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在日本造人简史
文化
2024-11-01 07:20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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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日本唯一受清文化影响较大的城市
自十七世纪初进入江户时代以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因为害怕西方人来日本传播天主教，又怕本国百姓出海，所以从1633年开始，连续五次下达了“锁国令”。只有中国和荷兰两国的商船可以来日，但也只限制长崎这一个城市。照理说，这已经控制得够严了，但德川幕府还不放心，又规定中国和荷兰商人到长崎后，只能居住在幕府规定的居住区内。除了出去做生意，不准走出聚居区，也不准随便接触日本人。其中，荷兰人居住的地方叫“出岛”，是一个人工填出来的小岛，和长崎市区有一座木桥相连，桥头有武士看守。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叫“唐馆”（管中国人叫“唐人”），也是戒备森严，四周高大围墙围着，围墙外面有壕沟，壕沟边插着锋利的竹签，只有一个大门可以出入，同样有武士看守。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解除了海禁政策，开始允许民间出海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去日本的中国商船数量暴增，1685年才只有85艘，仅仅三年之后的1688年就增加到了194艘，去往日本的中国商人和船员达到了9000多人次。唐馆地方不大，来的人多，挤得满满当当的，倒是很热闹。长崎这个地方，背山面海，几乎没有啥平原，农业不怎么发达。但在当时的长崎人看来，来日本的清国人个个都是阔佬。商人们自不用说，就算船员、杂役之类的中国人，也都薪资不菲，消费能力很不错。按《长崎纪闻》记载，“长崎食物之贵，倍蓰内地，稻米每石卖价十两，鹅鸭每只二三两，鸡每只、肉每斤卖银五钱”，跟当时中国的物价比简直是高上天了。然而商人们都是场面人，怕物价贵就不请客还能叫场面上的人吗？乾隆时期，在日本经商的安徽商人汪鹏曾写过一本《袖海编》，书里记载说：“馆中宴会极繁，交向酹苔。有上办下办酒，有通办酒，有饮福酒，有春酒，有宴妓酒，有清库出货酒。寻常醵饮尤多，珍错杂陈，灯明烛灿，殆无虚日。”而且德川幕府禁止携带家眷，所以长崎的中国商人都成了独居男人。唐馆里的中国商人当然知道这个红灯区，无奈幕府管得太严，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唐馆里，不准乱跑。不过没关系，中国商人来不了，日本小姐姐进去就是了。就这样，长崎就产生了一个被称为“游女”的群体，就是“游动妓女”的意思。日本人所绘长崎“游女”们给唐馆里的中国商人陪酒的场景当然，她们也为荷兰人提供服务，但荷兰人太少，她们的主力客户还是唐馆中的中国商人。给日本小姐姐送东西也是大方得很，光一把玳瑁做的梳子就能值上百两银子。有的遇到喜欢的日本小姐姐，就天天沉醉在温柔乡里，在长崎一呆就是一年，“俨然如伉俪”。身上的钱花光了，启程回国，不久又会带着钱财回来，找老相好再续前缘。二来，这些颜值、才艺、文化都远超普通人的小姐姐，只为中国阔佬们服务，对日本人却概不接待。德川幕府一开始对这种“有损国体”的现象也是反感的，对游女们做了很多规定。《唐馆游女出代之图》，描绘了唐馆中游女们出行的场面长崎是幕府直辖的唯一外贸港口，“开贸易、入公家”，获取的利润都归幕府将军所有的。玩的越快活舒服，外商们来的就越多，他们赚的也越多。另外，游女们赚的钱，是要缴税给幕府的，这又多赚了一笔。如果我们仅仅把中国商人和游女看成是嫖客和小姐姐的关系，那是不对的。游女不仅仅给中国商人提供服务，很多时候她们还充当了中国阔佬们的“编外老婆”角色。《袖海编》里说，她们“谨出入，握筹算，若将终身焉”，还经常教中国相好日语、日文，帮她们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当然，由于锁国令，她们不可能跟着相好去中国，终究不可能取代相好家中正妻的地位。所以短暂相聚后，目送相好驾船离开，再期待下一次相聚。幕府把这些混血儿当成日本人，日本人当然是不允许出国的，也不允许在唐馆中生活，所以中国爸爸们还得四处托人找房子安顿自己的日本“老婆”和孩子。直到1853年，随着日本被迫结束锁国令，长崎的特殊地位也逐渐消失了。而此时的中国已是江河日下，唐馆和游女也一起化为了历史的尘埃。只剩下长崎灯会，还在诉说着当年清国商人在长崎的辉煌——十几个日本小哥穿着清代内侍的服装，抬着皇家銮舆，游街过市，接受长崎市民的欢呼。参考文献：《海国闻见录》、《长崎纪闻》、《袖海编》、《中国对外贸易史》（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