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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科学论坛”
第三十八期讲座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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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主办“考古科学论坛”第三十八期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517会议室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吕鹏副研究员主讲《动物考古的现代性》，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原海兵副教授主持。
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是以古代动物遗存为研究材料，探索古代人类生业、精神以及与动物关系等多方面论题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考古学在理论、方法上获得重大革新，动物考古学也走上了“现代性”道路。
通过分析动物捕获、驯化、屠宰等初期过程，动物考古学对于认识古代的动物种群以及人类社会十分有效。然而考古学家采用的发掘以及分析方法也会在探索动物利用等问题时产生影响。对此，吕鹏老师认为在田野工作中应以严谨的规程采集动物考古学材料，并对其做埋藏学分析。而在实验室工作中则可以将同位素、古DNA分析等多学科研究方法融入到动物考古学研究当中。
人类开发和利用动物资源的技术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重心之一，而技术则包括猎捕、驯养、屠宰等多个方面。以猪为例，吕鹏老师以壁画、青铜器、历史文献材料展示了先民对猪的饲养与屠宰技术。而骨骼形态、年龄结构与性别比例则可作为依据判断猪等动物的驯化情况。中国是家养动物驯化起源的中心之一，家猪早在距今9000-86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就已经出现。而家猪的驯化可能有作为肉食、用以宴飨、杂食动物处理生活废料等多种动因。对于家猪的圈养技术可能早至仰韶文化的半坡阶段，而山东大学王华认为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已出现对家猪的阉割行为。史前中原地区养猪业的发展或与环境变化、人口增长、社会分化等多种因素相关，猪在史前社会史最为重要和主要的动物牺牲。
在介绍了动物资源对于古代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后，吕鹏老师将视角转向到另一个动物考古学的“现代性”议题上，即人类对于动物的反作用。事实上，人类目前正在制造自然史上的“第6次生物大灭绝”，而如此破坏行为或起源于10000年前农业起源阶段。一方面，在为人类提供了驯化种群之后，家养动物种群数量激增，而原始牛等野生种已在人类的狩猎行为和领地扩张活动中濒危甚至灭绝；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及人类活动的扩张，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被不断压缩，在物种削减的同时，一些野生动物为求生存甚至开始“主动驯化”，如此现象也为考古学家认识驯化提供了动物“能动性”或“被迫性”方面的新视角。
在讲座的最后，原海兵老师总结认为动物考古学内涵丰富，对于认识古代社会以及动物本身均具有重要意义。而动物考古学者需要具备扎实的考古基础以及卓越的跨学科研究能力，在采用研究方法以及考虑论题时亦需要与时俱进，应该牢记探寻过去的考古学实际上是一门十分前沿的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