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两条路径是奋斗方向

无论在世界其他国家还是我国，化石能源的使用都是目前碳排放的最大来源。能源领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能源绿色低碳行动也是碳达峰十大行动最主要的行动之一，凸显了能源低碳转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作用。

能源是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基本生产要素和生活必需品，其高质量发展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要素。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能源提出了“既要、又要、还要”的多维目标。第一，发展是第一要务，支撑经济持续增长要求能源行业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做到“不停电，不缺油，不停气”。第二，过去的几十年，能源行业尤其是电力价格长期保持在比较合理的水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需在能源转型的同时尽量避免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杜绝能源短缺引发失业和通胀。第三，共同富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需要基础设施均等化和社会服务均等化。而能源电力行业作为基础设施的重点领域，其均衡发展，特别是东西部地区的均衡发展，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此外，降碳减污是能源低碳转型的应有之义，“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是新型开放的必需部分。

新质生产力发展，能源行业是各个行业的标杆

“既要、又要、还要”的多维目标对能源发展过程提出了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难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能源不可能三角”困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部分，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为破解“能源不可能三角”提供了奋斗的方向。在一系列的部署中，关于新质生产力既有新的培育，包括加强新领域、新赛道的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的增长机制，也有旧的改造，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聚焦到能源行业，就是传统能源现代化、新兴科研产业化两条路径。

过去数十年，能源行业已经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以被认为是我国行业发展的标杆。截至2024年6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6.53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超过50%，历史性超过火电装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位。多项新能源技术和装备制造水平全球领先，量产先进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达到25.5%，风电机组等关键零部件的产量占到全球市场的70%以上。此外，我国还建成了如三峡水电站、“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等世界一流项目，实现了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电网互联，达到了中西部资源互济的效果。

能源行业在新质生产力上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我们不禁追问这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中总结提炼哪些重大事实和中国经验。围绕该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能源经济系展开深入研究，完成了《能源新质生产力——理论与路径》报告。报告共计12章16万字，以“能源行业新质生产力”为核心主题，以增长与技术创新扩散理论为分析框架，提炼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事实、核心参数与重要关系。聚焦“传统能源现代化，新兴科研产业化”两大路径，探讨如何通过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新兴技术创新扩散以及政策优化，来加速实现能源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希望这一报告成果能够为学界和业界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

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首先需要明确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从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出发，产出的提升需要资本和劳动要素提升，其中资本又可分为以新型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及私人资本。更重要地，产出增长还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而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改善，即对现有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升级；二是创新，即新型技术与管理模式的创新与扩散。

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报告结合能源行业的案例和数据，总结了过去几十年新能源、超超临界等低碳技术改善和创新的重要事实，也评估了学习效应、需求弹性、社会成本等重要参数，并提炼了传统行业和新兴科研，市场与政策、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转型等重要关系。希望这些分析能够打开促进技术创新扩散、生产力提升的“黑盒子”，考察哪些因素能够促进或者阻碍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为未来能源行业的发展以及其它行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借鉴。

实现路径之一：传统能源现代化

能源新质生产力实现路径之一是传统能源现代化。第一，传统能源技术的清洁化和高效化不仅保障了我国的能源安全，还对应对气候变化、推进降碳减污发挥积极作用。数据显示，煤电行业容量小、参数低、污染排放高的30万千瓦及以下机组大幅下降，而高效率、大容量的煤电机组，60万甚至百万千瓦级以上的机组装机增长迅速，反映了高效机组的技术扩散过程。高效率低排放机组对传统低效率高排放机组的替代极大地降低了碳排放与污染物排放。

第二，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升级有力地支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比我国和目前产能转移的海外地区综合生产成本，我国西部地区在综合生产成本上具有显著优势，能够与海外产能转移国家和地区竞争，这得益于过去数十年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均等化。重载高速公路桥梁、高通吐量港口、洲际班列等高等级物流设施，高电压、超稳定电网等工业能源设施及动力电的全国普及，高速网络覆盖、中西部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能转移与产业布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智能化与数字化促进传统能源的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加速发电清洁低碳转型，助力燃煤机组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其一，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手段，帮助火力发电企业在设备、燃料和管理等方面实现精细化、智能化，提升火电机组发电效率。其二，智能化技术帮助提升了设备运行效率，显著增强了电厂的灵活性。智能化的调度与管理系统使得火电厂在应对电网负荷波动和新能源接入等复杂情况时具有更高的响应速度和适应性。

实现路径之二：新兴科研产业化

除了传统能源现代化，新兴科研产业化也是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其中新型技术与管理模式的创新与扩散至关重要。我国能源科技创新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也拥有未来继续发展的有利条件。

第一，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对产业创新的带动作用。对创新与扩散的研究发现，与美国、德国等国家相比，我国新能源技术的“研中学”效应显著高于“干中学”学习效应，体现出科技研发在发展新能源新质生产力、推动新能源技术成本下降的重要作用。风电、光伏、储能和新能源汽车体现了中国市场带来的规模效应与学习效应良性互动，成本稳步下降，技术不断提升，这为其他行业复制类似的成功经验提供了可行路径。

第二，充分利用系统竞争力的独特优势。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有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优势。我国通过整合资源、优化布局，实现了产业链的全覆盖，在新能源技术产业化方面形成了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目前，中国能源企业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和投资，积极走向海外，都充分体现了上下游产业链的系统优势。

第三，以体制改革促进新技术创新与扩散是关键保障。一是市场政策，碳市场、电力市场等要起到价格信号引导生产、消费与投资的作用。二是产业政策，技术创新具有外部性，初始创新阶段仍然需要产业政策推动，如基础科研资助、新技术的财政补贴等。最终目标是将这些创新成果转化为在市场竞争中可持续发展的行业。三是金融政策，可以起到引导作用，转型金融匹配收益和风险。四是社会政策，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会产生创新式的破坏，替代的过程可能会让旧技术相关行业的就业人员和地区受损，这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政策和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缓解，保障能源转型的公平性。

（eo记者刘文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能源经济系主任宋枫在通州·全球发展论坛分论坛“新能源与全球气候议程”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