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5年工业化发展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探析

经过75年的发展，中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从一个一穷二白、封闭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经过75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达到新高度。

就工业化发展水平而言，到1995年，中国已初步摆脱“贫困的陷阱”，跨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到2020年，中国已基本实现工业化。2023年，标志着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均较1952年有了巨大提升，如人均GDP达到89358元，比1952年实际增长89倍，年均增长6.5%；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2%，比1952年提高53.7个百分点，比1978年提高48.3个百分点。详见表1。

就国家综合实力而言，2023年，中国GDP达到126.0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比1952年增长223倍，年均增长7.9%，其中1979—2023年年均增长8.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0%的增速水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216784亿元，比1952年的173.9亿元增长1245.6倍，比1978年的1132.3亿元增长190.5倍；外汇储备达到32380亿美元，比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长1.94万倍。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国GDP接连突破50万亿元和100万亿元两大门槛，工业增加值接连迈上20万亿元、30万亿元和40万亿元三大台阶。当前，中国已成功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与高收入国家只有一步之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成就和标志性突破。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29经过75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实现了规模由小到大、实力从弱到强的大跨越。目前，中国已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包括汽车、电脑等在内的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中国的工业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成效显著，新发展动能迅速成长。2013—2023年，中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达到8.7%和10.3%。2023年，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3.6%和15.7%，分别比2012年提高5.4和6.3个百分点。C919大型客机、大型邮轮、五轴联动加工中心、10米超大采高智能化采煤机、1000兆瓦级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等一大批国之重器接连问世，使中国在世界高端制造业领域拥有了一席之地。当前，中国在高铁装备、5G、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产业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见表2），在稀土新材料、生物药、航空、智能家居、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产业领域已能够与发达国家并跑。而仍处于跟跑状态的产业部门不仅数量大为减少，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工业的地区布局极不合理：占全国土地面积12%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全国70%以上的工业；而在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工业企业数量稀少，工业发展水平极低。为了改变中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国家逐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规模和工业项目布局力度。“一五”时期，限额以上的694个工业建设项目中，有472个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在东部沿海地区只安排了222个。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历经3个五年计划，累计投入2050余亿元和几百万人力，建设了包括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能源工业基地、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工业基地等在内的一大批机械、能源、原材料工业的重点企业和生产基地，建成了10多条跨省铁路主干线和数条省内铁路，极大地改变了中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状况。改革开放后，在让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指导下，我国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希望沿海地区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和发展基础率先发展，进而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由此，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又有所拉大。1999年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又陆续推行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又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粵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我国的区域工业布局和工业化发展的协调性显著增强，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从2012年到2022年，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和营业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上升了1.6和4.0个百分点；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占全国的比重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标示工业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看，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比分别从2012年的1.69：1、1.87：1变为2022年的1.50：1、1.64：1。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民生保障等方面也在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区域差距逐渐缩小。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科研机构少，科研人员十分紧缺，科技发展水平相当落后。依靠自主研发和苏联的技术援助，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进步明显。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中国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创造了原子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星上天的奇迹，取得了“两弹一星”事业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一系列重大科技计划接连推出，科技投入强度持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比如第一台高级中文微型计算机“长城0520-CH”（1985年）、第一座日产万吨铁的高炉“宝钢一号”（1985年）、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和运营管理的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秦山核电1号机组”（1991年）、第一款批量投产的通用CPU“龙芯1号”（2002年）、第一艘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大鹏昊”（2008年）、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2010年）等。一系列重大创新性产品的问世，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在铁基超导、量子通信、细胞编辑、合成生物等前沿方向取得一系列重大原创性成果，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大飞机制造、核电、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生物医药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明显增加。2023年，中国的R&D经费支出达到33278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64%，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全年授权发明专利92.1万件，比2012年增长3.2倍。截至2023年末，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为499.1万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1.8件。2012—2023年，中国的R&D经费投入强度提高了0.66个百分点，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从第34位上升至第12位。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机遇，积极引进国外资金与技术，随后又适时“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外资源与市场。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工业化的发展，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一是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明显改善。1950—202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由11.35亿美元增加到5.94万亿美元。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2023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达31092.32亿美元，占中国货物出口总额的92%，而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已下降至5%以内。

二是“走出去”步伐加快。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企业主动“走出去”承揽国外建设工程，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参与国际合作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在2000年只有约9亿美元，到2023年已猛增至1169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从2000年的85亿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1550亿美元。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资金和技术的单向输入状态到目前资金和技术输入与输出并行的双向流动状态，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已经从过去的边缘参与者转变为关键引领者。

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能造航空母舰、超音速战斗机、高档数控机床、新能源汽车、大型豪华邮轮、载人宇宙飞船、人形机器人等高精尖产品的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并加快迈向世界制造强国，就是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工业发展一般规律和趋势的工业发展路径。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经济的赶超跨越和高质量发展，创造了世界工业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和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工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保证。7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推动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领路人和定海神针。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工业底子薄、基础差，既有的一些工业生产设备因长期战乱等原因而损坏严重，不能正常使用，大多数工厂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面对这种不利局面，中国共产党迎难而上，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工业生产的根本好转，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措施，具体包括：建立中央一级的工业领导机构，为工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组织保障；派遣大批有领导经验的干部到各厂矿企业，指导恢复生产和投资建设等工作；号召人民群众发挥主人翁精神，积极参加工厂、矿山的恢复重建工作；等等。由于措施得当，因长期战乱而受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工业经济在新的起点上重新起步。1952年中国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大大超过了1949年的水平。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尤其是争取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从苏联与东欧国家引进了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创建了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精密仪表工业等尖端工业部门，为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实现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改革完善工业经济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这促进了乡镇企业和私营工业企业的蓬勃发展和多元经济主体间的合理竞争，有效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按照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要求，我国取消了原油、成品油、钢材、烧碱等重要工业品的计划定价，实行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市场定价，不断调整优化工业和国民经济结构及区域经济布局，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链、价值链升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发展阶段转变，从战略与全局高度，作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统筹制造强国建设全局，审批工业和制造业发展重大规划、重大政策和重大工程项目，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工业强基和制造强国建设工作，协调跨地区、跨部门的项目投资、技术研发和工业污染治理等重要事项，使我国工业经济迈上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呈现出生产稳定增长、结构优化转型、多种经济类型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工业化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才能保障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才能使中国富起来、强起来。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在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打造世界制造强国和现代化工业体系与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并不断加强党的领导，全方位落实落细党对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全面领导，确保工业化事业与制造强国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从落后向发达、从低效向高效、从简单社会分工向复杂社会分工的结构升级过程。从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看，工业化和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些普遍性规律表现为：从生产组织形式来看，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传统手工生产方式让位于机器化大生产，进而让位于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生产方式的过程。从经济社会结构来看，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快速变化升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将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占比持续上升。与此同时，社会的供求结构、就业结构、城乡人口结构和区域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从效率来看，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生产力和经济绩效提高的结果，也是生产力和经济绩效提高的重要助推器。工业化和现代化可以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催生新质生产力，增加和丰富社会财富。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遵循上述一般发展规律，否则就会走弯路，甚至误入歧途。如在计划经济时期，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让农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但也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导致原料来源不足和终端需求容量小，这反过来又妨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革了户籍制度，废除了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各种不合理政策，并按市场化要求理顺了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促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变了二元经济结构，加快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

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必须兼顾自身特殊的国情条件。由于在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千差万别，对各国而言，不可能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模式，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特殊情况，不能照搬照套他国模式、经验。在这方面，我国曾吃过亏，走过弯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遵循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更加注意从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道路。如今，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从这一新的国情条件出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积极解决产业、区域和城乡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成就，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仍然要在遵循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制度出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科学选择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和发展策略，为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要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就必须根据工业化发展阶段和任务的变化，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既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又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使“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相互配合，相互成就。一方面，通过有效市场，使市场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等决定资源配置，发挥市场机制高效配置生产要素资源的功能；另一方面，通过有为政府，提供产权保护和公平合理的市场交易规则等公共产品，改善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二者缺一不可。

新中国成立至“一五”期间，我国一方面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特别是市场微观主体的积极作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没收官僚资本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建立健全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极大提升，许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过于强调政府宏观管理作用，对经济管得过多过宽，统得过多过死，忽视了市场机制作用特别是市场微观主体的积极作用，导致工厂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和生机。由于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广大干部职工严重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一时期，我国的工业化建设遭遇重大挫折，在部分年份甚至出现了严重倒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适应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已成为国家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新形势，我国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改革和调整。一方面，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通过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激发企业活力，通过改善激励约束机制、实行按劳分配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改革调整财政、金融、投资、外资外贸和产业政策，使其更加适应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把扩大对外开放作为推进工业化的重要抓手，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改革开放新举措极大地推动和加快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促进了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工业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我国一方面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培育有效市场，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手段淘汰传统产业中的落后产能，催生新动能、新业态、新产业，推动产业和经济结构优化；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引领作用，继续优化产业政策、区域布局政策和财税金融政策，打造有利于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和载体，积极发展5G、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现代化新型基础设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我国于2020年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在产业转型升级、科技自立自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均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仍然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方面的积极作用，根据工业化发展与制造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和阶段，不断优化调整体制机制和发展战略，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着力健全完善市场体系，加强政府监管，防止市场失灵，又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行政干预，防止政府失灵。要建立健全人能尽其才、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地能尽其利的工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战略保障。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挥比较优势，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扬长避短地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业链环节，才会形成和保持市场竞争力，工业化才会推进得比较快、比较顺利。反之，如果未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产业就会因缺乏市场竞争力而丧失自我发展能力，工业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比较优势是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较低。然而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没有充分考虑自身的比较优势，而是采用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把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一半都投向了重化工业。长期违背比较优势，使我国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而这最终也制约和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由此，产业和经济结构长期处于扭曲状态，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在某些特定时期甚至停滞不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要素丰富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轻工业和“三来一补”加工业，迅速扩大相关产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带动了重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大发展。我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进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部分重要领域特别是产业链关键环节和关键材料上打造竞争优势，发展独门绝技，形成了在部分产业领域领跑、在不少产业领域与发达国家并跑的局面。我国工业发展和工业现代化的质量、效率和动力发生巨大变化，实现了质的飞跃。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仍然要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熟练产业工人数量庞大的优势，以此为基础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着力培养造就一大批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形成新的人力资源比较优势；同时，要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打造一批优势拳头产品，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主”企业和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未来产业培链，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练就一系列“杀手锏”技术和独门绝技，打造出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和全局性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使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牢牢建立在世界领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基础之上。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能力为支撑的。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创新始终是推动我国工业化向前发展的重要引擎。要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高效推进工业现代化，就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技在推动工业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540这一时期，我国制定了首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取得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部门，在工业上实现了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得到了充分认识和重视。为加速推动工业发展、推进工业现代化，我国紧紧抓住创新这个制胜法宝，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技术创新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法规，大大增强了技术创新对工业发展和工业现代化的引领作用。中国工业的规模、水平和效益不断提升，取得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把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基石。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创新主体的活力和能力持续增强，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大幅提升，为我国工业发展和工业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型技术创新体系，优化创新环境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力度，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和产业基础再造攻坚战，努力实现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尽快掌握一批带动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布局一批具有颠覆性、引领性的未来技术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高质高效发展模式，为我国的工业发展和工业现代化提供坚实科技支撑和强劲动力源泉。

新中国75年工业化发展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彻到工业发展和工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去，积极研发绿色低碳技术和绿色低碳产品，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走资源节约、集约、永续利用之路，工业化和现代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兼容性和协调性就好，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强；什么时候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之路，工业化和现代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兼容性和协调性就差，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会大受影响。

在计划经济时期和体制转轨阶段中的某些特定时期，由于没有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生态环境的综合价值，我国走了一条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道路，在取得巨大发展成绩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能源消耗多、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沉重历史代价，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严重影响了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的长期可持续性。在吸取国内外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发展教训的基础上，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处理好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2006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被写入党章。2011年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提出，要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此外，我国不断加强环保立法，颁布了《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初步形成了适应工业发展和工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制度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代生态文明理念落实到工业发展和工业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全领域、全系统，修订和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方案（2023—2025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统筹推进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应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使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工业化和现代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兼容性极大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极大增强。

新时代新征程，“双碳”目标对中国发展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建设新工业文明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工业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抓手，全面落实“两山”理念，采用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积极开发绿色低碳设计技术、生产技术、供应链管理技术、运维技术及资源回收再利用技术，加快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国土空间布局优化调整，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区域结构，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把节约集约高效利用资源贯穿到工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加快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提高工业化和现代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兼容性，构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

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世界工业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新时代新征程，实现新型工业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摆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伟大、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重任。在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技术、资源、环境和市场等多方面的挑战与困难，必然会遇到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的严峻局面。但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规律与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相结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发挥比较优势、打造竞争优势，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贯彻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扎实实发展实体经济，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和持久战，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和数字中国，加快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夯实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个过程就将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然会如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