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民 | 再谈龙源里分兵决策——为什么要仔细探究龙源里作战决策问题？因为龙源里作战至为重要！
民生
军事
2024-11-26 20:24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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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仔细探究龙源里作战决策问题？因为龙源里作战至为重要。
这次作战是上了彭总起草、彭朴邓韩洪解杜共同签发的、给38军的嘉奖电报这样重要的历史文献的。电文中点名表扬113师，并详述战斗过程，明确无误地表扬该师在三所里、龙源里的战斗表现。其中，"阻敌南逃北援"及"每日飞机坦克各百余，反复突围…"等，描述的就是337团龙源里作战的场景。38军因此获誉"万岁军"。梁、刘并转告38军全体同志：
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个别同志的某些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30日)战果辉煌，计缴仅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彭邓朴洪韩解杜
一九五0年十二月一日
故而，探究龙源里作战决策问题，对于回顾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历史，正确展示和弘扬志愿军的光荣传统而言，就显得尤为关键。关于龙源作战分兵决策的问题，当下众说纷纭，一时间扑朔迷离。而实际上，只要稍动下脑筋，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两个节点，第一个节点是，龙源里分兵是志司的决策还是113师的决策？第2个节点是，如果分兵决策是由113师制定的，那么谁是主导人？下面就这两个节点来分析一下龙源里分兵决策问题。 1，从实战观察可以知道，龙源里作战是"分兵作战"，从哪里分兵？从三所里分兵；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分兵？龙源里分兵作战的过程是：德川、宁远作战结束后，执行志司的进一步部署，38军113师两个团加一个营的部队先行抢占三所里进行作战，其中338团是主战部队，337团是预备队。338团在28日以弱敌强，以少敌多，与联合国军惨烈鏖战一个白天，战损极为严重，假若持续恶战，预备队是必不可少的支撑条件。而在此时，出现了龙源里的情况，根据当时作战条件，龙源里作战任务的要求是，必须从三所里分兵，让338团的预备队337团去抢占龙源里。请注意，不但要"分兵"，而且要"抢占"。可见这是一项何等急促的任务？但这样的分兵，不仅在三所里作战最关键的时候釜底抽薪，把支撑338团作战的预备队撤走了，而且这样的分兵，在战事临胜负成败、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将本来就孤军深入、身处重大险境、临敌超过数以十倍计于已作战的两个轻装团分割开来，将其至置于首尾不能相顾，相互不能呼应的绝境。想德川作战，38军一个军打韩军一个师，志司还要再配属42军一个师辅助38军作战，而龙源里如此重要的、决定整个战役成败的战场，志司如果预先有所判断，有所决策，为什么不提前在此加强部属，反要削弱三所里防御，"分兵"去龙源里，而且不早不晚，在战斗最危急、338团随时可能需要预备队支援的时候，把预备队337团釜底抽薪一般分兵调去龙源里？再者，如果志司对龙源里先有预判和预案决策，龙源里又何必“抢占”？而且是通过把两个团相互分割，无法互相策应，同时陷于危险绝境的"分兵"方式去"抢占"？何况，即便志司已经部署的三所里也不是"抢占"而是"夺占"，因为三所里在338团到达前，己有敌方守兵。 从而，关于龙源作战决策问题，只要正式文件记述出现"分兵"、"抢占"这样的文字就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明，龙源里作战决策不是志司的决策。
道理很简单。如上所述，所谓"分兵"是从113师分兵，而所谓"抢占"是指抢先占领。
但如果龙源里作战是志司早有预案的事情，那么就绝不会发生志司命113师分兵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带来后果，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从而，如果认定龙源里作战决策是志司命113师前出三所里后的预案决策，那么，前述那种战场危急局面就不是紧急不可预测突发状况造成的，而是志司自造的。另外，如果志司对龙源里作战早有预案，即说明志司对龙源里情况十分清楚，那么，龙源是作战行动绝不会部署在三所里作战之后，而起码应与三所里作战行动同时部署，甚至部署在三所里行动之前。同时，参与作战兵力绝不能只有113师两个团，更不会像前述那样，先让338团用一天时间，在三所里打到极其焦灼，生死命悬一线后，再"分兵"抽走预备队，"抢占"龙源里。故而，如果志司对龙源里作战早就心中有数，则龙源里作战即既无需在三所里作战展开后"分兵"，又无需在三所里作战展开后由分兵部队"抢占"。 上述重点说的是，如果龙源里作战决策是志司制定的，那么，相对于龙源里实战情况而言，就等于在说志司在给第二次战役自造危局。故而，可以肯定而负责任地说，这种事情绝对不存在。 2，比较观察三所里的地形地貌情况，志司也不可能制定一个先部署三所里作战，尔后再紧急部署龙源里作战的决策。
我们说，德川、宁远作战后，38军和42军有两个任务，一个是穿插和阻敌。
两个任务相对而言，阻敌是最重要的任务。
因为穿插任务是在德川、宁远作战前就制定了的，目地是通过穿插分割敌人，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同时对被分割之敌实施包围，分别聚而歼之。按志司的原部署，这两个动作应无缝隙衔接地进行，以求达到最佳作战效果。然而，实际战况却是，由于种种原因，德川、宁远作战一天就结束了，而我军主力四天后才能到达指定位置。如此，就形成了我38军、42军不得不向敌后穿插，但由于主力未到位之故，形成了只有穿插没有包围的态势。而且，此种穿插在敌众我寡的敌后进行，风险极大。这就大大降低了部队穿插作战的效能。
但阻敌作战就不一样了。阻敌作战可以迟滞敌军行动，给我军主力争取时间，重握战机，扭转态势，同时可以策应和保障穿插行动，令其尽可能提高作战效能。这就是德川、宁远作战后阻敌作战比穿插作战更为重要的原因。
既然如此，正确选择阻敌作战位置以发挥阻敌作战最大效能就显得尤为关键。那么，三所里与龙源里哪个位置最重要、最应该优先考虑部署？显然是龙源里。因为敌军如经三所里向顺川行动，隔着一条大同江，需要经过大同江桥，如果把大同江桥炸了，敌军行动，特别是重装部队行动，就会被严重迟滞，从而给我军创造有利战机；但龙源里情形则大为不同。龙源里至顺川无任何天然屏障，十分便于敌军部队、特别是利于敌重装部队向顺川快速机动。但是，如果志司先行部署了三所里的阻敌作战行动，而尔后又出现了在龙源里作战的部署，那么，这个在龙源里进行作战部署的决策，一定不是志司制定的，而一定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由其他作战单位制定的。3，龙源里是志司部署阻敌作战的一个漏点，但绝不像某些近期影视剧胡编乱造的那样，是部署时的"疏乎"。我们说漏点，是指志司未对龙源里作战进行部署，但这个漏点的存在，不是志司犯的错误，这个漏点的存在，是由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导致了志司没有条件、因而不可能对龙源里作战进行部署。但是，如果说这是志司的"疏忽"，那么，就等于是在说，志司在部署阻击作战时明知敌情，却忽略了部署，对此，如同前文所言，志司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为什么？因为志司不仅战将如云，而且聚集了许多首长司令部系统参谋业务的精英，这个群体对影响作战的任何节点都高度敏感。自第二次战役开始部署，这些人每天盯着地图，看着电报，仔细搜寻各种战场信息，不放过任何重要细节。只要龙源里准确信息出现在他们视野中，他们绝不会掉以轻心，更不会疏忽。也就是说，龙源里作战，既不可能是志司在三所里行动前的预先部署，更不可能是三所里行动后的补充部署。并且，一旦部署，绝不会是从三所里分兵，而是另派部队部署。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说明，前文所说龙源里是德川、宁远作战后新作战部署的"漏点"而不是失误或错误，这个漏点的存在，有着不可预测和不可抗拒的因素，是志司不可以主观把控的。有一种传言，说志司在113师前出三所里途中己经发现了龙源里，电令113师注意龙源里处敌情。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首先，前出三所里是绝密行动，全程无线电静默是上级明确规定的严格纪律，志司怎么能自己首先破坏纪律，在113师行进途中就拍发电报给该部，暴露其行动轨迹？其次，三所里与龙源里隔山隔岭，除非敌军步兵从龙源里扛着坦克大炮翻几座山故意让三所里看见，否则，在三所里只能观测到价川、顺川方向敌情，而不存在任何"注意龙源（泉）里方向敌情"的可能性。志司又不是没有地图，怎么会发出如此愚蠢的指示？113师主动分兵龙源里，于11月29日凌晨4时，第337团到达龙源里，占领并封锁了阵地。
这个问题就更加荒诞不经。对照实战，29日上午，龙源里战场开始急剧危急，中午彭总电示113师政委于敬山，已令38军全力紧急驰援龙源里，但至入夜，38军主要驰援部队尚未完成集结，离集结点尚有6小时路程，深夜，军部询问该部是否开始行动，该部首长称手中无兵，要带警卫连前去。试问，如果是38军制定龙源里作战决策，则决策时，38军当知龙源里位置的重要和情况的严重与严峻，并对此应有充分预判与准备，决策内容应包含周密的防备紧急突发状况出现之应对预案，何以决策部署龙源里作战后，战场出现严峻严重危机时还要志司下令驰援？并且，下午接到命令，入夜都无法展开行动。事后看，龙源里是决定二次战役成败的要隘，如预先知情，有所部署，怎么会让113师两团在三所里打到千钧一发后再"分兵"去龙源里作战，而战至危局却无法得到支援？如果说龙源里作战决策是38军制定的，对应实战，关键危急时刻又处置成如此状况，那么，不是等于在骂38军上上下下都是弱智无能的酒囊饭袋吗？故而，以实战与决策内容对比，龙源里作战决策，绝不出自38军军指挥机关。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龙源里作战决策，绝不出自志司和38军。因为龙源里是关乎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成负成败的重要关键隘口，在这里作战，以志司和38军的卓越指挥水平，绝不会把这样一场关乎朝鲜战局走向、甚至关乎国家命运、需要周密布局的重要作战，打成一场仓促且险象环生、危局频现的临机应急作战。如此，结论很明显，龙源里分兵作战决策，一定是113师在遇到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紧急突发状况时，被迫进行临机紧急处置而制定的作战决策。这个结论，绝不仅是出自笔者将决策对比实战作出的判断。《中国人民解放军大百科全书》，对龙源里作战有这样的记述："113师变更部署，337团主动抢占龙源里…..."，其中只字未提志司和38军。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权威的历史记述文献，如果龙源里作战决策存在志司和38军预先处置的任何要素，文献都不会说"113师变更部暑"，而会说志司和38军变更部署，113师坚决贯彻。 这是我们判断龙源里作战决策由113师而不是志司和38军所制定的有力权威文献依据。 如前所述，龙源里作战是不可预测、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突发紧急临机应急作战。1，与上级无法取得联系，首长司令部系统机制性断链；
2，由于上述原因，无法知晓上级是否已在龙源里进行部署；
3，根据志部署，阻击作战地点设在三所里，28日，338团与敌惨烈鏖战一个白天，战损很大，若欲坚持连续作战，预备队337团不可获缺，但可动用之分兵部队只有337团；
4，龙源里可设置阵地状况不明，是否有敌军把守、数量多少，状况不明；
5，龙源里敌军整体运动状况不明 6，不考虑敌全线总撤退因素，龙源里南北方向敌总兵力达7个师（美2师、韩美24师、美25师、美骑1师、韩1师、韩2师、英27旅、土耳其旅）；7，阻击作战任务至少两天。
8，决策时限1小时以内。集这些条件之大成，需要处置的核心问题是：
1，必须通过党委机制制定决策；
2，决策的核心问题，首先是能不完成任务，多大程度上能完成任务，其次才是该不该分兵。因为不能保证完成任务和不分兵没有区别。都振臂高呼分兵，结果部队去了以后，半天就打光了，不但没有完成阻敌任务，还赔掉了一个团的部队，如果分兵结果是这样，那么，这个分兵决策就是冲动的、盲目的、错误的决策。所以，分兵的勇气和决心一定要建立在任务理念基础上，这才是制定龙源里分兵决策所本着的大局意识和革命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的最有价值的根本体现。
3，根据上述8项，能在1个小时之内果断迅速判断出337团分兵龙源里、338团坚守三所里能不能完成任务的条件又是什么呢？ 毫无疑义，是对这两支部队长期的、极其深入透彻的了解和熟悉。不具备这个条件，是不能够主导龙源里分兵决策的。不具备这个条件，仅凭个人意愿、决心，固执地求分兵龙源里，甚至不顾党委机制，强势主导决策，如前所说，这是盲目、冲动、和不负责任的。秉持这种风格、作风和行为习惯的干部，是绝不会被安排在师级领导岗位上的。及此，在113师党委团队里，只有于敬山、徐炜、朱月华、邢泽具备了这个条件，进而，分兵龙源里决策的制定，是由这4个人主导制定的。同时，分兵龙源里的决策，最终是得到师党委团队一致支持的。
我们不妨对这4位113师党委成员和相关党委成员的情况进行一下分析，看看他们是不是具备对337团、338团有长期、深入、透彻了解和熟悉的条件。与此同时，我们还可对337团、338团两支部队进行简要概括的介绍；
4、决策主导干部及相关干部条件分析
于敬山在决策制定时任113师师政委、党委书记。
于敬山政委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在337团前身、山东滨海军区4团工作。自滨海军区4团到该团编入八路军山东军区二师4团、再到解放战争时期该团改番号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一纵二师4团、直至番号改至四野38军113师337团工作，此间从未离开过这支部队。 从基层连队政治指导员遂级上升，一步不少，一直干到团政委。1948年底调师政治部任副主任，1949年任主任，1950年任113师政委，制定龙源里作战分兵决策时，因职务提升离开337团不到两年时间，因而113师全部师领导中，没有一个人比于政委更熟悉执行分兵任务的337团。
于敬山政委不但长期熟悉和深入了解337团部队，而且这种长期深入了解，到了极其透彻的程度。因为337团自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就被作为核心主力部队使用，参加过多次重要的战斗和战役。这些战斗和战役，于敬山无一不与。并且，虽然身为政工干部，于敬山每次战役战斗都被部队指派，与军事干部搭班，直接参与军事指挥工作。因此，于敬山虽然在337团从事政治工作，却有着丰富的军事指挥阅历和经验。337团是有红军血脉源于平江起义的团队，自前身在抗战时期就能被作为主力使用，直到解放战争结束，是因为这支部队建制极其稳定，没有过频繁、复杂成分混编的经历。唯一一次扩编，是1943年山东军区实行一体化领导后，八路军山东纵队2旅5团被压缩成一个营编入于敬山所在的滨海军区4团。但这一次4团吸纳扩编，是强强融合，完全不存在其他部队混编后由于原部队和编入部队战斗力参差不齐所导致的整体战斗力下降的情况。因为山纵2旅5团前身是抗战刚爆发时朱班卿、刘克诚、朱仲祥创建的部队，基础非常好，创建时即装备齐全且精良，高文化兵员居多，60%以上兵员经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和战斗素养很高。朱班卿、刘克成、朱仲祥后因故被调离部队，由延安所派鲁宾（后投敌）、吴瑞林接任，该部后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2旅，成为二旅5团，5团先后由刘湧、毛惠义任团长，1943年被整编为八路军115师山东军区滨海分区4团2营，毛惠义任营长。 337团历史上由于建制稳定，战斗力即有可能保证稳步提升。这就是337团始终被作为主力团使用的原因之一。而作为主力部队，参加艰苦危险复杂紧急作战的机会就多，战争阅历就特别丰富。于敬山身在其中，又每次重大作战都无一不与，而且直接参与战斗指挥，故其在337团所获得的作战经验、特别重大紧急危险战斗的作战经验即极其丰富。这就是我们说于敬山对于337团不但有长期深入的熟悉了解，而且熟悉了解达到了非同一般透彻程度的原因。
故此，在师领导层，特别是在党委机制下，能在1小时内迅速准确判定337团分兵龙源里能否坚持两天完成任务的人选，舍于敬山别无他人。进而，在师领导层人员中，制定是否派337团分兵龙源里的决策，主导人非于敬山莫属。徐炜在龙源里作战时，正任337团政委、师党委委员。当时的337团徐炜政委之阅历，与113师于敬山政委极其相似，也是从抗战时期337团前身滨海4团起，一直没有脱离过该部，从基层连指导员一直干到团政委。并且，也是任职政工干部却频繁直接参与战斗指挥，有时参与的战斗指挥，比一般战斗指挥更直接。比如，临沂攻坚战，身为营教导员，他是突击敢死队的成员和领导。由于徐炜政委一直在337战斗成长，直至升任团政委，因而他的阅历，他伴随337团作战所获经验之丰富，以及他对337团的了解熟悉之透彻，也非同一般。龙源里分兵作战，派的就是337团，而且是唯一可派部队，别无他选。故龙源里分兵决策主导人选，徐炜政委必居其一，不可获缺。
【3】朱月华、邢泽
朱月华、邢泽龙原里决策分兵时分任338团团长、政委及师党委委员。这二位338团首长，亦是在抗战时期从338团前身山东八路军23团至八路军山东军2师5团、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民主联军1纵2师5团、解放军东北野战军1纵2师5团直至解放军4野38军113师338团的整个时期，从未离开过这支部队，并从战士一直干到团长、政委。38团与337团相同之点是，由于部队建制稳定，故部队战斗力稳健并提升迅速。所以，338团亦被作为主力长期使用，多次参与重大战斗战役。由此，部队战争阅历丰富，作战经验丰富，以致一直在这支部队成长起来的朱、邢首长不但对338团知之甚深至透彻，同时二位团首长作战经验亦极为丰富，对部队作战的指挥能力亦极強。又，三所里作战是志司明令之部署，作战环境极为险恶。28日作战一白天，御敌重兵围攻，坚守阵地，寸土未失，还有扩展，但兵力耗损已达三分之一。在此当口，突发龙源里紧急状况，需要抽调338团预备队337团分兵龙源里。分兵后338团在两天内能否守住三所里，最有发言权者，舍朱团长、邢政委则无他人。故，主导分兵里决策，此二人亦是不二人选。
龙源里分兵决策时，江潮任113师师长。江师长既未在337团工作过，亦未在338团工作过。虽然，在担师参谋长、师长后，通过多次作战，对两支部队了解遂渐深入，但透彻程度则远逊师于敬山政委、337团徐炜政委、338团朱月华团长及邢泽政委。
江师长原是113师339团前身、东野1纵2师6团团长，该团前身最早是海陵独立团，后改番号为山东滨海军区独立一团，系地方部队。1944年底，与朱仲祥、徐锦波分任营长和政委的滨海军区莒临独立营合并，被编入八路军山东军区2师，改番号为2师6团。该团去东北后，改属东满军区23旅，番号67团。再后来归建东北民主联军、东野1纵，番号为1纵2师6团，1949年番号为第四野战军38军113师339团。 339团前身完成建制周期很长。最早海陵独立团的建立，是由于山东57军独立旅（统战面貌，党军本质）部分叛逃投日，有两个连拒绝执行命令，留了下来。由于该旅属统战部队，有国共和作的象征意义，故山东军区需保留番号，所以就只能以这两个连为基础重建部队，但是两个连授予旅级建制番号，显然是不可能的。后来便改番号为海陵独立团，由57军独立旅叛逃前在该旅从连长提升为营长、正在八路其他部队观摩学习的江潮调回任团长，并从赣渝大队补充一部分兵员，从4团调部分干部，组建该团。 该团形成团级基本战斗力的时间较长。原因是，第一，组建该团的两个基础连队，在原57军独立旅时，实行国民党军部队管理制度，新组建为海陵独立团时，对八路军的管理制度要适应一段时间；第二，该团建制成份复杂，既有以前国民党军队制度下的起义官兵，又有从八路军地方部队补充的兵员，还有八路军主力部队派去的干部，这些成份相互磨合适应颇费时日；第三，该团组建地域各方面条件不是很好，部队扩编有相当难度。建团时300多人，到进入主力二师前发展到500人，与莒临独立营合编后，达到1200人的满编人数，真正形成了主力团的建制规模。由于该团一直是创建海陵根据地的地方部队，故此，在进入山东二师之前，作为主力部队参与重大作战的机会就少，部队战斗阅历和经验较之337、338团有相当的差距。而江潮师长领导这样一支部队，他的指挥主力团作战的阅力和经验较之于敬山也有不小的差距。另外，江师长在团长岗位上任职还有断续。339团前身山东2师6团到东北后，曾被编入东满军区23旅，改番号为23旅67团，此时江潮调23旅司令部下属的参谋处任处长，离开了团的指挥位置。1946年回任团长。1947年，又从团的领导岗位调任师副参谋长。从此，便再未直接指挥过团级战斗。到1949年，东野1纵2师改番号为339团时，他已离开该团近一年多时间了。
综上所述，在龙源里分兵决策那样紧急突发的状况下，江师长不可能在1个小时内判断出337团是否能在如严峻险的敌我态势下完成两天坚守的任务。再则，在党委机制下，作为副书记，他不可能、也不会在不能立即判断出337、338团能否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强势主导决策。所以，只能说江师长是龙源里分兵决策的坚定支持者和贯彻者，但不是制定决策的主导者。刘副师长原在112师工作。1949年调军速成学校任校长。此职务是刘副师长任113师领导职务之前的一项过渡任职，刘海清任此职一是职务过渡，等待新的职务任命；二是有一个比较充裕的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的时间和条件。学校的实际工作，由副校长朱仲祥主持。1950年113师进行干部调整，刘海清任副师长。刘副师长初上任时，部队正在潢川进行生产，故入朝前，刘副师长是无法通过作战行动熟悉部队的。1950年10月入朝，11月28日就出现龙源里紧急突发状况，此时刘副师长在113师任职不足一年，随部队作战时间一个半月不到，对部队作战状况了解都很少，完全谈不上熟悉部队。因此，在党委机制下对337团分兵龙源里的决策问题上，刘副师长不可能也不会主导决策。以上，是对龙源里作战分兵决策主导条件的分析。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于敬山、徐炜、朱月华、邢泽等师团首长的主导，分兵龙源里作战的决策就不可能形成；而没有江潮、刘海清两位首长的全力支持，在1个小时这样紧急仓促的时间内面对那样严峻的敌情，形成一个师级作战单位独立改变志司部署的决策，也是困难重重的。因此，分兵龙源里决策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在师党委机制下全体党委成员有主导、有全面支持的团结一心，通力协作的过程。
然而我们还必须说，就龙源里作战胜利而言，制定和主导制定决策是第一重要和关键的决定因素，但不是全部和唯一的因素。
龙源里作战胜利，是由决策制定和主导、作战部署协调、作战部队贯彻部署协调、奋勇作战等多位一体的要素促成的，缺一不可。而在坚决贯彻决策，正确指挥作战，在严峻凶险的敌情状况下，通过作战指挥发挥部队最大作战效能、克服一切困难去战胜敌人方面，江潮师长发挥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刘海清副师长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如果您对38军历史感兴趣，请您关注38军军魂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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