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联办”元老、《财经》王波明官宣退休了！
于是，我再次有了一种强烈的表达冲动！
直到2024年的今天，在我家的书橱上，依然摆放着2008年前后出版的几本《财经》杂志，其中一本是“汶川地震”那期。
初来北京那几年，我多次搬家，每次都会处理掉很多笨重的书刊，但这几本，却始终不舍得丢弃。
作为较早一批的《财经》订阅者（2007-2008），面对面专访过章知方、刘纪鹏（2013）、隔空采访过胡舒立（2010）、近距离聆听过王波明（2010-2017），以及在过往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数次与“泛利大厦”擦肩而过的财经媒体人，都值得我去写一篇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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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做基金经理的同学问我：认识马老师吗？帮我引荐下！
十几年前，在同学成为基金经理前，我和他一起跑两会。有一天，两会结束后，一帮同事们在KTV小聚，姗姗来迟的他，手里拿着一本崭新的《财经》杂志。
多年以后，身在一家公募多年的他，竟然还想认识这本杂志的人。
当时，正在外面忙事情的我，脑海迅速快进到多年前的一个饭局，我和马老师互换了电话号码，当时还没有微信。
只记得，当年的马老师温文尔雅，对时政、财经、文化等现象，以及深层次的内在逻辑，都很有见地。
后来，我通过《财经》杂志老师那里，问到了马老师的微信。
过去十几年，我对《财经》杂志，以及同在泛利大厦的《证券市场周刊》、财经网、和讯网、《成功营销》等媒体同行交往甚多，也对这栋楼现役或离开的人倍感亲切。
也是上个月，前同事的同学加盟《财经》，祝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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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一天，我“苟”在校招考入的一家“中字头”行业报时，副总编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
他桌上放着一本刚出刊的《财经》，问我：你也喜欢看啊？
那一年，整个报社上下，只有我和副总编订阅了《财经》，虽然身在行业报，与金融财经、资本市场，并没有太多关联，但我还是懵懵懂懂地喜欢上边的文字、叙事，以及背后的新闻专业精神。
几个月后，我离开了那家行业报，去了一家创业类的商业杂志。
有一天，我去朝阳门找一位律师同学玩，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与泛利大厦仅一街之隔。
多年以后，一位前财讯传媒的朋友给我说，十几年前，正是财经最辉煌的时候，《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等力作频现，胡舒立团队还没有出走，纸媒还享受着上个年代的余光。
那时候，泛利大厦的租金很高，好多家广告商都畏惧高租金，不得已租在附近的写字楼，而现在整栋楼“空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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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春天，四万亿刺激和十大产业振兴，资本市场V型反转，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歪打正着进入了《金融时报》旗下的金融家杂志。
不过，面对货币政策、M1、M2、存款准备金等生涩词，我又生畏惧，开始怀念商业杂志写作的酣畅淋漓。
于是，在试用期时，我又投了几份简历，包括财讯传媒旗下的《成功营销》和《证券市场周刊》。
话说，我还通过了《成功营销》的几轮面试，最终还偷偷去泛利大厦上了两天班，并参加了一次选题会。
正当我下决心提交辞职报告时，收到了金融家杂志领导的出差通知，几天后，我出现在河南省银监局长的办公室，给他做了一个独家专访。
“银行的人见到我，就像是老鼠见到了猫……”银监局长说。
随后，我们在银监局领导的安排下，连轴转地采访了河南七八家国有行、股份行的一把手。其中，时任河南省邮储行的行长，后来调到了北京，成为总行行长。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本央行主管杂志的巨大价值。
于是，我心存愧疚地放了《成功营销》和《证券市场周刊》的鸽子。后者，先后两次通知我去泛利大厦面试，我都以“出差”事由，申请能否延缓几天面试，对方每次都十分客气地说：没问题。
这，大概是我与泛利大厦最有缘分的一次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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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我刚到证券报做记者，就赶上了报社“资本市场20周年”的策划，我和金融部同事领到的三个题目包括：一个深度长文：可怕的流动性；两个人物专访：胡舒立、刘姝威。
其中，胡舒立那篇稿子，第一作者是卢老师，她多年前曾和胡共识过，写得有血有肉。第二作者的我，拨通了李箐的电话，聊了很多胡本人的事。
那几年，《财经》杂志年会和胡舒立另起炉灶的《财新》年会，以及规格稍微低一些的和讯年会，都是财经圈年底不容错过的财经盛宴。
也是在那些场合，我近距离见到了王波明、戴小京、章知方、胡舒立等联办老人，也得机缘认识了刘纪鹏、任泽平等大佬。
2013年，在泛利大厦，时年五十多的章知方接受了我独家专访，表达了和讯想涉足互联网金融、基金代销赛道的战略和规划。
多年以后，听说章老师依然活跃在和讯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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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来到了2024年，当我投身“深聊投资人”一年后，再次与泛利大厦有了两次近距离的缘分。
一次是《财经》的老师，我俩在朝阳门、北四环“深聊”了两次，聊财经媒体、聊基金圈，有很多共鸣。
她有意邀我重回职场，我也对“财经”两字仰慕许久，只是习惯个性表达的我“尘缘未尽”，也不想半途而废。
一次是和讯基金第三方平台，两位认识多年的基金圈朋友，非常有诚意地邀我面基，也是出于同样的缘由，只能来日再续了。
在北京财经媒体圈混迹十几年，身边有太多的朋友出自于朝阳门外的泛利大厦，如今很多人离开了媒体，有的去了上市公司，有的去了金融机构，也有的去创业了。
一个人，在偌大的北京城，无论职场，还是感情，遇见谁，与谁一起在一个特定时空产生联系，都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
《财经》两个字，抑或“财经媒体”四个字，放在读新闻研究生的那三年，和刚入职场的头两年，我多么想和它发生联系、链接，让它成为我身上的挥之不去的“标签”，也多么希望与这些大佬们，成为朝夕相处的同事。
而今，随着王波明等财经大佬的“淡出”，江湖只剩下传说。
谨以此小文，纪念《财经》和财经媒体人，以及一段永不再有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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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岭，深聊投资人创始人、主笔，曾担任证券报资深记者、公募资管营销策划总监、C联社基金副主编，中基协首任媒体监督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