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荆斩棘，砥砺前行——2025年出口形势展望

2024年，出口在经历了2023年的低谷后逆势反弹。1-11月累计出口金额3.24万亿美元，累计增速5.4%，2023年同期仅为-5.3%。季度增速呈上升态势，前三季度增速分别为1.1%、5.7%、6.0%，预计全年增速将达到5.5%。在外需强韧、内需偏弱的内外形势分化背景下，出口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净出口由拖累2023年GDP增速0.6个百分点逆转为拉动2024年前三季度GDP增长1.1个百分点，出口通过影响制造业投资对GDP的间接带动作用亦较为可观。

我国出口份额稳中有升，贸易大国地位巩固加强。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8月全球出口增长1.6%，低于我国同期可比增速4.6%。我国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23年末的14.3%提升至14.6%。内外增速差意味着国际经济复苏并非出口回暖的唯一因素，贸易伙伴多元化、商品竞争力增强亦是我国贸易大国地位得以巩固的关键。

1.1 全球经济平稳着陆，美国补库带动外需回暖

抗通胀与稳增长矛盾弱化，货币紧缩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拖累缓解。2023年，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通胀效应已持续四年之久，各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普遍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应对通胀。2024年，货币政策的抗通胀效果显现，截至10月份，欧元区、美国CPI分别回落至2.0%、2.6%。欧美开启降息周期在为本国（地区）创造宽松货币环境的同时亦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降息腾挪出了空间。货币政策转向有利于全球经济平稳着陆，IMF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4年全球实际GDP增长3.2%，略低于2023年的3.3%。

美国补库存带动国际贸易景气度回升。美国自2023年12月由被动去库转向主动补库，库存增速与销售增速同步回升。进口需求随之上涨，自今年2月份以来，美国进口增速转正，9月份达到年内高点9.3%。美国是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消费支出占全球比重约三成，进口增长能够有效带动国际贸易回暖，一方面直接增加自我国进口，另一方面通过增加自东盟、拉美等发展国家进口间接带动我国中间品、原材料出口。

行业景气周期带动半导体产业链、船舶等商品出口回暖。国际经济修复叠加人工智能的强势崛起支撑芯片需求上涨，全球半导体行业步入上行周期。全球半导体销售增速自2023年11月转正以来持续提升，10月增速达22.1%。半导体热带动我国集成电路、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出口高增长。

随着船龄到期、航运碳减排行动计划带来的更新换代需求，以及俄乌冲突、红海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全球造船业在经历了十余年行业低迷期之后迎来爆发式的需求增长,10月全球船舶手持订单量增速达22.8%。我国造船行业的国际份额保持领先，船企竞争力不断增强，在航运周期的带动下出口增速屡创新高。

价格拖累有所缓解。伴随着国际需求复苏，全球商品价格的下滑态势出现逆转，2024年上半年，CRB综合现货指数同比增速持续回升，6、7月份短暂下滑后再次步入上行轨道。国内生产价格指数跌幅呈收窄态势，带动出口商品价格回升，今年多数月份我国重点出口商品价格均处于正增长区间。

1.2 国别表现：发展中国家起、发达国家落

我国出口的国别结构继续沿着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调整的方向进行。在2023年低基数及2024年强外需的支撑下，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区域的出口增速均有明显回升，今年1-11月由高至低排序分别为海湾六国（13.2%）、拉美（12.7%）、东盟（11.2%）、中国台湾（9.5%）、中国香港（7.4%）。对美国、欧盟增速回正但增幅较低，对日韩出口跌幅收窄但仍处于负增长区间。

从区域占比看，东盟作为我国第一大出口伙伴的地位得以稳固加强，1-11月占比较2023年提高0.8个百分点至16.3%，排名二、三位的欧盟和美国占比分别从14.8%下滑至14.5%、14.7%，排名第四位的中国香港占比持平于8.1%。其他区域中，拉美、海湾国家、中国台湾占比提升，日、韩、大洋洲、非洲占比回落。

从对单个国家出口情况来看，美国对我国商品的依赖度呈下滑趋势，但仍是我国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9月份之前持续的高利率并未影响美国经济走向软着陆，内需强劲叠加制造业主动补库驱动美国自我国进口需求回升。2024年，拜登政府继续开展对我国科技行业“小院高墙”式的制裁打击，屡次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将大量中资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限制半导体等关键技术对华出口。出口管制通过影响我国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间接削弱了出口竞争力。5月份，拜登政府宣布将在原有301关税基础上对涵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半导体、钢铝等180亿美元自华进口产品大幅加征关税，该政策已于9月底生效，不过，政策目的仍然在于打击科技行业，规模不高，影响尚未显现。

中国香港是大陆第二大出口地区。近年来，随着自贸试验区战略的快速推进，大陆21个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逐步分散了香港的部分功能，RCEP的签署亦使得大陆企业绕道香港出口至东盟的必要性大幅削弱，2020年美国单方面取消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实际上结束了香港有别于大陆的关税待遇，“内地-香港-美国”的转口贸易链条受到较大冲击。来自大陆地区的转口货品占香港转口贸易的比重已由2019年的68.3%下滑至2023年的59.2%。大陆对香港地区出口金额占比较十年前已腰斩。

越南超日韩成为我国第三大出口国。我国与越南产业链合作日益加深，目的已不单单是降低生产要素成本，而是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带来的产业链转移诉求。在美欧大肆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对华高筑关税壁垒的背景下，中资企业为规避关税将加工环节转移至未受制裁的发展中国家，越南因与我国毗邻、低成本、政治稳定、基础设施完善而倍受青睐，叠加RCEP政策红利，越南已成为我国商品进入美国的主要中转站之一。自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对越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速达18.5%。对越出口商品广泛覆盖半导体、电池、服装纺织、塑料、汽车、化学品、家具家电等行业。

日、韩分别为我国第四、第五大出口国，排名均下滑一位。今年以来，在全球半导体周期带动下，日韩经济均有所回暖，日本进口自年初转正，韩国进口自下半年以来转正，自我国进口增速虽有回升但仍处于负增长区间。日韩是全球主要的半导体生产国，美国联合日韩通过限制出口方式打击我国半导体产业，不断恶化的经贸关系前景导致日韩逐步减轻对中国商品的依赖。

印度维持我国第六大出口伙伴国地位。印度自我国进口虽保持正增长，却显著低于该国整体进口增速。自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莫迪政府将经济问题上升至地缘政治风险层面，认为“中国制造”严重阻碍了“印度制造”进程，通过加征关税、加强投资审查、打击在印中资企业等方式试图与中国脱钩断链。印度目前正在进行54项反倾销调查，其中47项涉及中国企业，对部分化学品、光伏、部分钢材、印刷电路板、工业激光机等商品的关税政策已生效。中印双边贸易与投资合作明显削弱，今年1-9月，我国对印出口同比增长2.6%，低于整体增速，2023年我国对印直接投资存量同比下降8%。

我国对欧盟出口偏弱。2024年1-10月，我国对欧盟出口小幅增长1.8%。欧洲通胀缓解有效提振了消费需求、削弱了对货币政策的掣肘，欧元区于6月开启降息，带动经济增速企稳回升，欧盟前三季度季调环比折年GDP分别增长1.2%、1.0%、1.0%。中欧双边经贸关系有所降温，欧盟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制裁行为主要包括宣布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征收为期五年的反倾销关税，相继对原产自我国的玻璃纱线、移动升降作业平台、风力涡轮机等商品开展反补贴调查，以涉俄为由将中国企业纳入禁止交易名单等。

对欧盟各国的出口表现不一，对东欧（匈牙利、波兰）增长较快，对西欧（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南欧（西班牙、意大利）增速相对较慢，对荷兰负增长。我国对匈牙利出口增速居欧洲首位，匈牙利GDP虽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但在欧尔班政府“向东开放”融入“一带一路”政策助力下，匈牙利成为2023年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最高的国家，从而带动了双边贸易合作。荷兰自我国进口大幅回落，一方面受其整体进口下跌影响，另一方面，与近些年荷兰对我国商品依赖度下滑趋势保持一致。

拉美国家中，对墨西哥出口规模最高，在我国贸易伙伴中排名第11位。与越南相似，墨西哥亦是我国通过转口贸易向美国出口的重要中转国。墨西哥受益于《美墨加协定》及美国的近岸外包战略，于2023年超越我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伙伴国。凭借其区位优势及关税优势，汽车、电子产品、家电等行业的中资企业加速布局墨西哥，2023年我国对墨直接投资骤增107.2%，显著拉动了中间品、原材料出口。今年1-9月，我国对墨西哥出口同比增长2.2%。

阿联酋和沙特是我国在海湾地区前两大出口目的地，分别位列我国出口伙伴国第十九位、第二十一位，1-9月，我国对两地的出口增速分别为14.6%、12.6%。在全球绿色转型背景下，海湾石油国积极寻求经济多元化以减轻对石油的依赖，纷纷出台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如沙特“2030愿景”、科威特“2035国家愿景”、“我们阿联酋2031愿景”。我国与石油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结带动下，双边经贸互利合作开启新篇章，中资企业对海湾地区的投资广泛涵盖能源、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等领域。

1.3 产品表现：运输设备、新三样、电子设备领跑，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趋势性下跌

我国重点出口商品可分为六大类，包括电子设备、新三样、运输设备、服装纺织、矿产能源和其他加工制品。从增速看，新三样、电子设备、运输设备出口快速增长，服装纺织及其他加工制造业趋势性下滑。

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出口高增长，不过，受高基数、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2024年以来出口增速有不同程度回落。全球经济绿色转型为新能源产业发展创造了机遇，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三大领域不断取得技术突破，叠加对海外产业链的加速布局，新三样成为2020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速最快的商品，2020-2024年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62.9%、46.4%、21.3%。新三样崛起是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

2024年以来形势出现了一些变化，1-10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速回落至17.2%，锂电池、光伏逆转为负增长9.1%、30.8%。量价分离看，产能过剩、行业竞争背景下的价格下跌是新三样面临的共同问题，光伏过剩最为严重，自2022年底价格便一路走低。量的表现不一，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增长30.3%，光伏增长31.6%，锂电池下跌2.2%。新三样是近几年国外对我国商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重点对象，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以及土耳其、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均已出台对新三样的加征关税政策，对新三样出口造成了一定冲击，如今出海已成为新三样企业破局的主要方式。

运输设备中，船舶出口2020-2024年年均增速29.2%，2024年1-10月增速高达71.5%，是年内出口增速最快的商品，与全球船运业步入景气周期及我国造船业竞争力增强有关。非新能源汽车2020-2024年年均增速63.4%，2024年1-10月增速回落至17.6%。电子设备均保持正增长，集成电路和电脑增速最快，主要受全球半导体景气周期带动。劳动密集型产品中，服装、鞋靴、箱包等轻工制品出口随着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而下滑，家用电器、家具等房地产产业链商品出口保持正增长，主要受美国房地产销量回升带动。

从占比看，传统加工制造业出口仍占主导地位，新三样出口占比较低。2024年1-10月，电子设备以15.1%的占比居首位，大类中的主要商品占比从高到低排名依次为电脑（5.9%）、集成电路（4.4%）、手机（2.8%）、音视频设备（1.1%）和液晶（0.9%）。排名第二的服装纺织类占比11.5%，其中，服装、纺织品、鞋靴、箱包分别占比5.2%、4%、1.3%、0.9%，尽管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所削弱，但在SHEIN、TEMU等中资海外电商平台的带动下，服装纺织等轻工制造业仍在出口中占较大比重。排名第三的其他加工制品占比9.9%，主要包括家用电器、塑料制品、家具、玩具、灯具等。新三样、运输设备等新兴出口商品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分别占比1.4%、1.6%和1%，非新能源类汽车、汽车零配件和船舶占比分别为1.8%、2.7%和1.3%。

1.4 贸易方式：新业态激发外贸新活力

近年来，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数字化发展趋势之下，诞生了几类除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之外的新型贸易方式，包括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保税维修和离岸贸易六种新业态。可将六种业态归为两大类：跨境电商、海外仓和市场采购贸易属于传统贸易业态的转型升级，外综服、保税维修、离岸贸易属于外贸服务细分领域的创新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跨境电商是数字化时代的产物，与传统的B2B外贸模式相比，跨境电商通过第三方电商平台或自建网站开展货物贸易，货物具有品种多、批量少、批次多、周期短的特点，全流程基本可在线上完成，交易更加便捷、效率更高，可触达的市场范围更广。目前，我国已设立16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主体超12万家，建设独立站超20万个。

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1.88万亿元，占同期外贸总额的5.8%，同比增长11.5%，高于同期外贸整体增速6.2个百分点。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商品高于进口，出口规模1.48万亿元，增速15.2%，占我国同期出口总额的比重为8.0%。出口国别主要面向美国（34.2%）、英国（8.1%）、德国（6.2%）、法国（4.5%）等地。出口商品主要涉及服饰鞋包首饰（27.3%）、电子产品（14.4%）、家居家纺用品（12.4%）等。

海外仓是建设在海外终端消费市场的数字化、智能化仓储设施，是跨境电商的重要节点。将商品提前备货至海外仓，可实现跨境商品在海外市场的快速配送周转。海外仓功能正逐步从单一仓储向综合服务转变，可为出海企业提供展览、售后、维修等多重服务。目前，我国已建设海外仓超2500个、面积超3000万平方米，专注于服务跨境电商的海外仓超1800个，面积超2200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澳洲、俄罗斯等地。

市场采购贸易是专门针对市场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的交易特点、为推动国际贸易便利化而创制的一种新型贸易方式，具有门槛低、无票免税、通关便利、多主体收汇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微企业难以通过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难题。2013年商务部牵头在浙江义乌开展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随后增设了多批试点城市，目前全国有39个城市和地区可以开展此类贸易。

离岸贸易的特点是订单流、货物流和资金流“三流”分离，主要通过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内的跨国企业开展。近年来，我国企业高度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体系，对离岸贸易需求逐步增加，形成了包括离岸转手买卖、全球采购、委托境外加工、承包工程境外购买货物等多种离岸贸易模式。今年4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试点实施离岸转手买卖合同免征印花税优惠政策，有效降低了跨国企业发展离岸贸易的经营成本。今年二、三季度，离岸贸易印花税优惠政策共惠及325户企业，减免税额逾9600万元。

保税维修指企业以保税方式将待维修货物从境外运入境内进行检测、维修后复运出境。与离岸贸易相似，保税维修也是依托于自贸区和自贸港开展，可帮助企业以较低的成本整合全产业链，形成以生产订单带动维修订单、以维修订单促进生产订单的良性循环。外综服企业是代理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办理物流、通关、外汇、退税、金融等全流程进出口服务的企业，利用信息化手段整合传统外贸供应链中各环节资源，为广大中小微外贸企业开展业务提供了便利。

2. 2025年出口形势展望：危中寻机

2025年，特朗普卷土重来，我国出口即将迎来大考。近日，特朗普已打响关税第一枪，宣称上台后将对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若特朗普完全兑现其竞选承诺，逐步将关税提高至60%，对我国出口无疑是一记重拳。关税政策在2025年全面落地面临不小阻力，实际的政策节奏和力度可能较为缓和。危中亦有机，国际经济回暖、贸易转移、全球制造业周期上行等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贸易摩擦的冲击。考虑到2024年高基数，预计明年出口增速在-2%左右。

2.1 特朗普2.0关税：节奏、力度及影响

特朗普携2.0关税卷土重来，其在竞选阶段宣称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关税，对其他国家征收10%-20%基准关税。近日，关税第一枪已打响，特朗普以毒品和非法移民为由宣布将在上任第一天对中、墨、加三国分别加征10%、25%、25%关税，我国对美直接出口及我国绕道墨、加的中间贸易将遭受打击。

10%关税的节奏和力度均超预期：从节奏上看，政策将在特朗普上任后很快落地，大概率不会超过一季度，快于市场普遍预计的下半年，意味着特朗普施政的法律依据并非流程更长的301贸易条款，最有可能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赋予的总统权利。从力度上看，加征10%关税后美国自华进口关税将提高至29.3%，幅度低于特朗普在竞选时宣布的60%，目的是减轻一次性加征过高关税对美国国内消费者和生产商的冲击，避免通胀过快回升，同时也可为后续双方谈判预留空间。

10%关税只是开始，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决心不容低估。从历史经验看，在上轮贸易摩擦中，关税共分四轮加征，商品清单范围依次扩大，预计本次加征关税也会分阶段开展，关税幅度逐级提升。从内阁风格看，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是下轮关税战的主要政策制定者和施政者，特朗普分别提名贝森特、卢特尼克、格里尔为三个职位的候选人，三人均是关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其中，格里尔曾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幕僚长，莱特希泽是第一轮对华贸易战的操盘者，主张通过激进的关税政策消除美国贸易赤字，格里尔大概率会继承莱特希泽的强硬风格。

中美双方仍有谈判空间，预计2025年加征关税幅度在20%左右。从上轮经验看，中美最终成功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我国承诺扩大自美进口货物和服务不少于2000亿美元，美国则相应降低和取消了部分商品的关税，10%关税已经为中美新一轮谈判预留了时间和空间。从美国现实情况看，重振制造业的目标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迅速将对华关税提高至60%对美国供给端的冲击过大，缺乏可行性，预计明年全年加征关税幅度不会超过20%。长期内，不排除通过国会立法取消我国最惠国待遇的可能性（关税将提高40%至60%）。

在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上、中、下三种情形下，分别拖累我国出口总额-0.8%、-1.6%、-3%。最理想的情形下，将现行关税提高10%至30%；中性情形下，年初加征10%关税，下半年提高10%，关税总额提高至40%；极端情形下，迅速将关税提高至60%。以第一轮中美贸易战数据进行经验外推可大致测算加征关税的影响。在加征关税后的2019年，美国自华进口较2017年下滑11.1%，进口关税由3.1%提高至21%，由此计算出关税的进口弹性约为-0.62%，即关税每提高1%美国自华进口下跌0.62%。以此为依据测算出加征10%、20%、40%关税三种情形对我国出口总额的影响分别为-0.8%、-1.6%、-3%。

时间节奏上表现为前高后低。在已确认的10%关税落地前开启“抢出口”，2024年年末至明年一季度是窗口期，但出口前置会导致关税落地后对美出口回落的幅度更大。预计全年我国对美出口下滑1.6%左右，在时间节奏上表现为前高后低。

对美国出口依赖度高的商品受冲击较大。考虑到新一轮关税无差别攻击的特点，对美依赖度较高的出口商品受影响更大。以2023年我国对美出口占对全球出口之比衡量出口依赖度，数据显示，服装纺织类（包括羽毛制品、地毯、帽类、编结材料制品、针织服装、鞋靴、皮革制品等）、农林产品类（包括烟草、动植物油、植物液、印刷品、木制品、纸制品等）、家居类（包括玩具、运动品、药品、乐器、家具、雨伞等）、金属矿产品（包括贱金属制品、锌制品、玻璃制品、钢铁制品等）、高技术产品（武器弹药、机械器具、精密仪器、电气设备、航空器等）更易遭关税冲击。

2.2 危机中寻找结构性机遇

2.2.1 全球经济复苏是国际贸易压舱石

全球经济回暖态势有望巩固增强。据各大国际组织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持平或略高于2024年，IMF、OECD、WTO、世界银行的预测值分别为3.2%、3.2%、2.7%、2.6%。对全球贸易前景的展望则更为乐观，主要机构普遍认为贸易增速将加快，WTO预计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将增长3%，高于2024年的2.7%。近些年，我国出口增速始终高于全球商品贸易增速，在最乐观的情形下，若能借助贸易转移成功抵御美国关税冲击，2025年出口增速有望于持平于全球增速3%。

美欧决定了全球经济走向。新政府上任有助于美国经济保持韧性，特朗普的对内减税、对外加关税、放松监管、鼓励化石能源、支持科技企业等政策主张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共和党横扫两院进一步扫清了特朗普政策落地的阻碍。不过，政策力度过大可能推升通胀，若通胀反弹过快，不排除美联储政策转向的可能，届时全球经济将面临严峻挑战。通胀对欧洲货币政策的掣肘削弱，2025年欧央行仍有较大降息空间。特朗普上台后俄乌冲突可能很快得以平息，战争投入及能源短缺对欧洲经济的拖累有望缓解。2024年前三季度，欧盟GDP增速已回升至1.0%，IMF预计2025年欧元区GDP增速将提高至1.2%。

2.2.2 以绕道出口形式规避关税

我国可通过第三国转口贸易、或在与美国贸易关系密切国家进行投资（间接贸易）两种方式规避关税。转口贸易与间接贸易的差别在于第三国扮演的角色，转口贸易仅经由第三国转手或简单贴牌而无需进一步加工，间接贸易出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需在第三国完成较为复杂的加工组装环节。

转口贸易风险较高、可行性不足。根据美国方面近年来发起的调查，马来西亚、印度、越南、柬埔寨和泰国等东盟国家涉及转口贸易较多，东盟的优势在于距离近、运价低、物流设施完善，能够有效降低转运成本。然而，美方正日益加强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规则限制，美国众议院两党共同签署的一份报告中提议“拨出额外资金用于提升贸易执法能力，加强调查和执法力度，以弥补相关损失”，以转口形式规避关税面临较大风险。

间接贸易能够从源头上规避美国对华关税。墨西哥已成为我国商品进入美国的重要枢纽。近日，特朗普以毒品和非法移民为由宣称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关税。考虑到美、墨、加三国经济深度绑定，关税政策的实质重于形式，主要发挥震慑作用，既能达到敦促墨、加解决移民和毒品问题的目的，亦是美国重谈《美墨加协定》、为美方争取更多利益的筹码。2019年，特朗普也曾就移民问题威胁墨西哥渐进加征25%关税，但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关税政策并未实施。目前，两国在毒品和移民问题上的配合度较高，25%关税能否落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墨西哥仍有潜力承接来自我国的间接贸易，不过美方势必收紧《美墨加协定》中的原产地限制，我国商品以优惠关税进入美国的难度将加大。

我国与中亚、东南亚、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产业链合作有望加速。美国制造业回流不及预期，在降低对我国商品直接依赖度的同时，需寻求中国制造的替代方案。本文整理了上轮贸易战期间美国进口增速最快的前二十大国家（或地区），其中，自中亚（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东南亚（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印度）、东欧（斯洛伐克、塞浦路斯）三大区域的进口增速最快，大多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将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产业链合作的重点区域。

2.2.3 拓展“朋友圈”，减轻对美国市场依赖

若特朗普对全球加征10%-20%的基准关税，间接贸易亦将受阻。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可能倒逼非美国家加强合作，我国需把握机遇，逐步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中欧经贸关系有望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快速回暖。特朗普将欧盟称为“迷你版中国”，对美欧之间过大的贸易逆差颇为诟病。2023年，我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规模为2794亿美元，欧盟紧随其后，逆差规模为2016亿美元。对特朗普来说，欧盟也是潜在的加征关税对象，2018年，特朗普政府曾对从欧盟进口的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欧盟也相应采取了反制措施。与中国加强合作已成为欧盟的备选方案，近日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欧盟同中国正接近就取消对华加征的进口电动汽车关税达成解决方案”。

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有助于提高自我国进口需求。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IMF预计2025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为4.2%，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的1.8%。亚洲、欧洲、拉美、中东和中亚、非洲区域的新兴与发展中国家GDP增速分别为5%、2.2%、2.5%、3.9%、4.2%，近些年与我国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越南（6.1%）、马来西亚（4.4%）、印尼（5.1%）、泰国（3%）、菲律宾（6.1%）、沙特（4.6%）、阿联酋（5.1%）、匈牙利（2.9%）、波兰（3.5%）等国均保持较高增速。

2.2.4 提升重点商品出口竞争力

全球半导体周期将延续上行，利好半导体产业链出口。本轮半导体周期主要由数据中心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目前先进芯片制造整体产能缺口仍大，且随着行业复苏浪潮向汽车电子、工业芯片等传统市场扩散，将为全球芯片销售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预计2024年整个半导体设备市场投资总规模将达到1090亿美元，2025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总规模将增长16%，创下新纪录。

船舶更新需求将保持高涨，利好船舶出口。在需求端，上轮船舶景气周期交付的船舶将于2025-2030年陆续达到20年船龄，叠加航运业减碳计划对绿色、智能船舶的需求，未来几年内船舶更新需求将保持强劲。在供给端，受上轮行业下行期全球船企产能出清影响，行业供给明显不足。在价格端，供不应求推动新船价格持续上升，船企利润有望增厚。

价格回升利好“新三样”出口。“新三样”出口增速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价而非量，今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治理“内卷式”的行业恶性竞争，畅通低效产能退出渠道，引导价格回升至合理水平。例如，工信部发布《光伏制造行业规范》、《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引导企业减少单纯扩大产能的制造项目，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将光伏、电池的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新三样是海外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重灾区，降低退税率亦有助于缓解海外贸易指责。

2.3 政策端：多措并举应对外部形势变化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稳”字当头，是对外部严峻形势的精准判断，全力抵御外部冲击是明年对外开放工作的根本要求。“稳外贸”被置于更突出位置，政策部门已开始为应对美国关税大棒提前布局。11月21日，商务部公布《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从而“指导和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国外不合理贸易限制措施，为出口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措施》紧密围绕“稳外贸”两大方向展开：一是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措施》重点提及了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特色农产品、绿色贸易、边民互市贸易六大增长点，其中，跨境电商和保税维修属于外贸新业态，绿色贸易主要指“新三样”产品，边民互市集中在我国西北、西南、东北地区的陆路边境省份，这几类新型贸易虽占比不高，但发展势头良好，增速大多超出外贸整体增速。

二是开拓多元化市场，在欧美发达国家之外大力开拓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市场，聚焦金融供给服务欠缺、信用风险高企等痛点难点，要求金融机构优化海外布局，提升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服务保障能力，同时加强防范风险，扩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和覆盖面，提升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水平。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吸引和便利商务人员跨境往来，提升外贸海运保障能力，加强外贸企业用工服务等。预计后续还会针对各个重点工作出台更加详细的政策举措。随着外贸领域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落地落实，有利于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单纯依靠外贸领域政策恐难抵御关税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悲观情形下，特朗普可能提高对所有国家的基准关税，彼时绕道出口的性价比会降低，产业链复杂化也会导致出海企业成本上升、利润下滑，扩内需才是保持经济韧性的根本之策。2024年以来，我国政策力度随内外部环境变化而逐渐加大，特别是9月下旬以来，一揽子增量政策相继出台，有力地提振了市场主体信心，夯实了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基本定调为“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政策力度将“更加积极有为”。财政政策方面，“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时隔十余年首次将货币政策基调由“稳健”调整为“适度宽松”。扩内需方面，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消费排在首位，将成为明年扩内需的主要抓手。

来源: 民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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