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钱颖一教授在《参事讲堂》的演讲内容，经先知书店编辑加工。
中国的教育有它的特点，这个特点中隐含了我们的长处。
首先，个人、家庭、政府、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很大，这个投入不仅是金钱、资源的投入，也包括学生、教师时间的投入。这是由我们的文化传统，由我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所决定的。
其次，教师对知识点的传授、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不仅量多，而且面广，所以中国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呈现“均值高”的特点。
我想，在了解中国教育长处的基础上来反思教育存在的问题，可能更有意义。
我认为，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对教育从认知到实践都存在一种系统性的偏差，这个偏差就是我们把教育等同于知识，并局限在知识上。
教师传授知识是本职工作，学生学习知识是分内之事，高考也是考知识，所以知识就几乎成了教育的全部内容。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深入人心，但是，创新人才的教育仅仅靠知识积累就可以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教育必须超越知识。这是我对创新人才教育的一个核心想法，也是我们提出教育改革建议的出发点。
爱因斯坦在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首次到美国访问，有记者问他声音的速度是多少，爱因斯坦拒绝回答，他说，你可以在任何一本物理书中查到答案。接着，他说了那句特别有名的话：“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
在今天，很多的知识可以上网查到。在未来，可能有更多的知识机器会帮你查到。所以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在当前和未来更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就是通过机器进行深度学习来工作，而这种学习过程就是大量地识别和记忆已有的知识积累。
这样的话，它可以替代甚至超越那些通过死记硬背、大量做题而掌握知识的人脑。而死记硬背、大量做题正是我们目前培养学生的通常做法。
所以，一个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未来的人工智能会让我们的教育制度下培养学生的优势荡然无存。
不久前，人工智能机器人参加了高考数学考试。报道说有两台机器人，得分分别是134分和105分（满分150分）。而这还只是个开始，据说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目标是到2020年能够参加全部高考。
所以，经济发展需要“创新驱动”，人工智能发展势头强劲，这些都让我们认识到对现有教育体制和方法进行改革的迫切性。
我在教学实践中强烈地感受到，创造性思维的来源之一是好奇心和想象力。
创造力确实需要知识的累积，但除了知识，还需要什么呢？爱因斯坦说过两句话：“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好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他说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觉得是我们过去比较忽视的。
受此启发，我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说：
创造性思维=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
这个简单的公式告诉我们，知识越多未必创造力越强。
人接受的教育越多，知识积累得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可能相应减少，所以创造力并非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为什么？因为我们后来学的知识都是有框架和设定的，不管什么知识都是这样。
在学习这些知识时，你的好奇心、想象力往往会挑战这些知识框架，而绝大多数情况下，你的挑战是错的，因此受到打击和否定，客观上便压制了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连爱因斯坦都曾经感叹：“好奇心、想象力能在正规教育中幸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这就形成了创新人才教育上的一个悖论：更多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识而提高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因压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减少创造性。
这两者的合力让我们判断教育对创新人才产生的作用变得困难，但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有些辍学的学生反而很有创造力。
因此，并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力必要的其他元素。
而创造力来自于创造性思维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取决于好奇心和想象力，还与价值取向有关，所以当我们讨论创新人才教育时，它不仅是一个知识和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比较急功近利的社会，盛行短期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对创造性思维是很有害的。
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2017年毕业生典礼上的演讲，主题是讲人要有追求，要有更高的追求，就是要超越短期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我把创新的动机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三种价值取向：
短期功利主义：创新是为了发论文、申请专利、公司上市；
长期功利主义者：创新有更高的追求，为了填补空白、争国内一流、创世界一流；
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创新有更高的追求：追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变得更加幸福。
但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具有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有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是具有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少了，甚至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所以，我们之所以缺乏创新型人才，除了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主义。
急于求成的心态、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导致更多的抄袭、复制，而较少真正的创新，更不太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钱颖一是与改革开放关系最密切的学者之一，也是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教育学家。2016年，钱颖一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吴敬琏在颁奖仪式上说：“这些年来，钱颖一忙于清华经管学院的院务管理，这无疑减少了他在经济学上的精力，但我们收获了一位教育学家。”
在大学教育本质被颠倒、大学被市场与权力双重扭曲、遍布“短期功利主义者”的情况下，“似乎只有‘格格不入’可以形容钱老师的努力。”（刘瑜老师评）
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是傅高义以局外人身份书写这个时代的最重要著作，那么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则是以局内人身份记录并阐释这段历史的最重要著作。更为难得的是，本书为吴老钤印版，数量有限，极具珍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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