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丨華學誠:《揚雄方言校釋匯證》(修訂本)出版

学术   2025-01-16 23:30   韩国  
来源: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编辑推荐


☆标志方言学建立的重要典籍
汉代扬雄所撰《方言》是中国首部广泛采集口头活的语言,详细记录方言词汇的地域分布,科学区分方言、通语、古今语的语言学著作,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方言学的建立,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屡获殊荣的权威整理研究本
华学诚教授数十年精耕《方言》,《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因版本调查搜罗齐备、前人成果采撷丰硕,又能联系古代文献和现代方言对不少条目提出卓见,于2006年出版后广受学术界的肯定与读者的好评,先后荣获王力语言学一等奖、北京市社科研究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科学研究成果(人文社科)一等奖等重要奖项。

☆涉及全书70%条目的深度修订
本次修订涉及“增、删、订、补”四个方面:增补了一些新材料、新成果,删除了一些不坚实的意见,订正了观点、材料、论证上的不足,还在文献资料和论证环节进行了补正。修订涉及旧版条目的70%,文字量达到原书三分之一以上,令本书的质量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新的飞跃。

修订本前言


中华书局当年接受拙著出版时,顾青先生就曾对我说过:扬雄《方言》这种经典著作,进行集校集注并想努力出新,是很难的,也是很花功夫的;即使出版了,也需要不断完善,五六年出一个修订本,包括增订本、增补本等,是完全应该的;只要作者愿意不断订补,中华书局就愿意不断出版。于是就有了我在二〇〇五年春天所撰前言中的这样一句话,“我有信心迎来这本书再版修订的机会”,不过当时完全没有也不可能想到,第一次出版修订本竟然是十八九年之后的事。
酝酿修订,其实很早,可以说初版稿件交给中华书局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思考了。后来因为一个更为宏大的想法需要谋划并为之努力,就把拙著的修订工作耽搁了下来。这个宏大想法与拙著关系也极为密切,有关想法和最初的一些工作,我在《古代方言文献丛刊总序》中有过简要介绍,现迻录于下:
方言痕迹可考于我国最早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方言记载、方言论述也零星见于先秦时期的文献,而以活的方言为对象并结合古方言资料作出系统研究的则始于汉代扬雄,此后近两千年,研究者代不乏人,积累的成果非常丰富。
对这漫长的方言历史和方言研究历史,近现代以来虽有一些专题讨论,但既不全面,也不系统。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当然不是单一的,但古代方言学资料没有得到全面收集、系统建构、科学整理,致使相关研究缺少必要的学术基础,则是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原因。中国古代方言学文献的整理出版,并不是没有取得成绩,只是从总体上来说,数量很少,品质参差不齐,整理出版选题也缺乏科学规划,所以远远无法满足方言学史、方言史、汉语史、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需要和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需要。
《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二〇〇六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上述问题,并与顾青编审、秦淑华编审有过多次深入的交流。在中华书局的支持下,我的想法经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而列入了《二〇一〇—二〇二〇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华书局负责出版。二〇一二年拟出了《古代方言文献丛刊》分辑及其基本选目,着手组织队伍;二〇一三年春天在京召开了项目筹备研讨会,重点讨论了丛刊方案、组织方式、作者选聘、整理原则、宏观体例等主要问题,项目正式启动。二〇一六年由我负责申报的《中国古代方言学文献集成》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6ZDA202),研究队伍进一步加强,入选书目进一步优化,整理方式进一步完善,为弥补上述学术缺憾而实施的古籍整理工作得以全面展开。
二〇一三年项目筹备研讨会之后,我还先后申报了两个个人科研项目,都获准立项了:《方言集校集注订补》列为北京市社科重点项目(编号:13WYA003),《七种明清方言校注本整理集成》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编号:14AYY013)。所以可以说,拙著的实际修订工作是从二〇一三年开始的。
二〇一六年批准立项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我是首席专家,不仅要对整个项目负总责,而且要承担各子课题的协调任务,帮助各课题组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自己也是战斗员,在这个重大项目中承担了戴震、卢文弨、刘台拱三位清代学者著作的点校。所以,拙著修订工作虽然已经开始了,实际上还是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
二〇一八年辞去了北京语言大学内设二级单位的行政管理职务,我终于能够把主要精力集中到重大项目研究和拙著修订工作上来了。值得高兴的是,辞任不到三年,既完成了重大项目中几部古籍的点校整理,也完成了拙著的修订,还发表了十余篇论文。二〇二〇年秋季,拙著修订手稿委托给有关公司进行录排,这表明拙著的修订工作基本完成。二〇二〇年年底,戴震、卢文弨、刘台拱三种著作的点校稿随同这一辑其他书稿送达中华书局进入排校,这标志扬雄《方言》系列古籍的整理工作基本完成。但拙著的实际修订还一直贯穿在后来整个校稿的过程之中,直到二〇二四年夏季最后一次校稿,仍然有所修改、有所订补。
拙著修订的设想,原先比较庞大,包括初版准备完成而没能完成的一些任务。如前所说,修订工作已经耽搁了很久,不能无限延期,于是设定有限目标就成为必然选择。此次修订放弃了《周秦方言分区图》、《两汉方言分区图》、《晋代方言分区图》等地图的绘制,暂停了草木虫鱼等自然名物插图和车舆、礼器、兵器、农具等考古实物图片的收集,本拟商请有关古民语专家协同考释《方言》异族词语的计划也没正式实施。上述内容都很重要,希望今后出版增补本时能够完成。
拙著修订涉及到旧版条目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文字量达到原书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了记录修订工作的艰辛,修订本选了几幅手稿拍照制版放在了卷首。全部修订工作可用“增、删、订、补”四个字来概括。
增:增补了一些新材料、新成果。增补资料中最重要最珍贵的就是本师刘君惠先生的《方言疏证补补》(卷一至卷三)。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成都开会期间应约见到了刘君惠先生的公子刘崇仪先生,并接受他的的委托,承担审读已经初步编成的《刘君惠先生著述辑存》,其后不久收到了刘崇仪先生寄来的书稿打印本,完成审读并返回我的编排意见与建议是二〇一二年一月三日,同时还补充了一篇刘君惠先生为《潜斋语文丛稿》所撰的序言。在《刘君惠先生著述辑存》中收载了刘君惠先生一九三七年本科毕业论文《集高邮王氏方言遗说》的自序、一九四五年所撰《方言疏证补补》三卷及略例,另有一九八四年据上述材料所撰《方言笺记》数条。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机会,就使我在修订拙著时能够参考并引存君惠先生的遗说(书稿打印本中错讹较多,本书引用时做了校正,若还有错讹,责任在我),这是极大的幸事,值得特别记载于此。在拙著修订过程中,还重点关注了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王云路、虞万里、董志翘、孙玉文、汪维辉、杨军等当代学者的论文都在参考之列,并充分吸收了他们的精彩之论。
删:汇证的正文和附录都有删削。正文主要删除了一些不坚实的意见,如丁惟汾《方言音释》所谈音转的大部分,李敬忠所谈民语对音的大部分,著者证据不足的揣测、推论等。附录则把一九五〇年之后的全部文选删掉了,所以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因为想压缩篇幅,而是因为:一方面,一九五〇年之后的论著并不难找,只要有详备的目录索引就可以按图索骥;另一方面,既有论著的取舍确实颇费斟酌,且论著迭出、收不胜收,近期论著收录还有著作权、版权的授权之累。
订:纠谬弼违工作主要针对汇证的正文。举凡在观点、材料、论证等任何方面已形成修订理由或条件时,此次均予以修订。这部分的分量不小,约占全部修订内容的二分之一。其中不少修订内容都是著者深入研究之后才吸收到修订本中来的,比如“党朗、桓、淘、屑、摧、詹、戾”等训释难题,均有专文考辨,即使那些没有专文发表的修订内容,也都已有详细札记。此次修订不刻意求新,因为著者认为,人文学科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并不能以“新、旧”论高低。
补:所谓“补”主要指文献资料和论证环节的补正。这是修订工作中分量最重的部分,这些工作体现在汇证正文的修订中。当初撰写拙著时,我还不会使用个人电脑,资料查考都由手工完成,书稿也是一字一字写就。修订时情况有了很大改观,我不仅会用电脑,而且还学会利用一些常见的电子语料,如《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中华经典古籍库》、“国学大师”网站等。遗憾的是,拙著初版的电子版未能妥善保存下来,如今查考资料虽可借助电脑和网络,而修订文字仍然必须手工完成(见卷首手稿图片)。初版在资料上的不足或论证环节上的不完善,此次修订都尽力做了弥补,希望这些努力能使拙著的质量有所提升。
赵振铎先生为拙著初版所撰序,一字不动,原文保留,因为这是赵先生给我的馈赠,无比珍贵,常读常新。拙著初版面世几近二十年,扬雄《方言》研究又出现了不少新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之前研究的基本格局,所以初版前言全文保留,如果读者希望了解拙著初版以来的研究成果,可从本书所附《历代方言及其注家研究文献目录》中获取截至二〇二〇年底的信息。初版《后记》也予以保留,因为它记录了拙著初版之前二十多年我在《方言》研究与整理上的经历和所做的工作,尤其是所记录的人和事,这些都是历史。初版时以“协编”身份在封面上署名的有王智群、谢荣娥、王彩琴三位门生,修订本把她们的署名改到了书中相关内容的目录之下,这样更能准确呈现她们的具体贡献;因为修订本索引改由中华书局负责编制,王彩琴就不再署名了。
初版责编是舒琴女史,从交稿到出版,前后将近两年时间,那时我在上海北京两地奔波,校样邮件则在空中不断往返,想起那段日子,至今感念。拙著出版后收获了一系列荣誉,包括王力语言学一等奖、北京市社科研究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科学研究成果(人文社科)一等奖等,版式、装帧也一直受到学界朋友们的大力赞赏,每念及此,就自然而然想起舒琴女史的辛勤付出。修订版责编改为张可女史,她是在下的门生,为老师编书吃苦受累的劲头儿更是令人感动。除了一般责编所做的事情需要做得更好之外,她还做了很多本该由我来做的事,小到文字校对、文献复核,大到内容修订、版式与装帧设计,她都贡献了智慧并付出了最大的努力,读者能够拿到现在这个模样的修订本,她的功劳是最大的。还得专门感谢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建军、黄卜棣、张珷斯、蔡克烂、王远、武楚茗和在站博士后王相帅诸弟子,各位在张可的指导下对修订本清样做了全面校核,特别是逐条复核了引用文献,包括附录文献,王远、张珷斯在终校时又再次核校了一遍附录文献,正是因为有了诸弟子的认真努力和无私付出,拙著修订本的问题才得以大大减少。

华学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初稿
二〇二四年八月四日改定


“星标”我,
就不容易弄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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