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 1958 年(14岁)考入临朐二中的。当时,从山东省粮食厅干部下放当上了二中校长的于文斋除严抓教学之外，亦十分重视文体活动。虽然我在上小学时就受命为午、晚放学时的喊队和唱歌时的指挥(俗称“打拍子”),但终属内向。上高小时,班主任老师选中我演一个戏里的搞对象的民兵队长,我即坚辞。老师就批我:不演戏，到演出时就别去看戏。我就真的不曾去戏楼下看那场演出……但上了初中,每个班级都需要排演节目,我们三级三班的女生苗长淑(冶西村人)排练集体舞《歌唱祖国》,我站在十几人中间,两手左右挥舞彩绸,边唱边变换队形,这竟是我的第一次登台演出。
校医李维煜要从三级学生中选拔培养一支打击乐队，我因八九岁时就跟随庄里的高跷队学会了“长行”、“马灯”和“狮子滚绣球”等锣鼓点,所以,一试就被选为击鼓手。另选中马学政(胡梅涧人)打锣,王文美(焦头人)打钹,刘新吉(平安峪人)打手锣。搞庆典活动时,我们班的女生张秀英(辛寨镇下河人)扮为靓丽的蚌女,舞两片“蚌壳”;忘记是谁扮鹬;孙瑞五(田村人)扮得利渔翁。
我们的锣鼓点正为此助兴，恰到好处。后来,我从爱唱京剧的舅舅家拿回一把破旧京二胡,捎到学校。年长我七八岁的徐守美(徐王舍)会拉京剧曲子,我就跟他学拉西皮,二黄。十几天后，音乐教师秦福增就受命组建一支乐队，我用破二胡拉奏一曲《四姐五妹本是亲姐妹》,竟被选中了。
我的启蒙师徐守美可能因只会拉京剧而落选了。他就发牢骚:“冯益汉才跟我学了十几天,怎么他会选中,我倒落选,什么原因?……”当时,三级六个班,考音乐只我一个得百分。比我嗓音好的大有人在,但稍唱错一个音符老师也会给扣分,我能完全唱准确,就赖于对音乐的感受力。
乐队组成，就排练《绣花曲》、《采花对歌》、《端阳舞》(四级杨金荣等女生表演)等节目。于校长就因势利导地成立了业余文工团,三级一班学生冯益成任团长。这位长我七岁的宗兄,早已在北阁子的冶源文化站学练成了文艺多面手,他也是校篮球队队员。
冯益成执导,先排演了歌剧《张家姐妹》,由马振芳(胡梅涧人)、冯淑英(高老庄人)、冯顺昌(尧洼人)、马鸣棠(胡梅涧人)等主演;又排演了吕剧《七错》,由李文奇(朱封人)、刘振声(葛拉村人)等主演。这些表演唱、舞蹈和戏剧节目,不断应邀下乡演出,影响颇大。那时,二中的文艺气氛极浓，每在全体师生大会之前,也会有简短的师生文艺节目奉献。
我至今记得:那位方型红脸膛的女教师王玉珍,在会前清唱《四季歌》:“迎春花儿开,迎春花儿香,我的娘托大伯买来了新嫁妆……”多少年后,我一看到歌唱家殷秀梅,就会联想起那位王玉珍老师…
临朐二中业余文工团，真谓师生同台献艺:我的几何老师高世钦,原只欣赏他的粉笔字极显板书功底,可他竟也是二胡爱好者;还有那位嗓音宏亮的讲植物学的冯锡恩老师,也在乐队中拉二胡。
记得学校新买的一把二胡,那琴杆上方的琴头呈蜗牛状,这被冯老师视为珍宝。他因听力欠佳,常常让我代为调弦。而我的指头细长,就让我拉那颇关重要的低音大低胡。这大低胡的琴筒粗似水桶,琴杆高近两米,尤其在乡下演出时,这庞大乐器就成为累赘了。
但想不到这学生时代的下乡演出之路,竟是为我踩下了一条人生之路。众所周知:我们这届二中三级的学生,是最不幸运的一届学生 --我们一进校,就逢“大跃进”初掀高潮,学校的操场上就竖起了一座座小型炼钢炉(叫干锅),学生们就当上了“炼钢工人”。
之后，二中的建校,建发电站,学生们也都当过劳力。我忘不了那杌子的运输用途:坐面朝下,四腿中间装砖,那脚踏的下枨竟成了挂在肩上的力点。十四五岁的学生背近百斤重的砖，累得汗流浃背。还有那不时被公社调出参加三秋大会战,代替抽出大炼钢铁的农民耕种土地。我以写作之长当过小记者,写稿子表扬那位“带病不下火线”的苗庄田(冶西人),他累成鼻血不止而致死……到我们这届学生毕业时，正逢1960年饿死人的大饥荒之后,很少有家庭条件能供学生上大学者。
我有幸考入月补14元生活费的益都卫生学校，也只读了一年,就逢国家“巩固、充实、提高”,而致学校下马。校方欺骗学生,说回乡给予安排从医,却实是从医无门。其他同学们多数当了“有文化的农民”;而我却是当上了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弟(1979 年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获纠正),其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却就是因为我曾在临朐二中业余文工团内于“干中学”而得到的吹拉弹唱特长,使我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因宣传毛泽东思想急需的文艺人才亟缺,而成了“白脖子屎壳郎”,就被录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减少了许多辛劳熬煎;关键更在于使我进而“在干中学”,从当有心人观摩排演《张家姐妹》,《七错》等戏,而想到了自己也试着写戏。
就这样,我从1965年秋创作了第一个小戏《偷苹果》,与其他创作歌曲《海浮山上变了样》、《民兵舞》等,由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省里的伯乐们还要将我调走,可惜农村干部不肯“殛鲧用禹”而将我放行。但我终还是以写戏而小有成就而冲出了农村立场坚定的干部们的“辖区”。“我辈小才,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终得成了中才”(郝湘榛语),我终于成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编剧、世界教科文组织专家成员,绠短汲深,也就聊以自慰了。除我之外，冯益成后成为县吕剧团的乐队队长、主弦;李文奇以军官转业为县文化局副局长;马鸣棠、马兴旺、马振芳、冯淑英等都成为农村文艺骨干,马鸣棠以市级干部退休……可知二中业余文工团的育才作用。
至 1966年春,二中文风依旧--陈梗桥老师仍在组织二中业余文工团，排演歌剧《杨立伯》等戏,他曾向我车家沟村开门办学,陈老师与我同奏二胡,为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尧洼人冯军独奏)伴奏,以同台献艺。
1974年前后,我应聘二中文艺创作兼职教师,二中英语教师卫国创作器乐曲《沂蒙颂》,卫国任指挥,我拉主弦板胡，我约冶源文化站一帮人与二中乐队精诚合作,使冶源文化名列前茅……进入20世纪 90年代后,我的儿子冯雷(新华社辽宁分社记者)和女儿冯艳艳(现二中物理教师)亦皆是从二中走向大学的。
我父子三人皆以二中为母校,缘分可谓深矣!而今,我年过花甲,华发苍颜;而二中母校值建校50周年大庆,却是旧貌新颜,生机盎然,愈显年轻!我毕生从事文艺创作，仅以一段当年在母校业余文工团的回忆撰文以献,或可略表拳拳爱心于万一;而以期位居明代著名散曲家冯惟敏故居的临朐二中，总能“不拘一格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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