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星辰昨夜风——谈朱祖望和他的表妹们

　　2024年10月19日，北京气温骤降，雨疏风骤，机缘巧合，有幸在书友家中拜读了乡贤毛彦文、朱君毅的书信及他们下一代亲人朱祖望、何钦翎和何眉春等人的资料。阅后心情沉重，感觉渐行渐远的乡贤们似乎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又猛然想起一星期前拜读过乡贤吴拯修先生的大作——《百岁老人的心愿——〈须江晚霞增补〉后记》。文中所讲的百岁老人就是作者妻子的大舅父朱祖望啊！　

　　毛彦文、毛辅文和毛同文姐妹是朱祖望的表姑母。毛彦文与表哥朱君毅青梅竹马，曾谈过恋爱，有婚约。朱君毅曾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统计学专家。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学者吴宓与朱君毅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吴宓曾追求过毛彦文。1924年夏，毛彦文与朱君毅解除婚约，“须水永清，郎山安在”。1935年2月，毛彦文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结婚，投身慈善事业，后担任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长。1949年4月，毛彦文离开上海赴台湾，住在同文家。1950年4月，毛彦文携同同文的儿子何钦翔离开台湾赴美国。1961年9月，毛彦文返台定居，1999年病逝于台北。毛彦文的自传体著作《往事》于1987年付梓，2007年中文版在我国出版，2008年英文版在美国纽约出版，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史料。毛彦文晚年为出版熊希龄遗稿倾注了大量心血，谱写了一段出版佳话（详见拙作《晚年毛彦文：情寄熊希龄书稿成佳话》）。

　　毛辅文是毛彦文的三妹。据朱祖望所写，毛辅文曾任中央信托局职员，做过邮检工作。她的丈夫是研究戏剧的学者、作家徐葆炎，他们于1928年春结婚，1933年春离婚，育有一女儿何眉春（小安）。1934年，熊希龄向毛彦文提亲时，毛彦文提出要担负三妹一家的费用，于是三妹得以带着孩子、女佣住在姐姐家。毛辅文去世后，毛彦文出资安排购买坟地，安葬在江山西山。关于毛辅文的情况，可参看《往事·哭三妹辅文兼略述其生平》与吴拯修先生的《一个卖臭豆腐的女人》（载2011年9月30日《今日江山》）。

　　毛同文是毛彦文的五妹，她的丈夫是何芝园，育有五个儿女，儿子叫何钦羽、何钦翔，女儿叫何钦翼、何钦翎、何钦翠。何芝园于1927年秋任南京中学数学教员，1934年加入军统局。毛同文能干坚强，为家庭和子女无私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前途。毛彦文“常以有这五个姨甥为自豪，为安慰”。

　　朱君毅是朱祖望的伯父。1944年6月至1949年3月，朱祖望求学期间的费用由朱君毅承担。1944年和1945年两个暑假，朱祖望住在伯父伯母家。朱君毅于1934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官兼统计局副局长；据朱祖望所写，1944年时朱君毅已任国民政府统计局局长；1947年，朱君毅升任总统府统计局副局长。

　　朱祖望于1923年出生在山清水秀的江山长台乡。1936年夏，时年13岁的他小学毕业，到浙江衢县读了一年古文补习班；1937年夏，他进衢州中学附小补习了一年；1938年，他考进衢州中学（现衢州一中）读初中和高中；1944年四五月间，他克服困难奔赴重庆求学，投靠时任国民政府统计局局长的朱君毅，住在他家（注：笔者见过朱君毅于1941年给友人著作写的序言，落款地址是重庆北碚金刚碑），准备投考大学；1944年，他投考大学没有考取，考进白沙国立大学先修班（位于重庆江津区白沙镇马项垭），学习了一年；1945年秋，他考进交通大学工业管理系；1946年春，学校迁到上海，朱祖望随校回上海；1947年，他曾回江山办补习班；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从交通大学毕业，参加南下服务团，到福建。

　　朱祖望在上海期间经常去表姑母家玩，毛彦文和毛辅文住在一起。1948年底开始，朱祖望在表姑母家里住了半年。彼时毛同文夫妇住在南京，毛同文也经常来上海住在姐姐家，朱祖望多次见到她。何芝园有时也来毛彦文家，朱祖望大约遇到过他五次，并与他有过交流。

　　在重庆交通大学上学期间，朱祖望与时任军统局译电员的堂哥朱育红也有来往。他到重庆市玩的时候找过堂哥五六次，有时当天没回校就住在堂哥的宿舍里。

　　何钦翎、何钦翠和何眉春（小安）是朱祖望的表妹。何氏三姐妹钟灵毓秀，何钦翎率真活泼，何钦翠漂亮贤惠，何眉春端庄大气。

　　何钦翎是毛同文的二女儿，但她从小和毛彦文一起生活，又随同毛彦文赴台湾，于20世纪70年代末经法律手续成为毛彦文的嗣女。何钦翎婚后夫妻情深意笃，生活美满，1995年她因患肺癌在台北去世。

　　在上海时，何钦翎是在世界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到南京与父母住在一起，进入南京市私立汇文女子中学求学，在南京过了一年多，但终因不习惯住在父母家，独自从南京回到上海。1949年2月，时年17岁的何钦翎进入上海市私立复旦中学，入该校高中二年级第二学期学习。因何钦翎于1949年4月就离开上海赴台湾，所以《上海市私立复旦中学高中普通科学生成绩表》上虽有何钦翎转学、入学的信息，但没有考试成绩，成绩表上有校方人员用铅笔写的四个大字“全部未考”。上海市私立复旦中学高中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科有公民、国文、英文、英文法、外国史、外国地理、高等代数、物理学、化学、应用文等十门。

　　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在《我是落花生的女儿》（2013年版）中提到了处于青春期的何钦翎，那是1948年冬（寒假）：“熊婆婆（注：指毛彦文）的另一个姨侄女，是她小妹妹从孩子小时就抱给熊婆婆的，叫何钦翎，比我哥哥大一岁，睡在熊婆婆房里。她们表姐妹二人也是从南京来的……钦翎已有了男朋友，是个空军飞行员。她妈妈认为飞行员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栽下来，竭力反对，但钦翎不听妈妈的。飞行员到上海就打电话约钦翎出来见面，可忙坏了五婆婆和她家的老女佣，簇拥着我要跟着去……钦翎看出名堂，干脆过来拉上我一起走。就这样，我当过几次‘萝卜干’，幸亏那空军帅小伙儿没恨我。”这里说的“五婆婆”是毛辅文，“她们表姐妹二人”是指何钦翎和何眉春（小安）。

　　何眉春（小安）出生后，毛彦文和熊希龄安排毛辅文带着小安、佣人去天津工作，但几个月后她们就返回上海。何眉春应该是在上海上的小学。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学生成绩表》中可知，何眉春于1948年9月从南京市私立汇文女子中学转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插入该校初三年级。何眉春时年15岁。成绩表中家长姓名一栏，校方人员写的是“毛友仁”。从吴拯修先生的大作中可知“毛友仁”就是毛辅文，而《往事》中毛彦文也称呼毛辅文的小名“寿仙”。何眉春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上学期所学的学程（学科）有国文、公民、英文、平面几何、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物理、图画、工艺学、操行等十门。何眉春擅长的是国文和英文，成绩较好，操行一项获得“甲”，图画和工艺学则“未考”。

　　关于何眉春（小安），许燕吉写道：“（毛彦文在上海的家）楼下是客厅、饭厅。熊婆婆和她的大妹妹（注：指毛辅文）在二楼各住一间，我称熊婆婆的大妹妹为五婆婆。五婆婆没有了丈夫，只有一个女儿（注：指何眉春），比我小一岁。”许燕吉是这样描述何眉春（小安）的：“五婆婆的女儿叫小安，是言慧珠的追星族，从早到晚跟着言慧珠，像个小跟包的。可能是小安长得好看，特别是两道眉毛美（学名叫眉春，还是我爸爸给取的），言慧珠也乐于带着她。我睡在五婆婆房里，小安晚上回来也和我说说话，但她说的还是言慧珠。”小安追随的这位言慧珠是当时上海著名的京剧、昆剧演员，工旦角，1943年拜梅兰芳为师，1966年受批斗，于9月11日悬梁自尽。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成绩表》上贴有何眉春的一寸黑白照片。照片中的她穿着盘扣V字领花衬衫，留着中分的短发，头发乌黑发亮，露出宽额头，五官精致，面露微笑，尤其是弯弯的眉毛好看极了，是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和上海电影明星那样的眉毛样式。何眉春给人的是时尚而又端庄大方的印象。

　　何眉春（小安）在大姨毛彦文离开上海赴台时，抱着她大哭，辅文和大家也哭成一团。朱祖望当时到十六浦码头给毛彦文送行，从此他与表姑母分离于海峡两岸，未再见面。《往事》中提到了毛辅文和小安后来的命运：1974年，毛辅文被遣送回江山，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为生存而挣扎，小安在安徽乡下也是穷苦不堪，毛彦文获知她们的情况后就寄钱接济她们。1984年5月，毛彦文得知毛辅文于1984年1月10日在江山病逝。毛彦文认为，辅文“为女儿牺牲放弃重觅归宿的机会”“爱女儿，胜于爱自己生命，但没有得到小安的谅解”。

　　何钦翠是毛同文的小女儿，那时应该还没有男朋友，朱祖望对她颇有好感。朱祖望在1969年4月24日写的“检查交待”材料里推测：“毛同文亦有意拿一个女儿嫁给我们兄弟，她在48年曾寄钱给我父亲，叫我父亲替她买田，曾买了四五亩。我的猜想，她买田的目的，假使真的我们兄弟与她女儿成亲，田地作为陪嫁。”

　　据朱祖望回忆，1949年3月上海尚未解放，他在上海爱棠新村2号毛辅文家，看到何钦翠给母亲写的信，知道了她在台湾的地址，于是给她写了一封信，但没有收到回信。朱祖望还写道：“我还一直保留她与她姐姐及哥哥的照片。”这里的她是指何钦翠，姐姐、哥哥可能包括何钦翼、何钦翎、何钦羽、何钦翔四人。何钦翼、何钦羽、何钦翔均在美国留学并定居。

　　为了通过学习班小组的审查，朱祖望于1969年4月24日被迫写道：“1949年10月，我还错误地给她写过一封信。参加南下的动机，除早参加革命到新区对自己有利的个人打算外，还想到福建将来解放台湾，还有机会看到我的表妹。”但在12月24日的说明中，他否定了4月24日的说法：“我参加革命的动机，是青年人对革命的热情，看到整个形势大好，参加革命才有前途（个人主义的想法），并不是为了我的表妹在台湾。……小组批斗我点我这个问题时，我没有实事求是，交待中有说我参加南下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表妹在台湾，将来还可以见面等等。其实并没有这个思想。”“材料中1949年10月给何钦翠写信，并没有这件事，当时点我解放后有没有与何钦翠写信，我即说没有可能，我记不起有这样的事，我说与台湾邮电不通，不会写的。小组同志又说我通过特殊通讯方法（指通过特务关系），我想弄上特务关系更糟糕了，所以又不实事求是，说写了一封，投寄在中亭街邮筒内（当时我在工商局，地址在中亭街），实际并没有这件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某些手握权柄者为虎作伥的无耻，朱祖望的无奈、无力和无助。

　　据《往事》所述，1951年何钦翠已经在美国。1959年初，毛彦文去格兰维尔访何钦翠夫妇，她说：“何钦翠是一位贤主妇，她的家整洁美观，而又舒适，我在此感到轻松愉快，住了十天回韦恩堡。”何钦翠的丈夫蒋中一是经济学博士，在大学任教。他们婚姻美满，家庭幸福。1979年10月，毛彦文又到康涅狄格州曼斯菲尔德镇何钦翠家住了十余天，“蒋家很舒适，布置很雅致，窗帘靠垫等都是钦翠自己缝制的，这个家有书卷气。”

　　回头再说朱祖望的工作经历，他于1949年10月南下，到福建福州，被分配在工商局工作，后来被调到市合作总社任业务科长，1952年被调到重工业厅，1954年被调到福建机器厂任计划科长，1957年被调到龙溪机器厂任副厂长，1960年被调到省农械局，1962年厅局合并时到机械厅任副处长，后来又并为重工业厅。朱祖望在1958年底在龙溪机器厂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一年，但1959年底被定为严重右倾思想，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1960年7月得到平反，恢复预备党员资格，并如期转正。

　　朱祖望爱写日记，喜欢作诗。1968年七八月间，朱祖望到北京出差，了解到当时的国内形势，为了保护自己，烧毁了17本日记，留下了1967年和1968年的两本日记。按当时的话来讲，朱祖望的家庭关系复杂，因此他于1969年—1972年在原福建省重工业厅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被批判，按要求写了个人经历、检查和交待。1972年5月27日，组织对朱祖望明确指出他的错误，但免于处分，他接受了这个结论。

　　朱祖望热爱家乡，孝顺父母，与姐姐感情深厚。他颇有写作才能，但他当年写的两首诗却被批判，并反复在材料里删去又加上。这两首诗具体如下：

　　第一首：菜花正黄蜂成群，沙溪阡陌春水盈。／姐姐携儿养蜂去，此乡彼村随春意。／家乡将至望双塔，江山港水青如镜。／莫道塔影少人赏，人间终有知音人。

　　这首诗是朱祖望出差时火车过沙溪车站快到家乡江山时写的。他当时看到沙溪车站有许多蜜蜂，而他姐姐是养蜂人，于是就产生了灵感，赋诗一首。开头两句描写了农村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第三四两句说的是姐姐是个养蜂人，姐姐的孩子（已有十六七岁）也参与养蜂。养蜂是要依据季节和花期的，二三月份在江西，三四月份到浙江，四五月份到江苏，由南到北，一村一村地带蜂去采蜜，所以养蜂人去往哪里的时间是根据春天到来的早迟的，就是说哪里春暖花开，养蜂人就去哪里。第五六两句描写的是江山的名胜古迹“双塔底”的景色。最后两句是说这个地方虽然游人少，但我自己很喜欢。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怀念亲人、思念家乡之情，情景交融，情真意切。朱祖望的姐姐一生坎坷，于2017年去世，享年96岁。

　　第二首诗是朱祖望在北京出差，游览动物园的时候写的：猴啼鹤鸣柳絮飞，孔雀开屏赛神鹰。／虎山狮豹英姿在，碧水鸳鸯情未改。／百鸟争鸣铁网内，羚羊犀牛河马贵。／五湖四海本不识，革命人民向北京。

　　以上两首诗均为借景抒情，是美好感情的抒发和表达，但在特殊时期被拿出来批判。朱祖望一直保持着写诗的爱好，晚年有诗集《须江晚霞》（增补）付梓。

　　102岁的朱祖望先生身体依然康健，头脑清晰，说话很有条理。朱祖望先生的故交吴觉民（1923—1999）是笔者祖父吴新杰（1922—2012）的堂弟。觉民公于暨南大学毕业后长期在浙江省政府统计局工作，落户杭州。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杨绛在《洗澡》里说：“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有利于促进广大知识分子以新的精神面貌积极投入新中国建设中去的，但1957年反右运动中多数知识分子又被打成右派，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后知识分子更是成为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对知识分子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强调，迅速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专业技术职称，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改善科研条件，我国科技事业迈开了新的步伐。作为知识分子的朱祖望虽屡遭冤屈，被欺凌和侮辱，但他意志坚定，泰然顺受，心态平和，没被摧毁，晚年幸福，尚属幸运。朱祖望在《百岁自寿》一诗中说：“百年沧桑眼底过，余生几何乐由天。”可见他的修养和境界之高。

　　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衷心希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邪恶受到遏制，悲剧不再上演，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