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他,还有谁会用22年拍一部华语片

体娱   2024-12-21 23:03   四川  
2001年,已经完成两部电影的贾樟柯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拍一部游历式的电影:
没有剧本、没有方向,到各地去拍,在拍摄的过程里,让电影慢慢“长”出来。
他最初设想拍三年左右应该就能完成,但断断续续拍了十几年后,他也没想好如何剪辑积累的拍摄素材。
直到2020年后,在不得不居家的日子里,回忆过往,他感到他所拍摄的那个时代过去了,他的这部漫长的游历式电影也该结束了。
于是便有了[风流一代]。


漫长的游历式拍摄
具体是什么时间、什么机会让你产生了拍[风流一代]的想法?
贾樟柯:[风流一代]的产生是2001年,那时候我就开始拍了。
到2001年,我已经拍了两部长片,一部是用16毫米拍的[小武],一部是35毫米拍的[站台]。
这两部影片其实不太是我梦想的电影形式,因为说实话(它们)还是常规电影。
人们评论说有多创新,我觉得离我想象的还有距离。
因为它们是从预设的剧本、从文字的情节和情感逻辑,去现实世界中对应地转化成影像。
这是常规电影的拍摄方法。
我们每个导演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一定主要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在制作电影。
但我一直希望有早期导演的那种可能性,就没有剧本,比如说伊文思拍的那些电影。
他用好几天时间拍阿姆斯特丹的雨,所有素材都是纪录的,但同时又是被主观结构起来的。
他把无数场雨剪成了一场雨。
我特别想拍这样的从影像出发,通过影像之间的逻辑形成的电影。
这是我想象中的自由的电影,它有某种即兴、偶发、随机捕捉的美感,不是按照一个蓝图去做,而是真的像一只眼睛(在寻找)。
所谓电影眼就是维尔托夫的制作方法,去现实中寻找迷人的时刻。
这些迷人的时刻怎么被结构到一起,是后期的事情。
为什么想到要去拍摄那个时代的那些人?
贾樟柯:2001年,我身处其中,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能量、充满激情的年代。
人们内在的能量特别足,人的那种生动让我着迷。
世纪初总是一个社会、文化变革的时代。
那时候最大的变革就是互联网出现了,大家开始用电脑、手机。
还有社会形态在变化,到处是唱歌跳舞、卡拉OK、迪斯科,街头有舞蹈演出和卖艺的大篷车,商场在促销跳舞毯,感觉我们就生活在音乐跟舞蹈里。
这是我喜欢的一种氛围。
我想拍一个游历式的电影,离开我生活的地方北京,去我比较陌生的地方。
那时候大同对我来说比较陌生,虽然它是山西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成长在重工业城市。
现在经常有人说贾樟柯的电影是县城美学,比如说大同。
大同可不是县城,它是山西第二大城市,只是那个年代,它保留了很多传统的生活形态,但它体量、产值很大。
呼和浩特我也拍过,河北的邢台也拍过,去了很多地方。
所谓游历,是在不同空间、时代里游历,我不知道我会拍到什么。
最初拍摄是怎么展开的?
贾樟柯:那时数码出现了。
第一代DV确实没法看。到2001年,我用的一款摄影机是PD150,相对来说好很多。
那么小一个机器,卖3万块钱,我买了一台,制片买了一台,然后就跟摄影师说我们可以了,游历去。
这个游历一开始只在()赵涛,比如说她有个走秀的镜头,是我们在大同看到一个商场有走秀,正好赵涛是学舞蹈的,我们就()拍她走秀,她说可以。
我们就去跟主持人说我们有个演员也想走一走,我们是电视台的。
这个拍了之后,就变成电影里的一个情节。
当时有计划拍多久吗?
贾樟柯:我当时计划拍个三年左右,拍的过程中,找了一个大同当地的制片,就是斌哥的扮演者。
有人称他为大同张国荣,因为他额头比较大,一表人才。
我很喜欢他的形象,特别儒雅,但是特别猛。
他在大同是非常礼貌但一呼百应的大哥,一个电话来200兄弟没问题。
就在这么拍的过程中拍了[任逍遥]。[任逍遥]的镜头我只用了两个在[风流一代]里。
[任逍遥]后,你继续拍了[世界][三峡好人]等一系列电影,唯独[风流一代]迟迟没有拍完,为什么?
贾樟柯:拍了大概将近三年,想一想好像没拍完这个电影,就断断续续接着拍。
实际上在2020年前几年基本就没再拍了,东西也就搁那儿了。
有时候大家问起来,我说等七老八十了再做。
我觉得它肯定是一部形态很不一样的电影,不着急。
那为什么会在2020年后有了要把它做完的想法?
贾樟柯:2020年之后,我深深觉得它不单是个席卷全球的灾难,也预示一种告别。
坐在屋里想想我们拍电影的日子,想想跌跌撞撞过来的点点滴滴,我觉得那个时代好像过去了。
在这种心情下,我觉得这电影该结束了,所以就开始剪过去拍的素材。
然后我跟编剧反复看,看完之后,觉得2022年的部分要写个剧本拍。

人物的时代印记
剪辑时,有没有一些想法跟你最开始拍这个电影的初衷不同了?
贾樟柯:我一开始剪的挺保守,头15分钟是一个强情节的(故事),有点像[美国往事]。
我们剪辑出了小样后,坐在剪辑室下面的大放映室里看。
我好讨厌,觉得这不是我的时代回忆。
闪回、故地重游这种,太怀旧、太伤感了。
我不喜欢把话说满的叙事。
回到最初,我想拍一部有历史的、松散的、充满活力的电影。
它可以自由往左往右、随意流动,不是给人一个管道,说你只能按轨迹往前走。
我应该跟游历式的拍摄统一,有时离中心比较远,有时又回来,总体上往前走,但肯定是曲曲折折的。
我应该还原那时候的想法,保持一个叙事主干,但是空间不停地拓展。
你可以游离于这个人物,去看别的东西。
你觉得观众会理解你的这种想法吗?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更喜欢强刺激的画面和叙事,情绪要直接。
贾樟柯:首先要表明,我们非常尊重观众,但是观众不习惯是一定的。
我希望观众能好奇来感受一下。
比如说在纽约,我遇到一群华裔科学家,他们特别喜欢[风流一代],从某种角度上能理解我的思路。
有个做人工智能的专家,他说你这个电影就是人工智能(电影),只不过是你是个人,但你的模式(跟人工智能)一样,抓取素材形成模型,然后你发出指令把它重新抓取、编码。
他说你这个是第一部有AI思维的电影。
我认为我不是AI电影,哈哈哈,别让人家抵制,说我用AI拍电影。
流行音乐是你的电影里非常标志性的特点,为什么喜欢用流行音乐?
贾樟柯:我平时没有特意关注流行音乐,但是我超级喜欢也超级尊重流行音乐。
我曾经看到有影评说贾樟柯音乐品位太差了,哈哈哈哈。
其实我也有另外的音乐爱好,这没必要跟人解释,但我确实同时也能包容流行音乐,不是包容,是热爱。
一个喜欢巴赫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喜欢流行音乐?
我没有这种界限。我是一个吃五谷杂粮的人。
我看电影一样,自己买票大部分看商业片。
周星驰电影我肯定要买票去看,我很喜欢他,但这不意味着我喜欢拍这样的电影。
流行音乐最感动我的是,它有超过我们很多所谓当代艺术家、哲学家的巨大能力。
写凡人之心是最难的。流行音乐把爱情里面的敏感、相思,写得那样触动我们。
1990年代,摇滚乐多起来,也把年轻人的心事、心声、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把所有这些艺术家当做是对这个时代作出反应的同行。
某种意义上,我是跟同时代的艺术家在共创电影,用他们的音乐来共唱我们的时代回忆。
确实,那些流行音乐是一个时代最显著的记忆。
贾樟柯:[风流一代]里的流行音乐有一部分是当时拍到的,大家就在唱那些歌,比如开场那些女士们唱的那些歌,我们也没有排演,人家就这样唱了。
那是在大同儿童公园的门房,那天是妇女节,很多女员工聚在那儿聊天、庆祝。
我们进去时,她们正在聊天,我们就在旁边拍。
当然,我们经过人家同意了,然后她们就开始唱歌。
再比如说茶楼里女性唱的什么《黄土高坡》,都是当时真实演出的情况。
另外一部分是主观的选择,像五条人、万能青年旅店,把他们的音乐拿进来,共同形成一个时代情绪。
流行音乐也能够代表大家共同的时代情感。
贾樟柯:对,代表了当时大家都有的一种情感,比如《潇洒走一回》,我发现我素材里最多的就是这首歌。
当然我也喜欢叶倩文的歌,但我们拍的素材有太多,()一看怎么又唱《潇洒走一回》,还有一首歌叫《快乐老家》。
那个年代真的有一种狂欢感,潇洒走一回,我要过好这一生,我要为情付出。
《快乐老家》也是,天亮就出发,往快乐的地方去,就是一个狂欢气氛。

巧巧的觉醒
从最初拍摄素材到最后成片,经历了20多年,你觉得这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贾樟柯:巧巧的变化是好大的。
一开始那个年代,爱情就是这种深陷其中、互相伤害,哪有那么多的思考。
慢慢地,女性自身的选择、掌控自己情感和命运的能力,你会有观察、有理解。
有人说[风流一代]完成了巧巧的自我觉醒,实际上这个觉醒不是我们预设的,是在22年中不自觉形成的。
这个电影不是设计出来的,它是长出来的。即使我们后期多主观的剪辑,但人物的处境已经是那个年代的印记了。
巧巧为何一直没有说话?
贾樟柯:这个是剪辑时的处理。
我们拍的时候,巧巧跟斌哥有一些台词,不多。
我们没有写台词,都是现场想一些简单交流。
我是剪到巧巧在船舱里买盒饭时,突然受到启发。
那场戏是2011年拍的,我们用到了2006年里。
当时我们在一个船的底舱看见卖盒饭的,就在机器旁边,发动机一直在响。
我就对赵涛说你去买个盒饭,我们把这场景拍下来,大概交代了她的对白。
然后录音师跟我说,导演,我们就给你录个参考,这地方太吵了,回去配音。
赵涛就说我不说话也能完成。
她一句话没说,(跟卖盒饭的大姐)用微笑、眼神交流。
我剪到这场戏时,想了很久,停了一星期。
我前面的剪辑都有对白,这场戏一下子解放了我的视听。
我总在追寻她(巧巧)本人,追寻她的具体信息,而那些具体信息其实没什么意义。
当她不说话的时候,我前所未有地关注她的表情,还有那个时代的东西。
我觉得不说话也没问题,就把那些话都剪掉,发现它是成立的。
但是剪了一半,我担心观众以为她是个哑巴,无法表述,这事就复杂了,太刻意了。
然后我翻到她唱歌的素材(剪了进去)。她能唱歌就意味着她能说话。
你怎么看待你的电影里的男性角色?
贾樟柯:我觉得男性肯定有男性特征,这是现实存在的,没有必要去批评。
有人说贾樟柯可能是个女性主义电影导演,因为我的电影中女性都比较强大,男性都面临没有意志力或患得患失的缺点。
因为我是男性,所以我比较多反思男性的缺点。
我并不是刻意要做女性的电影。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女性,我肯定是拍女性的问题。
我作为男性,交流最多的还是男性,比较关注男性的弱点、男性的迷失。
男性有一个问题,就是(太在意)所谓社会意义上的成功。男人身上的社会属性过强了。
我们总希望在社会上有个明确的身份、位置,有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成功,升官发财、出人头地。
在追求这些的过程中,确实有比较多的男性迷失自己。
我不觉得这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迷失,对家庭、情感的关注,留给自己的空间都比较少。
这都是男性的问题。

我的情感世界
你的早期电影里,有很多聚焦普通人群的镜头,他们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但是2010年以后,你镜头里的人整体偏年轻化了,也很少再聚焦脸上满是沟壑的人群,转而关注科技和生活的潮流,这种转变是有意的吗?
贾樟柯:确实聚焦少了,人的聚集(也)少了,就顶多有个广场舞。
(早期电影拍的)那时候街上有各种聚集。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亲密程度减弱了,很自然就带来社会气息变了。
人们都在自己的另外一个空间里生活,那个空间我们看不见。
你拿手机在聊天,谁知道你在聊什么?
[风流一代]里两次出现机器人,第一次是在2006年的电视广告上,还有一次是在2022年的超市里,机器人出现的用意是什么?
贾樟柯:2022年这部分是按剧本拍的。
写剧本期间,我去了趟五台山,在酒店办入住时,我看到机器人在大堂跑来跑去,好多孩子在逗它,拦住它不让走。
机器人就一直说“我要去工作了”,跟电影中对白一样,特别礼貌,左躲右闪。
我突然想起中学英语课讲未来世界的机器人,非常科幻。
(但电影里的)机器人的形象比较机械,我们并不把它当做机器人。
平常我们在餐厅遇到那种连个人形都没有,就一个框绕过来了,但你仔细想,这不就机器人来到我们身边了吗?
它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看到机器人的时候,觉得我应该让赵涛跟它相遇。
她在三峡的茶楼里看到的机器人广告,是特效做的,原来她看到的是一部动作片。
我们写完(2022年部分的)剧本后,我想了很久,我说把动作片变成机器人(广告)。这样就变成她在2006年看到的机器人还是个科幻,现在它已经在地上跑了。
从[小山回家]到[风流一代],经历了成功和沉淀,你现在创作的状态和以前有什么区别吗?
贾樟柯:成功和被认可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创作上被认可。
这个意义在于让我有条件更大胆去做一些尝试。
但同时我也看到有些观众说,贾樟柯现在怎么好懒,拍来拍去都是那些故事。
我觉得它是我的情感世界,一个人很难背离自己的情感世界。
你说我对城市不了解吗?对其他人群不了解吗?我非常了解,但那不是我的情感世界。

向短视频学习

DV刚出来时,你称赞它对电影是革命性影响,你当时喜欢用DV拍摄素材吗?
贾樟柯:我跟摄影师都拍过胶片,很难免,刚拿到DV时,你会跟胶片对比。
这个没有定焦镜头,它只有一个变焦镜头或者一个小的定焦,就是广角,跟胶片比有很多问题,但我觉得它有种奇特的魅力,有时候拍出来东西特别对。
我们当时就很喜欢它。
我跟余力为(摄影师)互相鼓励对方,寻找DV美学、数字美学。
在剪的时候,我突然有个发现,那种初生的不成熟的DV,它的影像跟那个年代,混乱、转型、不成熟的社会完美的契合了。
当时那样的尘土飞扬、那样的衣着、那样的音乐、那样的空间,DV拍出来就对。
你要换成胶片、打了很多灯,可能质感就不对了。
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拍东西、看短视频,你电影里面也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当下短视频对电影的影响,你是悲观还是乐观?
贾樟柯:我非常乐观。
人家是自己创造了一个美学,就是短视频美学,这个跟你电影是不搭嘎的。
手机可以摄影、可以录音、可以传播信息。
短视频就变成传播信息的方法,教做饭,分享旅游看到了什么,慢慢它也有了叙事、有了情感抒发。
它是新媒介产生的新语言。
电影应该吸收它、学习它,就像戈达尔学习电视语言一样。
(电影跟短视频)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电影经过了几生几死。
电视时代,电影险些死了,家庭影院又带来一波冲击。现在短视频来了,它照样死不了。
当代导演活在短视频时代,也应该向短视频学习。
有些短视频我也很喜欢。
比如有个短视频讲全世界各种交通意外,人正走着被车撞了、突然一个电线杆倒了。
那种生命的脆弱、飞来横祸,让你触目惊心。
它是有强情绪的东西,但很优秀。
电影形态比较固化,是因为我们没有像新浪潮导演那样对形势敏感,不能够很快地转化其他美学。
昨天我在横店,电影频道让我写个寄语,我说我希望中国电影能更活泼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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