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第五号人物后的生活
陈伯达人生的腾飞是在1956年，八大之后，他的地位一下就排在了第五号人物，他越过了刘少奇、越过了朱老总，他在党内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
有意思的是，同样作为党内笔杆子、理论家的康生，这次排名在陈伯达之后，谁也没想到，资历更深的康生，会有一天地位排在陈伯达之后，真是世事难料，几度无常。
自打陈老夫子成为第五号人物之后，他的待遇也提高了不少，警卫局加强了对他的保护工作，他每次坐车出行，警卫局都安排两辆车前后跟随，一辆作为前卫车，另外一辆在后头作为后卫车。
对于这样周密的保护，陈伯达显得很不适应，他总是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如今这待遇哪还有个“小老百姓”的样子。他同警卫局抱怨过很多次，说这场面太过于气派，前后都搞两辆车子跟着，这叫别人怎么看。
尽管他抱怨了很多次，但警卫局是出于工作流程的必要性，谁让他的级别变高了呢，这要是出个什么事，警卫局那边可是脱不了干系的。因此，警卫局还是派两辆车跟随他出行，只不过拉开了前后的距离。
除了出行变得“气派”之外，他成为第五号人物之后，在全国也是名声大噪。
那时候，“两报一刊”每天发表的文章或者社论，都能看到“陈伯达”这三个字。王保春和王文耀，是陈伯达身边的秘书，对于当时走红的陈伯达，两人是有着深刻的记忆。
那时候，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写给“陈伯达”的信件寄过来，两个秘书回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差不多都能收到一麻袋的信件。
两人也不无感慨，说陈伯达从来都没这么“红”过。随着领导的走红，两个秘书的工作量也是陡然之间变得压力巨大。
王保春是最早跟随陈伯达的，他还是“陈办”党小组的组长，他的工作主要是跟随在陈伯达身边，每天到处跟着领导跑。那时候的陈伯达忙得脚不沾地，一天要辗转好几个地方，一会去钓鱼台，一会又得跑去大会堂，又一会在北京各大专院校来回跑。
王文耀虽然不用跟着领导到处跑，但是他的工作量更是压力巨大，他一个人整天要守着四部电话，随时作电话记录；除此之外，还要收发来自全国各地的电报、信件、文件......忙得吃饭也得掐着时间，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一天24小时都得守在电话旁边。
于子云，是陈伯达的司机，他每天也是跟随着领导到处跑，因为就他这么一个司机，他可以说是24小时都得待命待岗，用“时刻准备着”这么五个字来形容他的工作，最是恰当不过的了。只要领导一个吩咐，不管是天还没亮，或是天早已黑透了，于子云都得发动汽车，立马出发。
舆论大总管
随着地位的提升，陈伯达也成了手握大权的人物，当时的他俨然成为全国的“舆论总管”。
他带着工作组进驻了《人民日报》接管各项工作，干了一个月之后，为了全身心的起草“十六条”，陈伯达就把《人民日报》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给了唐平铸，他是专门搞宣传这方面的，建国后，先后担任过《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的代总编辑。
除了管理着《人民日报》的工作之外，陈伯达还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但是，身兼数职的他显然没有过多的精力管理杂志社的日常工作。
因此，《红旗》杂志社的工作就交给了关锋来管理，关锋在杂志社是哲学小组的组长，在杂志社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个舆论大总管，管理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管理着新华通讯社、管理着宣传部......
这是他地位最为鼎盛的时期，当时的他直接向伟人汇报工作，他也只向伟人负责，其他人根本管不到他，由此可见，这个老夫子当时的地位有多厉害了。
党内和社会上，对陈伯达的评价也是很高，直言他是伟人的好学生、是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诸如此类的崇高评价，在当时是数不胜数的，也从侧面彰显出他当时地位的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