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汉宋史研究探骊
书名：宋代使行文献研究
作者：王皓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73214430
出版时间：2024-12-01
页数：443
字数：497000
【内容简介】
《宋代使行文献研究》正文共七章，对宋代使行文献的文体渊源（即宋代之前的使行文献梳理与概述）、宋代使臣的四种使行文体（行记、图记、记行诗、语录）、宋代使行文献之间的异同、传播与影响等具体文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使行作品的撰写，主要集中在宋代，这是因为宋代复杂的周边环境所决定的。两宋时期的使臣行走在南北政权之间，奔波于不同民族之中，撰写了大量的使行文学作品，这是宋代文学不同于其他朝代文学的特色之一，也是本课题成果撰写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宋代使行文献研究》占据了古代使行文献研究的制高点，具有代表意义。
【目录】
【作者简介】
王皓，男，文学博士，现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及东亚汉文献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各1项，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浙江省优秀成果三等奖各1次。
【前言】
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未来走向，研究者颇多讨论，也颇多忧虑。影响较大的是这样几个质疑意见：“文学究竟怎么研究？”“什么叫回归文学本体？”“文学性的研究还是不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积极角度看，这些质疑可以归纳为两个问题：第一，在进行个案研究或细节研究的时候，研究者是不是要关心研究对象的意义，是不是要有宏观的视野？第二，既然是“文学研究”，那么就要思考：“文学”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文学”？按我们的理解，这些问题可以转换为：既然学术工作的目的是揭露事物的真相和本质，那么，有哪条路线或哪些路线可以抵达这个目的？
不消说，以上讨论是有意义的。如果按哲学家的解释，把“本体”理解为事物的本质，那么，提出何为文学之“本体”的问题，便意味着研究者的思考深入到了基本原理之层次。这是值得嘉许的。不过，从所谓“文学性的研究”“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核心”等提法看，以上质疑其实包含这样几个意思：（一）认为文学的本体是“文本”，亦即“经典”作品。（二）认为作品用于审美，因此须围绕审美这个中心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研究也就是作家、情感、审美、表达方式等问题的研究”。（三）所谓“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核心”，就是这种“主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反，那种“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文学以外的论题”，即流于考据、“学问”和资料整理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的空心化”。——这三点看法，却是值得怀疑的。
为什么要怀疑呢？因为其中包含矛盾。首先，考据、资料整理同审美批评并不冲突，反而可以成为后者的基础。割开考据、资料与“文学性的研究”的联系，对于任何一个完整的研究工作而言，其实都是釜底抽薪。其次，关于文学之“本体”，古来就有另外一种理解，不可忽视。按这种理解，文学是一种有价值的写作活动，其本体存在于实现其社会功能的过程之中，包含创作、接受、传播等要项。也就是说，文学说到底是一种社会活动；文学作品是文学实践的一部分，是其结果；从实践的角度看，文学的属性并不限于情感和美，而有一个社会历史的本体。
这个重社会实践的文学本体观并非无稽，相反，可以得到许多事实的支持。其中一个事实是：“文学”概念原有其历史属性，各朝各代内涵不同。把“文学”理解为“审美”之物，这种理解是在近代西方观念进入以后形成的，年代并不久远，很难说代表主流。关于古代“文学”观，较典型的例证有《论语·先进》篇——以“文学”和“德行”“政事”“言语”并立①；有《太史公自序》——把“文学”视为“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的总和②。现代人称之为“综合文学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综合文学观是被古代文学家普遍信奉的。比如曹丕所论之“文”，在诗赋之外，还包括奏议、书论和铭谏；刘勰所论之“文”，在诗、赋之外，还包括乐府、颂赞、祝盟、铭箴、谏碑、哀吊、杂文、史传、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和书记。这就是说，在古人心目中，“文学”远不限于诗和抒情散文。即使到1904年，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编写“中国文学史”讲义之时，他理解的“文学”，重点也是“治化”之文（亦即有价值的写作），故包括群经文体、传记杂史文体、诸子文体、诸史文体、骈文等；“词章”尚在其次。从林传甲到现在120年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出现了以“纯文学”为中心、以“杂文学”为旁枝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涌出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潮流：包括敦煌文学在内的俗文学、包括乐府诗在内的音乐文学、包括各民族口头文学在肉的民间叙事文学、包括燕行诗在内的域外汉文学——纷纷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兴趣而躬身投入“文学性的研究”，使之深化，这自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情；但若要求其他研究者也消弥历史意识而“回归文学本体”，则恐怕是既缺乏意义也无可行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