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宋史研究资讯
《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839—1403）》
｜ 李怡文 著 冯立君 傅亭瑄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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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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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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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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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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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今年正好是我本科入学的二十周年，算来也是正经踏入历史学门槛的二十周年。这本书的问世，也有了一些给过去的这二十年交一张答卷的意味。
我想自己一直是一位很幸运、但却不算让老师们省心的学生。我对于历史的兴趣颇有些多变，并且总落在不容易实现的话题上。我很有幸从本科生二年级的下学期开始，便跟随邓小南老师学习如何做研究，并在中古史中心的会议室里一知半解地旁听师兄师姐们的读书课。但在决定硕士论文选题时，我很有些固执地放弃了在本科阶段已经打下一些基础的江南地方社会史方向，转而写了一篇关于宋辽河北边境的边民的论文，单纯地因为想知道当时这些普通人在政权夹缝中如何生活、如何面对自己的困境。那次“转型”并不成功。在论文修改的最后阶段，因为我已经确定会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邓老师在一次提了很多意见后加了一句：这也算是“临行密密缝”吧。
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写作，正如大家所见，我又一次转换了研究方向。但没有变的是，我依然想写那些在官方记载中很少留下自己声音的群体。这一次的“转型”耗费的时间更久，而一路上收获的支持与帮助数不胜数。这本书英文版的致谢已长达五页，但出版后我仍时不时就颇为懊恼地想到，还有一个名字本该加进去。
《信仰与利益之网》一书的中文版，在英文版发行仅一年半后就得以出版，令我再一次地想深深感谢师友们不遗余力的慷慨相助。首先要感谢的是本书的译者——冯立君老师与傅亭瑄同学。冯老师不仅欣然应允为我这名学界后辈翻译书稿，并且在繁忙的教研日常中，和傅同学极其高效精准地完成了全书的翻译。两位译者对于学术交流的热情与无私奉献使我深受感动。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武芳女史。武芳女史自始就对本书的写作与出版抱有极大的关注与热情。她不仅帮忙沟通协调了本书版权相关的诸多事宜，而且在编校过程中还发现订正了原书的两处纰漏，令我也多有受益。我的研究生彭瑾、潘以锋同学在初稿校对过程中都有所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英文版出版后，我有幸获得多位师友邀请，在不同场合分享有关本书的写作经历与研究所得。从与师友们以及讲座听众们的交流中，我不仅收获了建议与启发，更得到了切磋的快乐。这一切，使得过去将近十年的研究、写作、修改过程变得值得。我想在此感谢每一位参加了讲座分享的师友同道，并特别谢谢提供了这些交流机会的师友，他们是：曹家齐、陈婧、黎敬娴、刘楚华、王廉明、易素梅。
最后，我想把特别的致谢留给邓小南、王小甫、张帆三位老师。距离坐在教室里聆听老师们悉心授课已经十几年，现在依然还要来麻烦老师们审读、推荐书稿。作为这名不让人省心的学生，我除了满怀歉意外，还又体会到了那种如同再次回家一般的、熟悉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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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1072年十月，成寻抵达都城开封，在他被允许进入皇宫觐见之前，朝廷官员多次来到他所住的寺院，检查他给皇帝的礼物，并向他询问有关日本的问题。一位前来检查礼物的内殿崇班认为纯银香炉和念珠并不适合作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也许是因为它们与官员平时检查的外交礼物不同，而且在数量和价值上都不够贵重。成寻认为这并不合理，所以他提交了一份佛经目录，并附上一份声明，证明他向皇帝赠送的礼物是合适的。他写道：“昔天台智者（智顗，世称天台智者，圆仁在中国特意订购了其画像带回日本），以莲华、香炉、水精念珠献隋炀帝。今日域愚僧，以纯银香炉，五种念珠进今上圣主，共表祝延志，奉祈万岁旨奏也。”根据《宋史》，即元朝1345年完成的宋朝官方正史，成寻向神宗皇帝进献了银香炉，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饰念珠，及青色织物绫。鉴于《宋史》中记录的礼物正是成寻日记中所列的物品，显然最终成寻获得了进献这些礼物的许可。
在内殿崇班来访后，一位宫廷侍从来到成寻所住的寺院检查其证明，并再次检查献予神宗皇帝的礼物。检查完毕后，官员问道：“日本自来为甚不通中国，入唐进奉？”成寻回答说：“沧波万里，人皆固辞，因之久绝也。”第二天，成寻回答了一份包含十七个来自神宗皇帝的问题的清单，他的答复由同一个宫廷侍从带回给神宗。在这份清单上，神宗皇帝再次问道：“本国相去明州至近，因何不通中国？”成寻答道：“本国相去明州沿海之间，不知几里数，或云七千余里，或云五千里，波高无泊，难通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成寻在答复神宗时并没有使用很多谦辞，也没有试图掩饰日本已经停止向中国纳贡的事实。如上文所述，在不到一个世纪前的公元984年，日本僧人奝然觐见太宗皇帝时，他仍然觉得有必要使用极其谦卑的语言来称呼皇帝，他把中国称为“凤凰之窟”，把日本称为“蝼蚁之封”。相比之下，成寻的回答和礼物——一套纯粹的佛教仪式用具——都表明他没有受到从前朝贡关系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更进一步，他谨慎地规避了任何可能引起误解的姿态和礼物。在成寻到达时，宋朝已经统治中国中部和南部超过一个世纪了，而日本朝廷可能故意让成寻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前往，显示出无意重新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同时，非官方网络也在有效运行，充分满足了成寻及其贵族资助人的要求。神宗的问题包括“本国要用汉地是何物货？”成寻答说：“本国要用汉地香药、茶椀、锦、苏芳等也。”成寻列出的所有物品已经被海商定期带往日本，他们的贸易之行正在取代朝贡制度。此外，在没有朝贡关系的情况下，海商有策略地与当权者进行礼物交换，这里和上一章提供的案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徐氏兄弟将纺织品和茶碗送给义空，蔡辅试图通过圆珍向日本新天皇赠送药品，以及曾令文向大臣藤原道长赠送苏木。因此，得益于活跃的海商和他们正在建立的强大商业网络，成寻可以自信地回答神宗皇帝，日本在短期内不会进贡。
宋朝廷似乎意识到，海商和巡礼僧在维持中日交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且也计划着利用这一点。1073年，成寻向宋朝廷申请了前往宁波港的许可，在那里，他的五个弟子将带着成寻收集到的书籍踏上返回日本的旅程。耐人寻味的是，朝廷不仅批准了这一请求，还为日本天皇准备了一套礼物，其中包括20匹上好的锦缎和一本金泥《法华经》。此外，朝廷迅速向成寻的翻译——商人陈咏颁发了剃度文牒，陈咏因此正式成为一名僧人。这样一来，陈咏作为新晋和尚可以陪同成寻的弟子返回日本，并将宋朝的文书递交给日本天皇。这一策略，加上朝廷对礼物的慎重选择，表明宋廷在抓住机会，利用宗教关系与日本朝廷重新建立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并没有大力推动恢复朝贡关系，而是依靠一位新受戒的和尚作为他们的特使。
当权者利用僧侣和商人的非官方网络进行交流时造成了一种暧昧：交流的性质变得难以界定，这使双方朝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这些交流的性质。例如，在《宋史》中，日本巡礼僧（包括奝然）赠送礼物通常被描述为“进贡”。但正如成寻的例子所示，僧侣和宋朝皇帝在选择礼物时都非常谨慎，并通过选择具有深刻宗教意义的物品，刻意淡化礼物的外交属性。实际情形与《宋史》等官方记录中的解释存在明显差异，而《宋史》是几百年之后成书的。
成寻求法之旅的后续情况显示，双方朝廷在处理官方关系时格外谨慎；这也表明，随着市舶司的建立，宋朝不会轻易利用经济利益换取不真诚的效忠。日本朝廷花了数年时间来决定如何回复神宗皇帝的文书和礼物，最终在1077年，日本朝廷决定用一封来自太政官而不是天皇的文书来回复，同时还赠送了200匹丝绸和5000两水银。《宋史》记载，次年，一名日本僧人和中国海商孙忠带着完全相同的礼物和太宰府的文书抵达宁波。据《宋史》记载，文书中提到，由于“使人孙忠”正在返回中国的途中，太宰府因此派僧人一起来送“贡礼”。宁波市舶司的官员认为这不是恰当的朝贡，因为“孙忠乃海商，而贡礼与诸国异”。
宋朝皇帝似乎也接受了中日之间朝贡关系中止的事实，并未表示要把僧侣的非官方拜访美化成朝贡。1083年，成寻的弟子快宗第二次访问中国，他穿着成寻觐见神宗时得到的紫衣。神宗注意到这件紫衣，就问左右这是什么时候赐予的，有人回答说：“熙宁中，从其国僧诚寻对见被赐，今再入贡。”但神宗立即纠正了这位官员：“非国人入贡也，因其瞻礼天台，故来进见耳。”这名官员的话再次确认了僧人来访的暧昧性质，以及利用这件事的可能性，但神宗皇帝的纠正澄清了这一点：僧人的来访不是朝贡出使。
成寻觐见神宗皇帝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对中日之间暂停朝贡关系官方的、共同的承认，对于连接双方的非官方网络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双方的世俗当权者都愿意接受由海商和朝圣僧侣组成的网络，并打算利用这个网络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神宗皇帝关于日本憧憬的中国商品的询问，以及他故意在给日本天皇的礼物中增加了一部佛经，表明宋朝皇帝借此容许由商业及宗教交流作为实际上连接中日的纽带，并认识到僧侣和商人组成的繁荣网络足以满足其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