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项楚:让冷门绝学不“冷” 助世界读懂敦煌|东西问 · 逝者

文摘   2025-02-06 19:20   北京  

项楚曾说,他的余生将和敦煌结下不解之缘。如今,他走了。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那位被季羡林赞为“为国内敦煌学研究争了一口气”的中国学者离开了。
6日上午,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项楚追悼会和告别仪式在成都举行。两天前,这位中国著名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作为中国敦煌学复兴的代表人物,项楚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敦煌遗书、俗文学研究,其对敦煌变文的校勘、注释和解读,助世界读懂敦煌,推动了中国敦煌学从“材料流失、话语权旁落”到“学术复兴、引领研究”之变。
继绝学甘坐“冷板凳”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数万卷古代遗书,震惊世界。
敦煌遗书中有大量唐代变文,即说唱类的俗文学作品。这些变文让学界认识到,就在唐代的伟大作家们把诗歌和古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民间也有无数不知名的作者正创造着各种通俗文学新样式。
1976年,在《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工作的项楚首次接触《敦煌变文集》,敦煌学的大门从此向他打开。项楚有了新知,但也有了新的疑惑。
敦煌遗书发现后不久,便散落世界各地,早期研究者所能利用的资料极为有限。就算同为变文,不同变文间也有较大差异。此外,敦煌变文原卷文字错讹脱漏严重,掺杂大量唐五代口语词汇。多种因素叠加,让这些让人望而生畏的“语言化石”,更难解其意。
要理解敦煌遗书,文字校勘和语词诠释是第一步。项楚决定回到经典中寻找答案。除了五代以前的正史、经部和子部的著作、《全唐诗》等,项楚还将收录3000多部佛教典籍、100册之巨的《大正新修大藏经》读了一遍又一遍。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何剑平介绍,敦煌遗书中90%与佛教相关,《大正新修大藏经》的内容可以和敦煌文献相互印证。“项先生常说,研究敦煌学若要深入,须同时在语言、历史、宗教、民俗等相关学科下一番功夫,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多元文化交汇。”
“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是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对老师项楚最深的印象。张涌泉说,项楚常告诉学生“做些笨学问,花些时间读经典”,而项楚也用自己的行动说明“所谓灵感,不是幸运之神的眷顾,而是日复一日地阅读与思考”。
项楚。四川大学供图
“为国内敦煌学研究争了一口气”
敦煌遗书中有大量被遗忘千年的宝藏。如在唐代流传极广的王梵志诗,宋人偶尔提起,明代似已无人知晓。而王梵志诗在敦煌遗书中再现,引起了中外学者浓厚兴趣。
1980年起,日本汉学家入矢义高连续多年研究敦煌遗书中的王梵志诗,并准备对中国当时出版的相关论著进行批判。
得知此消息后,项楚夜以继日,加速完成了约50万字的《王梵志诗校注》初稿,以手写影印的方式提前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
而助力项楚完成《王梵志诗校注》的,除了敦煌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还有中国台湾学者潘重规、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以及德国汉学家葛莲(Dorothee Kehren)等。
“项老师的《王梵志诗校注》出版后,原本计划批判中国敦煌学的日本学者无话可讲。”张涌泉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首任会长季羡林曾在他的博士论文评语中回忆了项楚创作《王梵志诗校注》的往事,认为项楚“为国内敦煌学研究争了一口气”,把“日本的一场剑拔弩张的‘批判’,在事前‘镇压’了下去”。
项楚。项楚家人供图
为更好研究敦煌学,项楚在四川大学创建了“写本文化”博士培养方向,20年间培育了37位学科带头人。晚年项楚仍坚守讲台,为本科生开设《敦煌文学专题》等课程,课堂上三代同堂的热烈场景,成为川大一道独特而温暖的学术风景线。
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大四学生李幸珍手机上还保存着2023年项楚的国学讲座录音。那次讲座,年过八旬的项楚从敦煌的星空讲到敦煌学沉浮,“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
“老师治学严谨,和蔼可亲,记忆力惊人。”西华师范大学教授杨小平回忆,自己于2005年在项楚门下读博时,一同求学的还有慕名而来的日本同学。上课时项楚不带书,却能一字不差背诵《庐山远公话》全文,各种文献包括一些佛教冷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句在学界流传过的话,曾让中国敦煌学者难以释怀。
而在数代中国学者的努力下,中国敦煌学实现了从“材料流失、话语权旁落”到“学术复兴、引领研究”之变。
项楚等一代代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的研究,助世界更好读懂敦煌。日本学界称赞项楚著作《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是敦煌文本研究的基石,赞誉项楚以语言学与文献学的精密考据,重构了敦煌写本的世界;法国学界称项楚打通了佛教、语言与文学的边界,为欧洲汉学提供了方法论启示;美国学界则称项楚重新定义了敦煌文学的研究范式,他的成果是中国学者对世界人文研究的重大贡献。
项楚。秦颖 摄
敦煌是中华民族的灿烂遗影,也是世界艺术的旷世宝藏。早在1930年“敦煌学”发展之初,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言中就告诉世人,敦煌学属于全世界。1988年,季羡林在敦煌学研讨会上再次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敦煌遗书发现的一个世纪后,敦煌学已成为国际显学,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所体现的敦煌文化走向世界。
在项楚看来,敦煌文物文献的产生与流变、再生与传播,都和世界文化息息相关。唐代的敦煌,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在此融会合流。在数以万计的敦煌遗书中,四大文明的文学、语言、历史、哲学、地理、宗教、音乐、绘画、舞蹈、医学等汉文、藏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吐火罗文遗书,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风格或是技法,敦煌遗书都体现了作为中西方文化复合体的独一无二的美学特征。
十年前,为向世界新增一部篇目搜集齐全、录文精准、汇注详尽的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变文全集”,项楚不顾自己年高体弱,与张涌泉等学生、后学推进这部大书的整理研究工作。2025年1月19日,项楚亲笔在“敦煌变文全集”项目结项申请书上签了字。
甘肃敦煌莫高窟。(资料图) 中新社发 周斌全 摄
在“敦煌变文全集”项目启动的那一年,项楚这样描绘自己第一次前往莫高窟考察的经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四周寂静得像是在洪荒时代,这时耳边似乎传来了音乐之声,隐隐约约,时断时续。那是莫高窟九层楼上的风铃之声,它像是当年丝绸之路上的驼铃,穿越了久远的时间,进入了我的生命。这时我就知道了,我的余生将和敦煌结下不解之缘。”

文字编辑:崔白露
图片编辑:崔楚翘
值班编辑:王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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