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虽已过去近三十年了,但当年三进二中的经历却清晰依然,仿佛就在昨天。
1975年9月，我作为冶源联中的应届初中毕业生,被村里推荐到了二中。我们这一届排序为六级,共有五个班,大约二百多名同学。我在六级一班,李兆春和王洪洲老师为正副班主任。教室是平房,一排四张课桌,南北靠墙各有一张,中间两桌并拢。我在第一排的中间,黄家宅联中来的张国新也在这一排。记得几位任课老师是:语文郝元禄,数学冯天星,化学马贞,物理李兆春，体育王洪洲。
当时,学校进驻着“贫管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领导小组,权力挺大,每次学校开大会,贫管组的领导都是坐在主席台的中央。教育提倡“五七道路”,但实际上,以学为主倒不怎么强调，“兼学别样”、“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抓得却是很紧很热闹。校园里到处是菜地、猪圈,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地块。隔三差五就要停课劳动搞“勤工俭学”。学校在西圈村南的山坡上开了十几亩“实验田”,我们几个班轮着开山种地。往疗养院,缫丝厂运沙那是经常的事。
除了劳动,印象深得就是搞大批判了。我们这一级在校期间,正是文革“最后的疯狂”。先是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接着是四五运动、揭批“四人帮”,又加上毛泽东逝世、唐山大地震。今天是“马振扶事件”,明天是“朝农经验”,后天又来个“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的信”。事件一个接着一个,运动高潮迭起,轰轰隆隆、吵吵闹闹。停课集会、听报告、贴大字报、办黑板报。学生放任自流，几乎没有考试,没有作业,甚至都没有正儿八经的教材。比较而言我学得就更少了,当时被“相中”挑到了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连续两年参加过全县的各公社文艺大汇演，长期离校在外排演节目。记得高中化学我就上过两节课,是马贞老师讲的“元素周期表”，数学仅学过“不等式”,物理上过几节课已记不清了,不会超过十节课,内容早已忘掉了。
二年级的上学期,开始分专业班,我选择进了四班 --通讯专业班,主要学习写作。班主任老师是张乐岩和徐玲，专业指导老师是苗长海。苗老师有学问也有见识,文笔好口才也好,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记得粉碎“四人帮“不久，报上登了郭沫若先生的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苗老师领我们学。那天,苗老师的开场白是这样的:“郭沫若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大文豪,当年曾写出《凤凰涅磐》等名播天下的好诗。但是这首水调歌头,尽管宣传得纷纷扬扬,我却不敢恭维。不过规定要学，我就领着大家学一下”。还记得1976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天上飘起了雪花。上语文课了,苗老师头顶雪花走进教室,他这样说道:“今天咱们学鲁迅先生的《祝福》。这本来是上学期末的课,但这篇文章的氛围应该是冬天,最好是下雪天。今天下雪了,咱把别的课放一下,先学这一课”。老师动情地讲,同学们专心地听,都入迷了。这堂课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到现在我几乎还能把《祝福》全文背下来。
1977年7月我高中毕业,离开了二中。
我第二次进二中的时间较短,前后大概有三个月。
或许是上学期间曾在大众日报发过“豆腐块”文章的缘故,毕业后我被学校推荐到了冶源公社通讯组,成了挣工分的公社专职报导员。不久,县里组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团”(简称基建团),每个公社都成立了基建连,我成了冶源公社基建连的连文书。先是在海浮山开山炸石,后来又到了大关水库建设工地。
在水库工地上，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考试是在冬天。我报考了文科。记得语文试题有古文翻译“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有名词解释:高瞻远瞩、居心叵测、明火执仗、呕心沥血等。作文题目“难忘的一天”,据说当时有近80%的考生跑题,写成了“难忘的一件事”,我也在此列。结果,成绩没上初选线。
听说二中办了个中专辅导班,当时想上学的欲望很强烈,便于1978年4月从水库工地撤出，第二次进校,参加了这个辅导班。房学贤老师给我们上的物理课。辅导班三十人左右,多为八级应届生。当时,中专、大学考试是分开进行的。中专主要考初中的知识。我想自己高中基础太差，参加高考不行,但初中课拉下的不是太多,突击补习一下,应该没大问题。这样跟班学了三个来月,参加了当年的中专考试。
实在想不到,中专考试又落榜了,落得干干脆脆连个响声都没有。我当时的情绪一落千丈,上学的念头一点也没有了。回到村里只是拼命的干活，刨地、运粪、收庄稼。开始还很累,可干着干着也就适应了,感觉干农活比复习考学省心省劲多了。
就在这时,记得是1978年9月的一天,张乐岩老师到了我家,动员再回学校复读。当时我就拒绝了。可过了没几天,马学声老师又找到了我父亲，要我回校参加文科班的学习。我想自己中专都考不上,怎么可能考大学呢?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再回学校学一年,若还是考不上,那不丢死人了,我是真的不想复读了。但我父亲态度非常坚决:“不用你干活，你要么回学校复习考学，要么出去玩去”。这样,我只好硬着头皮第三次进了二中。
记得回学校那天，由于不好意思见熟人,我是沿着后水渠从后门悄悄溜进来的。那天学校召开高考祝捷大会,学校专门把我们这些落榜生招来感受气氛。主席台上,考进清华大学的张国新代表新生发言。坐在台下的我心里一阵阵发热，脸上一阵阵发烧。
进校一周后班里第一次摸底考试,考语文和数学两门课。我语文成绩还说得过去,数学就惨了,考了38分,全班倒数第二。我倒吸了一口长长的凉气。
所谓复习,对我来说其实完全就是新学。历史、地理课过去从没开过,教材没见过;政治课过去只是跟着搞大批判,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真正的政治理论没学过;数学就更有意思了，当时我知道的最深的知识是“勾股定理”,记得有一次学三角函数,我对正切360度百思不解,三角形的内角和才180度，怎么能有三角函数正切360度呢?我就此向教我们数学的王景陶老师请教,当时,王老师被我这莫名其妙的问题问得莫名其妙。由于数学与班里同学的差距太大,没办法我只好靠晚自习后加“小灶”往上赶,用了近半年时间才赶上来。
文科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马学声。他主张“大语文”概念,课堂上讲得并不多,也很少用板书。但他亲自给我们编写了大量的课外辅导材料,有古文,有现代名家散文,有中外名著介绍，有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英雄事迹材料,有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所有语文课本中的生字生词,还有中学生常用词语汇编,等等。这些课外教材对夯实我们的基础,丰富我们的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最令人难忘的是马老师擅长针对学生实际，分析高考形势,使每个同学都有学好、考好的信心。在因材施教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每一个同学的学习欲望和信心方面，马老师有着高超的艺术，简直可以说是出神入化。记得高考前一个来月，课间在路上遇到了马老师。马李师跟我说:从连续几次的摸底考试情况看，今肯定能考上。若发挥好了,可以考进山大甚至北大。即使临场紧张发挥的不好,也能多取般院校。既然肯定能考上,你还紧张什么?听了马老师的话，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高考时也从容了许多。
几个任课老师为我们真是费尽了心血。记得历史、地理两门课都是赵承均老师上的。当时没教材,赵老师就自己动手编写油印,一摞摞、厚厚的,我们就看、就背,真是两手油腻满脑子试题。赵老师是山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地理课也基本上是现学现教。为了能让我们把地理课学好,当时赵老师还到五井中学“劳务输出”,给那里的学生讲历史,“换”来地理专业出身的尹老师给我们上过几次地理课。那时学校办公条件差,没有台灯。赵老师的视力不好,有一次,晚上我偶尔路过他的办公室,只见赵老师坐在办公桌上面放的一把椅子上,正凑近日光灯皱着眉头看教材--这一幕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第三次进二中,近三百天时间,我没看过一场电影,没看过一次电视,没休过一个星期天。正月初一那天我还躲在家里看了一天的书。十个月,我的体重轻了整整十三斤。
1979 年的7月我参加了高考。
这一年,我走出了二中的校门,走进了北京大学。
本文作者高峰岗 高中六级学生,工作单位：山东省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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