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军衔授予之前，有一位高级军官自认资历尚浅，能力有待提升，因此他亲自向毛泽东主席请求降低自己的军衔等级。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请求，这位提出者正是功勋卓著的开国中将廖汉生。
身为中将中的杰出代表，廖汉生身负多层面不为人知的角色。他将开国元帅贺龙称为舅舅，而其妻子的身份同样非凡，是前国家领导人杨尚昆的妹妹。廖汉生亲自为军队现代化的进程贡献了显著的力量。
1911年，当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时，廖汉生在湖南桑植的一个农家诞生。他的父亲，深受时代精神的鼓舞，用革命的口号赋予了他名字，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到了1986年，经过桑植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核查，他的民族归属被纠正为土家族，这一更正揭示了他的名字与其真实的民族身份之间存在不符。廖汉生的父亲，廖兰湘，是一位思想开明的人，与林伯渠有着深厚的友谊，并积极响应贺龙的革命行动，最终加入了贺龙领导的民军，担任文职官员，因而被民众尊称为"廖师爷"。
在贺龙率领的部队行进至廖汉生家乡附近时，廖汉生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们，被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支军队的行进，士兵们整齐的步伐和威武的军容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行进的队伍中，一名士兵肩扛着代表指挥官威严的“大令”，廖汉生向周围的孩子们阐释了这一标志的含义。贺龙本人注意到了这个敢于观看军队行进的男孩，并询问了他的身份。当贺龙得知廖汉生乃廖兰湘之子的身份后，便将自己的侄女肖艮艮引荐给他，随后在1928年，两人缔结了良缘。在廖汉生尚且年幼，只有10岁的年纪时，他遭遇了生命中的一大打击，其父亲廖兰湘因病逝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他的童年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在廖汉生父亲离世之后，贺龙伸出了援手，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并为他提供了进入学校深造的机会，这不仅帮助他渡过了难关，也为他打开了知识的大门。在步入婚姻的殿堂之后，廖汉生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他决心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的未来紧密相连。自此，他坚定地跨入了党的行列，将自己的信念与党的事业同呼吸、共命运。
廖汉生在革命的早期阶段，就积极投身其中，他的主要活动是在游击部队中，参与了湘鄂地区针对敌人"围剿"行动的激烈抵抗。然而，廖汉生的提升速度相当迅速，在长征前夕，他已担任师级政治委员的职位，其地位颇为显赫。
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廖汉生被赋予了重要的职责，担任358旅716团的副团长，肩负起领导和指挥的重担。在1939年的曙光初现时，廖汉生的职业道路迎来了新的里程碑，他被提升为120师独立第2旅的副政治委员，同时承担起代理旅长的职责。接着，廖汉生再次踏上了延安的土地，担任358旅政治工作的副手，继续在革命圣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至解放战争的过渡时期，廖汉生先后担任了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政治委员和晋北野战军的副政治委员，积极参与并指挥了晋北地区的多场关键战役。接着，廖汉生接受了新的责任，被任命为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的政治委员，承担着守护国家领土安全的崇高任务。廖汉生的职责范围广泛，他在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中担任副政治委员，随后被提拔为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的政治委员。
在1949年8月26日这一天，贺炳炎与廖汉生携手指挥的第一军，与盟军并肩作战，成功地将兰州从敌手手中夺回，实现了这座城市的自由。随后在9月5日，第1军又占领了西宁，标志着青海省的全面解放。随着青海省的解放，我军立即承担起关键职责，不仅要迅速稳定当地局势，还要支持青海各族人民建立新的政府架构。
由于马步芳家族长期在青海实行了长达40年的暴政，导致解放前夕青海省内既没有中共的地下党组织，也没有共产党员，甚至没有民主党派和知名民主人士的存在。青海省新政权成立之初，面临的一大挑战便是干部队伍的短缺，特别是缺少那些能够深刻洞察并代表当地少数民族利益的领导人才。由于我军的迅速行动，负责地方事务接管的干部队伍尚未能与部队同步前进，导致接管工作面临延迟。因此，在青海构建人民政权的艰巨任务，便历史性地落在了解放军官兵的肩头。
在廖汉生的指挥下，第1军的众多官兵承担起了构建新政府体系的职责。西宁获得解放之后，廖汉生迅速组织干部，成立了军管会，并设立了包含民政、公安、军事、教育文化、经济财政、交通、民族事务等多个部门。随后，他们又在西宁市及其周边各县成立了人民政府，对影响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各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接管。在9月26日这一天，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为该地区带来了政治领导的新纪元。紧随其后，10月1日，青海军区的成立进一步巩固了该地区的军事指挥体系，这两个重要事件共同标志着青海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新起点。
青海省获得解放，标志着马氏家族的统治时代终结，开启了地区治理的新篇章。然而，反对派并没有轻易屈服于失败，他们持续抵抗，不愿轻易放弃。在马步芳逃离西宁时，其子马继援秘密地向部下传达了变节的策略，指示他们将战马转为耕作之用，将武器埋藏起来，等待时机，准备东山再起。一些马家派系的高级军官、地方上的恶势力以及反动宗教领袖联手，企图通过煽动不满情绪，策划一场旨在颠覆新政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1949年12月5日，西宁的解放才刚刚过去三个月，前马家军的骑兵第8师师长马英与马成彪便率领着他们的叛军，掀起了一场企图颠覆新秩序的叛乱。一时间，青海多地爆发了叛乱，形势严峻，仿佛乌云笼罩着城市。叛军围攻了县城和重要城镇，攻击解放军，破坏政府机关，残忍杀害我方人员，对新建立的人民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那时候，我方军队在青海省的控制尚未完全巩固，一些边远地区仍在等待解放的曙光，而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也在努力打牢其根基，以确保其权威和效能。
那些匪徒余党嚣张地扬言要把我党和解放军赶出该地区。面对叛乱分子的猛烈攻势，贺炳炎和廖汉生坚定了反击的决心，准备给予他们沉痛的一击。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成功击毙了匪首马英，这一行动在青海省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对其他匪徒起到了强烈的震慑作用，并促使马忠义、韩进禄、马希统、马全彪等其他匪首选择了投降。到了1950年8月，青海地区的治安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因为当地主要的非法武装力量已被有效剿灭，这标志着当地剿匪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随后，我军继续对那些分散逃亡和隐秘行动的残余匪徒实施了分区域的清剿行动。
在青海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廖汉生不仅在清除匪患、捍卫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更是不遗余力地引领着军队和民众齐心协力，共同塑造一个崭新的青海。在廖汉生不懈的奋斗下，青海逐渐步入了稳定发展的轨道。
在1952年，廖汉生被授予了西北军区政治部门的领导角色，并同时承担了副政委的重要职责。两年后的1954年，年仅43岁的廖汉生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这使他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副部长之一。在同年，国防部副部长的名单中，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等六位杰出人士位列其中，而廖汉生则是他们之中唯一获得中将军衔的人选，这件事在当时的军事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讨论。
1955年，廖汉生踏入了南京军事学院的战役系大门，开启了他进一步的学术探索和研究之旅。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廖汉生的名字被正式列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名单。
1981年，廖汉生步入了七十岁的高龄，他多次向党的中央和军事委员会的高层领导表达了自己希望退休的愿望。到了1983年，由于新的职责需要，他结束了自己多年在战场上奔波和在各地奔波的生活，选择在北京定居，但并未完全退出工作领域。同年5月，中共中央宣布廖汉生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他在这个职位上服务了五年。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廖汉生身负沈阳军区的使命，以代表的身份参与了这一重要会议，还在其中被推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从而担负起了国家立法工作的关键职责。
廖汉生，一位终身学习者，即便在担任副委员长期间，也保持着谦逊和求知的态度。他对彭真委员长的尊敬之情溢于言表，感谢彭真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教导以及在人大工作中的指引。1988年3月，他不仅连任副委员长，还兼任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肩负起更重的国家职责。回顾九十年的人生，廖汉生经历了革命斗争和长征的艰难，头部曾受伤，但他的信念和誓言始终坚定，忠诚地伴随中国共产党走过风雨历程，坚信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他的故事和信念对许多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