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视点｜仲瑶 ：风尘吏、名士态与吟诗人：“武功体”与中晚唐疏野诗风

“武功体”是晚唐诗坛的重要一体，但其诗体内涵却颇为含混不清，或归之于吏隐诗传统，或以“闲适诗”视之。不仅如此，宋代以来的“姚贾”并称又在某种意义上将“武功体”自身独特的诗体和文化内涵遮蔽在“苦吟”诗学的大背景之下。本文试从精神人格内涵、诗学源流以及体制风格等方面对“武功体”的诗体特征、诗学内涵进行更深层的发掘和阐释，以窥此体在中晚唐五律一体中的诗学地位与流弊。

一、“风尘吏”：“武功体”中的“微官”与“荒城”

“武功体”得名于姚合任武功县主簿时所作之《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新唐书》记载姚合云：“元和中进士及第，调武功尉，善诗，世号‘姚武功’者。”除此之外，还包括《游春十二首》《闲居遣怀十首》等组诗在内的一系列作品。历来多将这一类作品视为姚合久历下邑时的失意之篇。然而，正如松原朗所指出的，姚合历任之武功主簿、富平尉、万年尉等皆属畿、赤县，且迁转堪称顺遂。因此，“武功体”的卑吏穷愁之叹与其说是真实的，毋宁说是一种基于先在审美意识的文学表达。而且，这种文学表达不仅属于姚合个人，更与大历以降，以进士为主体的知识精英阶层视簿尉为“风尘吏”的社会文化风气互为表里。

此种风气在天宝年间已初露端倪。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条称：“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由此而来的高标自许，加之艰辛漫长的科试生涯，使得这一群体在面对“吏”职时流露出一种普遍的失意情绪：“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王昌龄《送韦十二兵曹》）“数岁犹卑吏，家人笑著书。告归应未得，荣宦又知疏。”（韦应物《任洛阳丞答前长安田少府问》）

天宝以降，进士科逐渐成为科举入仕之显途。此种观念愈显，如皇甫冉《登石城戍望海寄诸暨严少府》“即此沧洲路，嗟君久折腰”，钱起《县内水亭晨兴听讼》“磨铅辱利用，策蹇愁前程”等。尤其对于那些具有政治抱负的精英士人而言，基层官场的庸碌之态也令人难以忍受。如柳宗元《与杨诲之第二书》自称：“及为蓝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益学‘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蓝田尉”属京兆府，属畿县，而由秘书省校书郎迁蓝田尉也属正常迁转。但其中所流露出的迁转无望，转欲勉强融入其中，却又因深感沦为“轻薄人”而自惭自愧的种种复杂心态无疑又是真实的。

及至元和年间，进士科举官僚大举进入社会中间阶层，且形成了一条精英仕宦路径，即进士出身、制策→校书、正字→畿尉→监察御史、殿中→拾遗、补阙→员外、郎中→中书舍人、给事中→中书侍郎、中书令，时人谓之“八俊”。乃至以“畿尉”为不堪，如元和元年，白居易由秘书省校书郎转盩厔尉任上即屡有“风尘吏”之叹。其《京兆府新栽莲》诗题下注云“时为盩厔县尉趋府作”，借咏莲抒发“今来不得地，憔悴府门前”的失意。又《寄题盩厔厅前双松》也叹“忆昨为吏日，折腰多苦辛”。盖盩厔虽为畿县，但在时人眼中仍不及校书、正字等清贵朝官。《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低腰复敛手，心体不遑安。一落风尘下，方知为吏难。公事与日长，宦情随岁阑。惆怅青袍袖，芸香无半残。”所言也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及元和二年（807）得授左拾遗兼翰林学士，即作诗《初授拾遗》表达欣喜之情：“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综观白居易一生之仕历，堪称精华版的“八俊”迁转路线，但却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白氏早年作吏之叹及其心理与情感的真实性。

以白氏之仕宦经历与心态相参看，姚合在武功主簿等任上的失意与“微官”“官卑”之叹正是时风的反映。如《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三：“微官如马足，只是在泥尘。”其十一：“自下青山路，三年著绿衣。官卑食肉僭，才短事人非。”就地理位置及其行政区划地位言，武功县并不僻远，但就姚合而言，却是心理上的“荒城”与“远县”。如其十：“穷达天应与，人间事莫论。微官长似客，远县岂胜村。”其十三：“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称。”

加之已年届五十，蹉跎半生方得一簿尉，失意自不待言。而此时的姚合恐怕也很难预料到后来仕途能顺遂如斯，毕竟这一群体更为普遍的命运则如元结《问进士第二》所言：“仕者非累资序，积劳考，二十许年，不离一尉。”因此，仕途迁转的迷茫也是“武功体”的主题之一。如《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二十二“一官无限日，愁闷欲何如”“白发谁能镊，年来四十余”，其二十七“主印三年坐，山居百事休”等，所流露出的黯淡心态未必全是矫情。不仅如此，这种愁闷也频见于与友人的赠答中。如《寄李频》：“性疏常似病，惟觉长庭莎。朋友来看少，诗书卧读多。命随才共薄，愁与醉相和。”又《赠任士曹》：“道直淹曹掾，命通侍玉除。浮生年月促，九陌笑言疏。何计同归去，沧江有弊庐。”这些正可与武功县中诸作相参验。

由于县尉之职须“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甚为冗杂，故文士多不乐之。观钱起《偶成》“始觉牵卑剧，宵眠亦在公”，王建《昭应官舍书事》“两衙早被官拘束，登阁巡溪亦属忙”，白居易《城上》“城上咚咚鼓，朝衙复晚衙”等，窘迫之情形诸笔端。“武功体”也屡叹职事烦冗。如《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十五：“谁念东山客，栖栖守印床。何年得事尽，终日逐人忙。……人间长检束，与此岂相当。”又《游春十二首》其四：“尘中主印吏，谁遣有高情。”皆自嘲之语。职事之中，尤以簿书为苦。早自东汉刘桢《杂诗》即感慨：“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领间，回回自昏乱。”唐人不喜簿尉之职也由此来。簿书冗繁之叹也频见于中晚唐诗歌，如元稹《醉题东武》：“役役行人事，纷纷碎簿书。功夫两衙尽，留滞七年余。”张籍《寄徐晦》：“应胜昨来趋府日，簿书床上乱重重。”按之《唐六典》，主簿之职乃“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纠正非违，监印，给纸笔、杂用之事。”作为武功主簿的姚合在《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中也深苦簿书之烦：“簿书销眼力，杯酒耗心神”（其三），“簿书多不会，薄俸亦难销”（其四），“簿籍谁能问，风寒趁早眠”（其十七）等。

由上可见，“武功体”中所充斥的作吏风尘之叹与其说是姚合个人化的失意情绪，毋宁说是元和中晚唐以进士群体为代表的精英文士视簿尉为俗吏的时代风气之产物。然较之时人的偶一发之，姚合之“武功体”则以组诗的形式密集地凸显了“风尘吏”形象，这一社会身份与文学化的抒情形象得以高度叠合，并成为“武功体”的基本诗体内涵之一。

二、“名士态”：“武功体”之于吏隐传统的复归

基于对魏晋名士风流的慕习，当仕宦失意之时，唐人又每以名士疏狂之姿和真率之趣消解作吏风尘的失意和难堪，以求得精神世界的平衡与超脱。观杜甫《官定后戏赠》“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即以充满名士态的戏谑笔调写出对簿尉之职的不满。这种名士态在草堂时期达于顶峰。《旧唐书·杜甫传》载：“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其间虽曾一度入严武幕，却以“野老”自诩，且呈现出对州府的疏离之姿：“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老病忌拘束，应接丧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草堂诗也每以疏懒自嘲，如《屏迹三首》其二：“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舍影漾江流。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又《春日江村五首》其二：“过懒从衣结，频游任履穿。藩篱颇无限，恣意向江天。”《漫成二首》其一：“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眼前无俗物，多病也身轻。”由此开启了一种充满名士态的吏隐新模式，所谓“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

及至大历进士群体，虽凸显了吏隐主题，但自我形象却更内敛，姿态也更温和、柔雅。相较之下，姚合在精神旨趣上则更接近草堂时期的杜甫。其在魏博节度使幕期间的诗文中已见此种名士放浪之态，如《从军乐》：“每日寻兵籍，经年别酒徒。眼疼长不校，肺病且还无。僮仆惊衣窄，亲情觉语粗。几时得归去，依旧作山夫。”即以阮籍自比抒发对幕府武职的不满。至《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中始得以集中爆发，如其一：“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绕舍惟藤架，侵阶是药畦。更师嵇叔夜，不拟作书题。”所谓“为官与隐齐”，正魏晋名士所谓“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马随”四句极写野放之态。末句复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语。作为组诗的第一首，此诗无疑奠定了整组诗的旨趣和基调。此外，如其五“长羡刘伶辈，高眠出世间”，更是直言追慕竹林七贤，则其精神旨趣亦可知。

与之相应的，则是姚合诗致力于营造疏拙、懒放的自我形象。如《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六：“性疏常爱卧，亲故笑悠悠。纵出多携枕，因衙始裹头。上山方觉老，过寺暂忘愁。三考千余日，低腰不拟休。”“三考”二句反用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典，可谓纵浪自谑。又其十六：“簿籍谁能问，风寒趁早眠。每旬常乞假，隔月探支钱。还往嫌诗僻，亲情怪酒颠。谋身须上计，终久是归田。”“常乞假”写疏懒貌，“探支钱”见潦倒意。此外，如其七“爱闲求病假，因醉弃官方”，其二十二“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其二十八“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疏。只是看山立，无嫌出县居”，其三十“作吏无能事”等，可以说都是基于这一内在逻辑。至于《游春十二首》也屡屡以疏懒自嘲，如其四“疏顽无异事，随例但添年”，其六“恋花林下饮，爱草野中眠。疏懒今成性，谁人肯更怜”，其七“亲故多相笑，疏狂似少年”等。《唐才子传》所谓“性嗜酒，爱花，颓然自放，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达人之大观”，大抵也是由此类作品得出的印象。

疏懒之外，魏晋名士又以隐逸为风流，如袁恪之称赞韩康伯“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自大历以降，文士正是以这种吏隐之姿来调和现实中的失意，如钱起《赠东邻郑少府》“小邑蓝溪上，卑栖惬所偶”“秩满归白云，期君访谷口”，《晚归蓝田酬王维给事赠别》“卑栖却得性，每与白云归。徇禄仍怀橘，看山免采薇”等。这种微妙的吏隐心态也同样体现在姚合诗中，如《寄永乐长官殷尧藩》：“故人为吏隐，高卧簿书间。绕院唯栽药，逢僧只说山。”又《秋日闲居二首》其一：“九陌宅重重，何门怜此翁。荒庭唯菊茂，幽径与山通。落叶带衣上，闲云来酒中。此心谁得见，林下鹿应同。”‍‍‍

《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中也以“野客”自居，自悔入仕。如其三：“早作归休计，深居养此身。”其八：“野客嫌知印，家人笑买琴。只应随分过，已是错弥深。”其十一：“野客教长醉，高僧劝早归。不知何计是，免与本心违。”但就现实层面而言，又终不能真正拂衣而去。《忆山》自慨：“闲处无人到，乖疏称野情。日高搔首起，林下散衣行。泉引窗前过，云看石罅生。别来愁欲老，虚负出山名。”“虚负”句用谢安典，《世说新语·排调》载：“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有人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

这种无奈、妥协反过来又呈现为对“归去”的反复吟咏。如《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二十五：“漫作容身计，今知拙有余。青衫迎驿使，白发忆山居。……须为长久事，归去自耕锄。”此首全袭《归去来兮辞》意。较之陶渊明，“小谢”之“青山”因其名士风流意蕴更为姚合所青睐。如《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二十七：“长忆青山下，深居遂性情。……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又《闲居遣怀十首》其十：“拙直难和洽，从人笑掩关。不能行户外，宁解走尘间。被酒长酣思，无愁可上颜。何言归去事，著处是青山。”

与此同时，魏晋名士以山水展现高蹈之情及风流意蕴也为唐代县尉诗人群体所彰显。如钱起《县中池竹言怀》：“官小志已足，时清免负薪。卑栖且得地，荣耀不关身。自爱赏心处，丛篁流水滨。”又白居易《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往往簿书暇，相劝强为欢。……恋月夜同宿，爱山晴共看。野性自相近，不是为同官。”白居易转而又以营居为雅事，如其《新栽竹》：“佐邑意不适，闭门秋草生。何以娱野性，种竹百余茎。见此溪上色，忆得山中情。有时公事暇，尽日绕栏行。”“栽竹”即颇具名士色彩。《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这一点也集中体现在“武功体”中。如《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十二：“月出方能起，庭前看种莎。吏来山鸟散，酒熟野人过。歧路荒城少，烟霞远岫多。同官数相引，下马上西坡。”又其二十一：“假日多无事，谁知我独忙。移山入县宅，种竹上城墙。惊蝶遗花蕊，游蜂带蜜香。惟愁明早出，端坐吏人旁。”“假日”诸句颇带自谑、自嘲口吻。“惟愁”二句仍糅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之意。至于《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九“就架题书目，寻栏记药窠。到官无别事，种得满庭莎”，也同样意在彰显“当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名士风流。可以说，“武功体”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真正复归了吏隐传统及其审美意蕴的本质。

如同清谈之于名士，诗也因此成为一种对现实的反抗与超越。其弊则不免失于刻意，如《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二十一：“门外青山路，因循自不归。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净爱山僧饭，闲披野客衣。谁怜幽谷鸟，不解入城飞。”又《闲居遣怀十首》其七：“万事徒纷扰，难关枕上身。朗吟销白日，沈醉度青春。演步怜山近，闲眠厌客频。市朝曾不到，长免满衣尘。”诸如此类似终不免骄矜之态。故方回讥之曰：“盛唐人诗语平和，而高逸身份，自于言外见之，无诡激清高之习。武功以后，始多撑眉努目之状，所谓外有余者中不足也。”

由上所述，“武功体”中所呈现的疏懒、纵放之态实以魏晋名士风流为内核。这种名士态与其说是姚合本人的真实写照，毋宁说是作为趋走尘俗、循规蹈矩的“俗吏”人格之对立面的一种理想审美人格。“武功体”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复归了吏隐传统的本质。

三、“吟诗人”：“武功体”与贾岛派之出入

名士态之外，“武功体”的拓变还体现为吟诗要素以及诗人主体的凸显。自盛唐以来，与进士科试诗赋及诗风益盛相表里，簿尉群体始以诗为纽带，唱和往还，“风尘吏”这一社会身份及其风貌得以雅化。观独孤及《仲春裴胄先宅宴集联句赋诗序》：“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仓曹薛华，陈嘉肴，酾清酤，会河东裴冀、荥阳郑裒、河南独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满举白，自午及子，促席于花阴，赋诗于月波。乐极不醉，夜艾而罢。后清明三日，二三子春服成，思欲修好寻盟，选胜卜昼，裴侯是以再有投辖之会。是会也，郑不至，吾兄惠然而来。堂有琴，庭有条，芳草数步，落花满席。中和子冠乌纱帽，相与箕踞嗢噱，傲睨相视，称觞乎其间。趣在酒中，判为酩酊之客。”序中所呈现的充满名士态的簿尉诗人群体形象与《郑县刘少府兄宅月夜登台集序》《华山黄神谷宴临汝裴明府序》诸序足可窥风气之丕变。

然而，吟诗真正作为一种具有强烈身份意味的行为方式，并成为典型的诗歌意象则始于杜甫草堂诗，如《徐步》“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小园》“问俗营寒事，将诗待物华”，《可惜》“宽心应是酒，遣兴莫非诗”等。可以说，大历士人以诗人自矜正由此。如韦应物《花径》“朝与诗人赏，夜携禅客入。自是尘外踪，无令吏趋急”，钱起《送唐别驾赴郢州》“满座诗人兴，随君郢路行”，李端《送友人游江东》“谢公今在郡，应喜得诗人”等，皆以诗人风流相推。至于元和诗坛，经由吟诗行为的凸显，簿尉的风尘形象进一步风雅化，如白居易《官舍小亭闲望》“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朱庆余《寄刘少府》“唯爱图书兼古器，在官犹自未离贫。更闻县去青山近，称与诗人作主人”等，正是此种簿尉诗人形象的代表。《新唐书·孟郊传》载：“年五十，得进士第，调溧阳尉，县有投金濑、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积水。郊闲往坐水旁，裴回赋诗，而曹务多废。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此恐不能单纯以不谙吏事视之。观其《溧阳唐兴寺观蔷薇花同诸公饯陈明府》“花下印文字，林间咏觞杯。群官饯宰官，此地车马来”，正可相互印证。

姚合在与友人的赠答中也屡以诗人自许、许人，如《晦日宴刘值录事宅》“满堂宾客尽诗人”，《送崔约下第归扬州》“满座诗人吟送酒”，《送刘禹锡郎中赴苏州》其二“太守吟诗人自理，小斋闲卧白风”等。这种吟诗行为以及诗人文化身份意识在与同为簿尉的友人的赠答诗中也有集中体现，如《春日同会卫尉崔少卿宅》“诗家会诗客，池阁晓初晴。……映花相劝酒，入洞各题名”以“诗家”“诗客”自许、许人。此外，如《万年县中雨夜会宿寄皇甫甸》“县斋还寂寞，夕雨洗苍苔。……想得吟诗处，唯应对酒杯”，《寄陆浑县尉李景先》“微俸还同请，唯君独自闲。……吟诗复饮酒，何事更相关”，《寄鄠县尉李廓少府》“岁满休为吏，吟诗著白衣。爱山闲卧久，在世此心稀”等。俸微职卑的簿尉角色一转而为闲逸清雅的诗人形象。

无独有偶，“武功体”也塑造并凸显了以诗自遣的诗人形象。如《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十一“酒户愁偏长，诗情病不开”，其十七“听琴知道性，寻药得诗题”，其二十七“饮酒多成病，吟诗易长愁”等。此外，如《闲居遣怀十首》其二“闲卧销长日，亲朋笑我疏。诗篇随分有，人事度年无”，其三“展书寻古事，翻卷改新诗”，其五“永日厨烟绝，何曾暂废吟。闲时随思缉，小酒恣情斟”，其七“远思遭诗恼，闲情被酒牵”，其九“好酒盈杯酌，闲诗任笔酬”，《闲居晚夏》“选字诗中老，看山屋外眠”等，可谓深得老杜“遣兴莫过诗”（《可惜》）之旨。吟诗遂成为武功主簿姚合的标志性特征。朱庆余《夏日题武功姚主簿斋》：“亭午无公事，垂帘树色间。僧来茶灶动，吏去印床闲。傍竹行寻巷，当门立看山。吟诗老不倦，未省话官班。”由此诗可窥“武功体”影响之大，就体制而言，则毋宁说是对“武功体”的一种仿写与呼应。

时风之外，“武功体”之于吟诗要素的凸显又与姚合与贾岛及其一派的交游、互动关系甚密。姚、贾之交游即以诗为纽带，如贾岛《寄武功姚主簿》称“静棋功奥妙，闲作韵清凄”，姚合《寄贾岛》“疏拙只如此，此身谁与同。高情向酒上，无事在山中。渐老病难理，久贫吟益空”等。《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中的某些吟诗意象已近乎贾岛派，如其八“山宜冲雪上，诗好带风吟”，其十三“梦觉空堂月，诗成满砚冰”，其十五“好是吟诗夜，披衣坐到明”，其二十九“作吏无能事，为文旧致功。诗标八病外，心落百忧中”。至于《闲居》“带病吟虽苦，休官梦已清”，《喜喻凫至》“欲出心还懒，闲吟绕寝床”，《杏溪十首·渚上竹》“诗人月下吟，月堕吟不休”等，苦吟意味尤浓。

可以说，在耽诗沉吟这一点上姚、贾是相似的，这也是“姚贾”并称的原因之一。《二十四诗品·疏野》“筑室松下，脱帽看诗。但知旦暮，不辨何时”，正是对此种文化氛围与诗学现象的融取。“筑室松下”，蕴含野逸之趣；“脱帽”，则是名士放浪之态，李白《夏日山中》所谓“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但知旦暮，不辨何时”二句正是耽诗入迷之态。

与苦吟派所追求的典雅、清奇诗风相似，“武功体”也好以风雅之物事入诗，由此呈现出清雅的一面。如《闲居遣怀十首》其三“赊酒风前酌，留僧竹里棋”，其九“凉风从入户，云水更宜秋”《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十八“夜犬因风吠，邻鸡带雨鸣”，其二十二“扫舍惊巢燕，寻方落壁鱼”，其二十七“垒阶溪石净，烧竹灶烟轻。点笔图云势，弹琴学鸟声”，《游春十二首》其六“嫩云轻似絮，新草细如毛”。故胡震亨称其“取材于籍、建之浅，而媚以蒨芬”。然其弊亦不免“贾岛格”之意象狭窄，乃至方回讥之曰：“又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几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

受苦吟诗风的影响，“武功体”也多写荒凉幽寂的县斋景象。如《县中秋宿》：“鼓绝门方掩，萧条作吏心。露垂庭际草，萤照竹间禽。棋罢嫌无月，眠迟听尽砧。”《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十一：“县僻仍牢落，游人到便回。路当边地去，村入郭门来。”其十七：“闭门风雨里，落叶与阶齐。”以许棠《登渭南县楼》“满县唯云水”“何曾似近畿”观之，则武功之荒凉也未必全是夸张，《唐才子传》所谓“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弊之间，最工模写也”。其中，如《游春十二首》其四“土融凝墅色，冰败满池声”，其八“向阳倾冷酒，看影试新衣。嫩树行移长，幽禽语旋飞。同来皆去尽，冲夜独吟归”，《闲居晚夏》“片霞侵落日，繁叶咽鸣蝉”等，已透出苦吟一派的清冷之趣，景语也近尖新。“武功体”与苦吟一派之纠缠也是因此。

由上可见，沿“草堂诗”而来，“武功体”集中凸显了吟诗要素，并确立起与俗吏相对的高雅脱俗的诗人主体身份意识。与贾岛所代表的苦吟一派的交游互动，使得姚、贾之诗在耽诗以及精神旨趣乃至艺术风格上不无相通之处，“姚贾”并称也因此。

四、“武功体”与中晚唐疏野诗风及其诗学意义

不同于贾岛派的锻炼、推敲之工，“武功体”在整体上则呈现出一种疏野之致。作为一种诗歌审美风格，后者又首先指向性情、精神层面对礼法、礼俗的旁逸侧出以及真率不羁之趣。皎然《诗式》“辩体有一十九字”，其中“闲”字一体即以“情性疏野”为根本，而“武功体”也正在这种意义上被归为“闲适”之体。及至《二十四诗品》则专设《疏野》一品，首二句“惟性所宅，直取弗羁”即直指性情、人格之真率、脱略，故杨廷芝《诗品浅解》云：“脱略谓之疏，真率谓之野。”至于“倘然自适，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也同样指向名士性情。所谓名士，适意而已。

反观“武功体”的疏野之姿正与名士疏放之态相表里。如《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五：“晓钟惊睡觉，事事便相关。小市柴薪贵，贫家砧杵闲。读书多旋忘，赊酒数空还。”又其二十三：“朝朝门不闭，长似在山时。宾客抽书读，儿童斫竹骑。久贫还易老，多病懒能医。道友应相怪，休官日已迟。”至于《闲居遣怀十首》其八“野性多疏惰，幽栖更称情。……懒拜腰肢硬，慵趋礼乐生”，其九“生计甘寥落，高名愧自由。惯无身外事，不信世间愁”，《秋日闲居二首》其二“睡少身还健，愁多食不肥。自怜疏懒性，无事出门稀”等，也无不以情性之疏野为内核。胡震亨评姚合诗曰：“洗濯既净，挺拔欲高。得趣于浪仙之僻，而运以爽亮。” “挺拔”“爽亮”云云与上述名士性情及疏野格调是分不开的。

名士之疏野还蕴含着安贫乐道之意，而后者也是名士风流的重要内涵之一。如陶渊明所言之“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二十四诗品·疏野》所谓“控物自富，与率为期”，正在于此。“叹卑”之外，“武功体”也屡屡“嗟贫”，并以此彰显名士风流。如《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二十九“印朱沾墨砚，户籍杂经书。月俸寻常请，无妨乏斗储”，用《汉书·扬雄传》“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典故。这种对贫居的书写反过来又构成了疏野诗风的重要内涵，所谓“控物自富，与率为期”。不仅如此，贫又与极具名士趣的酒关联起来。如《春日即事》：“春来眠不得，谁复念生涯。……乞假非关病，朝衣在酒家。”《闲居》：“近来难得酒，无计奈愁何。”《闲居晚夏》：“对此心还乐，谁知乏酒钱。”因此，“武功体”的叹贫非仅牢骚而已，更隐含着一种名士式的矜持，并为时人所赏。如刘得仁《上姚谏议》“名因诗句大，家似布衣贫”，周贺《赠姚合郎中》“清高还似武功贫”等，正是基于这种逻辑。

就创作方式而言，则是“放”口而出。《世说新语·排调》载：“殷洪远答孙兴公诗云：‘聊复放一曲。’刘惔笑其语拙，问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榻腊亦放，何必其鎗铃邪？’”《二十四诗品·疏野》“倘然适意，岂必有为”“与率为期”云云，不仅就性情而言，也蕴含着名士式的“聊复放一曲”及其拙朴、率真之趣。故《皋兰课业本原解》曰：“此乃真率一种。任性自然，绝去雕饰。”杜甫草堂诗的疏野之调正以此法出之。如《课小竖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三首》其二云：“薄俗防人面，全身学马蹄。吟诗坐回首，随意葛巾低。”《杜臆》曰：“学马蹄，唯率真也。葛巾低，谓行吟自适，无所系累。”此外，又如《有客》：“患气经时久，临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疏快颇宜人。有客过茅宇，呼儿正葛巾。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赵汸评曰：“散淡率真之态，偶尔成章，而厌世避喧，少求易足之意，自在言外，所以为不可及也。”

无独有偶，“武功体”也屡称无意为诗。如《闲居遣怀十首》其七“业文随日遣，不是为求名”，《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二十四“新诗久不写，自算少人看”，《游春十二首》其三“书非名利事，爱此少人同”，《山居寄友人》“诗情聊自遣，不是趁声名”云云，皆所谓“倘然自适，岂必有为”，由此呈现出有别于贾岛苦吟一派的疏野、直率之格。此外，如《游春十二首》其一：“正月一日后，寻春更不眠。自知还近僻，众说过于颠。看水宁依路，登山欲到天。悠悠芳思起，多是晚风前。”《闲居遣怀十首》其六：“一生能几日，愁恨也无端。遇酒酕醄饮，逢花烂熳看。青云非失路，白发未相干。以此多携解，将心但自宽。”皆洒脱似不作意，用语遣词亦疏率拙俚。故《唐才子传》曰：“岛难吟，有清冽之风；合易作，皆平淡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所谓方拙之奥，至巧存焉。”

就内在诗学层面而言，疏野之格实又可矫唐人近体过于拘忌之弊。初唐即有此格，如翁方纲《石洲诗话》评王绩诗：“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及至盛唐此格转多。如贺知章《题袁氏别业》：“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又高适《醉后赠张九旭》：“世上漫相识，此翁殊不然。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殷璠《河岳英灵集序》“四体”之中有所谓“野体”，即言此种。所谓“野”乃兼性情、体调言。至杜甫草堂诗始蔚为大观，《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自称“老去诗篇浑漫与”，仇兆鳌注曰：“少年刻意求工，老则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矣。”

“武功体”的疏野之体正沿草堂诗而来。如《闲居遣怀十首》其一：“身外无徭役，开门百事闲。倚松听唳鹤，策杖望秋山。萍任连池绿，苔从匝地斑。料无车马客，何必扫柴关。”“料无”二句反用杜甫《客至》“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句意，其于杜诗之熟稔也可窥一斑。至于《武功县作三十首》其二十三：“朝朝门不闭，长似在山时。宾客抽书读，儿童斫竹骑。久贫还易老，多病懒能医。道友应相怪，休官日已迟。”无论是立意、结篇，还是风味，都酷似草堂诗。

而在结构上则形成了首尾写疏懒之怀，中二联杂以清新之景的固定模式。如《游春十二首》其三：“诗酒相牵引，朝朝思不穷。苔痕雪水里，春色竹烟中。迎雨缘池草，摧花倚树风。书非名利事，爱此少人同。”其八：“卑官还不恶，行止得逍遥。晴野花侵路，春陂水上桥。尘埃生暖色，药草长新苗。看却烟光散，狂风处处飘。”宋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姚合诗得其清雅。”正为此而发。然较之草堂诗的无穷出清新，“武功体”词句、意象的套路化也更为明显，方回批评说：“予谓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姚之诗专在小结裹。”

五律之外，姚合的七律也不乏疏野之篇。如《罢武功县将入城》其二：“青衫脱下便狂歌，种薤栽莎劚古坡。野客相逢添酒病，春山暂上著诗魔。亦知官罢贫还甚，且喜闲来睡得多。欲与九衢亲故别，明朝拄杖始经过。”与“武功体”可谓同调。至如《赏春》：“闲人只是爱春光，迎得春来喜欲狂。买酒怕迟教走马，看花嫌远自移床。娇莺语足方离树，戏蝶飞高始过墙。颠倒醉眠三数日，人间百事不思量。”命意全自杜甫《江畔寻花七绝句》中出。七绝一体中也有近似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一类的疏野之篇，如《乞新茶》：“嫩绿微黄碧涧春，采时闻道断荤辛。不将钱买将诗乞，借问山翁有几人。”“武功体”之于草堂诗的亦步亦趋再次可窥，然《极玄集》于杜诗却全然不收，无疑深可玩味。

草堂诗之外，“武功体”的疏野之格又与时风相交织。白居易的众多闲适诗正是此种风尚的代表，赵翼《瓯北诗话》卷四“白香山诗”条曰：“盖诗境愈老，信笔所之，不古不律，自成片段，虽不免有恃老自恣之意，要亦可备一体。”白氏之外，又有张籍、王建二家，如张籍《酬韩庶子》：“西街幽僻处，正与懒相宜。寻寺独行远，借书常送迟。家贫无易事，身病足闲时。”又王建《初到昭应呈同僚》：“白发初为吏，有惭年少郎。自知身上拙，不称世间忙。……同官若容许，长借老僧房。”篇体、气味也都与“武功体”极似。李怀民曾指出：“武功诗集，古今体存遗甚多，其五言律朴茂新奇，酷似王仲初。仲初故与水部合体，而姚君与水部为友，其得于渐摩者深矣。”当“苦吟”之风盛极之时，这种疏野之格正可以拯贾岛派的过于“有为”之弊。

姚合及其“武功体”的诗学价值和诗史地位也在于此。李怀民评其《武功县中作》其三十曰：“虽景触兴，无论次，无章法，而自有天然妙趣。后世不知，则以为破体矣。《三十首》中皆于谐处见胸次骨格，所以见重处正在此耳。”可谓中的之语。《二十四诗品》在《缜密》之后继之以《疏野》也正是基于这种诗学逻辑，故杨振纲《诗品解》云：“然或单知‘缜密’，字字称量，又恐过于拘束，无一点真率意，则生气竭矣。故进之以‘疏野’。”然此种疏野之格在杜甫已不免“纵横”之讥，至姚合则俚俗浅率之弊愈甚，如《游春十二首》其二：“官卑长少事，县僻又无城。未晓冲寒起，迎春忍病行。树枝风掉软，菜甲土浮轻。好个林间鹊，今朝足喜声。”又《乞酒》：“闻君有美酒，与我正相宜。溢瓮清如水，黏杯半似脂。岂唯消旧病，且要引新诗。况此便便腹，无非是满卮。”可谓语僻意浅，大有伧气。

综上所述，“武功体”是中晚唐以进士群体为代表的精英文士视簿尉为俗吏的时代风气之产物，其中所呈现出的疏懒、野僻之态则以魏晋名士任诞之风为精神内核，并由此复归了吏隐的本质。与中晚唐“苦吟”诗风的流行相伴，吟诗要素被凸显并成为“武功体”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也是“姚贾”并称的原因之一。然不同于贾岛派的锻炼、推敲之工，“武功体”在创作方式上则以名士之“聊一放”为内核，整体上呈现出疏野之格，以此拯苦吟一派过于“有为”之弊。这也是“武功体”之诗学和诗史价值之所在。

仲瑶，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代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