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破解“高尔基之谜”:圣徒,还是犹大?

文摘   2025-01-10 17:00   北京  
▲高尔基(1868年3月28日—1936年6月14日),苏联无产阶级作家、诗人、政论家、学者,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

破解高尔基

政治立场转变之谜

作者|金雁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1期、第2期
苏联时期的城市,第一条主干道叫列宁大街,第二条通常就叫高尔基大街。高尔基这位苏俄文学的泰斗,一生曾有过多次“自我否定”的价值观大跳跃。对他的评价像来回烙饼一样不停地翻个儿。在1992年否定高尔基的浪潮中,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的书作为“思想上有害的作品”被一些愤怒者付之一炬。

高尔基曾被誉为“革命的海燕”,又因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与列宁发生冲突,成为“不合时宜者”的代表。按理说,不能接受列宁式的革命,就更无法接受斯大林模式的那一套,但奇怪的是,他却在斯大林的召唤下回国,并成为吹捧斯大林体制的“御用作家”的领军人物,“红色文豪”。有人形容,高尔基这只“海燕”变成了一只诱捕不同观点野鸭的“家鸭”。

他是不明就里,还是思想误入迷途?是圣徒,还是犹大?

一、从“海燕”转变为“不合时宜”者

高尔基原本是草根作家,1905年以前,他是革命者的私人朋友,同时又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人道主义者。

1906年初,他去了法国和美国。美国是个市民社会,本国作家也不像欧陆国家那样被尊为“文豪”,作家的地位不如白手起家的富人。高尔基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冷遇”,这使他的思想迅速“左倾”化。小说《母亲》《仇敌》《夏天》《忏悔》,反映了工人运动,高尔基从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狂热的拥护者。

也有人认为,高尔基的转向与他私人生活有关。此时他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交际花玛丽娜热恋,被列宁称为“奇人”的玛丽娜美貌,而又热衷于革命冒险活动,还是一笔遗产的执行人,她点燃了高尔基心中的革命烈火。
十月革命时,高尔基基本上是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看待这场“革命”。尤其在新当权者开始封杀孟什维克后,高尔基用募捐主办的《新生活报》便成为孟什维克声音的主要来源。不愧为大文豪的高尔基,用大量文学语言对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和批判。 

 高尔基的价值天平又摆回到良知、善性、人道的立场上。这时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完全不是战友,即使不是对手,也存在巨大分歧。

 他在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说,全俄肃反委员会干了多少卑鄙龌龊的勾当,这个政权“正在激起我对它的反感”。捷尔任斯基说,这时的高尔基与“反革命”没什么两样。 

列宁对高尔基一直比较客气,可能基于两种考虑。高尔基与那个美女前妻玛丽娜是一大笔遗产的执行人,他们给列宁们最多(经济支持),尤其在布尔什维克最困难的时候。列宁念这个旧情。更重要的是,他主要还是利用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声誉和能量。高尔基可以在国际交往中做政治家无法做到的事情。他是苏俄政权能借之获得外界捐助仅有的中介。在1921年的饥荒赈灾中高尔基就出了大力气,美国的大施主来俄国就是由他牵线搭桥的,即便出国后,他仍为此事奔走。

以列宁对高尔基的了解,他虽然经常冒出令人恼怒的“傻气”,但根本上仍站在新政权一边,不是苏维埃真正的敌人。
列宁多次建议高尔基到下面走走看看。每当让高尔基离开首都时,都是为了政治上的便当,以免他碍手碍脚。

1921年,不满苏维埃政权的高尔基出国,先在德国,后在意大利长住,一去就是十年。

二、回国之路:转向“合乎时宜”

在意大利,高尔基的日子并不好过。墨索里尼上台后,他处于被监视中,厨师就是警察局的人。

客居他乡、年老的高尔基思乡之情越来越浓烈。但他也知道,以他当年抗议新政权“滥施暴力”的态度,没有最高当局的首肯,任何回国的邀请都是无用的。

其实,斯大林对高尔基想回国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台阶下来的心理动向一清二楚。而作家本人可能还不知道,苏联国内围绕他回国问题正在展开一场权力的较量。

1924年列宁去世后,苏共党内度过了一段集体领导的“政治空白期”。斯大林很重视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及其活动能量等“软实力”。他在党内根基不稳、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非常需要列宁的“挚友”为自己增添政治砝码。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高尔基在伦敦存放有大批档案,谁都不知道这些档案具有什么样的杀伤力。 

斯大林指示新闻出版局局长做一些铺垫工作。1928年,纪念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36周年。秘密警察头子雅戈尔组织了大量“各界民众”的电报、信件发往意大利,抒发对“海燕”的思念之情。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命令,表彰高尔基“与反对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进行斗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同年,莫斯科市委以致全市人民公开信的形式,要求普及高尔基的作品。 
于是,高尔基的回国之路异常通畅,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让高尔基感激涕零。西方报纸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认为举全国之力迎接一位作家回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高尔基成为苏共党内斗争的“棋子”。

苏联政府为高尔基在莫斯科河畔建造了一座豪华住所,但大部分时间高尔基都住在距莫斯科100公里的斯大林别墅的附近。高尔基成为唯一可以随便去见斯大林的人。他们“一个叼着烟斗,一个吸着烟卷,单独聚在一起,喝着葡萄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高尔基很清楚,他与斯大林是“主仆”关系,回国的一切优惠都是“主人”的恩赐。他在日记和信件里称斯大林为“主人”。斯大林深知高尔基,他说:“高尔基虚荣心强,我们应当用粗绳索把他拴在党的身上”,“我们要用荣誉把他拴住,让他知道,如不听话就会失去很多东西,高尔基只要上了这个套,我们就要加以利用。”

三、红色文豪:马戏团的“丑角”
从1930年代开始,高尔基对斯大林谄媚的用词逐步升级。1931年,他写到斯大林时,用叙述笔调,如“斯大林同志说……”;1932年开始用赞扬的定语,如“我们的领袖”;1934年:“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堪称第二个伊里奇·列宁”。高尔基成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奠基者。

从1928年5月到1933年,高尔基每年回国住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托洛茨基、布哈林先后被斯大林打败。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清洗运动”。高尔基曾经在意大利给斯大林写过一封长信,在承认斯大林权威的前提下,委婉地表示了对党内斗争的不理解。 

现在大量公布的档案资料证明,高尔基的转变基于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自身人格底线的崩溃,沾染权力后独立性的丧失,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争的厌倦和绝望”。他承认,如果你不愿向制度作出妥协,你休想从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其次是他的虚荣,在国外的寂寞与回国后鲜花簇拥、众星捧月般的迎来送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享受了任何作家生前都没有享受到的荣誉,他认定苏联才是自己的家园。

他与斯大林达成某种默契,当然这种交换的主动权不在高尔基手里,他必须以自己的表现成为“斯大林集中营中自由的囚徒”。

斯大林知道,要改变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习惯,需要一个有权威的知识分子做表率才更有说服力。 

为此,斯大林下了很大功夫。只要高尔基踏上国土,就注定要扮演斯大林所希望的角色。罗曼·罗兰称回国后的高尔基像一只“鼻孔穿上铁环的老熊”、马戏团的“丑角”。 

1929年,高尔基被安排参观“索洛维茨劳改营”。此前这个劳改营的逃亡者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叫《地狱岛》的书,揭露了劳改营中很多惨无人道的细节,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高尔基游览了劳改营后,在集会上热泪盈眶,说:“我感到幸福、激动。这里所讲述的一切不能不使人激动万分。”他这样赞美劳改:“对人的原材料的加工,比对木材进行加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 

西方称,高尔基已经彻底投降,成为斯大林政治的传声筒。

斯大林授予高尔基“列宁勋章”,但还要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

1920年代,苏俄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学团体,喜欢党内民主。在高尔基的倡议和策划下,联合会被取消,成立了在党统一指挥下的作家协会。 

此后,苏俄文学的人文精神消失了,宣传功能变为主要的,文学变成政治的工具,以党性为唯一原则。以作协为样板,美协、音协相继建立,以后所有社团都是党的,都必须服从党的政治纪律。

斯大林需要为自己树碑立传。已经组建的几套班子都没能写出理想的效果。斯大林命令高尔基主编多卷本的《苏联国内战争史》。该书第一卷在1938年才出版,那时高尔基已经去世了。 
四、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

斯大林还要高尔基为自己写一部传记。他急切企盼一本颂扬他的书。为了这部书,斯大林有时不得不迁就高尔基,但高尔基始终没有写。 

高尔基为什么不想写呢?1933年以后,高尔基“因健康原因”不再被允许出国。实际上,他回国以后的一切行为都在被监控之中。他与别人的通信,第一阅读者是国家安全局,他能阅读到的《真理报》是为他一个人印制的,秘书是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电话、信件、出行与接待来访都由他控制着。高尔基不精通外语,安全部门为他专门翻译“外国舆论”。

1935年,在高尔基病重期间,斯大林通过他的前妻拿到了他存放在伦敦的档案。高尔基的日记也落到秘密警察头子雅戈尔的手里。 

在高尔基病重期间,《真理报》像当年列宁病危时那样,定期发布作家的病情,斯大林曾探望三次。1936年6月,68岁的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为其送葬,官方评价的调子不能再高了。应邀参加追悼会的法国作家纪德一语道出真谛:“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各国的大作家几乎都是造反者和不安分的人,在苏联头一次,大作家也不再是反对派分子了。”不知这对死者是大褒,还是大贬?

高尔基曾经是“海燕”,这与他后来的“家鸭”形象形成对比,令人难以置信。如果高尔基没有过去那些深刻入骨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人们或许会谅解他后来的“愚忠”和“受骗”;如果他后来只是一般地应景和随大流,人们或许也会谅解他被迫放弃过去的思想是出于无奈。但是,他是什么都看得透彻的明白人,回国后大讲那些他不可能真信的、与过去截然相反的话,而且那么起劲,这究竟是为什么?

高尔基年轻时曾写过一篇叫《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的文章,痛骂俄罗斯知识界整体的堕落。现在,是否可以把这句话套在他身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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