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9日19点，四川大学“创新2035”先导计划系列讲座、20世纪中国城市史系列讲座“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156’建设工程”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举行。本次讲座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学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范瑛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
赵学军老师首先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进行了剖析——2024年7月18日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主要特征体现为：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时空观”是理解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角度，我们不仅应当从“中国与外国”的空间维度出发，更应该从“当前与历史”的时间维度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赵学军老师认为，新中国初期的“156项”建设工程所发展的正是如今所言之新质生产力，它发展的是中国前所未有过得的“新型生产力”，符合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含义。
随后，赵学军老师对“156项”建设工程的历史起源、发展过程和建设成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156项”建设工程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苏联及东欧国家引进的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起始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初，直至中苏关系破裂为止。1950年中苏初步签订的建设项目仅为50个，随着后续中苏关系的密切深入、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该项目建设工程逐步增加至1957年3月签订的255项。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苏联方面单方面终止合同，至此已经建成的工程项目为133项，剩余的17项则由中方自主建成，最终建成150项。“156项”建设工程的地域分布为：东三省56项、中部省份46项、西部省区48项，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省份则未有项目分部。赵学军老师提到，“156项”建设工程中，苏联向中国的技术转移是一种混合式的技术转移，转移的技术大多数属于中国没有或者薄弱的中间技术（如冶金技术、机器制造技术），也有一些极为先进的尖端技术（如计算机技术、核工业技术、导弹研发技术），甚至还有一些落后技术（如蒸汽机车制造技术）。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技术对于当时生产力低下、技术研发落后的新中国而言，都是从外国引入的先进技术，是一种“新质生产力”。
赵学军老师认为，“156项”建设工程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新型劳动者”。首先是大批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中国也向苏联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进一步培养了更多的技术人才、技术工人，这些新型劳动者形成了巨大的人才储备资源，加速形成了从生产应用到研发、设计和人才培养的技术体系。
“156项”建设项目打下了改革开放前中国产业体系的技术基础，苏联向中国转移的基础工业和基础技术，弥补了许多产业领域的基础技术空白，使得中国初步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不少“156工程”企业现在仍然是“国之重器”，是本产业的龙头企业，站在科技创新前沿，是创新人才输出的高地，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坚强后盾，必将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