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学者沙龙：我国面临怎样的人口形势？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深刻变革：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新生人口不断减少、老年人口持续上升……如何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如何优化人力资源配置，解决市场不匹配问题？如何构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这些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

聚焦“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策”，王辉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可供考虑的解决方案三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哪些特点？王辉从近年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下滑的现象切入，对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相关数据，指出人口老龄化是全球趋势，并不是中国特有，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变化也不应被简单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除了中国外，同期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生育率也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而这些国家并没有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化深入、城市化不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育率会呈现自然降低的一个过程，学术界称之为‘人口转型’。”王辉说。

根据王辉的分享，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老龄人口总量大。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亿（这一数字高于世界人口排名第5位的巴基斯坦全国总人口数），占我国总人口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9亿人，占我国总人口数13.5%。

二是老龄化速度加快。经济学以及人口学的研究表明，生育政策虽然不是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但长期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型”的速度。在我国人群预期寿命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少子化”成为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器”。随着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群体步入退休年龄，老年人口数量与所占人口比例会阶梯性上升。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5%左右，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三是“未富先老”。尽管我国人均GDP已经显著提升，但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差距；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却将迅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当前我国的社会福利体制与养老机制尚未健全，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会更加棘手，其影响也会更加深远。

“人口老龄化将引发一系列经济发展问题，主要包括劳动力缩减、资本积累不足以及社会保险、福利项目等财政负担增加。即使是发达国家，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需要动员大量国家财政与社会资源谨慎应对。作为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会给我国处理老龄化问题带来更大挑战。”王辉说。

王辉谈到，为遏制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趋势，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对多子家庭进行税收减免或提供经济补贴、改善托幼服务、延长带薪产假、提供女性就业支持等。从目前的国际经验来看，相关政策必须能够切实解决当代社会生育、教育、养育孩子的高额成本问题，才能够有效提高生育意愿。

除了上述鼓励生育的政策，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所采用的政策还包括延迟退休、跨国移民、提高劳动生产率等，但这些政策也面临着改革成本、财政压力、社会接受能力等各种限制与挑战。

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项举措，王辉表示，尽管这不是专门针对人口老龄化所提出的应对方案，却能够解决或缓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均教育水平的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抵消由于劳动力数量减少带来的负面效果；另一方面，对现有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利用，也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需要我国进一步深化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使得劳动力能够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条件而调整，在城乡、地区间较为自由的转移与流动，使劳动力资源配置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围绕“中国的人口形势”，周羿就经济社会发展与“少子化”、劳动力市场的“生育惩罚”、老龄化与银发经济等话题为大家进行了分享。

周羿指出，老龄化的关键指标是人口出生率。从影响出生率的因素出发，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往往伴随着“少子化”现象。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跌破1.3，进入较低生育率的范围，预计今年生育率会相较去年有一定的短期反弹，但反弹是否持久仍有待观察。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作为人口大国，中国的情况复杂多样，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在生育率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约束条件也很不一样。放松生育限制对短期生育率有一定的积极影响，长期效果仍需时间验证。”周羿说。

除了经济发展，在周羿看来，中国的家庭结构变化及婚姻观念演变也影响着生育率。2010年以来，中国家庭规模呈现下降趋势，平均家庭户的人口从3.1人降至2.6人，夫妻核心户和单身户比例上升。与欧洲模式相比，中国传统上的婚姻模式有着婚龄早、普遍婚的特征。但是这一模式在最近几十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结婚年龄推迟，独身比例上升。在北上广等超一线城市，婚姻观念和家庭结构趋向多元化，人们越来越重视婚姻中的个人幸福和情感满足，而不仅仅是实现共同生产的经济单位。

周羿进一步指出，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的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也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方面，经济社会环境变迁让生育机会成本增加，导致女性在生育后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有更大的下降，女性面临的“生育惩罚”强度呈现出上升趋势；另一方面，男性出于社会和家庭压力也会在子女出生后增加劳动供给，努力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将视野扩至东亚，东亚社会强调集体主义与家庭责任，体现在大家对婚前怀孕的看法、高考后的离婚潮以及工作时长等细节上。文化对个人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即便面对外部环境变化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劳动力市场的生育惩罚等问题，需要综合性的政策和全社会的努力才能改善，不是简单的经济刺激就能缓解的。”周羿说。

至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周羿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的前三年，约14％的男性和约22％的女性在领取养老金的同时会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这种“退而不休”的现象在养老金收入较低的群体中更为普遍。同期，家户消费支出上升了４％左右，食品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在男性和女性中均显著增加。男性的文化娱乐支出上升，衣服和交通通信的支出有所下降；女性的家庭用品支出上升，文化娱乐支出有所下降。

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成为新的热点。周羿表示，人工智能是一个高度的有技术偏向性的创新，这使得高教育、高技能劳动者会从新技术中受益更多。同时，当市场有活力、有效率的条件下，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也会对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做出回应，从而在提高生产效率、应对人口变迁等方面将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市场驱动下，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技术发展、市场需求和社会公平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次学者沙龙活动，探讨了当前中国的人口形势、劳动力市场优化、老龄化社会应对策略，以及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政策调整等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两位学者的分享，为理解老龄化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变化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成果，也为政府和企业应对老龄化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变化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参考。同时，通过主流媒体的参与，将复杂的人口问题和劳动力市场变化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给公众，提升了社会各界对老龄化社会和劳动力市场转型的关注和认识，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应对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