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汉：夏代中兴史的可信度与接受史——兼评近代学界所谓“神话的历史化”假说

周秦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先生为领袖的“古史辨”运动，是中国史学现代化历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更是对古史与经学的一次现代化革命。自从“古史辨”登上近代学术舞台，任何研究者，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无法回避其研究，而应予以充分回应。

“古史辨”运动对上古史进行了彻底的重新审查，夏史真伪即是主要论题之一。梁启超先生在此前已言：“仲康其人之有无，且未可知，遑论其时之史迹。”[1]顾颉刚先生认为“夏的存在是无可疑的”，但又指出考古发现无法确定为夏代材料，现存史料基本是伪造的[2]；直言商以前的记载“传说的成分极多，史实的成分极少”[3]；因此被视为“夏史伪史论”[4]。童书业先生指出：“启以下的夏史，神话传说的成分也是很重，但比较接近于历史了。”[5]强调夏史的神话性。杨宽先生进而提出“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展转演述而成”[6]。吕思勉先生认为《左传》夏代中兴史为“神话之经士夫改定者耳。其原既为野言，其事即非信史。……《左氏》之言而不可尽信也，则夏祚曾否中绝，实可疑也”[7]。陈梦家先生提出“夏世即商世说”，认为夏世系全从商世系分化而来[8]。与之不同的是，王国维先生言：“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9]但这一推想不足以弥平争议。

夏代中兴史最重要的研究是顾颉刚、童书业两先生发表于1936年的《夏史三论》，包含《启和五观与三康》《羿的故事》《少康中兴辨》三章，主要结论为“少康中兴的故事是东汉人造出的”[10]。具体而言，两先生大胆假设夏代中兴史都是从战国传说分化：太康、少康从启分化；少康灭浇出自启伐有扈或舜放象；有扈氏、浇、傲、奡、象皆从同一传说分化而来；夏五子之乱出自齐桓公五子争立，少康出自齐桓公；有仍二女出自长卫姬、少卫姬或晋献公的骊戎二女，少康娶有虞二姚出自舜娶尧二女[11]。此外，顾先生的《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亦持此说[12]。但童先生后来出版的《春秋左传研究》则对早年看法有所修正[13]。

考古学界常将考古材料与文献的夏史系联在一起，实际上是默认其可信。考古学要不要、能不能结合后世文献，归根到底取决于学界对文献史料的辨伪程度。文字史料的可靠性是考古学与文献结合的前提与关键。我们在研究之初，应该考古的归考古，文献的归文献。遗址的发掘与整理交给考古学家，暂时排除文献的影响，进行独立的考古学分期；文献与史事的考证交给历史学家，用扎实考证判断具体史料的真伪。等待各自研究充分，时机成熟，再进行结合。本文对夏代中兴史可信度的考证正是为了给考古学的开展奠定坚实可靠的文献基础。

笔者此前已发表《夏代中兴史的史料批判及其〈左传〉文本的形成》一文，乃是与本文互为表里的姊妹篇，两篇初稿作于2017年秋季。前文对《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及《离骚》《天问》的夏史进行基础性考证和史料批判，详细分析了文本的形成过程，指出四则史料互不杂糅、分别流传的状况[14]。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讨论夏代中兴史的可信度与接受史，希冀引起学界对夏史具体个案研究的关注。

所谓“夏代中兴史”包括太康失国、羿浞代夏、少康中兴三部分[15]。后两部分较为集中详细的先秦记载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及《楚辞》的《离骚》《天问》（原文兹不赘引）。此外，传世与出土文献亦有零星言及羿射封豕、寒浞杀羿之事：

《四告》旧释的“彗”字根据字形来看，可直接隶定为“羿”，即夏初的有穷后羿。简文的封豕不当理解为大猪等恶兽，而应即《左传》乐正后夔之子伯封。“服”即服事、职事之义。“不在服”即不在职位，言封豕没有尽职责本分，失职以“远往游”。“不则”即《尚书》《逸周书》的“丕则”“否则”。王引之言：“‘丕则’犹言‘于是’也。”[19]表事件的顺承进展。“捷”字，或释为“翦”。《四告》言羿“捷之”，《左传》作“灭之”，皆言羿攻克翦灭后夔、伯封之族。“度”训“法”，效法之义；也可直接理解为考虑、谋划之义。“不度兹事”是言后羿不引以为戒，仍然像封豕一样远游好狩。“淫于非彝”即《左传》襄公四年“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离骚》“羿淫游以佚畋”。《说文》：“愆，过也。”杜注：“愆，失也。”愆德即失德、爽德。孔传：“剥，伤害也。”“达”读为“挞”，挞伐之义。《四告》“浞不则剥挞厥家”与《离骚》“浞又贪夫厥家”、《左传》襄公四年“取其国家”“浞因羿室”、《归藏》“浞射羿而贼其家”描述近似。

《左传》襄公四年载寒浞之子浇、豷被灭，进而言“有穷由是遂亡”，是将羿、浞、浇、豷皆视为有穷氏之族。文献多强调寒浞取后羿之“家”，可见其属于有穷氏内部的弑篡政变。与有穷氏敌对的是伯封、夏后氏、有仍氏一派。有仍氏是伯封的外祖父家，夏后相的配偶后缗逃亡至有仍氏，少康担任有仍氏的牧正，可见诸族关系密切。

《四告》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夏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而且能与传世文献互证，明确记载了“羿射封豕”是“羿浞代夏”的一小部分。再结合《天问》，可串联起后羿之事迹：首先因夏民以代夏政，再射河伯，又灭封豕之族，最终为寒浞杀而代之。文献多贬抑羿“淫”于田狩，其本质是有穷氏积极扩张，穷兵黩武，终至内外交困。

近代颇有学者怀疑夏代中兴史的真实性。即便清华楚简、岳山秦牍被发现后，也并不能直接解决这一争议。

康有为曾认为《楚辞》的夏代中兴史乃战国杂说，“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20]。顾颉刚、童书业先生指出东汉初年王侯将相“头脑里并没有少康中兴的故事”，并认为当时《左传》未载此事[21]，把伪造时间从刘歆调整到东汉初以后；认为《左传》夏代中兴史乃后人据战国西汉文献伪造，而后窜入《左传》。张京华先生曾对此有详细的讨论与评价[22]。

顾、童两先生的论述逻辑有很强的“分化说”色彩，即认为古史传说像民间故事一样，在流传中可以轻易分化、复制、造作。比如，其一，两先生认为武罗由《山海经》的神变为人，寒浞改造自“寒（韩）哀作御”。其二，两先生认为《左传》言家众让后羿之子食其父肉，其子不忍而死，是抄袭《天问》所谓羿杀封豨，献之后帝，后帝不喜。其三，两先生认为“灌即是戈，亦即是过，又即是鬲”，“《左传》把一国分为四国”[23]。这些说法本质上只是主观比附推测，不能证实。

根据笔者先前研究，《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两段文本的对话逻辑、内容主题、叙事侧重、详略程度、称谓习惯皆不同，非同一文本割裂。《离骚》重叙事，纯言夏代中兴史；《天问》重发问，既言夏代中兴史，又言羿之神话；两篇《楚辞》体例、性质、内容皆不同。可知四则文本当时各自并行，诸本之间有明显的畛域界限，无源流关系，不存在因袭杂糅关系，作者群体也各不同[24]。四者不存在共同的“祖本”。后世难以不约而同地伪造出如此文本关系的四则材料。

《左传》《楚辞》皆未裁汰大量人名、地名、部族这些主旨以外的历史信息，这是其可信度的体现。司马迁将其采入《史记》时就对细节信息进行删裁，以宣明主旨[25]。《左传》夏史若出于某种意图伪造，应无伪造无关细节的必要。伪造信息既不能达到目的，又有败露风险。

对古史与文献可信度的考证，既是承自中国传统“考而后信”的史学观念，又受近代新史学“疑而后信”的影响。打破经书与古圣王传说的权威性，进行严密、全面、系统考证，这一问题意识更是在近代以来才明确产生的，同时也认识到唯一真实的客观历史与文献上的主观历史之区别。具体到古史传说被怀疑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受王朝和经学意识形态的控制，典范人物模板化，如汤、武势必伟大，桀、纣势必昏暴。其二，诸子论辩时随文或有意改造传说，托古改制，为自家学说张目。其三，古史系统会随着政治格局、礼制改革而变化改易，如战国晚期《五帝德》《帝系》“黄帝一元古史系统”的构建。其四，带有神异色彩的记载不能发生在现实世界，其背后或有传述者的隐喻。如《穆天子传》“羿射涂山”之梦是象征与隐喻夷族不利于夏族。又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言孔甲食雌龙醢、《国语·郑语》引《训语》言夏后杀褒神之龙而藏其漦，皆有非现实因素。余嘉锡先生还曾概括造作故事的七种动机，兹不赘述[26]。对于这些情况，适合使用“有罪推定”的原则，疑而后考，考而后信。然夏代中兴史则不存在上述情况与动机，更适合使用“无罪推定”的原则。

顾颉刚先生曾尝试寻找出夏代中兴史的伪造动机，其言曰：“此事为东汉时参入，其所以欲参入此无非为光武中兴之业反应而出此也。”[27]童书业先生后言：“东汉人在《左传》里插入少康中兴故事的时候，光武中兴的事业早已完成……只是为《左传》增加些作料以求适食于东汉人的胃口而已。”[28]顾先生坦言并无直接证据，只有间接证据。童先生也说《夏史三论》的结论“多半是些假定”[29]，后又反思道：“其文字颇古，不类汉人之作。且其中多有神话残迹，且有可以印证氏族制之处，未必此两段文字即为东汉人影射王莽篡位光武中兴故事所造，以求提高并巩固《左传》之地位者。”[30]实际上否定了顾先生和自己早年的观点。

三康之称可为夏中兴史及其世系的可信度提供重要参考。清代崔述曾疑：“曰启，曰相，曰杼，曰皋，皆其名也……惟太康、少康则不似名而似号……且太康失国，少康中兴，贤否不同，世代亦隔，又不知何以同称为‘康’也？”[31]顾颉刚、童书业两先生言“康”有“安稳平正”与“淫乐”两义，三康“在名字上是连接的，要好便全好，要坏也便全坏”[32]，遂认为其名其事皆是伪造。杨宽先生承其说，取毕沅之说，认为“康”字出于《墨子·非乐上》的“淫溢康乐”，太康传说由启分化[33]。王树民先生言：“康字之义为‘糠’，其义似取其松软或空而无实，以示夏之共主地位。”将其视为早期谥号的滥觞[34]。崔、顾、童、王诸家皆把“康”字视为有评价意味、与谥号性质类似的称号。目前所见谥法的上限是商代后期[35]，尚不能追溯到夏代。

三康之“康”与商王康丁、周康王、召康公的谥号不同。陈梦家先生指出“以天干为名，不始于商，夏世诸王已用此制”，认为三康之“康”即“庚”，胤甲、孔甲、履癸都是以天干为名[36]。杨君实[37]、李学勤先生皆从此说。此外，郑张尚芳先生言：“后芬的别名‘槐’[guul]，也有可能是‘癸’[kwil’]的别记。”[38]李先生进而言：“这种命名法不是造假的人能够想象得出来的。周代的人已经不懂。……这个世系一定有它的背景，有它的历史根据。”[39]日名不见于春秋战国铭文，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中期不难见到[40]，在西周晚期略有孑遗。可见随着商周鼎革，日名制度逐渐消亡，春秋以后已不再使用，故时人难以伪造三康之称乃至夏代世系，反而证明了夏代中兴史可信度较高。

汉人惯用的“康”字在战国竹简多用“庚”字表示。清华简《系年》有“卫叔封于庚（康）丘”；上博简《郑子家丧》乙本与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甲本皆有“淫慆于庚（康）”；《厚父》有“不盘于庚（康）”。杨树达先生将《诗·天作》“文王康之”的“康”读为“庚”[41]。因此，古文字的大庚、中庚、小庚在汉代就被转写为太康、仲康、少康。

先秦流传的夏商世系渊源有自，司马迁编撰《夏本纪》采用的应是《世本》之类的战国古书，《世本》则有更早的史源。类似性质的材料有所谓商代“家谱刻辞”[42]，其格式为“某先祖曰某”“某子曰某”“某弟曰某”，罗列了十三组家族关系，本质上即属世系记载。可见中国自古重视对本族世系的记忆，不仅口传，而且很早就形成了文字材料。裘锡圭先生言：“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43]先秦时期可能流传着类似的夏代世系文字材料，这些材料成为《世本》《史记》的史源。

文献记载“夏代积年”较为可靠的有两说：一说是《易纬·稽览图》《世经》的431（432）年，另一说是《太平御览》《路史·后纪》所引古本《纪年》的471（472）年[44]。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两种说法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同一回事……羿、浞二世加起来共有40年”[45]。《纪年》之说为战国所传，藏于魏史官处，两汉时尚埋于地下，汉人应未见。《易纬》《世经》为汉人整理编撰，不可信之处甚多，但其所传夏代积年却能与二百多年后的地下出土材料相合。倘若夏代中兴史或《易纬》《世经》之说其一为汉人伪造，则不能与西晋才出土的《纪年》对照。这说明夏代积年之说在西汉时虽为逸史，但渊源有自。

综上所述，就目前史料状况来看，并无确凿证据证实夏代中兴史乃伪史，所谓作伪动机（比附光武中兴、故事分化说）皆难以成立。反而根据内容细节、文本关系、三康之称、夏代积年等方面，可知夏代中兴史是周代人叙述的、具有较高可信度的记载。

后羿、寒浞、封豕、少康等人史事在先秦已有流传，但《左传》襄公四年的“羿浞代夏文本”并不被东汉早期以前的君臣学者称引，即无“同文”。顾颉刚、童书业两先生已注意到这一现象，但默认“晚出即伪作”，在研究过程中缺乏“逸史”的意识。这一逻辑默认现存文献体现了当时古史留存的全部状况，对文献大量散佚情况估计不足；还默认大多人不知即等于当时社会不存，忽略了少数人私藏的“逸史”与本族保有的“族史”。除《左传》外，羿浞代夏文本最早见于东汉中期文献，这只能说明此文本直至东汉开国初仍不为大众熟知，而不足以证明是晚出伪作。两汉文献常常收撮先秦史料，所收史事往往有更早的史源。故此文本在先秦两汉的流传接受史值得考察。

有学者依据《楚辞》认为夏代中兴史为楚地保有流传。童书业先生认为“少康中兴故事乃楚地传说，吴起学派在楚地收集……决为吴起派改造传说所成之故事，其较原始形态见《楚辞》中”[46]；“楚是昆吾之支裔，而昆吾与夏盖为联盟，所以夏人的传说流行于楚地”[47]。姜亮夫先生认为“屈子传夏史最具，亦楚旧史也”，并以“夏家初期数世之乱，为儒家所不详者，皆见于《天问》”[48]。但《楚辞》所载亦非史事全貌，反而可能说明在楚地流传程度也很有限。而且《离骚》《天问》通篇多杂神话，但言及夏代中兴史却纯为现实史事，疑其非楚地本土传说。

关于封豕羿浞史事，零散见于清华简与江陵岳山木牍，都是楚地所出，但这只是因为楚地简牍容易保存至今，存在“幸存者偏差”。岳山秦墓的墓主身份可能是秦国的中下层官吏[49]，其所藏日书《杀日》在言不可杀豕时提及羿射封豕之事，可见此古史在战国末至秦代的民间基层已有流传。《论语·宪问》载孔子弟子问羿、奡（浇）“俱不得其死然”，可知其事在春秋鲁地也有流传。《四告》非楚地原生文献，应是从中原转抄流传到楚地的。综上，封豕羿浞史事不晚于春秋时在南北方都有一定程度的流传。但这三种文献都不涉及夏后氏。

详细的夏代中兴史见于《左传》《楚辞》，其记事信息详尽，包含大量人名、地望、族氏、职官等细节，应非口传。《左传》引春秋魏绛所言羿浞代夏文本，既提及《夏训》之书，又引商周之际周太史辛甲的《虞人之箴》。因此《虞箴》年代当不晚于春秋时期，甚至可能早至西周。周太史能为之作箴，说明夏代中兴史可能很早就书于竹帛，形成文字，作为典册形式藏于西周王室，其说流传渊源有自。

平王东迁以后，典籍或存于东周王室秘府，或流散于中原。蒙文通先生曾指出“图法典籍之备存于晋”，“尊史者无逾于晋”[50]。陈梦家先生曾推测《夏书》可能多为晋国之人保存与拟作，“这些拟作，也自然有所本，因之也保存了许多史料”[51]。晋、魏处夏墟，三晋地域多传夏史。《国语·晋语四》载太行山南端的“阳人有夏、商之嗣典”[52]。详叙夏史的清华简《厚父》有明显晋系文字特征[53]。《左传》全书最主要的史源是晋国，羿浞代夏文本即见于晋君臣间的对话。魏史《竹书纪年》提及羿居斟寻[54]，又多收录夏朝与夷族的互动。魏墓出土的《穆天子传》言“天子梦羿射于涂山”[55]，是时人据夏史而造作穆王之梦。以上可知“羿浞代夏”史事在三晋地域有一定程度的留存与流传。后因晋、楚互动频繁，中原之人多出奔南方，使其传说与典籍流传入南方，遂为《离骚》《天问》所采。这是《楚辞》载夏史不杂神话又语焉不详的原因之一。

西汉学者皆不引《左传》襄公四年的羿浞代夏文本。《史记》的夏史记载并没有遭到窜乱的迹象，对此应采取“无罪推定”的原则。康有为、顾颉刚曾为了证成刘歆窜伪《左传》，常以己意断言《史记》亦遭窜乱，以此否定掉不利于己说的证据，是不可取的。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采《左传》哀公元年的少康中兴文本，可见其在汉初已有一定程度的流传。不过其直接从少康出生于逃难途中讲起，没有作为前因的羿浞代夏之事。司马迁自谓尝读《离骚》《天问》[56]。《楚辞》虽载夏史，但文辞古奥，叙述残缺，语焉不详。即便西汉人熟读《楚辞》与《左传》哀公元年亦不知其前因，难以考索。羿浞代夏文本既述羿浞代夏，又言少康中兴，前因后果齐备，可补释《楚辞》，可谓是夏代中兴史最重要的论述，但不为司马迁所见。

西汉末扬雄的《宗正箴》载：“昔在夏时，少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五子”见于《离骚》《书序》，有仍氏见于《左传》哀公元年。《太仆箴》载：“昔有淫羿，驰骋忘归。”《上林苑令箴》载：“昔在帝羿，共田径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猪。不顾于愆，卒遇后忧。”[57]应是取自《离骚》“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的典故，又合于《四告》羿射封豕与“淫于非彝，愆德好狩”的记载。三箴皆未引述羿浞代夏文本独有内容或相似文句，是以知扬雄未见。

顾颉刚、童书业两先生言：“最早看见《左传》中关于少康中兴的两段记载的大约是班固、贾逵们。”[58]关于班固所见，两先生引两则史料：其一，认为羿浞代夏文本的“外内咸服”抄自《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赞曰“当王莽之作，外内咸服”。此为套语，且论证逻辑主观性太强，并非确凿的抄袭关系。两先生先认定羿浞代夏是比附王莽篡汉而造，故对《汉书》产生过度解释。其二，两先生认为羿浞代夏文本的人物全见于《汉书·古今人表》。但此表非班固所撰，而是班昭所撰[59]。此外，钱穆先生有所补论：班固所作《离骚序》提及羿、浇、少康、二姚[60]。但这些人物皆已见于《离骚》，且班固本就是为《离骚》作序。而羿浞代夏文本的独有人物不见于《离骚序》。以上三证，皆不能成立，故并无迹象证明班固（卒于公元92年）已见羿浞代夏文本。

对于贾逵的《春秋左氏传解诂》，顾颉刚、童书业两先生循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共引两条[61]，尚有未论及者。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辑汉注亦可谓尽善，襄公四年处仅辑贾逵注两条：一条辑自《史记集解》，曰：“斟灌、斟寻，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国，故曰灭夏后相也。”[62]与哀公元年贾注全同。这条注是为了解释“灭夏后相”，而相不见于襄公四年，仅见于哀公元年，故知当是注后者。另一条注文云：“羿之先祖世为先王射官，故帝喾赐羿弓矢，使司射。”辑自《尚书正义》与《春秋左传正义》[63]。先秦两汉文献言羿甚多，注文无出自羿浞代夏文本的内容。其说或本自《山海经·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属羿之神话，且在帝喾之时，不足以注夏史。故凡此两条贾逵注皆不应归于《左传》襄公四年处。贾逵注目前虽仅存辑本，但对比注文的比重，襄公四年无，而哀公元年多。而且为《左传》作注，当注重相互考证发明，但贾逵注哀公元年全然不言羿浞代夏文本独有的信息。是以知并无迹象证明贾逵（卒于公元101年）曾注解过羿浞代夏文本，其所传《左传》应尚未附益羿浞代夏文本。

从司马迁、扬雄以至班固、贾逵，都曾引述《左传》哀公元年的少康中兴文本，却不以羿浞代夏文本的独有信息去补释互证。先秦两汉学者无一例外，这实在不能用疏忽或偶然来解释。可见当时学者对两段古史的知晓程度不同，两则文本的接受程度也不一，其关键在于两者进入《左传》的时代不同。然康有为、顾颉刚、童书业的失误在于：始终未区分这两个独立文本及其流传程度，认为必同时伪造，同时窜入《左传》《史记》。顾、童两先生遂根据羿浞代夏文本晚见，认为少康中兴文本至东汉才窜入《史记·吴世家》，强说《史记》遭到窜乱；又因为贾逵已见少康中兴文本，遂认为也已见羿浞代夏文本，把羿浞代夏文本附益于《左传》的时间提前了。

许慎乃贾逵弟子，其所撰《说文解字》引《春秋传》曰“生敖及豷”，出自羿浞代夏文本。《说文》初稿年代是公元100年，完成于121年[64]。班昭于92年继兄业始撰《汉书·古今人表》，卒于121年，其表全载羿浞代夏文本的人物[65]。是以知许慎、班昭所见《左传》已收入羿浞代夏文本。

早期文献在写定前常经人修订、合并、删改，甚至附益内容。这并不仅限于刘向、刘歆父子校订中秘。现根据大量出土的战国汉代简帛古书，知其情况更加复杂。李学勤先生指出“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古籍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那些仅在民间流传的，变动自然更甚”；强调避免“静止的眼光看古书”[66]。《后汉书·儒林列传》载：“昔王莽、更始之际，……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采求阙文，补缀漏逸。”[67]《左传》的流行正是在这一政治变动期。杜预言：“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68]可见东汉至晋初，详略不同的《左传》传本还有很多，并不完全统一。在这样的文献背景下，羿浞代夏文本附益入《左传》应属文献形成过程中的平常之事。

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69]，东汉儒生广习《左传》。羿浞代夏文本附益入《左传》后，借着《左传》地位的抬升，在学者间广泛流传，夏代中兴史因而在二世纪时成为“常史”。王逸《楚辞章句》之所以能对晦涩古奥的相关文句详注，正是因为羿浞代夏文本交代了前因后果，其明确载：“此羿、浇、寒浞之事，皆见于《左氏传》。”[70]王符《潜夫论·五德志》收集拼合夏代中兴史材料，混编《左传》两段文本，补以《论语》《史记》，排列编撰出一篇新文本，他所能看到的史料与今人所见基本无异。应劭《风俗通义》载：“夏帝相遭有穷氏之难，其妃方娠，逃出自窦而生少康，其后氏焉。”[71]《左传》哀公元年本不言有穷代夏，此言“有穷氏之难”仅见于羿浞代夏文本[72]。此以夏史附会窦氏起源，标榜门楣，反映了夏代中兴史的接受程度。魏高贵乡公曹髦更是以少康中兴事来托己志，试图推翻司马氏的专权[73]，可见已是君臣共知的史事了。总的看来，从《左传》《楚辞》到东汉文献，夏代中兴史的内容并无增益变化，未呈现出“层累造成”的现象。

借此案例，可考察今本《竹书纪年》所载夏代中兴史的史源与真伪。今本《纪年》仲康、少康、杼的部分不涉夏代中兴史。其载太康“居斟寻。畋于洛表。羿入居斟寻”，王国维先生认为出自古本《纪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与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畋于有洛之表”。更明显的是，夏后相部分几乎是对《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及《离骚》《天问》的节引、转写、编排、系年[74]。根据先前研究，《左传》两段文本在先秦文献中没有“同文”，西汉乃至东汉早期学者引《左传》哀公元年，皆不引襄公四年的羿浞代夏文本。因此今本《纪年》的文本并非先秦原貌，其编撰者并观两段文本。又加上今本《纪年》抄撮东晋伪古文《尚书》。因此，今本《纪年》夏代中兴史应是东晋以后学者杂抄《左传》编造的，是对当时流传的史料进行搜集、编排、系年，本质上与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王符《潜夫论·五德志》的工作没有区别。夏代中兴史接受史的个案研究可以用来佐证今本《纪年》不仅编撰成书是伪的，史源也非文本原貌。

顾颉刚、童书业先生《夏史三论》的结论是：羿浞代夏比附王莽篡汉，少康中兴比附光武中兴，皆是伪史；《左传》两段夏代中兴史是东汉中期伪造的，进而附益入《左传》《史记》。然本文的结论是：夏代中兴史是周代人叙述的、具有较高可信度的记载；可能以典册的形式藏于西周王室，东周时留存于晋、魏，后传至楚地。从西汉直至东汉中期，司马迁、扬雄、光武君臣、班固、贾逵皆谙熟《左传》，但不言羿浞代夏文本，始见者乃许慎、班昭。故可知直至东汉早期（公元一世纪及以前），羿浞代夏文本一直作为少数人知晓的“逸史”存世，不见于《左传》；而在东汉中期（公元二世纪初，不晚于121年）才被学者注意，进而附益于《左传》襄公四年；然后借着《左传》地位的抬升，在学者间广泛流传，夏代中兴史在二世纪时成为被人熟知的“常史”。

从西方发展而来的神话学一般认为，各文明普遍先产生原始神话，然后神话逐渐人化、历史化，才转化为所谓早期历史的记载，即存在所谓“神话的历史化”现象。在这种“古史即神话”的范式下，早期历史记载被视为伪史，不可信，神话学者的任务是将其还原为神话，揭示其意义。但这本质上只是一种理论、假说、预设，并未得到彻底的证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中国古史研究同时受西洋与东洋的双重影响，大多即属神话研究[75]。

这一倾向在《夏史三论》中也有明显体现：顾、童两先生认为启有神性，或本是乐神，“启享诸侯”史事是从《山海经》的原始神话“享群神”演变而来；“羿去百艰是原始的神话，而尧任羿是晚出的人话”；封豕、武罗都是从神话演变成历史人物；甚至有时将《楚辞》《归藏》《山海经》《淮南子》视为年代更早的“原始神话”[76]。这实际上已经与其“以古书年代断古史年代”的研究方法自相矛盾。此外，杨宽先生认为启、羿都是原始神话中自天降下的神，后来才历史化为人王[77]。傅斯年先生认为《左传》夏史是由神话逐渐“伦理化”而来的[78]。吕思勉先生认为《左传》夏代中兴史属“神话之经士夫改定者耳”[79]。陈梦家先生认为封豕是“由害虫害兽进为神话中的人物，再与历史人物混淆”[80]。可见近代学者普遍认为中西古史都来自“神话的历史化”，这是受西方神话学思维影响的结果。

西方早期文献多载古希腊神话史诗，其后起的古史出自“神话的历史化”。西方学者依据他们的“常识”，预设中国古史亦如此，遂多不信夏代存在，认为夏史是从神话演化而来的伪史。这种研究观念暗含遗留了西学东渐以来的“西方中心论”。当下中西学者对夏代存在问题的争议实际上也出于这样不同的学术观念。然中西远古文明远隔重洋，不必同理。中国“神话”见诸文献反而年代甚晚。战国西汉古史呈现出“历史的神话化”现象，即两周时期的历史传说反而在战国西汉时演化为神话。常金仓先生曾强调，与西方神话不同，中国神话大多是战国时“历史的神话化”的结果，《山海经》就是这一现象最典型的表现，而非远古神话的孑遗[81]。

现在我们论证了夏代中兴史的可信性，借由这一具体个案，可以重观夏史人物的性质变化。武罗从《左传》的有穷氏弃臣、《世本·氏姓》“夏有武罗国”[82]，演变为《山海经·中山经》中“人面而豹文”的“䰠（神）武罗”[83]。《穆天子传》根据后羿代夏虚构穆王梦见“羿射涂山”。羿从《左传》《离骚》《四告》沉迷田猎的有穷氏君主演变为《山海经》《淮南子》射日除害的神话英雄。封豕从《左传》《楚辞》《四告》中的乐正夔之子伯封演变为《淮南子·本经》中神话之羿所除的一害，甚至逐渐兽化。这一系列现象都属“历史的神话化”。可见对于中国的古史传说来说，神话反而是晚出的。因此，用神话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古史传说，值得学界深入反思。

对于夏史史料，笔者持“有限信史”论，一切夏史史料都需经考证之后才能使用。我们的态度是：既应拒绝一概的“无罪推定”，也应拒绝一概的“有罪推定”；既反对“一刀切”式的“夏史伪史论”“夏史神话说”，也反对不加怀疑、不加考证的“夏史信史论”。对于没有动机、目的、立场的“无意识史料”，我们采取“无罪推定”，考而后信，比如夏代中兴史与夏代世系。对于存在神异、目的、立场的“有意识史料”，我们采取“有罪推定”，疑而后考，考而后信，对于不可信的情节则解释其产生的原因与背景。另外，夏史材料的史源出处复杂，性质纷乱，不同文献的可信度不同。对其真伪应分而判之，不应笼统概括，需要逐个进行精深的个案研究。

顾颉刚、童书业两先生的具体结论现在看来有修正的必要，但当今学界的夏史研究仍循着《夏史三论》的问题意识，这显示其重要的学术史地位。对于夏代中兴史的个案研究，不仅说明不应轻易否定《左传》所载上古“逸史”，而且为考古学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也对当下学界的夏史争论提供了一例个案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