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葛承雍:“世界与中国——考古文物所见古典文明的流脉”系列讲座

文摘   2024-12-08 19:42   四川  

第一讲:《“醉拂菻”:希腊酒神在中国——西安隋墓出土驼囊外来神话造型艺术研究》


2024年11月27日晚,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世界与中国——考古文物所见古典文明的流脉》系列讲座第一讲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报告厅举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先生带来了题为《“醉拂菻”:希腊酒神在中国——西安隋墓出土驼囊外来神话造型艺术研究》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霍巍教授、王煜教授主持,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甘霖莅临讲座现场。讲座开始前,霍巍教授首先对葛先生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并介绍了葛先生的学术研究与卓越贡献。


    讲座伊始,葛先生介绍了近年西安考古发掘的六件“醉拂菻”驼囊,他认为这种艺术图案生动刻画了两个随从搀扶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形象,醉醺醺的酒神步态跌撞,头垂手落,符合希腊-罗马酒神传统的艺术造型。
西安隋墓出土载物骆驼俑
 

展开来讲,驼囊有以下五点特征。一是酒神,在驼囊艺术造型中,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位于画面正中央,他深目高鼻,脸庞布满浓须,全身赤裸,唯腰间扎动物皮作为遮盖布,露出肥硕肚子。二是随从,其一是萨梯尔(Satyrs),身穿罗马男性象征地位的托加袍(Toga),另一个是女子迈那得斯(Maenads),她身穿束紧腰带的无袖短袍斯托拉(Stola)。三是安法拉(Amphora)罐和来通角杯,二者都是希腊生活用品,其造型与地中海沿岸发现的陶器、酒器一致。四是拱形门廊柱,驼囊场景上的柱子是在罗马式拱券门加上华丽雕刻,呈科林斯式倒置的铃状,用四叶花形装饰。最后则是常春藤装饰。


随后,葛先生介绍了狄俄尼索斯艺术造型的流传。狄俄尼索斯是希腊神话中唯一一个母亲为凡人的神,他是在漫游过程中发明了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神,此后,酒神在罗马又称巴克斯(Bacchus)。狄俄尼索斯神的形象在西方古典艺术中很受欢迎,在古希腊、罗马的壁画、雕塑和各类器物中比比皆是,最早是留着长胡须的男子形象,后来又变成漂亮文弱的青年形象和童婴的形象,他的主要标志是酒器、常春藤花圈、葡萄藤、酒神杖(Thyrsos)等等。拜占庭帝国境内也流行狄俄尼索斯酒神,出现在艺术品中的狄俄尼索斯神常常都是东倒西歪醉醺醺的形象,与他形影不离的是酒罐或酒杯,这是“醉拂森”的最基本特征。同时,葛先生还展示了众多希腊罗马酒神演变的图像。对比隋墓出土的驼囊“醉拂菻”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品,可以证明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艺术造型流传自有其脉络。


接下来,葛先生讨论了狄俄尼索斯酒神文化在中国的遗痕。自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希腊文化被带入了中亚和巴克特里亚地区。此后,希腊化政权逐渐消亡,但希腊文化的影响一直存在,并留下了许多古典遗产的艺术品。酒神崇拜也在这一地区继续流行,在犍陀罗地区的文化遗址中就出土过狄俄尼索斯神塑像,阿富汗蒂拉丘地即“黄金之丘”墓地中亦有酒神形象的出现。甘肃靖远县的鎏金银盘是酒神形象传入中国的确证,其后,《醉拂菻图》在隋、唐、宋、元亦有各种流传。


最后,葛先生指出,从上述诸多材料来看,隋代陶骆驼造型艺术中流行着外来酒神的“型”,艺术工匠有同类的母范模式或模本,这不仅再次证明“希腊化”的神话经典标志传入中土被接受的独特轨迹,而且用考古实物确凿无疑的说明了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交流。作为学术界向来关注的问题,隋唐时期中国与拂菻(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也尚有许多深入研究的空间。

    

霍巍教授对讲座进行了综合评议,他认为,葛先生旁征博引,对此问题做了深入细致地讨论,这对我们的研究有许多启发。图像的流传是研究中外交流与丝绸之路的重要材料,文字可能传播扩散会遇到种种障碍,但图像艺术却可以流传甚广。“醉拂菻”正是其中十分值得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问题,这样的个案研究可以为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做出贡献。之后,参加讲座的师生就狄俄尼索斯与西勒诺斯形象的辨析、醉拂菻图像在唐以后的消失、虞弘墓石椁上的酿葡萄酒图像、地域因素的影响等问题与葛先生进行了讨论。


第二讲:《环形壶:从地中海到大兴城——隋墓出土环形壶(askos)艺术研究》


      

2024年11月28日晚,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世界与中国——考古文物所见古典文明的流脉》系列讲座第二讲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报告厅举办,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葛承雍教授主讲了《环形壶:从地中海到大兴城——隋墓出土环形壶(askos)艺术研究》,讲座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王煜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葛老师开篇点题,提出2007年西安隋墓考古出土的环形壶,是地中海风吹拂中国的一件文物证据。指出这种环形壶来源于地中海周边地区流行的askos,环形壶的传入与隋朝对外交流密切相关。隋朝积极开市交易,地中海地区的物品传至中国,其中就包括环形壶。

    

葛老师首先详细介绍了西安隋墓出土环形壶的基本情况。葛老师指出,从埋葬规格和随葬物品来看,2007年1月西安考古研究院发掘的隋代夫妻合葬墓应是一座隋朝达官勋臣或显赫贵族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一件釉陶环形壶,该环形壶的壶体由圆形构成,上青釉亮色,左侧壶嘴断裂,右侧有跃起的龙作汲水状构成壶柄。该手执壶手柄为北朝至隋唐时期流行与中原的萨珊波斯工艺做法,壶身边沿及壶心口处环绕的连珠纹借鉴了粟特银器的装饰手法。过去认为壶身装饰的八个类似化生童子乐伎与间隔处装饰的葡萄组合图案,可能刻画的是与中亚粟特艺术风格有关的葡萄节场景。但是经最新考古发掘者张全明领队检测辨认,认为该图像不是化生童子,而是胡人乐舞演奏者的形象,更接近外来胡风的造型艺术。该壶手柄塑造的中国式跃龙、外呈弧长方形内呈椭圆形的壶口等造型特征展现了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综上,“环形壶设计来源于何处”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追溯源流。


西安隋墓出土陶釉环形壶正面、背面


随后,葛老师对环形壶的产生源流进行了脉络梳理,在此基础上,认为环形壶在地中海地区长盛不衰的原因是宗教因素、贸易需要、瘟疫传染和香料珍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公元前14世纪,环形壶在塞浦路斯首次出现,公元前7世纪,希腊开始普遍使用这种造型的环形壶,后来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大国与小城邦地区,直至公元前6世纪末逐渐减少。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流行的环形壶形制为扁圆,多横置,较多环形,而在塞浦路斯流行竖置,环形较少。两者属性相同,不同在于壶体由扁圆体变为环形体。后来古希腊横置环形壶逐渐消失,塞浦路斯竖置环形壶却流传下来。西方学者认为,环形壶最早用于装橄榄油,供奉神祇时给大油灯添油时使用,再小一点可用于装香精、香水,后来环形器型也发展到扁壶可以装酒。公元前后,环形壶由于受基督教慈善治病救人的医学需要,装上神圣清泉的治愈之水,淋撒在患者身上,很受人们的崇拜和喜爱,称为“朝圣者壶”(pilgrmflask)。在使用扩展与进化传播中,环形壶出现大量艺术变型。除横竖、壶口方位等形制发生变化,也增添了与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或格里芬(Griffin)有关的鹿头等“异化”艺术造型。综上,地中海地区的环形壶在吸收了埃及、叙利亚等近东艺术风格(“东方主义”)后,注入了某些宗教信仰的元素,生命力得以增强。

接着,葛老师通过梳理环形壶造型艺术的传播过程,结合中国已经发现的环形壶,探索了环形壶(askos)造型艺术融入华夏文化的历程,证明丝绸之路上古代中西文明的交流传播有着实实在在的链条。无论是希腊时期还是罗马时期,地中海地区的传统贸易需要大量的商品,有利于地中海地区的商品进入西亚、中亚和东亚。这些地区拥有发达的手工业,玻璃业、制陶业和冶炼业,陶窑分布十分广泛。

环形壶的制作成本较低,又技术陶工随着贸易交换四处流动,这使得环形壶造型的陶器风靡一时。从器物功能看,环形壶可能作为盛装植物油,给小孩涂尸油,献给女神的香水瓶而使用,其用途虽然多种多样,但中心的圆环形和长颈的造型始终未变。从实用角度看,环形壶容积不大,但根据U型器原理,在倾倒油水时,壶体内可保持平衡而使液体不会一泄而出。另一方面,早在文明摇篮时期,地中海人就认为涟漪之水是灵感来源,圣水与朝圣联系可能因此得以建构,环形壶造型本身镂空圆心展开的艺术布图形成的特定意义和圆的概念便深受使用者的喜爱与追捧。

最后,葛承雍教授指出起源于地中海的环形壶,历经千年传入东亚腹地隋大兴城,这表明其有着传奇的造型和艺术的力量,能引起东西方人们的共鸣,是丝绸之路上古代中西文明的交流传播的实证。

王煜教授对讲座进行了综合评议,指出这种在欧亚大陆流行的具有独特造型艺术的环形壶包含着意蕴丰富的宗教文化信息,承载着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融的灿烂历史,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同时指出葛承雍教授的研究是具有全球化视野的文物研究,一方面启发我们要关注文物背后复杂生动的历史文化交流过程,另一方面启发我们要加强平时的学术积累,扩展学术视野。之后,参加讲座的师生就环形壶不同时期功能与器形的变迁、古希腊尖底罐造型陶器与环形壶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听众还结合自己在土耳其考察旅游讲述见到很多环形壶,并讲解了环形壶的使用方法,使讲座现场更加生动有趣。

第三讲:《从爱琴海到唐长安——新发现唐三彩希腊海神特里同造型角杯研究》
    

2024年11月29日晚,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世界与中国——考古文物所见古典文明的流脉》系列讲座第三讲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704举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主讲了题为《从爱琴海到唐长安——新发现唐三彩希腊海神特里同造型角杯研究》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王煜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之后,葛老师开篇点题,以2021年西安市东郊月登阁唐墓发现的“唐三彩胡人角杯”切入,判断其上之神的造型为古希腊神话中的小海神“特里同”(Triton),从而将爱琴海与唐长安、希腊文明与唐文明缀连,具象化了丝绸之路上的希腊化文明遗产。

西安月登阁唐墓出土三彩角杯及特里同形象

     讲座过程之中,葛老师首先论述了希腊神话中的特里同。有关它的个体形象,葛老师旁征博引,以西班牙帕特纳-德里韦拉出土特里同马赛克壁画(26-175年)、大都会博物馆藏特里同石雕(1世纪)、希腊彩绘黑陶罐等材料为证据,向我们归纳了特里同形象的典型特征:(1)通常为人鱼,上半身是人形,下半身则带有一条鱼尾;(2)往往带有三叉戟、海螺壳;(3)或与一族人鱼生物“特里同斯”(Tritons)组成海神护卫队;(4)拥有多物种组合的变种,如“肯陶洛斯-特里同”(Centauro-Triton)和“半人马鱼”(Ichthyocentaur),具有马的前腿、人的身体以及鱼的尾巴。继而延伸到特里同的多元职能,一为平息海浪和川流,二为召唤、诱导死者灵魂回归故里,三为预言未来,支配自然。最后,葛老师初步提及特里同形象的流布现象,认为古典的海神之风多伴随政治扩张、贸易发展、航海进步而传播,特里同不仅进入了地中海广袤地区,亦蔓延到波斯及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乃至被犍陀罗艺术吸纳,海洋情结转变为农牧倾向。

    而在希腊神话层面,葛老师认为,覆盖爱琴海地区的古希腊与大河文明不同,往往崇尚海上贸易强国、保卫爱琴海的战船力量,因此希腊先民不断创造着从大陆延伸至大海深处的海洋之神。特里同作为海神波塞冬(Poseidon)与海后安菲特里忒 (Amphitrite)的儿子,在古希腊神话中是海的信使,还是希腊海员、渔民的崇拜对象。另外,特里同还广泛出现在古罗马神话、英国文学之中,成为流动于欧亚大陆的神祇,兼具海神、护佑平安生活之神的角色,开拓、丰富了以爱琴海地区为代表的海洋艺术题材和审美意蕴。

    随后,葛老师重点讨论了唐三彩角杯上的特里同,揭示了“神人”的具体寓意与象征意义。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展开:人物造型层面,面目清秀、稚气未退,应为未成年。人物动作层面,双手举着硕大的海螺,放置于嘴边,作吹奏状,尤以海螺为标志,凸显“向海而生”的精神内涵。人物装束方面,该角杯上的人物双脚赤裸,头戴多层折边圆高帽,已褪掉西方人物原本外表,变成了中土熟悉的胡人面貌。角杯造型方面,其整体就是一个海螺,与希腊神话中特里同吹奏海螺的形象相符,是其被认为是俄刻阿诺斯(Oceanus)或波塞冬出行序列中的“鼓手和号手”的原因。背面纹饰方面,包含鸢尾花、日冠花、神翠鸟(Halcyon)、连珠纹,是古希腊艺术与中国墓葬艺术的完美结合体。

    基于以上,葛老师回归唐三彩角杯的器物本体,分述了唐三彩、角杯的大唐色彩、中西方交流特征,认为其艺术造型是一种外来文化的符号,以物为媒,物存人心,又进一步说明了唐三彩角杯倍受唐人喜爱以及特里同形象传入国内并绘于角杯之上的原因。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唐三彩角杯
唐三彩西方人形象骑海螺角杯(欧洲私人藏品)

    讲座最后,葛老师再度落脚特里同形象在欧亚跨文化的传播及嬗变。指出希腊瓶画、雕塑、壁画之中的海神造型具有极高的艺术成熟度,一方面名称不断罗马化,随着亚历山大东征而传播至亚洲,另一方面由于希腊化运动,该类造型既输入了中亚、西北印度地区,又从帕提亚、巴克特利亚、粟特地区传播到了中国新疆,且格外强调了犍陀罗地区作为希腊化世界与中国交流互动的重要价值。初步梳理之后,葛老师又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角杯、欧洲私人收藏的唐三彩西方人形象骑海螺角杯为例,重新审视了以往未被认识的绘有小海神特里同形象的唐三彩器物,认为角杯因主人生前喜好而随葬于墓中,或让墓主在地下继续享受富足舒适的生活,或作为祭酒礼器用于敬献神灵、祭奠祖先。从而,葛老师认为,特里同作为雕塑艺术的理想题材,伴随工匠的流动与仿效,持续融入着彼时流动交错、重叠联系的艺术工艺网络。唐三彩小海神特里同造型角杯的出土,为我们认识世界各地所见同类器物提供了共生互动的标本,以一种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交往唤醒着中西双方的历史记忆,为重构全球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交融的历史景观提供了新的取径。


    王煜教授首先感谢了葛老师近期为我们带来的三场精彩讲座,并对该场讲座进行了综合评议,认为正是点点滴滴的文明遗产才汇聚成了丝绸之路真实的历史景象,唐三彩希腊海神特里同造型角杯不仅填补了丝绸之路上希腊化文化遗产的空白,还丰富与活化了中外交流的历史场景。王煜教授高度赞扬了葛老师对此所做的大量工作,鼓励在场的同学们积极学习,密切关注丝绸之路的考古新发现,致力于将中西文化交流的线索补充完整、实现重组。之后,参加讲座的师生就唐三彩角杯海藻图案与波涛的关系、“Triton”的名称与特里同形象特征的对应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孙正阳、褚酉鑫、宋晓雅
审核:葛承雍 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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