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延观风
前几天在某些媒体发起对胖东来“爹味管理"的抨击后，顶端新闻采访了近十名已婚、未婚的胖东来男女员工，大多数人对于东来的言论表示理解和支持，并表示胖东来对“移风易俗”早有相关倡导。
就像我们在前两天文章中所说，于东来的倡议并不是强制员工不收彩礼，而是将收取彩礼与享受公司福利二者做出选择：如果员工选择不收高额彩礼，那么公司会继续给予优厚的福利待遇，包括额外的假期和奖金。而如果员工坚持收取高额彩礼，公司也不会因此辞退他们，只是不会再提供额外的福利。
这样的做法其实并不干涉员工的选择权，只是在鼓励员工用更现代、更理性的方式看待婚姻和生活。然而，一些媒体只强调了“不允许收彩礼”的表述，却完全省略了这一选择机制的存在。
对某些媒体的行为，河南省民营企业协会的公众号发文揶揄：”人家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哪里轮得到你们这群妖怪来反对？“
抛开”彩礼“这个很容易引发舆论非理性情绪的关键词，事情其实很简单，胖东来就是一家通过高激励对员工实现高约束，从而使企业服务质量和员工待遇达到双赢的企业。通过这种公平的企业内部分配与激励制度，大部分员工与企业实现了“双向奔赴”。
今天中国经济正处于构建内外循环体系的关键节点，从国家到社会层面都需要个体焕发工作与消费的积极性。然而，市场的主体终究是企业，无论是调动个体工作积极性还是促进消费，最终都还是要通过企业这个一次分配的主体来进行。
看到胖东来这样的企业，人们自然会想到，如果企业都能像这样，那社会整体的工作和消费积极性自然也就提高了。现实当然离这种理想情况天差地远。
现在有组织有声量的媒体和专家最爱讲激发企业积极性。正如我们在《民企不等于私企，恒大的钱不姓许》中讲到的，企业主不等于企业，甚至未必能代表企业。企业是由企业主，管理人员和员工组成的整体，现在市面上的激发企业活力言论，几乎都将激发企业活力偷换为激发企业主活力。诸如呼吁降低社保缴费，让企业主更少承担员工的养老医疗责任，也不看看他们天天鼓吹的西方营商环境里，无论法定还是企业自主购买的员工养老医保占到了多大比例。
这些偷天换日的理论根子上都是涓滴经济学，声称只要把资源奉送到企业主手里，企业主就会自觉且高效地转化为对企业员工的激励，自然而然地激活劳动和消费的动能。把一块冻猪肉从冰箱里拿出来再放回去都要沾一手油，相信涓滴激励的天真背后都是恶意装傻，否则怎么可能这几年惠企调门越来越高政策越来越多，躺平摸鱼却越来越成为显学。
公平和效率是对立的吗？
还是要先讲一些理论的东西。在西方经济政策语境下，“公平”和“效率”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提高经济效率必须牺牲社会公平，促进平等则必然抑制经济效率。肯尼迪-约翰逊太注重公平，所以引发了滞胀；从里根到小布什效率很高，代价是收入分配差距快速拉大。福利保障更好的欧洲经济增长和创新不如美国，还有拉美在福利社会和经济增长（当然，只是以GDP衡量的增长）之间的左右横跳，似乎都验证了公平和效率二者不可得兼。
这是现代经济学庸俗化浅薄化的一个例子，热衷于讨论概念和现象，却不愿深入探究背后的本质。公平和效率背后有一条统一且简单的逻辑线：激励，用这条线串起来，公平和效率本应是一回事。
趋利避害是人的生物学本能，也是经济学的基石。如果某种行为获得了奖励，人就会更积极从事这种行为；如果某种行为付出了代价，人就会减少实施这种行为。分工社会必须构建激励体系，评价某一行为对社会是贡献还是损害，在多大程度上有贡献/损害，再尽量精确地给予该行为相称的奖励/处罚，鼓励社会成员多做对其他人有益的事、少做对其他人有害的事，最终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这便是经济制度的本质。
由此推论，最理想的制度要精确评估每一种行为对社会生产的贡献，再从社会产品中划拨完全对等的分配权，最大限度激发每个人为社会做贡献的积极性。分配上的不公平，无论是激励过当还是激励不足，都会打击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最体现“得所应得”的公平原则的制度，自然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
虽然笔者多次嘲讽作为财政部长的耶伦，但作为学者的耶伦还是有一些理论研究触及了实践本质。她开创的效率工资理论指出，如果雇主开出高于均衡/员工预期水平的工资，就能激发员工的工作效率，公平促进效率，公平就是效率。
这是个再浅显不过的生活常识，但主流经济学对此选择无视，现在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保护企业家产权经济学。对于高效市场经济，产权必要但不充分，甚至可能阻碍某些人心心念念的完美市场（例子：学术期刊垄断知识产权阻碍了知识流通和发挥）。对于评价要素的社会生产贡献，产权有用但不万能。更何况企业的产权（见《民企不等于私企，恒大的钱不姓许》）、劳动者的产权一样需要保护，却只绕着怎么赞美企业主产权大做文章，不免太失学术体面。
经济学的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事实基础，制度经济学的不体面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激励导向一脉相承。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主拥有绝大多数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生产方式与计划的决定权，总之企业主这一私人群体掌握了社会生产的开关，因此只有哄好了他们才能顺利开展生产，体现为“效率”所关注的种种指标。
我国很多企业主，不管做的怎么样，老是希望舆论和社会去赞美他们的”企业家精神“，老是在抱怨人力成本太高，劳动法管的太多，背后的逻辑正是”企业是我的，你不哄好我我就不干了“。
当然，效率指标上去了可不必然代表社会福利变好了，毕竟激励企业主的根本措施就是允许他们压低产量至社会最优水平之下，人为制造稀缺获取垄断利润。举个喜闻乐见的例子，皮大帅当政后的智利是南美人均GDP最高（最有效率）的国家之一，也是南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指标最差的国家之一。
劳动者激励由市场决定的劳动力价格实现。但企业主面临的生存压力远小于劳动者，资本转换形态的灵活性远高于劳动者掌握新技能的灵活性，劳动力的垄断力量远远低于资本要素，所以企业主掌握着对劳动力分配激励的权力，劳动力定价往往低于劳动者“应得”的激励——这也是企业主激励的一部分（这是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进行的解释，本质上和剩余价值论相通）。至于不追求掌握生产资料的西式工会，只不过是一种劳务派遣公司罢了，损害社会利益人为制造劳动力稀缺的事可没少干（如韩国医生工会）。
相比有不少定量指标衡量的效率，“公平”这个模糊的概念可能引出几十种定义。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绝大多数语境中，“公平”不是“得所应得”，而是无限接近“广发福利”，不涉及评价贡献和按贡献分配的过程，恰恰和公平的原意毫不相干（申报LGBT身份就能每个月领钱，和社会贡献完全无关）。
割肉发福利的原因相信大家也都清楚，资本家奖励自己太多太狠，反而没法从劳动者身上榨出消费的油水，搞不好还可能掉脑袋挂路灯，所以只好由政府多向企业主收一些税，发福利向无产阶级妥协。企业主到手的激励变少了，自然要利用所掌握的社会生产控制权做消极抗议，而政府或劳动者都没法跨过企业主产权积极组织生产，各项效率指标就出现了下降。于是现象上公平和效率似乎处于跷跷板的两端，也被西方理论界顺水推舟地把公平和效率完全割裂。
调动企业积极性必须有底线
国内经济学界拾人牙慧，基本承袭了公平-效率分割法，甚至将这套叙事发扬光大。小十年来在各种场合，对“到没到公平优先的时候？”的讨论从来都没停过，隐含的前提当然是公平效率只能二选其一。每次重要文件中是“公平效率”还是“效率公平”，都能被无数阅读理解满分的“经济专家”大加阐发，生产出一套又一套符合金主利益诉求的说辞。
调动积极性是我们党的看家本领，也是制胜法宝。但近年来，舆论尤其是财经舆论界，在试图缩窄“调动积极性”的时间和主体范围。时间上，塑造改革开放前只讲公平导致从来没有积极性的叙事。范围上，凡称积极性必指企业/企业家的积极性（舆论上说社会活力的，几乎全是主张对企业让利，激发企业主积极性）。
企业主的积极性是应该保护和激励，但决不能以过分让渡公共利益为代价去激励。可财经界给出的激发企业积极性方案，不是让政府出钱，就是让劳动者忍耐。
一说要照章足额纳税，他们立刻高喊“企业活不下去啦”，还摆出“普遍违法选择执法”的歪理，理直气壮地法不责众。结果承担巨量公共服务乃至补贴企业责任的中国政府无偿税收收入只有GDP的16%，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倒查税收一查一个准，互相伤害。一说要提高最高工资、给员工足额缴纳社保、落实劳动法，他们立刻威胁说企业都要搬走了。
法治也是他们最喜欢的话术之一，既要政府别管企业的经营，又要政府给企业利益兜底。倘若法律程序做出了对劳动者有利的裁决，对程序正义和法治精神的尊重就会抛到九霄云外。
过去40年里，在这些方面，我们的政府可以说是一直在妥协，结果就是大量中国企业只能靠低税收成本、低人力成本和低合规成本塑造竞争优势，赶着风口飞起来赚取自己的激励。在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营商环境主要经济体中当属最宽松的（IRS可不惯着你）。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当然再没有这样野蛮激励的空间。
《围城》讲，上海沦陷后，号称在上海坐拥好几套豪宅的流亡寓公人数骤增。现在情况亦有类似，高喊“没积极性”的企业主及其喉舌中，几分是真被不合理体制或干涉限制了创新创业空间，几分是没有意愿和能力创新，做着回到野蛮生长的梦，着实难说。
从胖东来看”企业家精神“
这次某些媒体除了对胖东来的”爹味“指责外，还有对胖东来的”造神“指责。的确，我们没必要将优秀企业和企业家的一切言行进行神话，就像笔者也不太认同于东来对汽车行业的抨击，不同领域的企业使命不同，价值实现方式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但仅就胖东来在自身企业范围内做的事情而论，这并不是什么造神，是一份在市场经济范畴内也可以解释的高质量企业优秀答卷，只不过这张答卷打了很多财经喉舌的脸，让大家看到了企业家完全可以是另一个样子，可以通过合理的配置激励，来实现企业、员工和消费者之间三者共赢的局面。
在一些媒体和企业家眼中，于东来大概属于”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在整体大环境没有硬性要求企业向消费者或者是劳动者付出更多激励的时候，他主动做了这些事情。实际上胖东来的企业逻辑并没有脱离市场经济，这些事情正是胖东来能享有超额利润和断档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问题的矛盾就在这里，一个企业家办一个企业的目的本身，到底是不是为了让这个企业能发展得更好？通常所说的”企业家精神“会告诉我们答案为是，但现实中很多人的言行逻辑却告诉我们答案为否。
还是以胖东来为例，胖东来实现高激励的一个关键是作为老板的于东来只分利润的5%，按年1.5亿的利润算，大概750万，有人将之称为”做慈善“。毕竟如果1.5个亿是本金，光放着吃利息可能也有这个数了。所以一般的企业主不会干这种事情。
但事情不能这么看。原教旨市场经济讲一个优胜劣汰，不能光看见吃肉的不看见挨打的，商超倒闭亏损从来不鲜见，不然也不会这么多商超企业让胖东来帮忙整改了。于冬来用只拿利润5%，换来的是企业的超强稳定性以及地方政府和消费者的力挺，只要这套打法不变，不用担心企业遇到什么致命风险。
从报酬端来讲，如果于东来是职业经理人而非老板，那么在非高薪行业领域，750万绝对是顶级报酬；如果于东来是国企领导，那更不可能获得企业利润的5%。只要不把企业资产完全看成自己的，那这样的报酬就是实足丰厚的。
从企业规模来讲，虽然我国很多财经喉舌在过去高速发展阶段总是喜欢讽刺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但落实到企业端，却鲜少有劝阻企业盲目扩张盲目上市的言论。
在工业生产领域，投资积累扩张与相当程度的垄断有其必要意义，但在消费和服务端却往往未必如此，比如这些年连锁餐饮的无序扩张，往往伴随的是价格更贵了口味更差了，企业所有者和高管们自然可以财富倍增风光套现，但对消费者有什么服务品质上的本质提升么？
对胖东来来说也是如此，虽然全国各地网友都希望胖东来能开到自己家门口，但如果胖东来也选择全国扩张和谋求上市，那目前这套高激励高服务高口碑的模式很可能也就不成立了。
胖东来的启示
在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胖东来带来的启示显而易见。不只国企领导人，职业经理，管理层到普通员工需要有更合理的激励机制，对民企老板们来说，如何建立更合理的激励机制也是实现企业高质量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企业经营中，老板发挥的是一种现代化的管理劳动，这种劳动的价值社会当然要给予认可，也要给予相应的激励，但很显然资本运作收到的激励并不是基于劳动，而是基于所有权或者是垄断等等，但所有权的错配正是市场经济下社会大生产的核心矛盾之一。
胖东来给出的答案就是真正着眼于企业发展本身进行精益管理，而不是围绕企业老板个人的资本激励。要明白，企业经营和资本运作其实是两个事情，企业的现代化科学化经营和经济发展没有本质冲突，但纯粹的资本运作与金融游戏走到最后只会一地鸡毛。我们激励胖东来本质上也是在激励于东来本人付出的精益管理劳动，是对真正企业家精神的激励，对盲目逐利，盲目上市圈钱的否定。
另一方面，当下舆论总是在复读”消费降级“，总是在问”消费降级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就问错了人。
由于工业产品的自身属性，当代多数普通工业产品的价格总是越来越低，所谓的“消费升级”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服务业上。但市场不能总拿消费者当凯子，就像旅游旺季的天价酒店最后只会伤透消费者的心，你不能总指望靠用智商税和虚假溢价的方式让消费者多出钱。胖东来给出的答案就是为普通消费者提供真正高品质的服务获得溢价。
最后，就如我们前面所说，胖东来一旦选择扩张，很可能也就不再是“胖东来”了。我们不能指望一家胖东来给全国消费者都带来优质服务，如何让胖东来在各地都能出现才是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里只说最关键的一点，仍然是要完善中国的现代公司制度。不同的企业类型需要不同的发展模式，像胖东来这样的地方商超精品企业，并不需要积累过多超额利润，或者是去拉庞大的直接投资，对占有更多利润的需求不高，发展到了边际递减天花板，选择不扩张本来很正常。
但多年以来国内的企业管理学将这种正确思想弃之如敝屣，总是在鼓励企业都要做成垄断巨无霸或者多领域横跨，这一方面是观念所致，一方面也是由于 现代公司制度的不完善。在不完善的制度下，企业做大老板攫取的资源就越多。动力并不来自于企业的科学发展，而来自于个人逐利本身。这点我们在《民企不等于私企，恒大的钱不姓许》中也已经说过了。
在这次围绕胖东来的种种争议中，谁在真正地为社会的进步负责，最终会有一个公允的答案。也许，关于“企业家精神”，“营商环境”等等口号，社会舆论真的不能只停留在摇旗呐喊，而是真的要好好探讨一下这些名词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