来没有普及到普罗大众当中去。葡萄牙人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也使之成为澳门文化的一部分，但澳门仍然较好地保持着中国文化的传承，它仍然是澳门文化的主体。”

在澳门诗人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共同塑造的不同时期的澳门景观，这既包容历史景观、文化景观又包括城市景观、地理景观、现实景观、生态景观，比如半岛、丘陵、台地、海洋、大三巴、妈阁庙、十字门、港珠澳大桥、青洲、氹仔岛、台山、筷子基、水坑尾、南湾、东湾、北湾、浅湾、下湾、沙梨头、莲花山、东望洋山、西望洋山等。对于澳门诗人来说，这些自然和历史景观从古至今已经被反复抒写过了，而最需要诗人完成的就是祛除“景观化”，“‘风景一空再空’/在这句话中我已经文学了六次/一个字一次。换种说法//第一次的风景，在我走入之前/尚未化为风水/直至我的眼睛并列在具体的树上/第二次风景就来了：零度的/一瞬之间，年代感，四肢相继进入/无意识地叹了一口气，第三次风景进驻”（席地《风景一空再空》）。换言之，诗人要重新审视自己对“景观”的认知体系和装置，在语言和修辞中去重新发现这些空间以及承载的时间、事物没有被说出的陌生、未知的一面，通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重新发明精神标识意义上的时空结合体、地方性知识以及自我意识、存在境遇、人类命运，“车窗外，多汁的太平洋毫无预警地在我面前敞开，/我如蛇类游走于美洲地壳。/注定流血的人生，/只能戚然捧着一颗忧郁的心脏。//在我的家乡，每颗丢弃的种子都是进口的，/没有一种水果能代表我的过去，/ 没有一种水果能反映我的将来，/没有一种水果像石榴像女人那样，/必须经历挤压与痛楚。/在我的家乡，每颗种子乃至每个人，/都曾被狠狠地基因改造过。”（袁绍珊《神石榴》）

诸多诗人不约而同地聚焦澳门的历史、传统、文化、地理、自然、城市、金融、房地产、旅游以及切实的差异性的个体生存境遇，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视中应运而生的是“记忆诗学”，即对澳门历史性、现实性的空间和时间的同步深度观照和记忆，正如马尔克斯所说：“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这些诗歌指向了澳门的公共空间、现实百态以及个人生存形态，至于内在化的生命、精神状态的抒写就更为繁复了。

随着时代新变，尤其是城市化、媒介化和后工业化的影响，澳门诗人对区域、城市、人口、语言、经济、科技、物流、生态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化的深度抒写，尽管他们在个体表达方式以及语言、修辞、技艺等方面体现了极其明显的差异性。譬如关晓泉的诗集《几多风景换来一句诗》就属于“澳门特产”，他作为银行从业人员、反洗钱师、专业财富管理师，其所面对的最显豁的事实或“诗性”就来自他每天接触的这些行业、项目和相关工作，所以他的诗歌与金融、股市、数码货币、利率、投资、楼市、紧缩政策属于“共生”“共命运”的关系。其最为大胆的诗歌实验是《几多数码货币换来一句诗》中的“财富”一节，该部分全部由“0”“1”的排列构成，形象而直观地表达了财富与数字之间的戏剧化关联。

流动的开放社会、城市空间、现代性时间给生存个体制造了一定的压力。从历史意识和生存境遇下考量，我们会发现城市已经成为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城市，他们的写作也不可能不与城市发生互动、龃龉甚至抵牾。值得注意的是姚风等诗人对城市化时代的反复抒情塑造了游荡者、沉思者和批判者的形象。其间，生命际遇、历史剧变、时代变迁、观念融合、文化汇聚都极其复杂地共生、错动。

此次阅读刚刚出版的“澳门文学丛书”，印象最深的是席地的诗集《第六次回归花园》。

因为席地既是诗人、小说家也是书法家，所以他的诗歌视野极其开阔而又繁复。在我看来，他与姚风、袁绍珊等诗人一样代表了澳门诗歌写作的难度和实绩。

判定一个诗人是否成熟和具有标识的重要标准是核心意象、深度意象体系的建立，而席地就属于这样的诗人。在这本诗集的第一辑“孩子问”中就出现了“孩子”这样的核心意象和深度意象。作为精神成人，席地在这些聚焦“孩子”的诗歌中凸显了极其深刻的省察视角和自省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为这些“孩子”设置了诸多差异性的又不乏戏剧化的场景。成人、集体、世界、面具、写作、命运与孩子、独立、理想主义、原生、原罪之间的关系在他这里变得空前驳杂而又发人深思，“我说话，是为了使自己 / 从沉默的重量中剥离出来/当我手指孩子时/便放下了孩子以外的/一整个世界”（《减磅》）。席地诗歌让我们时时感受到了精神的细微变化、生命意识的延伸以及灵魂在深夜之中的失眠与惊悸。这是一个时时低唱“夜歌”的异常精敏的诗人。值得注意的是席地诗歌的空间、场景非常开阔，涉及实有的和虚构的，诸如城市、城中村、澳门、内地（比如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等）以及世界各地。值得强调的是席地的诗歌一直是反地理化和反常识化的，“从澳门开车到氹仔/澳门这个词在我发动引擎的一刻/便足以被任何一个词所取代/氹仔亦如是//如果我到达了氹仔/我不介意——就像从未出发/调转方向盘//我第三次被取代”（《从澳门出发，行驶在路上》）。与此相应，其情感、经验、超验以及想象力也指向了历史、现实、文化、艺术、生存、人性、心理、意识等诸多层面。值得注意的是席地的很多诗歌带有向诗人、朋友致敬和对话的精神思辨的成分，比如写给杜甫、佩索阿、艾青、海子、赵野、陈东东、梁小曼、冯晏、毛子、丁成等人的诗就属于此类。这实则也回应和接续了中国古代诗歌“应和”“酬赠”的传统，心灵或灵魂意义上的朋友与朋友之间的精神沟通也连带建立了特殊意义的文化地理和景深。“以上对话时，我们坐在深圳/万象天地的四楼咖啡厅/梁小曼坐在对面。写这首诗时/我正在回澳门的船上/读《红的因式分解》/忽又合上。轻坐澳门对面”（《坐在澳门对面——赠陈东东、梁小曼》）。可惜，天不假年，席地写到的梁小曼不幸于2024年11月13日下午4时57分于上海辞世，令人唏嘘。

1985年出生于澳门的袁绍珊在2015年参加了《诗刊》第31届青春诗会，我当时作为指导教师给她写了一个推荐语：“袁绍珊具有其他年轻女性诗人少有的力度、强度和开阔感。她的诗歌有着对惯常意义上女性经验的‘反动’，自我意识以及个人史意义上的戏剧性表征也非常明显。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以及语言龃龉中袁绍珊的诗歌既有空间伦理的自我化投射，又有对女性精神洁癖的不满以及对整体性现代经验的诘难。多重女性形象的‘变体’叠加、深刻细腻的精神对位过程使得她的诗歌具有阅读的惊异感。”

袁绍珊的诗歌启蒙最早是从古诗、粤剧以及流行歌曲开始的。从参加青春诗会直到现在，袁绍珊的诗歌一直保持了对精神难度和写作难度的双重追附，一直在个体主体性和个人化的精神想象力的前提下保持有效的发声，一直对自我和世界的关系保持了足够独立和审慎的反思意识。

此时，望着北京窗外的茫茫夜雾，我想到了袁绍珊的一句诗，这也刚好可以用来印证和评价她诗歌的精神质地——“她榨取着想象力的黑夜汁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