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初以来的一百多年里，包括新疆的楼兰、尼雅，甘肃河西地区，内蒙古西部和青海等地出土了大量汉代简牍。内容丰富，涉及诸多领域，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邮驿、社会生活和中外交流等各个方面，记载了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特定阶段，集中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西北汉简中的充分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西北出土汉简从文化思想、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记载，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性。
首先从汉简文字看，西北汉简的书体，有小篆、有古隶、有秦隶、有汉隶、有八分、有章草、有隶草、有行楷。从上继承了甲骨文以来的金文、小篆，向下开启了秦汉以来直到今天的通行汉字。汉简上的文字，历经两千多年，一方面在结构形态上没有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在整体一致的框架内，汉字内部也遵循一定的结构规律，出现了书写上的多样性。从书法艺术看，近代以来形成的碑学、贴学两大系统，由于简牍书法的出现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一些专业书法家和业余爱好者，吸收汉简书法艺术的多种元素，创作出了极富艺术价值的书法作品。
其次从汉简中出现的儒家经典，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两千年中的绵延不绝。1959年武威磨咀子出土的《仪礼》简469枚，27400多字，包括甲、乙、丙三种版本，时间大致在汉成帝时期（前32-前7）。说明汉开河西四郡后，儒家思想、伦理道德就已在河西推广开来。还有，汉简中儒家经典的残篇如《诗经•小雅•小宛》《论语•子张》《论语•知道》以及《孝经》的残文也屡有发现。其中《论语•知道》是齐论的佚文，可与南昌海昏侯墓所出《齐论•知道》相印证。《孝经》有《开宗明义章》《诸侯章》《三才章》《孝治章》等，把以孝治天下的家国同构，传承到了今天。汉简中反复出现的童蒙教材如《苍颉篇》《急就篇》等等，把汉文化的基因深深沉淀在民族的血液之中，使汉文化的元素绵延不绝。
从政治方面看，汉简中记载的郡、县、乡、里的设置以及各级官府对边疆事务的处理，从制度流程到治理模式，都有一定的连贯性。经济方面，移民屯垦、农作物种类、代田法的传播、水利灌溉的技术，都体现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延续和改进。民众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家庭结构、社会习俗、人际交往等方面，都能找到连续性的痕迹，传承着社会生活的传统。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在西北汉简中的具体印证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指的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不断推陈出新，以独特的创造力和适应性，在思想、科技、文化、制度等多个领域展现出突破传统、开创新局的能力。
首先从政治制度的创新看，河西地区原本是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驻地。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出兵河西，浑邪王杀了休屠王率河西匈奴四万多人（号称十万）降汉，汉置五属国以处之。属国制度是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是开历史先河的创新。我们现在居延新简中看到的“吏奉册”就是以“领河西五郡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融”的名义发布的。河西汉简中大量“属国”的记载，印证了上述政治制度的创新。
在法律制度上，西北汉简记载了很多后世失传的律令条文。李均明、刘军辑录的《汉代屯戍遗简法律志》和高恒的《秦汉简牍中法律文书辑考》全面梳理了汉简中的法律材料，很多律名、内容、条文都是秦以前未见、汉以后失传的法律遗产。最著名的《寇恩册》就是一件完整的诉讼文书。包括36简，1526字。客民寇恩受甲渠候（秩比六百石）的雇佣运鱼去觻得（今张掖甘州区）出售，议定付工钱一头牛和27石谷，但鱼价须卖够40万钱。寇恩未卖够此数，卖掉作为工钱的牛才凑足32万，还欠8万。于是粟君扣押了寇恩的一些车器杂物值15600钱，扣发其子为他捕鱼的工钱20石谷值钱8万，又赖掉为他妻子买米肉所支的9000钱，这样两相抵较，粟君等于从寇恩手中拿去104600钱，理应退出24600钱。然而粟君却于次年十二月向居延县告发寇恩欠牛不还。最后的判决是：“以政不直者法”，以粟君败诉告终。这件案子展示了东汉初期的法律实践和司法程序。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商业交易、雇佣关系和债务纠纷的处理方式。这种地处西北边疆，军民共处，政治、军事、法律纠缠在一起，牵扯商业纠纷、人物阶层、劳役关系，反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复杂案例，在内地是不多见的。它的审理、判决也是一种边疆地区的创新。
在经济上，赵过的“代田法”推广到居延，就是一种农业生产技术上的创新。居延汉简中大量“代田仓”的出现，留下了这一过程的记录。在贸易领域，不仅有汉匈、汉羌在和平时期的边境贸易，有丝绸之路上的中外贸易。还有汉简中记载的“为家私市”，吏民可以兼营商业，参与区域间的物资交流，近者可以在河西四郡，远者可以到关中地区的长安。还有一种军民在日常生活中创造的 “贳卖”活动，通过中间人，举行一定的仪式，签订买卖契约，可在货物交易后的一定时期内付清债务。交易方式上，有以物易物，有货币交易，还有劳务顶替。其中很多内容都是边地的创造。
在思想文化上，面对多民族聚居地区，把儒家文化推广到河西，儒家倡导的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观念成为塑造当地官员和军民核心价值取向的重要力量。既有对以往传统的包容吸纳，又有在新形势下的不断创新。在艺术上，正如上面所说，汉简书体的多样性以及风格的质朴、率意、恣肆的艺术魅力，都是当时书法艺术的创造。
在人际交往方面，西北汉简出土遗址发现的大量个人书信，有帛书，有简牍。书写格式和用语逐渐规范，书信的传递方式有了新的形式。这样的书信来往，加强了人们在近距离或远距离之间的交流联系，有利于族群和民族的认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生态保护的理念。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四时月令诏条》是汉代重要的生态保护文书。明确规定大小树木在春季和夏季皆不得砍伐，只有到了八月草木凋零时，方可砍伐应当砍伐者，保护了当时的森林植被；严格禁止竭泽而渔的捕捞方式，规定所能捕捞鱼的标准长度须在汉制四寸（约9.24厘米）以上，以此保护当时仅有的鱼苗和渔业资源；对动物，从正月至十二月禁止杀害怀胎动物，对幼小动物加以爱护，禁止伤害鸟类等等。既继承了《礼记•月令》的生态意识，也传承了后世保护生态的传统。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在西北汉简中的突出展现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展现出的内在一致性和整体性。这种大一统传统，铸造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河西四郡的开拓，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对西部地区的管控，完善了国家治理体系。军事上，成为抵御匈奴的前沿阵地，改变了汉匈战争的格局。经济上，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往来，推动了经济融合与发展。文化上，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从出土汉简看，大量的行政文书和簿籍档案，涉及军事、政治，反映了汉王朝通过文书行政对地方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
通过详细梳理，可以整理出河西四郡尤其是敦煌郡太守的名单和任职时间，可以看到汉朝中央对郡、县官吏的任免。皇帝的诏书和朝廷的政令可以下达到要求下达的每个基层。从军事方面看，戍卒的来源，不仅来自河西地方，还来自中原各地。地方的最高军事官员是比二千石的边郡都尉和关都尉，如敦煌的玉门都尉、阳关都尉、中部都尉和宜禾都尉都由中央任命。从汉简的《守御器簿》可以看到西部边疆的烽火报警系统都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同汉塞防御系统相互衔接，可以迅速传递到地方和中央。
从经济上看，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度量衡，为市场交流提供了基础。汉简中很多明确记载，不允许“私铸伪钱”。其中记载的“大布黄千”、“大泉”、“小泉”“契刀”等等，说明连王莽时期币制混乱时，边地也流行的是莽钱，不能私铸。
在思想文化上，随着政治经济措施的逐步向西推进，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汉字文化推广到河西，增强了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
尤其重要的是，随着河西走廊的开发，为汉王朝挺进西域奠定了基础。天山南北大片土地通过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归入中央王朝的版图，奠定了汉以来的西部疆域和大一统格局。从汉简的记载看，当时西域三十六国中（后来分为五十余国），有二十多个国家（此处的“国家”沿袭史书的记载，同现代“国家”的概念完全不同）到京师长安进贡、受封、通使、朝拜、和亲、纳质、通商、学习，寻求大国庇护。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凡五十国，自译长、城长、郡、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侯、王，皆配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汉简作为原始记录，详细记载了西北地区包括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的边疆治理，反映了当时的大一统格局。
严格说来，西北地区出土的将近7万多枚汉简，都是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历史，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记录。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西北汉简中的生动实践
中华文明包容性指的是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所展现出的对不同文化、思想、宗教、民族等多样性元素的接纳、理解、尊重和融合。这在西北汉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举例来说，《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王降宾及其夫人（乌孙公主女）“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玉门关汉简》有“皇帝陛下使送龟兹王”（98DYC:26+46）的记录。悬泉汉简有龟兹王及其夫人来京师路过悬泉置时大张旗鼓的接待场面。还有建昭元年（前36）皇帝派御医为龟兹王降宾治病五年后回京师的记录。这都印证了汉王朝与周边民族相互接纳和包容的历史。
汉朝与乌孙和亲，先以细君公主，后以解忧公主。“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解忧公主年老时，还拟派解忧公主的侄女少夫。临行前，“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一方面，汉文化传入西域，另一方面，公主在乌孙时也遵循其乌孙的传统习俗。汉简中有解忧公主和冯夫人的记录，还有长罗侯常惠多次来往于乌孙赤谷城和京师长安纳质受聘、护送公主以及前往赤谷城屯田的记录，印证了各民族间的来往与交融。
汉简中有一件《永光五年康居王使者自言献驼直不如实册》，7枚简牍，293字。记述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贡献，所献的三匹膘肥体壮的白骆驼被酒泉地方当局评估为羸瘦的黄骆驼。对此评估不实的结果，康居王使者上诉朝廷。朝廷管理蛮夷事务的使主客谏大夫立即发文，要求彻查此事并如实上报。可见朝廷对民族交往的重视。
敦煌汉简中有一枚“浮屠简”，记载了佛教从西域传播到敦煌，又从敦煌传播到中原的相关信息。原简是：“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简中的“浮屠里”，当是佛教信徒的聚居地。说明早在公元一世纪中叶就有一批信仰佛教的人居住在敦煌。体现了当时的河西儒家思想已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对佛教的包容和接纳。
《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耆旧记》曰：“水有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说明当时敦煌地区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其实，当时的悬泉置就是一个各民族接触、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所。各色人等都会在这里相聚。东来西往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语言、各种思想、各种风俗，都会在这里交流碰撞。悬泉汉简的记载，充分印证了这种情况，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动记录。
在经济上，继承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传统，“河西畜牧天下饶”。后来汉武帝向往乌孙“西极马”和大宛“汗血马”，大量西域良马进入中原。另外西域的植物物种如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瓜、胡蒜、胡桃、胡荽、胡椒进入河西和中原，这都在汉简中有很多记载，物质文化的交流，丰富了各民族的日常生活。
中华文明和平性在西北汉简中的详细记载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指的是，中华文明一贯秉持和崇尚和平的理念、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先秦两汉时期的河西走廊一直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战争与和平始终伴随着边疆的治理。北部的匈奴和南方的羌人一直对河西四郡造成很大威胁。汉朝为此而设置了严密的烽燧系统和驿置系统，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监控和信息传递。同时，实行屯戍制度，既保障了边疆的军事力量，又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大量的西北汉简，所记载的军事防御体系，清晰地呈现出以防御为目的的特点。烽火信号的设置，旨在及时预警外敌入侵，为防御准备争取时间，而非主动挑起战事。戍卒的安排也侧重于守卫边疆、保卫家园，而非向外扩张。正因为这种长期的和平理念，匈奴和羌人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都先后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汉匈对峙期间，战争总是暂时的，和平则是长久的。汉与匈奴的友好来往从来没有停止过。悬泉汉简中有多条“匈奴译”的记载，说明有专门的译人来沟通汉与匈奴的交流。朝廷有严格的“禁马令”，一定身高的马匹不得出关售于匈奴和羌人，兵器也一样。但从这个禁令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马匹和兵器禁止出售外，其他的日用商品应该在允许之列。《后汉书•孔奋传》所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这种“通货胡羌”的边关贸易，在出土汉简中就有充分记载。
汉简中有“护羌校尉”、“护羌使者”、“护羌从事”、“护羌都吏”，都是管理和安抚羌人的吏员。很多归义羌人的记载，说明大量的羌人已经和汉朝的百姓和平共处，安居乐业。羌人内部发生矛盾，也要由朝廷的官员来调解处理。悬泉汉简中有三枚简可以编连的一个册子《案归何诬言驴掌谋反册》。说羌人驴掌子男芒封与归何弟封唐争言斗殴，引发一系列纠纷，就是官府介入调解和处理的例子。说明不管是羌汉之间，还是羌人内部，官府都要秉持各民族和睦相处的精神进行处理。
此外，汉简中还有归义匈奴、归义乌孙、归义大月氏的记载，追求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各级官员执政的理念。
（作者：张德芳）
（来源 ：《中国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