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毛岸英是他的孩子。
但毛岸英没有因为他获得任何的特权和优待，因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的孩子，和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孩子是一样的。
你要知道，他这个人是无私的，有国家，有天下，有人民，唯独没有自己。
为了新中国，为了那条“人人平等、天下大同”的路，他失去了很多很多。他甚至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儿子、父亲、丈夫那样享受世俗的平安喜乐；他甚至要失去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志和爱人。他的妻子、儿子、侄子、堂妹、弟弟......他的六位亲人，都倒在了这条路上。
毛岸英短暂的前半生充满了苦难，8岁时就随母亲入狱。
在监牢里，他时常看见有叔叔阿姨唱着《国际歌》走出牢房，走向刑场。他问妈妈：“什么叫饥寒交迫的奴隶？”妈妈说：是那些被富人、军阀欺负的老百姓，是那些敌人杀死的烈士......
后来母亲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毛岸英被保释出狱，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来到了上海，不幸的是，上海地下党很快也被敌人破坏，三兄弟因此流落街头。岸英、岸青兄弟两人相依为命，靠捡破烂、捡烟头、卖报纸、给人家推车为生，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还经常遭受巡捕和特务们毒打，那是一个“三毛流浪记”的故事。
毛岸英14岁时，地下党终于找到了两兄弟，组织把他们送去了苏联学习。毛岸英先是进入了国际儿童学院，成功加入共青团，后来又考进苏联军事学院。
在苏联爆发卫国战争后，毛岸英加入苏军的一个坦克连队，在里面担任党代表，还获得了中尉军衔。
1946年初春，毛岸英回到了延安。
回国后，毛岸英和父亲在一起只吃了两天饭，毛泽东便要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 大灶，并让他到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
毛主席原话是：“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到吴家枣园去！那里能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毛岸英欣然收拾行囊，去上”劳动大学“，从开荒、耕种学起，在吴满有家，毛岸英不仅和吴满有一家老小成了至交，而且与农民后生们也相交甚好，不分彼此。在村里人眼里，毛岸英这个小伙子不仅没有架子，还从不偷懒，干活也有模有样。
毛岸英向枣园的老村长郝光华，村民吴满银、杨培中学习农业技术。吴满银是大哥，杨培中是二哥，毛岸英是小弟。从到枣园的第二天起，他就跟着大哥、二哥下地开荒了。白天，他向哥哥们学习开荒，运粪，施肥，点种洋芋、苞谷、谷子；晚上“学生”变成了“老师”，给哥哥们教文化课，给全村青年讲政治、讲科学知识。
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天刚蒙蒙亮，他就给房东挑水、扫院子、劈木柴；晚上收工回来，他不是捎捆柴送给“五保户”，就是割捆草喂房东的牲口，还时常走东家、串西家，调查村民的生活状况。
毛岸英“劳动大学”毕业，回到父亲身边。脸也晒黑了，手也磨出茧子了、头扎羊肚手巾，完全像一个陕北农民。
解放后，他从未在党政机关当领导，而是去北京机器厂做了一名工人，新婚之后，就去工厂下基层了。
“工休的时候，大家就跟他天南海北地聊。大伙儿问他：你既是延安来的老资格，为什么不在北京挑个好工作？他说：“这可比农村好多了，我原来当过农民。”大家明白了，这人敢情是个农民。于是就同情地问他：“那你家里肯定很穷吧。”他说：“我家不是农村的。”大家就围着他起哄：“住城里，你干嘛去当农民？”他乐了，就说：“俄大让俄去的。”（陕北方言：俄是我，大是父亲）大家哈哈大笑，“你大真够可以的！放着福不许享，偏让你受罪去”。”
所有和他交往过的人，共同的感受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因为他在工厂里和普通人一样，努力钻研，虚心向工人学习技术，而且，他见不得有人受罪。比如，化铜炉温度高，工人们就穿着背心上班，铜融化的时候，会飞起像雪花似的东西，叫氧化锌。那年月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手段，氧化锌落在身上奇痒无比。
他看见大家身上落满了氧化锌时刺痒难耐，急得不行，就要上去帮着挠。大家劝他说：“不能挠，一挠氧化锌就进去了，更痒痒了。”他赶紧问：“那怎么办？”大家解释道，待会儿拿水冲。他立刻说：“现在就去冲，一分钟也别耽搁。”就这么替工人着想，其实他身上也落满了氧化锌。
“他骑自行车到工厂也就20分钟。可他除了星期六晚上回去一趟，其余时间都是和工人们在一起，睡大通铺。那时候，他才刚刚结婚，老厂长说：“人家真有定力，新婚之后，工作习性仍然照旧。”这是后来他回忆时说的。因为在当时，谁也不知道他新婚，以为他是单身，或者揣测他的家属在陕北。除了每个星期回一次家，剩下的时间他全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
就是吃饭，也是按规矩排队买，然后端着饭盒，和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吃。那时候，工厂简陋，连个饭厅也没有，吃饭时就围一圈儿蹲着。主食吃什么呢？窝头，还经常是在蒸锅里来回蒸的剩窝头，颜色由金黄变成浅黄，变绿再变黑，又苦又涩；菜呢，就是六必居酱园做酱菜削下来的苤蓝皮，用盐水浸浸，他和工人一样照吃不误。”
“195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来了两位工作人员，了解毛岸英在工厂工作时的情况。当时毛岸英在工厂又名毛远仁。一提起那位和大伙儿朝夕相处的“陕北来的年轻老资格”，大家都打开了话匣子，纷纷竖起大拇指。最后，有人还埋怨开了：“这人抬脚走就把我们忘了，大伙儿多么惦记他，就是高就了，也应该抽点儿时间回来看看，我们也好替他高兴高兴！”
听到这话，两位工作人员眼圈一红，哭了。大家觉得事情不妙，就听见那位说：“他已经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屋里的人都惊呆了。在场的一位工人，忽然又想起了“延安人”的父亲让他当农民的事情，就追问：“他的父亲是谁啊？他那么听他父亲的话？”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份表格说：“这是他亲自填写的履历表，你们可以看其中的一栏。”他把其他栏目用手遮严，只留了一栏让大家瞧“父亲：毛泽东”。瞧着这五个字，所有人都落泪了。”
毛岸英作为彭德怀的俄文翻译在1950年10月23日入朝，当时组织部长任荣和毛岸英在一辆车上，任荣和毛岸英很快聊了起来，在任荣的印象里，这个年轻人很谦和，话不算多，不过知识面很广，说起自己的身份，毛岸英对任荣说自己姓刘，父母也是军人。
任荣完全没想到，这个和自己有着一面之缘的年轻人是主席的孩子。毛岸英的工作地点是志愿军司令部首长办公室，他基本只在办公室附近活动。所谓的办公室只是个很简陋的房子，里面的桌子是用木箱临时搭建的。
平时毛岸英工作很忙，闲下来的时候，他会帮着附近的村民干一些农活。他虽然是文职，但干起活来意外的麻利，这让他的同事们觉得佩服，附近的村民都很喜欢毛岸英，当然，他们不知道毛岸英是谁，只知道他是“小刘秘书”。
至于毛岸英烈士的信仰、水平、理想、觉悟，我想给大家贴一封信，是毛岸英烈士生前写给表舅向三立的。
这封信不长，但我希望大家都能好好读一读，这是了解毛岸英本人最好的一封家书，这封信充满了唯物主义色彩，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对“共产党人的人情”做了精彩的诠释，“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
所以，我才说“毛岸英非常优秀”！
然而，那些歪曲的“地摊文学”、“发明历史”，扭曲了人们正确的“共同记忆”，有一段时间，网络上不但贬低、抹黑毛岸英，甚至还有人堂而皇之吹捧对人民犯下累累血债的蒋介石父子。
刘思齐就批评过：“以前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有些出现过毛岸英，但编剧、导演显然对他不够了解，是非常的不了解。比如，毛岸英出来就站在毛泽东旁边，呆呆的，唯唯诺诺的，根本就是把这个人给毁了，好像个傻瓜一样。可反过来，电影、电视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常常是精明能干，还挺有人情味的，那时我心里就有个想法，既然你不了解，就不要写他，他既然出来了，就应该有鲜活的生命，不是吗？”
《让子弹飞》中，胡万在乎小六子吃了几碗粉吗？他只想把小六子逼死，还要在他尸体上泼脏水。将来人们想起小六子的时候，不是想起一个英雄、一个烈士，不是想起他到底付出了什么，而是陷入“到底吃了几碗粉”的恶性循环。
“蛋炒饭”这个梗，本就是自由派公知们发明出来的地摊文学，毫无根据。
这则谣言早就被揭穿，因为成普曾担任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作战指挥所主任，是毛岸英牺牲时真正的当事人和现场目击者。在他写给《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的资料中证实：“彭德怀的床下根本没有鸡蛋，只有苹果。作战室也根本没有饭锅炒勺，并且，铁桶火炉上，用一根很长的铁皮烟筒直通出房顶铁皮之上。因此铁桶火炉根本不能做饭，这样他们怎样做鸡蛋炒饭吃？不知是何人提供的这种资料，简直是天大的谎言。”
2010年，刘思齐老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住院的时候有个同事去看我，告诉我网上有人写毛岸英是因为做鸡蛋炒饭而暴露目标的。这些毫无根据、不负责任的言论让我非常难受，因为我……我就想到，一个烈士献出他生命的时候只有28岁，他在献出自己生命前，遭受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他是活活烧死的，除了古代的凌迟，没有再痛苦的了。网上究竟是什么人，可以对这样一个烈士说出那种话来？他们的心得是多么冷酷？鸡蛋炒饭！朝鲜战场那么艰苦，哪里来的鸡蛋，哪里来的大米，那时候他们吃的是没有破壳的高粱米，排出来还是一粒粒的........“
所有的史料都告诉我们，毛岸英转头冲进作战室，是为了抢出地图，而他牺牲的时候，除了彭总，并没有人知道他是”毛岸英“，只知道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志愿军翻译、”刘秘书“，是个活泼、开朗、努力工作的大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