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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及其周边琐忆
作者张仲谋先生：本号小编的大学班主任。1955年1月生，江苏沛县人。博士，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1982年1月于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97年6月于苏州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历任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汉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籍研究所所长、教务处长、科技处长兼社科处长、学科办主任；徐州工程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现任徐州工程学院副院长、党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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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1977年是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历史留给我们人生的关键词。我毕业留校后教过几年写作，曾在中文84级学生作文中看到这样的猜测：“有些年轻教师，为了使自己显得老成一些，不说自己是哪一届，而坚持说自己是77级。”这位敏感多思的学生可能求之过深了。他不知道1982年的高校有两届毕业生，称78级为82届或无问题，而我们作为82年1月毕业的这一届，只有称77级才与前后届有以区别。李商隐诗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1977年岁在丁巳，2017又逢丁酉，40年的逝水流光，一代人的青春梦想，如今只能打捞脑海里残存的吉光片羽而已。前两年看电视纪录片《历史转折时期的邓小平》，每次看到恢复高考的那两集，不管手头在干什么，我都会停下来盯着看。参加高考本来是每个年轻人的正常权利，可是在十年浩劫之中，高考早已成为一个破灭的梦想。1977年恢复高考，对我来说，也已经等待了五年之久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基础教育就是畸形的不完整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在家乡沛县石河小学上五年级。接下来自66年9月到67年7月小学毕业，整个六年级都是在动乱、批斗、游行中度过的。可能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比较多，当时小学升初中的人空前拥挤，所以当时的发明是到处办“戴帽中学”，即让一些基础较好的小学，利用原有的师资，接着办初中。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们倒是坚持“复课闹革命”的，一面是“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伴随着打、砸、抢，一面是原来的小学教师临时备课教我们的初中课程，等到68年“文革”动乱最激烈的三年过去，我也就糊里糊涂地在当地的石河小学初中毕业了。1970年9月，我在回家劳动一年之后，开始上高中。学校也是平地新办的，因为在鹿湾公社，就叫鹿湾中学。其实高中开学的时候，校舍还在图纸上，以后的校园那时还是一片大豆高粱。我们一面在邻村赵圈租房上课，一面抽时间去湖寨拉盖房用的沙子和石头，到沛城去拉石灰，然后是工匠盖瓦房教室，学生自己脱坯盖草房当宿舍。这样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时，我们已经在自己亲手建成的学校里上课了。老师倒是现成的，沛县职业中学的原班人马，成了鹿湾中学的基本班底。教数学的杨清泉老师是南京人，南大数学系毕业的，个子痩小，上齿有点外露，人很精神。他不仅课上得好，唱歌唱京剧也很棒。记得有一次在校园里露天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选场，杨清泉老师扮李玉和，女同学李玉颖扮李奶奶，刘新秋扮铁梅，杨老师一米六的痩小个子，又极力要表现李玉和的高大威武，于是四方步拼命向外撑，把坐在一边看演出的杨毓信、郭素英两位女老师笑得花枝乱颤的。还有教语文的邱金坦老师，体育、文学素养都很好。我把一篇习作交给邱老师指点，第二天他到教室来找我，稿子上用红笔写了大段的批语：“商榷几点……”我那时第一次听到“商榷”这个说法。尤其是71年调来的学校负责人朱允同老师，是个清醒而有主见的管理者。那时正是“白卷大王”张铁生和写日记的小学生黄帅当红的时候，可是朱允同在给我们上政治课的时候，用他那一贯低沉的语调说：“不管到什么时候，学生还是要以学习为主……”我们那时是四个平行班，按当时流行的军事建制叫一、二、三、四排。朱老师以一排一组为试点，狠抓专业学习，然后让这一组的十个同学全校巡回讲他们的学习体会和学习方法，朱老师一直跟着，每人讲完后他来评点。我至今记得朱老师特别欣赏的朱思杰同学讲怎样快速记笔记：“木匠的号，瞎胡闹，谁画的谁知道。”鹿湾中学作为一个新组建的中学，在恢复高考后还能出一些人才，应该说与朱允同这样有头脑的管理者是分不开的。朱老师八十年代做过公社党委书记，做过沛县商业局长，可惜天不假年，五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了。我对那个亲手兴建起来的鹿湾中学有很深的感情。可是后来学校又被撤并，九十年代末我回沛县经过鹿湾时，特意留心公路西侧的那个校园，可是校舍早已芜没，校园里不复有与朝霞暮霭相伴的铃声，操场上不再有少男少女的奔跑喧闹；我两年半的高中生活，连同我十五到十七岁的青春记忆与画梦录，都淹没在一片荆棘瓦砾、蔓草荒烟之中了……77年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正作为沛县学大寨工作队的成员，住在郝寨公社的四座楼大队。四座楼是沛县最早的共产党活动地之一，村里一大半人都姓主。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还有一个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另外还出了不少中高级干部。76年毛泽东去世，守灵人员名单里有个姓主的遵义地委书记，就是四座楼人。这个村从东到西300多户人家，分成东队、中队和西队。一条东西路和一条南北路构成这个村的框架格局。我所在的是中队。在那里工作将近一年，和队里的男女老少都处得很好。有一天，给我们做饭的主大爷，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小张，你的信仰真不错哩，四座楼中队拉出个小黑孩，没有说你孬的！”我听完才反应过来：他说的“信仰”，实际是“威信”的意思，而所谓“小黑孩”，大概是说任何人、随便哪个人的意思。是的，表面看上去，我单纯而快乐，而心底却总有一丝惆怅。我曾在《明代词学通论》后记中写道：“回忆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我正作为沛县学大寨工作队的成员，在郝寨公社的四座楼大队蹲点，每天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时光随着溪水潺潺流过。春天的清晨会看到秧苗尖上顶着一颗颗晶莹的露珠，黄昏时会听到看不见的蚯蚓发出幽怨的低吟；秋天割了山芋秧的垄地上会飘着袅娜的晴丝，还有那天边白衣苍狗般瞬息万变的浮云。在单纯而又单调的劳作生活中，我感到快乐而又茫然。快乐是因为年轻，因为我和那里的男女老少相处得很好，我至今记得那个村子里的阡陌交通和人们的音容笑貌；茫然是因为我无法“穿越”时空，预知自己的未来。我高中毕业回乡劳动已经五年了，尽管我的诗歌作品发表在《雨花》（当时叫《江苏文艺》）上，并且和叶圣陶先生的大作排在一起，而推荐上大学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1976年国庆节前后，我曾因事去山东济宁，然后一个人乘车到曲阜。那时正是批林批孔甚嚣尘上的时候，孔府、孔庙、孔林一片萧瑟。没有游人。我一个人在孔府里踽踽独行，大成殿上也贴满了“打倒孔老二”以及“孝子贤孙”之类的标语口号。然后走过那些阅历千百年沧桑的偃蹇虬曲的桧树，来到孔林。西风残照。一缕斜阳穿过高古的橡树，地上满是零乱的落叶。孔墓，这个圣人的埋骨之处，这个两千多年受人顶礼膜拜的地方，早已被掘成一个大坑。这仿佛是一个象征，中国文化的根已经被掘断了。这还是中国文化的圣地吗？洙泗弦歌之地尚且如此，我还在梦想着推荐上大学，甚也愚不可及矣。我在农村劳动五年，一共获得12张劳动模范奖状。因为除了年终评奖之外，“四夏”、“三秋”和冬天挖河还会评一些单项奖。我学会了一切农活，包括那些要力气的，要技巧的。大学一年级到张集农场学农收麦时，孙晋卿场长指着我对人说：看，看，他会打落！打落，就是当人扬场时，用竹扫帚把粮堆上面的“余头子”（秕谷）给扫到一边去，这一般是老把式干的活。每到夏收、秋收，庄稼上场，粮食入囤，那更是年轻人比试身手的时候。长条口袋一米五，装满小麦150斤，用背抵住口袋，右手抓紧口袋角，向右前方一拉，屁股一撅，就扛在肩上了。进仓库，脚踩木板上粮囤，抖肩，转身，松右手，150斤小麦就像金色的瀑布，一条弧线洒在粮囤了。要有力气，也有技巧。脚步要轻盈，动作要潇洒。那不仅是干活，有点表演意味，要干得漂亮！那时每年冬天都要挖河，乡下叫打河工。高中毕业后的五年间，我前三年是作为壮劳力“打河工”，后二年作为大队团支部书记，协助大队主要干部“带河工”，反正年年不拉。76年冬天在微山湖西边挖顺堤河，前后一个多月，河向东拓宽，桥就剩下半拉，送粮食的拖拉机停在桥西，需要人把装粮食的麻袋从悬空的桥上扛下来，而从桥上到河东，只有用木棍捆绑成的简易木梯，空身走都打晃，扛上一百多斤的粮食更像玩命。没有人敢过，结果是我一个人把三千斤粮食扛过来，当地一个放羊的老汉在那里看得目瞪口呆。工程接近尾声的时候也是最困难的时候，已进腊月，滴水成冰，可抽水机进水口的“机塘子”总是被淤泥堵住。要有人下水清除淤泥，大队支书不可能下水，这时就只能是我这样的角色身先士卒了。脱掉棉裤，高挽裤腿，喝半碗八五酒，就踩着冰块下去了，一次大概要半小时。那天我先后下水三次，好在第三次下水的时候，公社带河工的人武部余保新部长正好经过，作岸上观的大队支书对余部长说：“今天已经下去三次了！”我知道那是说给我听的，因为给部长说用不着那么大嗓门。我当时心里想，也许我离推荐上大学的梦想又近了一点吧？带河工不仅要出力，还要负责宣传。我找来几领苇箔，用竹竿架起来，上面糊上彩纸，就成了挖河工地的宣传栏。我一个人诌了十几首战天斗地的诗歌，宣传栏也就像模像样了。县里负责宣传的刘老师带人经过，对我那些不古不今却是铿锵激昂的诗大加赞赏，第二天就在这里开现场会。我把围巾扎在腰里，站在北风呼啸的河边，一本正经地向人们介绍经验。我那时不知道这位刘老师是从县文化馆抽调的，但他却像发现了人才一样，记下了我的名字，并向县文化馆的闫志民老师热情推荐。闫志民老师是颇有名气的诗人，所谓“沛县的诗歌，丰县的小说”，沛县的诗歌苗子就是闫老师一手培养起来的。第二年县文化馆通知我去参加诗歌创作讲习班，一近门见到刘老师，他一把握住我的手，大声喊道：“老闫，我给你说的那个张仲谋来了！”闫志民老师却像老熟人一样说：“不就是张仲谋嘛！不就是写《女驭手》的嘛！”我先前写过一些新诗寄给闫老师，《女驭手》大概是他比较欣赏的一首吧。我还记得第一小节：“破晨曦，迎曙光，大车如箭射出庄。悠悠长鞭半空甩，啪！震落仲秋满树霜。”反正是矫揉造作，那个年代的诗都是这个味。然而年复一年，推荐上大学始终没有我的份。高中刚毕业那二年，我还在搜集高中教材，坚持学习。父亲从造纸厂买来人家切剩的狭长的纸边，我用针打眼穿线订成本子，用来做数学题。每天清晨，我会在院子里打少林拳。这拳前后练了十年，防身倒未必，健体是可信的。我现在每天还能伏案读写八小时，与小时练拳脚不无关系。后来看上大学无望，拳还在练，数理化是不再问津了。77年10月从工作队回来高考报名，大队支书看着我说：“毁了爷们！本来推荐上大学明年就该排到你了，这又要高考了。”我笑笑说，那就考吧！踏入徐州师范学院的校园，一切都感到新鲜：一进北大门，就看到路边挺拔的毛白杨，数理楼前的雪松，成品字型的三座苏式教学楼。穿过数理楼要一直向后走，那时感觉很远，校园很大，走过田径场、大礼堂、学生食堂，食堂南边是锅炉房，然后上坡，过学生宿舍2号楼，最后才是我们住的1号楼。我在2班第三组，住三楼南边靠楼梯的房间。组长是阅历丰富的孙家昌同学，同组的有田洪声、陈厚春、马培堂、戚品威等人。我们班的教室，先是在一楼西边第二间，后来调到三楼东头。我记得当时的中文楼，西头有一棵海棠，东头有迎春和紫荆。前几天有事到云龙校区，发现北门路东的几棵白杨还是那么挺拔。此为40年前旧物。当年的学子已是霜发满头，白杨却还是那般蓊郁苍翠，真是令人唏嘘。记得当年读《世说新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还以为桓温是否搞颠倒了，后来才知人的生命力远不如树木。再过40年，这些白杨不夭斤斧，仍当无恙，其干挺拔，其叶沃若，笑看一届又一届的新生前来报到，一届又一届的老生故地重游，而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学生，也许只能是魂魄来游此地了。徐州师范学院当年共有6个专业招生，77级一共360人。中文系历来都是两个平行班，我们2班60人，其中11位女生。1班因为追加了15名走读生，所以成了75人的加强班。当时政治、历史以及不少专业课都是在阶梯教室上大课，所以两个班的同学都比较熟悉。一接触下来才发现，几乎每个同学都很历害。有的长于创作，有的长于学术，有的擅长书画，有的长于音乐朗诵。很多同学发表过作品。当时相对于专业作家称“业余作者”。很多同学做过中学教师，张登勤同学据说是高三年级教研组长。真的是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女同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赵橘，她是电影艺术家赵丹和黄宗英的女儿，入学后很快入团，并担任校团委宣传部部长，成为我的顶头上司。我那时是团委宣传委员，负责编印团委自办刊物《青春之家》，还兼管校广播站。一次系里组织去铜山电影院看由巴金小说改编的电影《家》，当黄宗英扮演的梅表姐出场的时候，大家在小声议论银幕上的梅与台下的橘到底有多像。可是未等电影终场，赵橘已先行离开了。男同学中最帅的是徐明。78年暑假我回到老家，又到大队部转了转，当时驻扎我们大队的工作队成员有不少来自魏庙公社，就是徐明入学前插队的地方，工作队的一个徐州女知青听说我和徐明同学，忘情的说：“哎哟徐明！”一看那神情就知是徐明的崇拜者，现在叫粉丝或迷妹。80年前后电影《佐罗》风靡一时，戴面具的佐罗嘴角上翘，显得自信而风流。记得一次在阶梯教室上课，课间休息，在中文楼南、阶梯教室东边，徐明扮作佐罗持剑微笑的样子，那嘴角尺寸，那俊朗神气，真的是一般无二。我想他肯定对着镜子练过。不过，假如不是底版好，相貌英俊，再练也白搭。文学之外，同学们亦各有专长。本班同学中，李继凯的字清秀雅洁，我当时负责编印团委的油印刊物《青年之家》，刻腊纸的主要是继凯和邱林。孙家昌的篆刻功力颇深，他为我刻的名章我一直珍藏至今。葛云生个子不高，可他是校篮球队员，身手矫健，动作潇洒。有一次他背对着篮板，接过从对方篮下的一个长传，也不向后看，仰身后拨，球就进了篮筐，赢得场上一片喝彩。傅刚的双杠玩得透溜。阶梯教室南边枫树下，每天傍晚都会看到傅刚和郭杰两位“杠友”在切磋技艺。前些时和他一起喝酒，这位满头白发的北大著名教授又来了精神：“我可是悬腕挂住能翻上去的。”我不懂他的专业术语，这里记录的酒话错了责任也在我。其他如朱存明的绘画，邵长青的摄影，李玉华的长跑，冯驰的英语，都堪称一绝。我们班年龄最小的朱榕也是多才多艺，一次班级组织文艺演出，我请她担任合唱指挥，她一半谦虚一半自负的说：“我都好多年不干这个了。”引得一旁的彭方莲大加叹赏。更能走进我内心的是“小家伙”杨洪海。洪海年龄小，聪明，字写得好，会吹小号，极有人缘。表面看上去他常跟在我后边，实际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更大些。我在农村能看到的书不多，所以很多文章接近成诵。当我私下里向他显摆时，洪海故作惊奇的表情，让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我那点可怜的交响乐知识实际是由他启蒙的，是他告诉我交响乐团的一般配置与乐手的位次。大学期间到徐州体育馆看中央乐团、战友文工团的演出，应该都是他买票邀我一起去的。当时臧玉琰先生一曲高天流云的《牧歌》，真是余音绕梁，至今难忘。还有一个拉手风琴的很帅的高巴宁，是洪海特别欣赏的。我在农村压抑多年，造就了一种委屈内敛的行为风格。事实上我对自己也不满意，但已很难改了。也只有洪海会嗔怪地说我：“你看你，走路像个小老头一样。”我知道这是想让我更“完美”一些，所以听来有点伤感又觉得亲切。前几天翻看毕业时的留言本，第一页就是杨洪海写的，那是1981年1月，大家似乎一直沉浸在离别之前的感伤里，而洪海却用戏谑的口气写道：“愿张小谋是个男的！”随着课程学业的进展，我们慢慢熟悉了中文系的各位老师。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大一时的各位老师。我们记得教写作的徐荣街老师讲描写要抓特征，说淮塔大门像两个铁壳热水瓶；讲《论语·侍坐章》的李颖生老师尖着嗓子道：“点，尔何如？”教现代文学的高树森老师以讲台为掩体图解“壕堑战”，又卷起书本扛在肩上来回表演“荷戟独彷徨”；邓星雨老师讲现代散文讲杨朔轰动一时，他用方言而强化顿挫感，听来极富表现力，至今难忘他半背着学生，用粉笔笃笃地点着黑板：“我一直在想……”廖序东先生是中文系主任，但他更像个学者，而不像管理者。廖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以体系自然、内容平实为特色，很容易为学生接受，现在早已成为经典，也是采用高校最多、发行量最大的高校教材。我们当时用的江苏省四所师范学院合编的《现代汉语》教材，正是后来名满天下的“黄廖本”前身。我曾经拿我们用的教材和后来的“黄廖本”作过比较，除了语言案例多有调整补充，体系基本未变。廖先生教我们古代汉语，特点亦是深入浅出。当时给我们发的油印的选修课教材《常用汉字孳生谱》，我保存了好多年。我对汉语及文字学没有研究，但我直觉地认为，那种从字根到字群家族的认知与展开方式，既符合汉字孳生规律，又契合人的认知规律，对于提升语文教学效率一定很有帮助。吴奔星先生才华横溢，新诗写得很好，即使后来八十多岁时写诗仍然很有激情。他三十年代20几岁时就担任《小雅》诗刊主编，著名的印象派诗人李金发投稿，先生嫌其怪诞而不用。这是吴先生在课堂上讲的。大三时给我们开的一门选修课叫《现代文学风格流派研究》，我还记得在阶梯教室上第一次课，先生说：“我开的这门课，没有多少系统性，却有很强的学术性。”先生完全不受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局囿，课堂上他让当时的硕士生徐瑞岳，在黑板上抄写一首林逋的《长相思》（吴山青，越山青），又抄写一首徐志摩的《沙扬娜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就这样一古一今、一诗一词的纵横发挥。吴先生在《文学评论》发表的论文《试论新月诗派》和《诗的明朗与含蓄》，也都文采斐然，很有可读性。吴先生有着更多的文人或诗人气质，我想，如果仿正史作传，吴先生应入《文苑传》而非《儒林传》。王进珊先生那时已过70岁，可依然是风度翩翩。彭城路宽段美芳照相馆的橱窗里，一直摆放着王先生侧影微笑的照片，那风度，那气质，让一旁的俊男靓女都黯然失色。我们每次经过那儿，都会驻足观赏一会；我们都还带着满身土气，可我们的老师让我们自豪。王先生教宋代文学，使我们掌握了一种学习方法，就是编年表，把宋代重要作家数十人按生卒年编成一张表，宋代文学的发展便很容易形成一种框架结构了。有一天上课，进珊先生从包里拿出一块绸布，上面挂满了宋代的铜钱，按年号从建隆到咸淳，差不多集齐了。先生让他的研究生吴敢把绸布挂在黑板上，一边端详，一边搓着手说：这不是学问，但培养点与专业相关的兴趣爱好，还是蛮好玩的，蛮好玩的。先生是南方人，普通话带方音，加上年老气促，讲话多短句。上课读柳永的名篇《雨霖铃》“寒蝉凄切”，听起来全是去声字。下课后陈家民笑曰：“王进珊老师读宋词，一溜的仄声韵。”现在想想，那时没有教学评估，没有督导组和学生评教，老师们可都是兢兢业业，因为谁都在乎自己的声誉；那时没有多媒体，没有微课、慕课和翻转课堂这些花样翻新的玩意，教学效果全系于教师的修为；那时老师们很少发表或不轻易发表论文，可谁都承认他们的真学问。那时一周六天上课，而下午基本无课，学生不读课外书是不可想象的。我喜欢古代文学，就把当时图书馆所有的十几种文学史全部看了一遍，除了社科院文学所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两种基本教材，另外还有郑振铎的插图本、刘大杰的发展史，北大1955级的红皮本，甚至包括四十年代出版的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童行白所著的以儒道南北二家分流为线索的文学史。那时没有现在这么阵容强大的学生工作体系，几乎就没有谁来管我们。同学中除了少数应届生，大多数人都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沧桑，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当然，那时学生中没有独生子女，有的只是拖家带口来求学的老学生；那时也没有手机、游戏机等等诱惑，有的只是五年、十年才得读书机会的感恩与珍惜……当然也不无遗憾。我们这一届同学大都阅历沧桑，一方面是曾经沧海的老成持重，同时也不复有青春的激情与浪漫，这无形之中使得我们的大学生活减却了许多色彩。年龄大的出生于46年，年龄小的是62年，完全是两代人。我界于老少之间，也早已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记得郑云波老师、顾莉莉老师等不止一次说过：“你们是大学生哩！”这里“大学生”三字读重音。大概老师们也觉得我们不太像大学生吧。可那有什么办法呢！十一届高中生压缩为一届，有代沟是必然的。年少者思动，年长者嗤之。我当过两年班级团支部书记，深感组织活动之困难。想想真应该请那些年轻的少男少女们原谅，和我们这些年齿老大的人同窗四年，真是让你们受委屈了。当然，也曾有过一些诗情画意的场面：团支部组织游云龙公园，在假山和拱桥那儿，留下了很多美丽的倩影；云龙湖边的篝火晚会，马啸同学让人打着手电，朗诵他的诗作《献给不相识的姑娘》……1977年到现在，转瞬间四十年过去了；就像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几天就看完了。可是我清楚地记得那年九月份听到恢复高考信息时的激动心情，记得十月份高考报名时老少若两代人拥挤排队的感人场面，记得十一月份初试时数学因错一小题只得了98分的懊悔，记得十二月份雪后在沛县中学复试和作文题目《苦战》，记得春节前接到徐州师院录取通知书的欣喜和乡亲的祝贺，也记得次年三月我独自背着行囊到学校报到的憧憬与希冀……而现在，我只希望到二十年之后的2037年，甲子再周，又逢丁巳，我们还能重回母校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