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蜀道在中国古代交通格局中有重要的地位。蜀道的开通对于克服秦岭、巴山阻障，实现南北早期文明的沟通，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世界文明生成的初期，蜀道成为交通开发史中的特例。上古时期关中与巴蜀这两个“天府”由蜀道连通，也为统一的秦帝国的诞生准备了条件。而秦帝国出现于世界东方，改变了全球史的格局。蜀道成为战国、秦及西汉“大关中”出现的基础，而“大关中”即所谓“山西”“关西”，曾经是世界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蜀道联系秦汉行政中枢咸阳-长安与西南地方，继续延伸，则有“西夷西”国际道路的开拓，形成“西南丝绸之路”以及通过“枸酱”之路与南海丝路起点番禺、徐闻、合浦的连通。而汉简所见敦煌“之蜀”道路，也可以理解为西北丝绸之路的支线。由此也实现了丝绸之路河西路段与蜀道交通系统的曲折关联。蜀道研究因而也应当被作为对世界文明进程显示出重要意义的丝绸之路史考察的主题之一。
关键词：蜀道；关中；巴蜀；丝绸之路
“蜀道”是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厚的词语。古来“蜀道”之称的通行，与流传广泛的以“蜀道难”为主题的诗文作品相关。所谓“蜀道”，有狭义、广义之不同，亦有言三峡交通线路者。《艺文类聚》卷四二引梁简文帝《蜀道难曲》：“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声下复高，猿啼断还续。”［1］758《乐府诗集》卷四○梁简文帝《蜀道难二首》其一：“建平督邮道，鱼复永安宫。若奏巴渝曲，时当君思中。”［2］590因南朝行政中心在长江下游，南朝人所谓“蜀道”自然主要指“巫山”“巴水”通路。有人认为，“蜀道”也可以作为所有联系蜀地交通道路的泛称。《艺文类聚》卷四二引梁刘孝威《蜀道难篇》：“玉垒高无极，铜梁不可攀。双流迸巇道，九坂涩阳关。邓侯束马去，王生敛辔还。嵎山金碧有光辉，迁亭车马正轻肥。弥思王褒拥节去，复忆相如乘传归。君平子云寂不嗣，江汉英灵已信稀。”［1］758《乐府诗集》卷四○陈阴铿《蜀道难》：“王尊奉汉朝，灵关不惮遥。高岷长有雪，阴栈屡经烧。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2］591但是唐人诗句已多以“蜀道”指称经历秦岭巴山的“入蜀路”。《乐府诗集》卷四○唐张文琮《蜀道难》：“梁山镇地险，积石阻云端。深谷下寥廓，层岩上郁盘，飞梁驾绝岭，栈道接危峦。揽辔独长息，方知斯路难。”［2］591又卢照邻《大剑送别刘右史》：“金碧禺山远，关梁蜀道难。相逢属晚岁，相送动征鞍。地咽绵川冷，云凝剑阁寒。倘遇忠孝所，为道忆长安。”［3］自李白名作《蜀道难》问世后，人们通常理解的“蜀道”，就主要指川陕道路了。李白因《蜀道难》一时“称誉光赫”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长安上层社会高官逸士对“自蜀至京”②“自蜀至京师”③“自蜀至长安”④道路艰险的熟悉有关。李白《蜀道难》说“天梯石栈相钩连”，又以“秦塞”“剑阁”“青泥”等空间定位⑤，明确了所言“蜀道”的位置和走向。
我们这里讨论的“蜀道”，指川陕之间克服秦岭、巴山交通阻障的道路。蜀道由于在中国古代交通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受到学界重视。深化蜀道研究，有必要开阔学术视界，考察蜀道对于世界文明进程的作用，探索和说明蜀道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意义。而与丝绸之路史相关的若干问题，也可以因此得以说明。
一、蜀道：世界文明与世界交通史中的特例
蜀道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发育中有特殊的作用，在世界文明史和世界交通史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
正如樊志民所指出的，与其他世界古代文明体系的主要河流大多为南北流向不同，中国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为东西流向。作为农史大家，樊志民在《黄河与中华农业文明》一文中说道：“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原生文明没有中断，而其他文明中断了，可以找出许多原因。中国的河流走向是东西向的……而其他三个文明古国的河流走向大致都是南北向。”“从世界范围上看，黄河、长江流域是世界上最大的农区，这两个农区放在一起就有相互依存、相互照应的作用，抵御灾异、耐受冲击的能力强。”［4］后来，樊志民在中央电视台《开讲啦》节目中再次发表同样的论说，指出：“东西走向河流的农业区，耐受冲击的能力也极高，凡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基本都在当时完成了它的农业化进程，最后成了汉族共同体里的一员。这样，让中华文明得到不断延续和发展。”⑥所谓“农业”“农业化”当然是说经济史进程。而所谓“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则既是民族史进程，也是交通史进程。
如果不是主要从农业史或经济史的视角，而是从交通史的视角观察，可以看到，黄河流域文化区与长江流域文化区这两个“相互依存、相互照应”的“世界上最大的农区”之间，在西段存在着横亘千里的秦岭这一地理界隔，形成了明显的交通阻障。黄河流域文化区与长江流域文化区两大文化重心地带之间因高大山脉秦岭阻断南北，形成世界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仅有的地理现象。
而自远古以来先民开拓的秦岭道路成为上古时代交通建设的伟大成就，这是超越其他世界文明古国的历史贡献。征服秦岭，实现南北贯通的早期蜀道，是中国文明的特殊成就。早期蜀道建设，是世界文明史中特点独异的成功的人文事业。
秦岭南北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可能已经有交往的迹象⑦。考古学者指出，“我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5］。秦岭南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共同特征”，应当是通过交通条件实现的。新石器时代秦岭南北的重要遗址已经表现出共同的文化面貌。“大地湾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的陇东地区和陕西的关中地区，以渭河下游地区较为密集，另外，陕南的汉水上游部分地区也有分布。”［6］114大地湾文化在“渭河下游地区”和“汉水上游部分地区”的共同分布，说明当时的交通能力已经能够跨越秦岭山地。仰韶文化主要遗址在渭河流域和汉江流域亦同时存在。有学者指出，仰韶文化的“中心分布区是在关中—陕南—晋南—豫西”［6］208。“关中—陕南”说明秦岭古道的通行条件已经初步具备。汉江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已有颇多发现，其与渭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的联系，以及陕西凤县梁鹿坪遗址的分布，均提示我们后来称“陈仓道”“故道”的交通线路可能较早开通⑧。商代时所谓“商式铜器”主要出土地点的分布跨越秦岭，“商文化遗址分布区”包括汉江流域。有学者指出，考察三星堆文化，可以发现“不乏类似于中原商文化的器物，如铜器中的尊、罍、盘、瓿、器盖以及青铜兵器中的戈、钺等”，“这些类似于中原商文化的成分，只能理解为是商文化向外辐射的结果”［7］。汉中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与成都平原以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8］。诸多现象说明殷商时期蜀道已经实现早期开通。周原西周甲骨可见“伐蜀”文字⑨。王国维《散氏盘跋》指出：“‘散氏’者即《水经·渭水注》‘大散关’‘大散岭’之‘散’，又铭中‘瀗水’即《渭水注》中之‘扞水’，‘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水’。”所谓“大散关”“周道谷”“故道水”，都保留了关于“蜀道”的历史记忆。王国维研究散氏盘，注意到克鼎铭文“其中地名颇与此盘相涉”，推知“此盘出土之地，距克鼎出土之地必不远”，“华阳王君文焘言，顷闻之陕人言，克鼎出处在宝鸡县南之渭水南岸。此地既为克之故虚，则散氏故虚必距此不远”［9］。
由周王室修筑，通往各地的大路为“周行”“周道”⑩。《诗·小雅·大东》写道：“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周道如砥，其直如矢。”［10］988《诗·小雅·鹿鸣》则说“四牡 ，周道倭迟”［10］867。散关附近的“周道”，说明通向蜀地的交通道路的规格。而所谓“周道谷”，则符合史念海指出的“周人利用河谷以之作为交通要道”［11］的通常方式。影响周王朝命运的褒姒的故事，是人们熟知的，这就是《诗·小雅·正月》所谓“赫赫宗周，褒姒灭之”11。一位褒地女子的情爱生活竟然导致了一个王朝的灭亡。和褒姒有关的带有一定传说色彩的历史记忆，暗示蜀道重要线路褒斜道的早期开通，明显影响了以关中为统治基地的周王朝的命运。
春秋战国是我们民族文化得到显著跃进和空前积累的时期。经过秦岭、巴山的这一山地通道的建设又实现了新的历史进步。
关于李白《蜀道难》所谓“秦塞”，宋代学者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地理》写道：“李太白《蜀道难》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其说本扬雄《蜀记》。愚谓岷、嶓载于《禹贡》，庸、蜀见于《牧誓》，非至秦始通也。”［12］所谓“秦塞”作为时间概念的直接理解，即秦代，或战国秦扩张的时代。其说“愚谓岷、嶓载于《禹贡》，庸、蜀见于《牧誓》，非至秦始通也”的意见是正确的。“蜀道”的早期开通，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历史时期。
然而“蜀道”发挥最显著的作用，当在东周秦国崛起的历史阶段。秦人和蜀人对于“蜀道”交通都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蜀道”的开通，秦人可能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
二、两个“天府”的成就和连接以及东方帝国“秦”的出现
由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可知，秦人对于交通的重视由来已久12。学界对放马滩秦木板地图交通道路的走向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图示道路所表现的是“通往南方的路线”，或说“这条交通线乃是从天水经西汉水至武都的交通线”13。这样的意见如果成立，则这一交通线路其实是可以归入“蜀道”交通体系之中的。秦人的扩张呈向东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是不能排除其曾经进行多方向寻求发展空间，选择进取路径的试探的可能。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应当关注秦人在“南山”“武都”的表现。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于丰水之中。”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大梓树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13］180-181对于这一“大梓牛神”的传说发生地和祠祀纪念地，有“武都故道”和“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雍南山”等不同的说法。“武都故道”明确可知是蜀道的一条线路。所谓“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雍南山”，以及“入丰水中”“出丰水中”等，应当也可以和蜀道联系起来考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说中“牛”“青牛”以及“大特”“怒特”等情节，都使人联想到后来蜀道“金牛”传说。
秦与蜀的交通往来，有久远的历史记录。《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蜀”“北与秦分”，“与秦同分”［14］113。“杜宇称帝”时“以褒斜为前门”［14］118。蜀人传说时代的先王“卢帝”当政时，曾经“攻秦，至雍”［14］122。《史记》卷五《秦本纪》：“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13］199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伐蜀，取南郑”［13］200。惠文君元年（公元前337年），“蜀人来朝”［13］205。
据《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记载，世人其实很早就已经注意到“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13］2261。我们以为尤其应当关注的是秦惠文王进行决策时“欲发兵以伐蜀”，又有“道险狭难至”的考虑［13］2291。蜀道艰苦的通行条件，影响着秦国君王的战略设定。
秦惠文王时代出军南下占有巴蜀，成为后来“唯秦雄天下”［13］2459，“秦地半天下”［13］2289，“秦地遍天下”［13］2528，最终实现“秦并天下”［13］1366，“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13］2540的重要条件。如李斯所说，秦惠文王“西并巴、蜀”，而后“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终得“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13］2542。秦统一改变了世界东方的政治文化格局。这一体现了显著世界史意义的历史进程，是以蜀道开通为基本条件的。
战国秦汉时期关中称“天府”。《史记》和《汉书》五见“天府”的说法，其中四次都明确指关中14。如《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娄敬语：“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司马贞《索隐》：“案：《战国策》苏秦说惠王曰‘大王之国，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高诱注云‘府，聚也’。”［13］2716-2717对于“天府”的理解，多言“府，聚也”15。《今文尚书考证》卷一《尧典》：“受终于文祖。”郑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犹周之明堂。”《正义》引《帝命论》，“五府”作“天府”。桓子《新论》曰：“府，聚也。”［15］《周礼正义》卷三二《春官·叙官》“天府”，贾疏云：“府，聚也。”［16］
通过相关论说可以得知，关中与巴蜀交通的便利也受到重视16。“天府”后来也被用以形容蜀地，可以说明秦地与蜀地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也暗示蜀文化对秦文化的某种向慕与附从。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开篇就说：“蜀之为国”“地称天府”。任乃强注：“‘天府’，谓天帝之府库，无所不有。最初见于《战国策》，苏秦说秦惠王……《史记》采之入《苏秦传》，然其说出于秦并巴、蜀之前，故或疑是后人伪造。所言‘沃野千里’，亦是指渭水平原，非谓蜀地。其以天府专用于蜀地者，始于诸葛亮《隆中对》，所谓‘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是也。”17《水经注》卷三三《江水》引《益州记》写道：“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17］就正史资料而言，自汉末起，已经能够看到巴蜀亦称“天府”的实例。如《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18］912又《三国志》卷三七《蜀书·法正传》：“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18］957《南齐书》卷一五《州郡志下》“益州”条：“蜀侯恽壮以来，四为偏据，故诸葛亮云‘益州险塞，沃野天府’。”［19］虽然诸葛亮、法正“益州”“天府”之说见诸史籍较晚，但是其形势自“蜀侯恽壮以来”已经逐步形成，其事当在秦武王时代。《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惠王卒，武王立。……蜀侯辉、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司马贞《索隐》：“辉音晖，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华阳国志》作‘晖’。”［13］2311
对蜀地的成功兼并，成就了秦雄视“天下”的条件。秦昭襄王时代已经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13］2423的说法。蜀道对于“天下”的历史文化作用得以昭明。当时秦对东方六国的绝对优势已经形成，司马迁因有“昭襄业帝”之说［13］3302。
蜀道使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这两处公认最早的“天府”相互连接，于是形成了“秦并天下”［13］1366、实现一统、位于世界东方的秦帝国终于成立的条件。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指出，秦的统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此后，汉代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其影响“范围绝不限于亚洲东部，我们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价它的意义和价值”［20］294。秦的历史文化影响非常深刻，以至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域乃至更远的地方，人们习称中原人为“秦人”18。考察秦统一的世界史影响，也应当重视蜀道的意义。
三、“大关中”与“山西”“关西”：世界东方的文化重心
秦蜀文化的密切沟通，在秦强势行政力量的作用下，形成了新的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格局。蜀道交通地理的作用不宜忽视。
徐中舒曾经指出：“从地理和民族的分布来看，古代四川和中原的联系，肯定是存在的。至于《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后来《华阳国志》和《十三州志》，以为这就是蜀的先代。严格说，这些传说并出西汉以后，除牵合若水蜀山地名人名一二字外，并无其他史迹可据，其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这里姑置不论。解放以后，在四川基本建设及农业的开发中，地下遗物出土渐多，且有出土记录可据，对于古代四川的历史，提供了许多坚强可信的资料，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它与中原地区的联系。”［21］对于这种文化联系和文化交往的交通史探索，也具有了初步的条件。而至于战国秦得以扩张的时代，秦“南取汉中，西举巴蜀”［13］1962，“秦地已并巴、蜀、汉中”［13］223，“天下”出现新的政治军事格局，沟通“秦地”南北的蜀道的畅通得以保障。
蜀道促成了秦汉“大关中”形势的出现。
蜀人对秦文化的逐步认同，形成了蜀地原有文化传统渐次与秦文化相接近的历史趋势。甚至“巴、蜀亦关中地也”［13］316，也成为秦汉时期民间能够普遍接受的观念。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说到“关中”，特别强调其与“巴蜀”的关联：“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巴蜀”的资源引蜀道的连通，可以满足“雍”“咸阳”“长安”的消费需求。司马迁说：“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3］3262由“于天下三分之一”“人众”“什三”以及“其富，什居其六”分析，这里所谓的“关中”，应当是包括“巴蜀”的。班固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说到“秦地”，也有兼及“巴、蜀”的内容，如“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22］1642。所谓“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22］1646，则全用司马迁之说。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津关令》在有关汉初关禁制度的内容中，举列扜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五关19。五关位置大略形成一条南北轴线。通过对五关位置的考察，可以认识当时区域地理学“大关中”概念的涵义以及区分“关中”“关外”的界线20。“大关中”地理格局的形成，是以蜀道畅通为条件的。
司马迁划分天下为四个基本经济区，其中最重要的地区是“山西”“山东”。当时的“大关中”即司马迁所划分的四个基本经济区之一的所谓“山西”地方［13］3253，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当时人也以“关西”“关东”称“山西”“山东”。“山西”或称“关西”，曾经是西汉王朝的重心地区。这一情形直到王莽“分州正域”［22］4128，规划“东都”21，方才改变。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的转移与“西都”向“东都”的历史性转变是一致的。王莽经营“东都”，刘秀定都洛阳，是这一历史变化的标志。
四、蜀道与丝绸之路交通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划分东周时代的天下为七个文化圈［20］10-11，位列西侧，即“山西”或称“关西”方位的是“秦文化圈”和“巴蜀滇文化圈”，蜀道将其南北沟通。
《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一·益州》引扬雄《蜀王本纪》曾经说到张若营建成都城，“始造府县寺舍，令与长安同制”［23］。《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与咸阳同制。”［14］128蜀地的文化中心成都的城市规划“与咸阳同制”的事实，可以说明蜀地文化创造在某种程度上努力仿拟秦文化的倾向。尽管导致这种倾向形成的最初因素，可能有秦人统治者实施军事强制的成分，但是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来考察，应当对这种倾向的形成与蜀人终于认同秦文化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予以更充分的重视22。
前引《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言包括“巴蜀”的“关中”经济地位的分析，对于“巴蜀”更远地方的经济联系与“蜀道”的交通作用，也曾经予以重要提示：“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13］3262
“秦文化圈”和“巴蜀滇文化圈”各有西北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与外域实现文化联系。蜀道联系秦汉行政中枢“咸阳-长安”与西南地方，继续延伸，则有“西夷西”国际道路的开拓。《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和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均记述，张骞判断“邛西”有往“身毒国”的通路，与“大夏”联系“道便近”。于是汉武帝派遣使者“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记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23，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24，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25，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26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27，莫能通身毒国。”［13］2995-2996蜀地产品见于“大夏”，说明“大夏”通过身毒国“得蜀贾人市”的民间商贸通路的畅通。这种自由贸易形成的商路,虽然未曾被汉执政者直接利用以结成反匈奴的军事联盟，却应当是实际存在的。张骞“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的判断，应当是有可以说服汉武帝的确实依据。就此《史记》又有“去蜀不远”，“从蜀宜径，又无寇”的表述。这一交通地理知识，应当来自“蜀贾”。《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述了张骞至大夏归来的报告：“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28。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29，又无寇。”于是，“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30，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31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13］3166-3167。由所谓“复事西南夷”，可知汉武帝时代再次经营西南夷，出于欲“通大夏”的动机。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所谓“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资治通鉴》卷一九“汉武帝元狩元年”系于此年即公元前122年32。司马迁曾经有奉使前往巴蜀以南甚至抵达“邛、笮、昆明”等地方的亲身经历33。有关西南夷的记述，应当大体切实可信34。西汉犍为郡治在今四川宜宾。对于以“蜀犍为”为始发点的所谓“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这种多方向的进取性的道路开发，是中国古代交通史中罕见的记录。所谓“出駹，出冄”，张守节《正义》：“茂州、向州等，冄、駹之地，在戎州西北也。”［13］3137唐代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35。茂州治所在今四川茂县。向州治所在今四川茂县西北或黑水、红原县境36。所谓“出徙”，裴骃《集解》：“徐广曰：‘属汉嘉。’”司马贞《索隐》：“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县也。’”张守节《正义》：“徙在嘉州。”［13］3167所谓“蜀郡有徙县”，据《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徙”在今四川天全东南37。承汉武帝指示，张骞策划的所谓“四道并出”，可以看作“蜀道”指向丝绸之路交通战略的一种延伸。
这是汉代交通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汉武帝时代开启域外文化联系的这一交通探求，后来形成所谓“西南丝绸之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汉武帝的目的“是为征讨南越寻找便捷通道，以及寻找通往大夏的交通线，而不是为了开发西南夷地区的经济资源”［24］。东汉时期，海西“幻人”由滇缅古道到达成都平原，再由蜀道北上，到达洛阳，进行了成功的宫廷表演38。
另一条蜀道延伸的国际道路，即通过“枸酱”之路与南海丝路起点珠江下游地方的连通。《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写道：“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唐蒙于是上书建议，南越势力强盛，以往“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可从蜀地顺水而下图之，“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得到汉武帝赞同。“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13］2994于是扩展了蜀地，打通了自蜀“番禺城下”的道路。而“番禺”为南海“一都会”，“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与“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共同成为南海丝绸之路的起点［22］1670-1671。《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太史公曰”：“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13］2998《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赞曰”：“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22］3928都强调了蜀道交通结构扩展与丝绸之路相连通的国际意义。
“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是将“蜀道”与“枸酱”故事直接联系的信息。“独蜀出枸酱”，说“枸酱”是蜀地独有特产。裴骃《集解》引徐广曰：“枸，一作‘蒟’。”又写道：“骃案：《汉书音义》曰‘枸木似谷树，其叶如桑叶。用其叶作酱酢，美，蜀人以为珍味’。”司马贞《索隐》解释“蒟”：“刘德云‘蒟树如桑，其椹长二三寸，味酢；取其实以为酱，美’。又云：‘蒟缘树而生，非木也。今蜀土家出蒟，实似桑椹，味辛似姜，不酢。’”［13］2994有人说，“枸酱：即蒟酱，一种用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而香”［25］。左思《蜀都赋》：“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诡谲，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刘良注：“‘邛竹’‘蒟酱’，言二物皆生于蜀，而流及远方也。”［26］后世诗文更可见“竹杖诡奇，蒟酱甘好”［27］，“大宛名马，蒟酱蟾酥”［28］1058，“蒟酱竹杖，天马蒲萄”［28］1990，“已见蒲梢入大宛，更闻蒟酱开邛笮”［29］，“跪奉雕盘争献果，葡萄蒟酱比难齐”［30］，都将“蒟酱”与“竹杖”“葡萄”“大宛名马”等并说，看作可以说明丝绸之路史的特殊物产。
汉简所见敦煌“之蜀”道路，也可以理解为西北丝绸之路的支线。敦煌马圈湾简文“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31］，提示我们有大队的“驴”由“驱驴士”役使，直接以“之蜀”为交通运输的目标。此外，通过对“鲜水”地名的民族地理和交通地理分析，也可以增进对青海草原地区南北交通线路历史作用的认知39。将敦煌出发的“驱驴士”“之蜀”运输队伍经行的路线看作汉代丝路交通的又一联系蜀道的路径，应当是合理的判断40。河西汉简所见“蜀校士”身份，也可以说明蜀地与河西的交通条件41。而“广汉八稯布”在河西市场的流通42，也反映了蜀地织品进入丝绸之路重要路段河西地方消费的情形。
通过多种历史文化迹象的分析，蜀道研究应当可以看作对世界文明进程显示出重要意义的丝绸之路史考察的主题之一。
①周祖谟主编：《旧唐书文苑传笺证》，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550页。
②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0页。
③吕华明、程安庸、刘金平：《李太白年谱补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64页。
④辛文房撰、周绍良笺证：《唐才子传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27页。
⑤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2、163、164页。“秦塞”的“秦”，可能主要是空间概念。“秦塞”应当理解为蜀地连通秦地的道路所经过的关塞，也可以理解为秦岭关塞。参见王子今：《古代蜀道的“关”》，《四川文物》2012年第3期。战国秦汉时期大致完备的秦岭南北道路上可以理解为“秦塞”者，有武关道的武关和峣关，子午道的子午关，灙骆道的骆谷关，褒斜道的斜谷关，故道的大散关等。
⑥《开讲啦》，央视网，2018年11月10日。
⑦⑧《陕西省旧石器时代遗存图》，载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9页，第52—53页。
⑨张长寿、殷玮璋主编：《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⑩杨升南：《说“周行”“周道”——西周时期的交通初探》，载《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人文杂志编辑部1984年版。
11毛亨《传》：“有褒国之女，幽王惑焉而以为后。诗人知其必灭周也。”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50页。
12王子今、李斯：《放马滩秦地图林业交通史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期。
13［日］藤田胜久著、李淑萍译：《战国秦的领域形成和交通路线》，载《秦文化论丛》第6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14另一例即《汉书》卷二六《天文志》：“房为天府，曰天驷。”参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76页。
15如《汉书》卷四〇《张良传》颜师古注：“财物所聚谓之府。言关中之地物产饶多，可备赡给，故称天府也。”《汉书》卷四三《娄敬传》颜师古注：“府，聚也，万物所聚。”《汉书》卷五八《卜式传》：“府，钱所聚也。”分别参见班固：《汉书》，第2033、2120、2625页。
16如《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苏秦语：“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张良语：“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分别参见司马迁：《史记》，第2243、2044页。所谓“南有巴蜀”，所谓“右陇蜀”，都强调了与“蜀”之间的交通条件。
17所谓“或疑是后人伪造”，并无根据。参见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15页。
18王子今：《论西域“秦人”称谓》，载《坚固万岁人民喜：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
19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
20王子今：《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
21王子今：《西汉末年洛阳的地位和王莽的东都规划》，《河洛史志》1995年第4期。
22王子今：《秦兼并蜀地的意义与蜀人对秦文化的认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23裴骃《集解》：“韦昭曰：‘邛县之竹，属蜀。’瓒曰：‘邛，山名。此竹节高实中，可作杖。’”《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作“蜀布、邛竹、杖”，第2995页。2013年“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作“蜀布、邛竹杖”，第3606页。作“邛竹杖”是。
24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字或作‘竺’。《汉书》直云‘身毒’，《史记》一本作‘乾毒’。”骃案：《汉书音义》曰：“一名‘天竺’，则浮屠胡是也。”司马贞《索隐》：“身音捐，毒音笃。一本作‘乾毒’。《汉书音义》一名‘天竺’也。”
25《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作“间出西南夷”。颜师古注：“求间隙而出也。”参见班固：《汉书》，第3841页。
26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尝，一作‘赏’。”
27裴骃《集解》：“如淳曰：‘为昆明所闭道。’”张守节《正义》：“昆明在今嶲州南，昆县是也。”
28张守节《正义》：“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节高实中，或寄生，可为杖。布，土芦布。”
29裴骃《集解》：“如淳曰：‘径，疾也。或曰径，直。’”
30张守节《正义》：“言重重九遍译语而致。”王子今：《“重译”：汉代民族史与外交史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
31张守节《正义》：“犍，其连反。犍为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余里。”
32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7—628页；司马迁：《史记》，第2995页。
33《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参见司马迁：《史记》，第3295页。
34王子今：《秦汉史学家的边政实践与边疆学认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1期。
353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册第65—66页，第2册第29—30页。
36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下册第1471页、上册第1027页。有学者论述，“冉駹”即明清译作“日玛”“日麦”“尔玛”者，“是龙门山西侧、岷江上游地区一个历史悠久、超强稳定的族群”。参见耿少将：《冉駹历史沿革考》，《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3期。据饶宗颐《甲骨文中的冉与冉駹》说，甲骨文中“冉”（《诚斋殷墟文字》369）、“冉黾羌”（《甲骨文合集》451、452）等，都是关于“冉駹”的记载。参见饶宗颐：《甲骨文中的冉与冉駹》，《文物》1998年第1期。
38王子今：《海西幻人来路考》，载《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9王子今、高大伦：《说“鲜水”：康巴草原民族交通考古札记》，《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
40王子今：《说敦煌马圈湾简文“驱驴士”“之蜀”》，载《简帛》第1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河西“之蜀”草原通道：丝路别支考》，载《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1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41王子今：《居延汉简“校士”身份及“拘校”制度推考》，载《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7号（2013），兰台出版社2013年版。
42王子今：《汉代河西的蜀地织品——以“广汉八稯布”为标本的丝绸之路史考察》，《四川文物》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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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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