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交互:AI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公平有哪些影响?

财富   2024-10-21 17:10   北京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让我们不禁思考:它如何促进社会变革?它会在哪些方面取代人类?普通人应该拥抱它还是抵触它?在新技术的推动下,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深刻影响了商业组织、信息传播和社会公平等多个领域。无论身处哪个行业,都无法忽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与挑战。


在北大光华学者沙龙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北京大学行为科学与政策干预研究中心主任孟涓涓,以《人机交互:人工智能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公平的影响》为题进行了分享,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公平的影响,以及人类和人工智能未来的交互模式。在她看来,人工智能技术以排山倒海之势袭来,我们无法拒绝,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人类以怎样的方式去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AI会替代人类吗?





我们需要从人机交互的角度出发,理解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孟涓涓说。对此,她提出了关键问题:人工智能对人类就业、对商业组织、对信息传播、对社会公平等有哪些影响?


孟涓涓指出,回答这些宏观问题可以从微观视角切入,即理解人类和人工智能将以何种模式交互?人类和AI的差异:替代还是协助?人类对AI的态度:算法厌恶还是算法偏好?人类与AI的交互:算法产生哪些新的行为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用,大体上是由技术、成本、价值、伦理四个因素决定的。具体而言,在技术方面,就是技术的成熟度、数据的可得性;在成本方面,就是新技术的成本、人员更替的成本,以及管理的成本;在价值方面,就是新技术带来的商业价值如何;在伦理层面,就包括政府的监管与社会的接受度。”孟涓涓说。


在她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在GPT出现前后发生了质变,时间轴可以分成前GPT时代和后GPT时代。前GPT时代,最广泛的一个结论是重复性的、非认知的劳动会被AI替代,而认知性的社会交往,与情感、情商相关的劳动则不容易被替代,这导致低收入人群被替代概率更高。但在GPT诞生以后,这一结论发生了变化,因为GPT做了很多与认知相关的事情,可能导致高收入人群被GPT替代概率更高。


“后GPT时代人工智能或许更容易替代认知性的技能,如编程、数学、理解、阅读、表达、写作等。比如GPT-4o已经拥有非常自然的语气及很强的共情能力,基于对人类情绪捕捉的能力,它能够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以何种策略能够说服你。但是在一些领域,如科学研究、批判性思考、主动学习等,相对来看替代程度较低。”孟涓涓说。


在她看来,未来一部分劳动力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但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风险。那么,什么情况下AI不能完全替代人类呢?孟涓涓指出,有三种情况:当人类有着更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当人类掌握着私人信息、当人类有着和算法不同的目标和偏好时,AI不能完全替代人类。


首先,当人类有着更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时,人工智能可以负责数据分析提供结论,而人类负责更高效地把信息沟通出去;其次,当人类掌握一些人工智能掌握不了的私人信息时,人类决策的价值不能被替代,这是因为现在人工智能的训练大部分是基于公开数据;第三,当人类有着和算法不同的目标和偏好时,人类需要做最后的决策者,因为在不同的情形下每个人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人工智能不一定能给出最符合个体当时目标的决策。

 




人工智能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孟涓涓强调,人工智能技术会带来很大的效率提升,但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影响了技术的采用。研究表明,前GPT时代,人们通常表现为“算法厌恶”;后GPT时代,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逐渐表现得更像人类,则体现出一定的“算法偏好”。


在后GPT时代,孟涓涓与合作者做了一个小实验:以人、GPT、人与GPT合作三种方式创作广告文案,并将这三个文案投放上网观察效果。在用户不知情的前提下,三个文案的互动率没有显著差异。而一旦让用户了解创作背景,表明文案是由GPT撰写、或者GPT和人类合作撰写,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GPT单独创作的文案互动率显著提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GPT的写作水平已经与人类相当,另一方面是随着GPT越来越人性化,人类对它的抗拒减少了。”孟涓涓说。


“从人工智能对社会公平影响的角度来看,在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替代将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不公平,但赋能或者辅助决策则会拉平劳动者的表现从而降低不平等。后者的结论很稳健:无论是前GPT时代还是后GPT时代,人工智能以辅助的决策赋能人类都会拉平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孟涓涓说。



在前GPT时代,孟涓涓与合作者进行了一个人工智能辅助做贷款的决策的研究,发现之前做得越差的人被人工智能赋能得程度越高,但之前做得越好的人反而在具体的情境中表现没有那么好了。后GPT时代的研究结论与此相同。


而对于商品市场而言,孟涓涓指出了人工智能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存在的优势:


首先,人工智能可能以更低成本为更广泛人群提供更优质的商品和服务,降低不平等。例如,我国的一些医疗创业团队基于顶尖三甲医院的数据和知名医生的标注,形成一套智能诊断的算法,运用于二三线城市,这样的智能诊断可以为大众提供一个很好的医疗资源覆盖。


其次,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推荐算法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商家赢者通吃,给与中小企业更多机会,实现公平竞争。淘宝做过一个研究,他们随机选择一部分用户停止个性化推荐算法几小时,结果导致90%的浏览量集中在排名前1000的产品上,中小企业处于弱势地位。


并且,人工智能的采用由于其中性化,或许能够降低人类偏见、促进社会公平。“以人工智能围棋教学为例,当人类教师去教孩子围棋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性别偏见,但AI在教学中却是中性的。”孟涓涓说。


“通过这些例子能够发现,人工智能有一种光明的可能性,即纠正人类社会存在的偏见。要改变一个人的偏见太难了,但是改变一个算法的偏见就很容易,把参数修改就可以了。”孟涓涓说。


与此同时,她也指出要注意到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隐私悖论、思想极化、数字成瘾、认知退化、行为多样性降低等问题。


孟涓涓表示,结合经济学角度,任何一种技术都有几种平衡效率和公平的方案:一种方案是以效率优先,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可能意味着大量的替代和失业;第二种方案则是,把人工智能产生的增长和财富,运用良好的社会保障系统再分配到失业人群手中,那么这是理想状态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方案。


人工智能以排山倒海之势袭来,我们无法拒绝。但在拥抱技术创新的同时,我们也要深入思考其带来的伦理和社会挑战,关注其带来的负面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技术进步真正造福全人类。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站在风口浪尖,迎接未来的无限可能。

 




未来的人与人工智能





面对AI的冲击,一些人逐渐对自我存在的意义产生迷茫与困惑,人类的价值是否成为人工智能成长的工具?


在孟涓涓看来,人类习惯于把自身的价值定义成劳动供给者,也就是说生存的价值是赚钱,不赚钱就对社会失去价值。在这个逻辑中,会陷入悲观情绪。但换个角度思考,人类作为消费者这一角色永远不会被替代。


“如果种花的目的是售卖,那么种花者很容易被机械化所替代;但如果种花是为了享受园艺的过程,那你的生存价值不会被抹杀。人工智能的意义是提升效率,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好。接下来可以思考在作为消费者进行生产时,如何养活自己?找到并发掘自己的细分市场,用自己特有的天赋打动其他的消费者,就可能进入一个健康的循环。”孟涓涓说。


孟涓涓认为,在未来世界,人们更应发挥自己的天赋,培养终身学习、快速迭代的能力。这与人们的初始教育有着很大的关联,未来的教育体系、人才的筛选机制都会随之发生转变和调整。


“好奇心、创造力、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一定来源于优质的家庭教育,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尤为重要,尤其是幼儿园这个阶段,但现实中有很多孩子的好奇心在此时被抹杀。”孟涓涓说。


而对于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商学教育,孟涓涓认为最理想的是将孩子培养成复合型人才,不仅会编程、掌握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同时更要懂人,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此外还要熟悉商业。不过,如果孩子具备有很高超的人际交往能力,或能运用自己的天赋、好奇心和创造力去完成大部分人做不了的事情、开创新的领域,哪怕在一个细分市场有自己的闪光点,也都是可以选择的道路。


孟涓涓表示,目前运用“人工智能+”比较多的行业是金融、医疗、教育,而运用比较少的是农业。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人工智能+”格局,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去“+”的行业原本数字化程度就很高,另一方面是它们的应用场景需求也比较大,这是行业特点和需求共同决定的。


未来可以怎么“+”?孟涓涓认为,一个比较冷门的发展方向是“人工智能+心理咨询”,现在的心理咨询非常昂贵,也是典型的人际交往很深的行业,未来可以尝试让大语言模型弯道超车,以人工智能的中立优势来创造新的可能。


针对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个人的隐私保护问题,孟涓涓认为,隐私保护过度会导致数字经济价值无法发挥,同时缺乏隐私保护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所以面对隐私保护,要注意平衡的艺术。


“我们真正在意的隐私是什么?我们做过一个跨国的隐私调查,发现不同的文化对隐私的关注点是不一样。亚洲文化更在乎隐私的原因是不希望第三方通过获得信息对我进行骚扰,不希望信息泄露对我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但是西方文化则不一样,他们认为隐私是个人的权利,他们需要有不做某件事情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更在乎知情同意,在乎政策的透明度。对此,我们应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孟涓涓说。


 

孟涓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北京大学行为科学与政策干预研究中心主任。2024年获得资助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重大项目“经济政策设计的微观行为研究”的子课题“基于行为干预的经济政策设计”, 202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201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目前任期刊Management Science副主编。研究专长包括行为经济学等,最近更多关注行为干预与政策制定、数字经济下的行为问题等研究方向。研究成果发表在诸多国内外顶级学术期刊上,如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nagement Scienc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等。目前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辅助经济政策设计的微观行为研”子课题方向“基于行为干预的经济政策设计”;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参照点和狭隘视野:行为经济学前沿问题探究”(已结题,获评为“特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研究项目 “个体经济行为中的社会性因素”(已结题,获评为“优”)和北京青年英才计划"依赖人际关系还是正式渠道---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项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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