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越南出兵柬埔寨。
次年2月，中越爆发边境战争，曾经同志加兄弟的关系降至冰点。
整个八十年代，越南始终视中国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传播的全是对抗内容，在各种招待会和其他外交场合，任何越南官员都不敢同中国外交官讲话。
1986年7月，黎笋病逝；同年12月，阮文灵当选越共领导人。
早在六十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担任越共南方局领导的阮文灵就曾多次访华，对中国态度诚恳友好，深得中方赏识，被认为是“很有希望的接班人”。
怎料南北越统一后黎笋倒行逆施，阮文灵因反对他的内外政策而遭到排挤。
一晃十几年过去，黎笋的谢幕和阮文灵复出，终于为中越关系改善带来了曙光。
1963年8月15日，周总理会见来访的阮文灵（前排右二）一行。阮文灵时年48岁，每每以学生自居。
阮文灵出任越共领导人后，急于纠正黎笋的一整套错误做法，将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
可黎笋毕竟掌握越南大权17年，其派系成员根基深厚，像时任越共局委、外交部长阮基石，便是“黎笋路线”的坚定奉行者。
面对这种情况，阮文灵只能循序渐进地推动自己的想法，不敢操之过急。
1989年8月，越南宣布从柬埔寨“全部撤军——这一姗姗来迟的举动为顺利解决柬埔寨问题创造了条件，也为中越关系正常化扫清障碍。
1989年9月27日，越南从柬埔寨撤出最后一批2.6万人的军队。一部分越南人视原法属殖民地范围（越南+老挝+柬埔寨）为“历史版图”。
1989年10月，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访问中国。
话说七十年代末越南入侵柬埔寨时，老挝也被河内当局派六万大军占领，凯山实际上沦为黎笋的傀儡，直到阮文灵上台后才敢有点自己的想法。
访华期间，中方按外交礼节安排凯山跟中方领导同志进行会晤，但他不依不饶，反复恳请小平同志能见他一面。
尽管中方一再表示小平同志年事已高，不再会见任何外宾，可凯山就是锲而不舍，先后提了三次，搞得中方实在没办法，只能请小平同志出来进行礼节性简短会见。
凯山向小平同志解释道，过去十多年来老挝同中国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是受了“外部的影响”（指越南），此次访问标志着两党、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除着力改善对华关系的诉求外，凯山此行还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为阮文灵访华探路。
跟小平同志会谈时，凯山转达了来自阮文灵的问候，说阮文灵非常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问。
小平同志回复道：
“我很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知道他思维灵活，工作能干，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希望他当机立断，把柬埔寨问题一刀斩断。现在我年龄已大，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
得到中方明确信号后，凯山回国途中在河内做短暂停留，向阮文灵当面转达了小平的话，中越“秘密外交”随即启动。
1989年，广东叶省长（右）会见老挝领导人凯山。
阮文灵被越南官方称为“革新开放的总设计师”。
前面提到，当时越南外交系统掌控在“亲黎笋路线”的阮基石手中，许多工作不好开展。
另一方面，小平同志虽然表了态，但并未对阮文灵发出访华邀请。
1990年6月5日，在多方努力下，阮文灵会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
阮文灵首先回忆了跟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渊源，然后他进行“反思”，称越南抗美胜利、全国统一后本应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但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复杂情况，造成这十几年比抗战时期更艰苦，日子更难过。
话锋一转，阮文灵又谈到了国际形势，认为东欧局面异常复杂，苏联也十分严峻，帝国主义正试图一鼓作气消灭社会主义；当前形势下，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特别重要，越南和越共都需要中国的支持，过去的事情希望中国同志谅解。
由于是公开会见，阮文灵不好把话讲得太直接，只能言尽于此。
会见结束后，张大使把阮文灵的谈话内容详细报告了国内，请求进一步指示。
国内进行一番认真研究，很快给予答复：越南需尽快解决好撤军及撤军后柬埔寨国内对立问题——这样的指示显然还处于“听其言观其行”的阶段。
张德维大使曾担任毛主席越南语翻译。
一眨眼俩月又过去。
或许是感觉到中越关系正常化推进的太慢，阮文灵再次主动出击。
1990年8月16日上午，越南社科院一名干部来到中国大使馆门前，对使馆接待人员说有事要见张大使。
该干部称他家住在阮文灵家附近，8月13日晚阮文灵派车将其接到家中，谈了一个小时。
随后该干部以“秘密使者”身份掏出一张信纸，表示是阮文灵的谈话纪要，且经阮文灵本人核对确认。
纪要中最关键内容是提议中越两国领导人直接见面进行讨论，以便消除所有误会，并排除越南外交部的干扰，避免因柬埔寨问题长期扯皮。
阮文灵表示，如果中国同志也有这种看法，请发出内部邀请，我将立即秘密前往中国，为了回国后能更有力地说服越共中央，将带杜梅（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范文同（越南前总理，时任越共中央顾问）二人一同前往。
得到这一重要信息后，驻越南大使馆立即向国内汇报。
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正式指示：欢迎阮文灵和杜梅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也欢迎越共中央范文同顾问同时前往，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安排在四川成都。
成都金牛宾馆，馆名为小平同志所题。金牛宾馆占地近600亩，馆内环境优雅，绿草成茵，名贵花木繁多，接待过许多外国贵宾。
1990年9月3日下午2时左右，阮文灵、杜梅和范文同出现在成都金牛宾馆，中方领导人在宾馆1号平房迎接了越南客人。
阮文灵身着咖啡色西装，有些学者风度；杜梅身体健壮，头发全白，穿一身蓝色西装；范文同因双目白内障视力极差，穿一身蓝色的干部服，很像中国的老干部。
会谈开始后，阮文灵先作长篇讲话，谈了柬埔寨、边境、历史等很多话题，但核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期待中越关系正常化。
阮文灵表示：
“我们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决不忘恩负义，要重新恢复胡志明主席的政策，恢复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今天，我们重来中国与你们会见，一定要恢复两党、两国的正常关系。”
会谈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八点半才开始晚宴，在饭桌上，中方领导同志又分别就柬埔寨问题做了阮文灵和杜梅的工作。
第二条上午双方继续开会，于下午两点左右形成一份会议纪要，中越党政领导同志四人共同签字确认。
纪要达成后，中方领导同志以两句诗相赠：“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阮文灵等人十分高兴。
由于是秘密外交，中越双方商定对会晤成果绝对保密，不发任何消息，待明年中方正式邀请越南领导人访华时再以联合公报形式公开。
1990年成都金牛宾馆会晤。范文同（右一）早年追随胡志明投身革命，曾长期担任越南政府总理并多次访华。
1991年6月，越共七大闭幕，杜梅当选越共领导人，阮文灵、范文同为顾问。
越共七大总的基调是坚持社会主义，搞经济改革——这跟中国的主张不谋而合。
大会闭幕后，越南方面急切要求举行中越高级会晤，中方则表示为了使两国人民有所准备，使东盟其他国家不至于产生疑虑，应先进行副外长和外长级会晤，贸易、通邮、通航、银行结算、恢复陆上交通等事宜可以由对口单位先行启动。
1991年11月5日，在苏联解体的前夜，越共领导人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一齐访华，以彰显特殊意义。
中越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结束敌对状态、实现关系正常化。
就这样，曾经反目成仇的社会主义兄弟再次坐到一起。
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越南社科院于同年底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国》，序言是这么写的：
“近些年来，我国研究家们的一个头等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中国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对外政策的演变。”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越南几乎是重复了中国的发展历程——对美关系正常化，加入WTO，接收制造业转移，Made in Vietnam……
1991年11月10日，中越于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关系正常化。
回顾几十年恩怨情仇，某种意义上讲，越南是曾经社会主义国家中转型最像中国的那个。
其乐盈盈大家庭，风雨来时各自飞；渡尽劫波后，才发现已是沧海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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