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美关系的十大“良治”与十大“痛点”

Abstract: On January 20, Donald Trump was sworn in as the 47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delivered his inaugural speech. He reiterated his "America First" agenda, declaring that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now. A series of executive orders he signed were widely noted: decla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at the southern border and deploying troops to counter what he described as the "catastrophic invasion" of illegal immigrants; declaring a national energy emergency to ramp up traditional energy production, end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Green New Deal," and rescinding electric vehicle incentives to save America's traditional auto industry; establishing a foreign tax bureau and imposing tariffs on imported foreign products; renaming the "Gulf of Mexico" to the "Gulf of America"; expanding U.S. territory and planting the American flag on new horizons; and sending American astronauts to Mars.

“脱钩断链”这一政策理念，构成了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对华战略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特朗普步入第二个任期，中美关系的动态却展现出从“脱钩”转向“融合”的可能。

众所周知，特朗普在其竞选活动中高举“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帜，这一口号不仅激发了美国民众的广泛共鸣，也深刻反映处特朗普对于国家未来发展的强烈愿景。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关键要素之一就是致力于振兴美国制造业，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促使制造业岗位回归本土，从而有效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缓解长期存在的就业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可以积极探索与美国的合作新路径，尤其是在产业链整合方面。具体而言，中国可以凭借其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为美国制造业的回归提供一个更为广阔和高效的平台，通过深化两国在产业链上的互补与合作，中国不仅能够有效缓解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还能进一步促进中美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当地时间1月20日，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应邀在华盛顿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典礼。在美期间，韩正同当选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并分别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桑顿等。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富有活力和科技最发达的前两大经济体，此次会面，对于双方开展互利合作，找到建设性和稳定的相处之道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特朗普曾于海湖庄园举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中国和美国拥有携手解决全球所有挑战的能力。”尽管这番言论被部分观察家视为含有夸张色彩，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当前世界正逐渐趋向于形成G2（两国集团）的发展态势，即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中国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日益核心的角色。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包括但不限于贸易不平衡、技术竞争、地缘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分歧。然而，如果中美两国能够超越当下分歧，搁置争议，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与长远眼光，共同致力于通过对话与合作来扩大双方合作的“蛋糕”，那么由此产生的互利共赢效益，将远远超越因冲突和对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维护国际安全稳定等多个领域，均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通过加强沟通，共同探索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不仅能有效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还能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动力，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繁荣的世界。

在产业发展的“细分图谱”中，美国的优势在于其卓越的创新能力，不断在科技前沿探索突破，引领着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而中国的优势则在技术应用领域，擅长将先进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大规模、高效率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基于各自优势的分工模式，使中美两国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形成了高度的互补性。正因如此，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均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双方合作，不仅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还可以加速全球产业链的升级与重构。面对未来，如果中美双方能够秉持开放合作的精神，将共同做大全球经济“蛋糕”作为长远目标，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深化经贸往来、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就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特朗普执政，台湾问题或将迎来新的改善契机。特朗普其个人特质在于他是一位精于谈判且思想灵活多变的领导者。这将意味着他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并不拘泥于固定的意识形态框架，而是更加注重实用主义，擅长在复杂的国际棋局中寻找可以交易的空间。具体而言，特朗普对于所谓的“民主同盟”关系持有较为不屑的态度，并不一味强调传统盟友的“共同利益”，而是更加看重如何通过这些关系来最大化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可通过谈判以及交易，就台湾问题达成新的共识，即所谓的“第四公报”。这一公报的核心内容，将标志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从过去的模糊或默许“台独”转向明确反对“台独”，从而为中国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特朗普政府的这种转变，虽然基于其独特的交易式外交风格，但无疑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从特朗普本次就职演讲来看，特朗普对于战争持有明显的规避态度。中美两国未来或可在南海争端这一复杂议题上，探索并建立一种适度且富有建设性的“共同管理”模式。考虑到南海地区错综复杂的主权争议，尤其是当中国与菲律宾等直接相关的主权声索国之间可能爆发军事摩擦时，美国由于其在该地区的广泛利益及盟友关系，往往难以做到完全置身度外。在此背景下，为了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倾向于寻求一种折衷方案，即通过中美之间的协商，在南海实现某种形式的“共同管理”。这种模式下，美国可以继续利用其强大的盟友网络，如菲律宾、日本等国，来维持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影响力，同时确保地区稳定与和平。

为确保双方不会因误解或误判而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中美两国需建立一套健全且高效的军事遭遇与沟通机制——涵盖情报共享、危机预防、冲突降级以及紧急情况下的联合行动规范等多方面内容，旨在通过提前规划与合作，有效管控意外遭遇的风险，避免升级为全面热战。

“特朗普回归”之后，“退群”已经成为现实。特朗普已经签署美国退出国际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美国必然会大幅度减少甚至停止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从而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量。鉴于美国近年来对传统盟友关系的“轻视”态度，以及对北约这一重要安全框架的忽视，美国传统的盟友欧洲也在深刻担忧特朗普对美欧关系的破坏。但这也在另一层面上，促使中国和欧洲，在推进全球化、气候和维持和平等方面，将产生更多的共同利益，促使中欧关系的缓和与深化。

为了有效应对可能由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威胁，防止可能发生的经济对抗将对欧洲的经济利益的进一步损害，同时避免在地缘政治的安全战略考量上由于过度依赖美国造成的“牺牲”，欧洲多国政府开始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国际合作路径。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可能会在某些关键国际议题上，也采取更加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再盲目追随美国的步伐。在此背景下，欧洲加强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成为可选项。欧洲可能会倾向于深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通过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领域建立更加稳固的经济合作机制，来平衡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也为其本身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的东亚邻国也可能因为特朗普政府的上台而迎来与中国关系缓和的新契机。实际上，当前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展现出与中国加强合作的积极态度，认识到与中国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必要性。与此同时，韩国最大在野党的领袖李在明同样秉持着促进中韩关系深化的理念，主张通过对话与合作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与挑战。

在特朗普政府威胁一系列关税战所带来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下，东亚国家开始寻求更为稳定和多边的贸易伙伴关系。这一趋势为中日韩三国之间推进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了新的动力。三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不仅能够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还能加深经济一体化程度，共同抵御外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此外，中国加入CPTPP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加入CPTPP将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一步。这不仅有助于中国进一步融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还能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准入机会，同时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在特朗普竞选活动期间，他明确提出了一项核心主张，即致力于推动俄乌冲突的停火。鉴于当前战场态势，俄罗斯显然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因此，若要使俄罗斯愿意坐到谈判桌前，寻求通过对话来化解争端，中国的参与和斡旋无疑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所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已经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这一倡议旨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安全秩序，符合包括俄乌双方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如果中国与美国能够携手合作，展现出高度的默契与协调，共同推动俄乌双方走向停火，那么这将为解决冲突迈出关键一步。

一旦俄乌冲突得以平息，作为拥有强大基建能力的国家，中国无疑将在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工作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拥有先进的建筑技术和丰富的国际援助经验，能够为乌克兰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促进其经济社会的快速恢复与发展。

特朗普政府及其执政团队在美国推行的系列改革举措，或许能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具体而言，关于如何有效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如何通过去监管来发展生产力、如何通过拓宽税基以增加税收来源以及采取积极措施削减国家债务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均对我们有多种层面上的借鉴意义。中国可以通过深入研究特朗普的对内改革何精简流程、利用先进技术优化服务，以及保持对长期目标的坚定追求，来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改革路径。

如果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采取与首任期相似或效仿拜登政府时期的策略，持续对中国实施压制性的政策，而中国方面则坚定不移地走开放发展之路，这一情境下，会增加中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程度。鉴于美国对华以至于全世界的移民都抱有强硬态度，那些原本倾向于在美国寻求发展机会的高端人才，可能会因为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科研合作的限制以及职业前景的黯淡等因素，重新评估他们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坚持单边开放政策，不仅是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积极响应，也是应对外部压力、吸引全球智慧、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通过持续扩大“单边开放”策略，中国不仅能够巩固和深化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还能有效缓解因外部制裁或打压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的地位，是赢得全球人才竞争的关键之举。

在台湾问题上，尽管“战略模糊”政策在过去给予了美国斡旋的空间，但也加剧了与中国的矛盾。特朗普新政府可能会考虑制定更激进的政策在台湾问题来“敲诈”中国以实现其在台湾问题上或者其它问题上的目的。和以往一样，美国可能会明确支持台湾的独立性或增强台湾的防卫能力。尤其需要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内部存在很强大的反华力量，他们可能会“挟持”特朗普的政策。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特朗普新政府一旦激进地改变其台湾政策，配合台湾分离力量推动“台独”，那么或将台海局势推向战争的边缘。

在南海问题上，对于南海争议中的国家，特别是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美国不仅在军事上提供支持，甚至通过军事演习和军备销售向这些国家施加影响，形成美国培育代理人冲突的土壤。一旦国际形势高度紧张，南海局势就更容易被误判与激化，成为中美两国间接、甚至直接军事冲突的导火索。

此外，特朗普推动的经济保护主义、贸易战以及军事对抗政策，也可能导致周边国家在大国博弈中被迫站队，进一步激化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

朝鲜半岛冲突的风险，尤其是对中国而言，涉及多个复杂因素。首先，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仍是半岛稳定的主要威胁；且在经济和国际制裁的压力下，朝鲜可能选择激化局势以寻求外部支持，尤其是与俄罗斯的日益紧密关系可能推动其采取更具挑衅性的政策。其次，韩国近期的内政动荡也为朝鲜半岛局势增添了不确定性。如果韩国政局不能快速恢复稳定，可能会让朝鲜认为有可趁之机，借此搅动局势。此外，朝俄在能源与军事合作上的同盟可能成为摩擦加剧的催化剂。中国与俄罗斯在许多领域保持战略合作，但若朝俄同盟形成更紧密的军事和政治联盟，可能迫使中国在半岛问题上面临更加复杂的选择。

特朗普极力推动虚拟货币发行很可能将加剧全球金融体系的动荡，并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构成一定风险。虚拟货币作为去中心化资产的优势在于能够绕过传统的金融管控。美国若加大对虚拟货币的支持，尤其是在其政策旨在强化“美国优先”的背景下，可能促使全球金融系统出现更加多元化的支付体系，这将直接挑战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推行的数字货币国际化战略。

与此同时，宽松虚拟货币政策能够吸引更多资本流向其金融市场，增加全球对美元的依赖。这可能加剧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金融风险。中国数字人民币对外扩张时，若遭遇美国在虚拟货币领域的激进政策，同时可能迫使中国加速应对外汇和支付系统的潜在风险。

特朗普政府未来可能通过科技领域的“虚拟帝国主义”形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尤其是在芯片、人工智能（AI）等领域。美国及其盟国可能会以“科技战”形式，采用类似“AI曼哈顿计划”的激进手段；通过加大研发制裁及技术封锁，直接削弱中国在关键技术上的竞争力。

“虚拟帝国主义”是结合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及数据控制等多方面的制约。通过精确锁定关键技术，如高端芯片制造与AI算法，采取断供、封锁技术标准、限制人才流动等手段，进一步固化全球科技“西方中心化”的格局。

“小院高墙”到“大院高墙”的转变趋势，体现了战略收缩和强化制衡的对华方针。通过全产业链打压，目标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竞争，更深层次地在于削弱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这种策略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尤其是对中国在高技术产业、全球供应链中处于关键地位的忌惮。

通过加大贸易战、科技封锁、限制资本市场等手段，切断中国与全球市场的连接，减少其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深度。科技和产业的全球化协同效应将迫使中国在短期内面临更大的经济和技术压力，进而影响到其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通过进一步加剧结构性对抗，来压制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崛起。

随着特朗普家族影响力的扩张，美国很可能出现如特朗普式商人家族的政治影响力扩张的寡头化现象。这将加剧美国对华政策的碎片化趋势：多个寡头以各自利益为导向，借助国家力量对中国进行“交易”甚至“敲诈”。首先，跨国企业家如Elon Musk等能借助其商业帝国的影响力推动特定政策，使得美国对华经济策略具有更多“企业化”的特点，进而更加注重短期商业利益而非国家整体利益。

其次，特朗普式的“交易性”外交将强化这种寡头主导的局面：个别寡头通过经济、技术或市场的控制权，迫使中国作出让步。这种多重博弈的局面，意味着中国不仅需要应对美国政府的整体压力，还需在各个层面上面对来自美国不同跨国企业的利益掣肘。

如果美俄关系正常化，甚至“结盟”成为现实，这一黑天鹅事件将对中国构成重大地缘政治风险。若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某种形式的合作，中国可能被迫做出战略选择。中国的外交空间将受到压缩，可能会被视为美国与俄罗斯交易的“筹码”。

如果美俄走向“结盟”，意味着美国可能会放弃与中国对抗的单一战略，转而通过拉拢俄罗斯来压制中国。这种局面将令中国在外交上受到两面夹击，陷入被动局面。中俄虽然在经济与军事上有着互补性，但若美俄合作密切，俄罗斯可能会更倾向于与西方达成妥协，甚至可能在关键战略问题上偏离与中国的合作轨道，这增加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不确定性与被孤立的风险。

中印冲突潜在风险主要来源于美国在印太战略中的参与。特别是在QUAD的框架下，印度逐步靠近美国可能改变区域局面平衡。尽管中印边界冲突有缓和迹象，但印度与中国的长期边界争议和安全对峙仍构成不确定性，这也体现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战略地位上。

印度作为全球南方的潜在领导者之一，若得到了美国的显著支持，可能会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关键“棋子”。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可能加剧中印之间的敌对情绪，尤其是在贸易和科技领域增加中国的竞争压力。然而，从中美关系看，围绕全球南方的利益并非只有“冲突”一种解决方式，中国仍能够通过经济合作和外交手段，在某些领域维持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减轻印度趋向美国带来的风险。

西方国家中的右翼势力，特别是通过“美国优先”政策和“欧洲极右翼”崛起，正在推动一种排外的、民粹主义的国际秩序，意图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重构全球治理体系。这些国家在强化自身地位的同时，力求将中国排除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之外，这将对中国构成明显的地缘政治风险。

这种西方“法西斯化”的倾向表现为对全球化的反弹，尤其是在贸易、科技和外交领域的竞争加剧。右翼势力通过强化民族主义，推动以美国为主导的双边主义政策，不仅威胁到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还可能在国际机构中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同时，中国崛起引发的地缘政治紧张，也使得西方国家逐步将“去中国化”作为应对策略，限制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架构中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