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吕红亮 | 考古科学视角下的山地社会：探索中国西南山地史前史的新方法

吕红亮

作者简介

吕红亮，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国家级人才计划，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考古学会副会长，2007年在四川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研究兴趣为史前考古，区域上特别聚焦于青藏高原和西南山地，在Antiquity、Science Advances、PNAS、《考古》《考古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著作5部。

【摘要】山地长期以来被视为文明的边缘地带。然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理论发展表明，山地不仅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技术传播与文化交流的关键通道。本文回顾中国西南山地史前农业、牧业以及文化交流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考古科学视角提出未来一些重要研究方向和议题。用跨学科方法探索中国西南山地丰富的生态多样性和多元文化景观，将为理解人类如何适应复杂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独特视角。

【关键词】山地考古；中国西南山地；考古科学

山地是地球表面最具特征性的地貌之一，占据了地球表面30%的面积，承载着约20%的人口。它不仅是复杂的自然地理单元，更是独特的生态、经济和文化综合体。然而，长期以来，山地被视为人类活动的边缘地带，不具备文明发展的条件。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法国年鉴学派史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名论断：“山脉通常是一个与文明分开的世界，文明是城市和低地的成就。山地是没有历史的，几乎总是处于文明大浪潮的边缘。”布罗代尔的观点延续了环境决定论的思维，认为地理因素限制了高地的社会和文化发展。

这一论述在后续的理论中得到了不同的扩展和诠释。例如，“佐米亚”理论由范德尔提出，并经詹姆斯·C. 斯科特发扬光大，为“文明不上山”提供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解释框架。斯科特认为，“佐米亚”的高地居民迁徙到山地，是一种主动选择，意在逃离低地国家的统治，避免税收、征兵等制度化压迫，从而保持自治和文化独立。他将这些高地社会描述为一种“反向力量”，与低地国家形成对立。然而，斯科特的观点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一些学者批评他过于强调高地居民的逃避动机，忽略了他们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主体性。此外，将高地视为次佳居住选择的看法，与许多高地居民的自我叙述不符。因此，不少学者们呼吁摒弃低地为中心的视角，从高地文化本身出发，重新认识其独特性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家柳诒徵就曾提出，中国早期文明源于山岳地区。比如古代君主相传号为“林”、“蒸”，诸侯之长被称为“岳”，巡狩朝会诸侯必于“山岳”，人民相传号为“丘民”，为帝王者必登山“封禅”。山岳、山地在中国历史中逐渐复杂化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也不断为历史学者揭示，过去一个多世纪的考古研究也早已经颠覆了“文明不上山”的传统观念。从埃塞俄比亚高原早期人类遗址，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早期农业遗存，再到高地亚洲牧业政体的形成，山地在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山地并非边缘，文明也并非无法攀登的高山。作为近年新兴的研究倡议，山地考古旨在超越传统的中心化叙事，揭示山地在文明交流和技术传播中的独特作用，复原其与低地文化的复杂关系，展现人类文明进程中若干重要的节奏与旋律，从而为我们理解完整的人类历史提供崭新思路。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山地作为人类重要栖息地有两个突出特点——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垂直生态带的分异特征，这是山地人类社会生计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山地承载了超过85%的两栖类、鸟类和哺乳类物种，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极为广谱的肉食资源，还孕育了大量独特的植物资源，如作为建筑材料的木材，作为食物资源的野生植物和菌类，不仅是当地居民的重要食物来源，还在文化和经济活动中扮演着独特角色。例如，中国西南山区的松茸、鸡枞菌和高原地区特有的冬虫夏草被视为珍稀美食，并形成了重要的区域贸易网络。

西南山地具有不同海拔带差异巨大的环境条件，决定了其资源分布在时间与空间上错落有致。垂直生态带所导致的丰富的食物资源获取模式，推动了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并进而形成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多元化。例如，在低海拔带，雨林和混交林为狩猎、采集和种植提供了丰富选择；中海拔区域则是梯田农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理想场所；高海拔地带通过牧草资源支持牧业生产。考古研究显示，安第斯山脉的印加居民通过梯田农业优化了土地利用，不仅种植耐寒的块茎作物如马铃薯，还依赖高海拔生态带放牧羊驼；青藏高原腹地的农牧人在河谷地带种植青稞，而在高山放牧牦牛和绵羊。这种季节性的垂直移动把低地和高地链接在一张巨网当中。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和生态学研究都揭示了山地居民对复杂环境的高度适应能力和与之共生的文化多样性。这种适应能力为我们理解人类如何与自然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从文化意义而言，山地既是屏障，也是通道。山地的这一双重属性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研究中已有大量论述。比如童恩正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罗森提出的“中国弧”，Michael Frachetti提出的“内亚山地走廊”、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等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广泛接受度的重要概念，都不同程度揭示了山地在文化传播和族群互动中的独特作用。考古学家模拟内亚山地走廊的游牧网络，重建了早期丝绸之路的动态连接模式，发现早在公元前2500年，牧民在中亚山地牧羊活动中所遵循的固定迁徙路线，推动了沿线物质与文化交换。越来越多区域案例表明，从中国到黑海，山地在文化交流和文明兴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冶金术、山羊、马以及大小麦从内亚山地进入中国，而小米与荞麦可能通过类似路线传播至欧洲。历史时期，美洲作物也是经由西南山地传播并在中国扎根扩展。此外，山地还促进了区域内高地与河谷、山上与山下的多样互动，如成都平原新石器社会的兴起和川西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南下，就如同岷江上游“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夏则避暑反落”的史前注疏，以及青藏高原盐粮交换所引发的跨喜马拉雅文化互动。

从世界范围而言，山地的屏障和通道作用也十分明显。例如，作为北美洲的主脊，洛矶山脉既构成了迁徙屏障，也塑造了人类适应和文化交汇的通道。晚更新世至全新世早期，现代人沿着洛矶山脉资源丰富的山谷区域，从阿拉斯加向南迁徙，山地生态系统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狩猎资源和庇护所，还成为文化互动的纽带，将大平原、西部高原与沿海地区联系在一起。在欧洲地区，阿尔卑斯山脉虽然阻隔了青铜时代社区间的直接接触，但跨山地的交换网络也为阿尔卑斯山脉两侧社区金属资源的开发和流通创造了契机。

山地既通过物理地形限制了人类活动节奏和社会整合规模，又因其垂直生态系统和资源多样性成为人类文化适应与交流的关键节点。通过山地的阻隔和连结，技术和文化的跨山地交流塑造了从早期人类迁徙到复杂文明发展的多个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山地不仅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更是塑造低地文明的隐形力量。

James F. Fisher，Trans-­Himalayan Traders：Economy，Society，and Culture in Northwest Nepal

中国西南山地大致可界定为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山丘地带，西起藏东南，横亘川西地区，向南延伸到云南北部和中部，大致包括横断山和云贵高原等广袤区域。这个区域范围内的地形以山地和高原为主，从低海拔的热带河谷、中海拔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高海拔的亚高山针叶林，再到树木线以上的高山草甸，地形复杂多样，生态系统变化丰富，形成了显著的垂直生态梯度和突出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中国的“空中之岛”，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在维系全球生态平衡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西南山地在自然地理上与中国中东部的平原地区，南部的南亚、东南亚，西部的中亚等区域关系密切。历史上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贯穿其中，是现今“一带一路”框架下孟中缅印经济走廊的核心区，也是中国民族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55个少数民族中有17个生活在这一地区，包括藏族、羌族、纳西族、傈僳族、怒族和白族等。多民族与多样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积累了丰富的生态知识和传统智慧，使其成为中国区域文化多样性最为突出的地区，对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当代边疆、民族问题具有独特而重大的地缘政治意义。正是基于生态和文化两重突出的多样性，张光直先生将中国西南誉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最有研究潜力和研究价值的地区”。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南山地考古的探索在几代学者的努力下取得了不俗的进展。例如，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云南元谋人，旧石器时代中期贵州观音洞和四川皮洛复杂多样的石器技术，旧石器时代晚期密集的洞穴遗存和丰富的骨器，新石器时代姗姗来迟的驯化作物和别具一格的刻划纹陶器，青铜时代与北方草原的联系和异于中原地区的冶金生产组织模式，早期铁器时代西南夷的复杂互动及其汉化历程等，都为我们揭示了西南山地独特的文化演进道路和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以及这一区域在链接青藏高原、欧亚草原，沟通东亚、中亚、南亚与东南亚文化互动中的独特位置。

毋庸讳言，考古学研究中一直存在“中心”与“边缘”的二分。这种基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结果的先入为主的认识，对今天的考古学研究带来很多显见和潜在影响。如我们对中原以外地区的研究投入还不足，对山地区域社会与文明的历程了解还非常有限，对中心以外“边缘”“半边缘”地区的研究中，更多强调的是 “中心”地区产生的影响。中国西南山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日新月异，但在新时代，还有若干重要议题有待在新的学科发展议程中突破。

(一)以高质量田野发掘与前沿年代学重建西南山地早期人类活动记录

中国西南山地广泛分布的喀斯特地貌和大量洞穴遗址，为古人类提供了天然的栖居环境。这些遗址年代跨越早更新世至全新世，为探索人类起源、现代人演化、技术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清晰记录了中国西南山地早期人类的活动轨迹，同时也凸显出西南山地作为文化交汇枢纽的重要地位，是研究早期人类活动的关键区域。

近年来，在贵州、云南和四川等地的密集调查和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包括盘县大洞、硝灰洞、岩灰洞、观音洞、猫猫洞和招果洞等。这些遗址不仅证实了西南山地古人类长期活动的连续性，还揭示了行为模式和技术创新的多样性。例如，在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研究人员通过石器技术分析和光释光(OSL)测年研究，发现中更新世晚期古人类已掌握预制石核剥片技术；位于横断山腹地的四川皮洛遗址(上部年代不晚于距今约13万年)发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东亚地区最典型的阿舍利遗存，展现了“简单石核石片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小石片石器与小型两面器组合”的发展轨迹。这些都为深入探讨中更新世晚期的古人类行为提供了关键材料。在晚更新世，西南山地的技术和文化进一步多样化。在云南硝洞发现了年代最早的“和平文化”石器，这在西南山地和东南亚石灰岩区域具有广泛的分布范围。而在其他区域细小的燧石石器则一直延续到全新世中期，同时骨器技术在西南山地异常发达。这些都反映了区域生态条件下技术本地化适应与文化创新的结合。这些变化可能与现代智人的到来及其文化扩散密切相关。

相比于国内其他区域，我们对西南山地早期人类的了解还极为有限，特别是人类化石的缺乏限制了对区域人类演化的深入了解。这需要多机构联合开展密集的洞穴遗址调查和发掘，采取高质量的田野发掘和高分辨率的年代学技术为西南地区旧石器洞穴遗址获得更准确、可靠的年代背景；从单一遗物的案例研究转变为综合视角的旧石器技术分析、古环境、动物考古学和人类演化等信息整合；进一步聚焦山地区域旧石器时代技术和文化多样性、山地区域新旧过渡、早期人类镶嵌进化的复杂性等议题。

(二)古DNA和考古紧密结合揭示西南山地人群遗传历史

遗传学和考古学数据均表明，6.5万至5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AMHs)就已进入东亚南部，中国西南山地是现代人迁徙的重要通道。中国西南地区一些考古遗址中已积累了丰富的人类遗骸，年代从距今30万年到全新世，最新的古DNA研究与考古证据相结合，正在逐步揭示该地区在人类遗传历史和东亚人群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复杂性。

中国西南山地经过DNA分析的最早的人类遗骸为云南马鹿洞出土的蒙自人和广西出土的隆林人。这两个个体年代虽然距今只有1.4万年和1万年，但先前学者们根据形态特征，认为其具有现代人和古人类镶嵌特征。最近的一项研究通过提取这些化石的古DNA分析显示，马鹿洞遗址样本所代表的个体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并且是东亚南部现代人母系谱系的根部分支之一。这表明蒙自人可能是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早期新石器时代小米和稻作农业人群的祖先之一。而另外一项研究对云南海门口遗址和成都平原高山遗址出土的11份古人类样本进行全基因组分析，这些人骨的年代在距今4500年至3000年。结果显示，这两个古代群体约90%的祖先来自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农民，表明小米种植农业是随着人口扩散进入中国西南山地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尚有来自与和平文化相关的狩猎采集者的遗传成分。而让人意外的是，在这两个古代群体中暂未发现与水稻种植者相关的祖先，这或许表明水稻种植进入西南山地有可能是通过文化扩散而非人口迁徙完成的。这些考古和基因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不但揭示了山地在农业传播模式的差异性，也表明了该区域复杂的人群互动历史。

在未来的研究中，西南山地将成为进一步探索东亚人群演化的核心区域。比较重要的议题包括：构建西南山地古今人群的全基因组数据库，建立西南山地古今人群的蛋白质遗传标记数据库，以揭示遗传与表型间的关联，整合古今样本，构建表型组数据模型，为理解环境适应与遗传变异提供依据；通过遗传学标志物探索人类活动与环境、动植物驯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东南亚与东亚交汇的重要区域，西南山地在人类历史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将通过分子考古学的持续探索进一步被揭示，这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东亚乃至全球人类演化与迁徙的理解。

(三)以生物化学技术揭示西南山地人群饮食健康与环境适应

在当代考古学中，同位素分析已成为研究人类饮食、迁徙和环境历史的一种常用方法。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可以重建食物来源和营养水平的变化，锶同位素用来追踪个体的生长环境和迁徙路线，再整合相关的古蛋白和DNA技术的生物化学分析利器，不仅为追踪关键农作物传播提供了有效途径，也为人群饮食健康和环境适应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

西南山地环境复杂、地貌多样，域内海拔高差变化大，不同地区生态环境差异明显，小单元、小环境生成的自然禀赋影响生业模式繁复多样。粟作、麦作、稻作等农业技术的先后引入以及牧业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西南山地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农耕、游牧以及畜牧等生业模式。通过分析古人类与动植物遗存，尤其是其骨骼化石形态、病理改变、骨骼发育以及同位素组成，能够精确重建古代人群的饮食结构、身体发育、生存状态以及文化变迁、人群迁移模式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近年来，陆续有学者开始尝试将这些新型的考古技术运用到中国西南山地的考古实践中，主要集中在小米和水稻农业的扩散和接受等方面。

考古证据表明，大约5000年前，小米和稻作农业分别从甘青地区和长江流域传播至中国西南地区。随着农业扩散，这一地区逐渐形成了粟稻混合的农业模式。然而，由于山地地形的复杂性和生态多样性，农业的传播与接受在不同区域表现出显著差异。例如川西营盘山遗址的人骨同位素研究表明，粟黍类作物在先民的饮食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这说明粟作农业在约5500—5300年前进入川西北高原，并成为先民的主食。但在距离不远的高山遗址，先民则以水稻为主，辅以少量粟黍类食物。这反映了稻作农业的兴起和文化的扩散。凉山地区猴子洞遗址的人骨同位素研究则呈现出C3和C4植物混合的饮食结构，可推测其生业方式包括农业种植、渔猎和家畜饲养的多重模式。这些成果已经揭示了西南山地不同区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饮食和生业模式的显著差异和农业传播的复杂性。

尽管近年来同位素研究为西南山地的农业传播与饮食结构提供了重要见解，但整体研究仍显不足，特别是在山地区域粟黍麦作消费格局与农业模式的时空变化方面。未来研究可通过扩大样本规模与分析范围，整合多同位素指标和古蛋白技术，深度发掘考古遗存的背景信息，进一步探讨区域间农业模式的差异及其演化过程。近期，四川大学的创新团队已针对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及川渝地区旧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的典型遗址进行了生物考古遗存的采集及初步分析工作，主要涵盖贵州招果洞、青海宗日、西藏卡若等遗址。相关研究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通过体质人类学和稳定同位素分析手段，探索早期人类对极端气候的适应策略、农业起源与传播；中国西南山地特有家畜(牦牛、藏獒)的驯化历史、驯化机理；西南山地古代人类营养和健康状况评估及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历史等。

(四)多维环境指标与灾害地貌学结合揭示西南山地古今环境影响

我国西南山地气候主要受南亚季风影响。云南星云湖沉积物孢粉、贵州董哥洞石笋等气候记录显示，该区域全新世以来经历了数次剧烈的气候变化过程，不仅存在中全新世适宜期等典型气候阶段，也包括多次周期性、突然性的气候灾变事件。这些都对史前人类活动历史和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距今约8500—5000年的全新世适宜期可能助力古代人群从西南地区探索青藏高原并实现永久定居；距今约4200年气候变冷事件可能造成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人群沿横断山区向南进入中国西南的成都平原以及更南的云贵高原。

此外，中国西南山地还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区域。地震、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等地质灾害，几乎与西南山地的每一段历史息息相关。这不仅影响了古代山地社会的兴衰，也深刻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生态与人类活动模式。例如，最近的地质考古研究发现：距今约1.3万年到4.7千年前，岷江上游曾经历了大规模的堰塞湖灾害，其溃决洪水不仅改变了周围的自然环境，也可能导致了古代人群的迁徙与生存方式的调整，如堰塞湖的消失、营盘山文化的衰退、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兴起之间密切相关。另一个经典案例是九寨沟阿梢垴遗址的黄土滑坡台地考古研究。通过分析滑坡沉积物，研究者发现黄土滑坡不仅改变了古代人群的定居方式，也为后续的农业和生业模式变迁提供了依据。这些研究成果表明，灾害地貌学与环境考古学的结合应用，为揭示古代人类的灾害应对能力、灾害地区的生态韧性和社会复原力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可为未来的灾害防控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历史经验。

随着地学分析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多维环境指标与高精度气候、地貌数据的获取，灾害地貌学在研究人类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中展现出巨大的潜力。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整合地质学、气候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数据，集成高精度的气候环境和人类活动记录，活化历史场景，建立历史人群对干旱、洪水等灾害事件的危机应对模型，从而为西南山地灾变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参照。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

近期，教育部公布了首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四川大学中国西南山地考古创新团队位列其中。基于长期科研合作，这一团队集合了四川大学考古学、法医学、遗传学、地理学、环境学等跨学科力量，依托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的四大实验室(考古测年、分子考古、考古材料与文物保护、地学考古)，聚焦“西南山地人群活动历史与文化变迁”、“西南山地人群遗传历史与东亚人群演化”、“西南山地人群饮食健康与环境适应”、“西南山地古今灾害与可持续发展”四大方向，旨在以考古科学的前沿技术与方法，更细节地重建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环境适应和文化互动，从而推动新时代中国西南山地考古研究的发展。

在考古学越来越丧失“纯洁性”的今天，我们已有足够多元的技术方法去重建山地考古遗址的食谱、人群的移动模式、动物和植物管理利用的季节性、垂直结构的聚落形态以及远距离的文化互动。但更重要的或许是，我们还需要扭转“文明不上山”的偏见，进一步发掘山地自身的能动性和文明史。从狩猎采集者最初踏上山地和高原，到美洲作物在山地的生根流转，我们所获的对山地的理解，将会是真正的山地“深度历史(Deep History)”，而不仅仅是斯科特所说的“不被统治的艺术”。

(致谢：感谢团队成员贺可洋、王学烨、张帆、胡越、原海兵、第宝锋、梁伟波等为本文提供宝贵建议，以及研究助理吴京蔓协助整理参考文献。)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