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庄位于沁水县东部的沁河谷地，濒临沁河，交通便利。窦庄张氏三代冠冕，在沁水乃至整个泽州颇具影响力。晚明恰逢泽州科举的鼎盛期，高官云集，而相互通婚，正是这些凭借仕进形成势力的大族建立士绅网络、巩固自身地位的主要手段。窦庄张氏发迹虽晚，但仅仅经过张五典祖孙三代人，就先后与湘峪孙氏、阳城王氏、郭壁韩氏等在整个泽州举足轻重的家族缔结复杂的婚姻关系，成为泽州极具影响力的重要家族之一。

明末沁水县的险恶局面，使得百姓、大族纷纷修建堡寨，组织乡兵以自卫。窦庄堡的修建始于天启三年（1623），张五典深感“天下从今多事，不止一隅，先事预防，其庶几乎”，于是一手主持开始营建私家城堡—窦庄堡。这一精心设计的工程直至崇祯初方才竣工，窦庄堡自诞生起就防御精巧、固若金汤，使得它“在中国古代小型城堡建筑史上应该占有一席”。

窦庄堡的告竣与陕西农民军进入山西几乎同时，此时窦庄张氏的领导已经变成了张五典的长孙、因父张铨殉难而荫官锦衣卫、时已至锦衣卫堂上官的张道濬。张道濬在崇祯初期直接卷人朝廷党争，故而官声不佳，崇祯四年（1631）更因政治斗争被充军雁门。然而此时山西局面已呈土崩鱼烂之势，山西巡抚宋统殷急召张道濬前来军前赞画，故而张道濬一直率家丁以充军犯身份处在与农民军作战的第一线。崇祯五年（1632）七月，由于农民军主力向晋东南逼近，他更是得以直接归乡，亲自指挥家乡窦庄堡的防御。

固若金汤的窦庄堡经历了两次考验。第一次是崇祯四年六月，当时向南转移的农民军王嘉胤部围攻窦庄，居家的张铨遗孀霍夫人力排众议，坚决守城，交战仅半日，农民军便为躲避援军而撤围，窦庄也因此一战成名。二次发生于崇祯五年八月，由归乡后的张道濬亲自指挥。张道濬组织了一支精锐的家丁部队，并且利用旧有的兵工基础，装备了大量火器，并制定了严格的守御方案与纪律章程。故而此战虽是面对农民军领袖紫金梁、老回回率领的主力大举合围，但窦庄城仍是有惊无险，造成的巨大伤亡反而使农民军再不敢逼近窦庄。

与此时明军在晋东南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张道濬以一己之力击退农民军主力之一的战绩，使得其在山西战场上的地位陡然升高。而张氏之武装不仅致力于拱卫窦庄及附近地域，还积极随同官军出征整个晋东南地区。故而窦庄张氏并非仅仅成功实现自保，而是深层次地参与到整个邻近区域的防御事业中去。

与晋东南的其他州县情况相同，筑寨自保的现象在沁水非常普遍，据康熙《沁水县志》记载，沁水县内，明末为地方自卫而修筑的堡寨共有14处：

崇祯初，寇乱，将城焚毁。土壤筑堡相保，共十余处。

北城寨：在县城西北隅，寇破县城，庐室焚尽，惟此独完。

窦庄堡：张宫保天启年间筑，寇乱猝起，杀□徒□，邑人恃此，全活者数百余家。

郭壁寨：三处，一大寨。顺治六年，陈壮等贼焚掠其地，今废坏。

端氏寨、坪上寨、曲堤寨（有大小两寨，倶险峻）、金峰寨、马邑寨、郑庄寨、贾封寨、湘峪寨。

根据雍正《山西通志·关隘志》的补充，可知在明末清初时期发挥作用的堡寨，还有武安镇城、固镇寨。没有在地方志中留下痕迹的堡寨数量更多。可以肯定的是，在明末，沁水乃至整个泽州地域社会，都随着战乱频仍、官府统治力的衰退、城寨的修建和乡兵的组建，而出现了广泛的军事化现象。

民间的堡寨多以村镇或大族为单位，也就决定了其规模上限，即使是窦庄堡这样财力雄厚、人口众多的大型堡寨，可组织起来的民兵也不会超过千人。一般村落修建的临时避难的堡寨，其军事规模更可想而知。单个堡寨在面对动辄上万人的农民军时脆弱不堪，很容易被分头击破。故而在明末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区域社会的军事化水平发展到一定规模，同时出现具有泛区域影响力的领导人，则一定会开始建设区域性武力联盟。

目光向南，另一个在明末区域军事化明显的县份湖广麻城县，区域防御联盟的建设如火如荼。在崇祯前期，以沈庄为枢纽，拥有丰厚的家族实力和个人资源的前甘肃巡抚梅之焕，建立了一支上万人的民间武装，直接取代县衙成为麻城的保护者，并且通过严厉的规范和强大的武力震慑，使得整个麻城以自保为目的的城寨都归之于梅之焕的号令下。梅之焕最大的壮举是超越麻城县境，整合大别山南麓的大量堡寨，组建了明末规模最大的区域性防御联盟之一——蕲黄四十八寨。这一强大的区域性防御联盟拥有严格的守则，并且在梅之焕死后还在持续发挥作用。

类似的事例在全国屡见不鲜，在宗族组织强大、基层社会资源调配能力更强的南方，特别是华南，更为常见。例如在广东肇庆府的恩平县，自崇祯末年开始到永历混战中，倾向于南明的地方武装首领王兴，联结各路地方武装势力，建立强大的联盟，使得清廷在此地始终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而为了争夺地方社会的控制权，该县的汶村陈氏以及“五团”等其他地方武装联合起来与王兴对峙，形成两大地方武力联盟对垒的局面。粤东潮州府大埔县的白堠与湖寮等邻近村落，也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中组织乡兵，共同自保，一同对敌。

明末的泽州社会，并无华南一般具备高度共同体意识的宗族组织，在区域防御联盟的建设中，无法倚仗众多大宗族的有机协作。通过对明末泽州部分重要堡寨的个案考察，可以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屹立于兵燹之中，更多的是倚仗该村个别德高望重士绅的组织和领导，宗族的凝聚力相当弱小，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如阳城县郭略村的大族陈氏，在陈昌言的主持下为本村修建大型堡寨时，在协调族人的过程中颇费周折：

且余庄坐落不甚阔，其庄人具属同宗，无难家自为守。于是聚族长而谋之，再四申说，晓以同舟之谊，期共筑一堡以图永利。无奈人藏其胸，心有主，且多贵金钱而贱性命，竟成筑舍，良可大息！会计无复之，莫能相强，不得不就余所居址处自为修葺，然东、西两面地基系族人业，数传以来，若不肯相成。余恳亲友力求，破金多许，复兑以业，始克迁就。种种变态，思之可叹！

农民军此前已经攻击郭峪一次，郭峪村损失惨重。然而在血的教训前，陈氏家族的首席缙绅陈昌言，甚至都无法充分凝聚族人来修建事关其生命财产安全的堡寨。即使是表现坚韧的窦庄，在面临第一次围城战时，就连张氏宗族内部也是意见不一，甚至意欲弃城而逃。而张道濬在日后得以妥善调动窦庄的防御力量，凭借的也是自己的手腕和影响力，而非单纯倚仗本族。在泽州如若要出现区域防御联盟，一位具备泛区域影响力的强力领导人的存在和努力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文教兴盛、高官云集的明末泽州而言，云育这样的英雄人物并不困难。但沁水县的情况又与阳城不同，二者在文教成就上不可同日而语。有明一代，泽州共出过132位进士，位列山西布政使司５府３直隶州中的第3名，其中阳城43人，为泽州首位，而沁水仅19人.这—时期，阳城特别是沁河沿岸建立堡寨自卫的高级士绅甚多，如屯城的刑部右侍郎张慎言、黄崖的太子太保工部尚书白所知、郭峪的陈昌言与巡抚顺天右佥都御史张鹏云等。这些士绅尽管同处晚明新建立起来的泽州士绅网络中，并通过婚姻等手段缔结盘根错节的关系，但他们相近的地位却使得没有一人具备足够的威望与统摄力，可以有效整合各自为战的堡寨民兵们。张慎言曾经试图做过类似的努力，他在《告邑中父老守城启》强调了阳城的命运应该由阳城人自己掌握，而不能对官府期待太高，“吾邑之事，原仍以吾邑之人为之，邑父母为民之长，不过藉其□□，假朝廷之威福，固封疆，保赤子耳，犹一家然”，不过他的屯城同阁虽然守备坚固，却并未成为阳城自卫的主导力量。

沁水则不然，其时沁水县境最具影响力的主要是三大家族——窦庄张氏、湘峪孙氏、郭壁韩氏。三者全部位于沁水县东部沁河流域，其中郭壁村仅在窦庄以南几里处的河滨。湘略孙氏家族尤为显赫，孙居相、孙鼎相兄弟先后于万历二十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中进士，孙居相官至总督仓场户部尚书，孙鼎相官至湖广巡抚。不过至泽州陷人兵燹之际，孙居相虽然位极人臣，却因在崇祯三年陷入乔淳弹劾案，被削籍充军，孙家实力不免大受打击。孙鼎相此时也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无力再出来主持地方事务。郭壁韩氏也是望族，“余韩氏自嘉靖丙辰以后历七十余年，生齿繁行，簪绂章缝，蝉联鱼贯，故里巷屈指右族，惟余韩氏称焉”，在晚明出过两位官声上佳的进士，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韩范官至右通政，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韩肫仁官至山东青州知府。韩氏虽位列沁河流域的甲族之一，并与窦庄张氏、郭峪陈氏等大族缔结婚姻，在郭壁同样主持修建了规模庞大的自卫性堡寨，但其当家韩肫仁毕竟仅官居四品知府，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无法与尚书之后、又居从一品之位的张道濬相比。故而此两家在沁水地方防御领导人的角逐中，事实上都无法和张道濬相抗衡。

张道濬依靠自己家族的强大影响力和丰厚的资源，以及各类防御战中的骄人战绩，成为沁水地方防御无可置喙的领导人。比起张道濬的民兵活跃在各处战场上的战绩，沁水官府的表现近乎可以被忽略。即使是晋东南战场的负责人、冀南兵备道王肇生手中的兵力都捉襟见肘，沁水知县手中更难称得上有什么像样的防御力量，何况沁水东西绵亘上百里，“邑城虽有少兵，东乡一带更骛远”，人口稠密的东部更是鞭长莫及。在县衙已经对地方防御失去掌控力，只能默许各村结寨自保的情况下，张道濬无疑是维护桑梓最为可靠的人物。沁水民众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他们联名向山西巡抚许鼎臣上书，请求还是充军犯身份的张道濬留乡整顿乡兵。许鼎臣也深知张道濬对于维护沁水地方秩序的重要性，故而批准了这一请求。自此，沁水县的防御主导者从沁水县衙转到窦庄，这一权力的过渡，是迫于现实的必然之举。

得到山西巡抚支持的张道濬得以大展宏图，大刀阔斧地执行他的地方防御计划。最重要的还是“筑寨堡”，没有堡寨防御的村落对农民军来说就是待宰羔羊，一系列成功的地方自卫事例都是建立在城髙池深的基础上，正所谓“一劳永逸，即有巨寇千群，安所用之”。在张道濬的指令下，一共修筑了54处堡寨，足以涵盖县中大多数人口聚集的地区。这种大规模的堡寨群迥异于零星孤立的堡寨，成规模的堡寨群体现出网络防御的效应，正如同“坚壁清野”的传统防御策略，使得农民军在城墙外无处可掠，难以补给。而堡寨群之间更可以互相联络援助，极大地弥补了单个堡寨兵力寡弱的缺点，尽量避免堡寨被糾击破。张道濬规定“寨一号旗，遇贼犯境，递传声息，顷刻周到”，一如他在窦庄建立的运转良好的侦察和情报传递体系，一旦有敌情，各个邻近堡寨都可以知悉，并根据情况确定是否出兵相援。更关键的是，窦庄堡是整个防御体系的枢纽，张道濬需要让所有地区和堡寨的动向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窦庄积累了丰富的城防经验，又撰写详细守城细则的张道濬，对于堡寨内部的制度化也非常关切。区域社会军事化后，原本散漫的民兵，的确急需有力的管理进行整顿，方才不至于甫一临阵即成乌合之众。这一认识不仅是张道濬这样富于军事谋略的高级缙绅所有，一般的百姓也知晓制定防御规则的重要性，如太原府宁乡县的柏山堡，村民就强调了“然犹有说焉，地利未如人和，堡案之人更当夜巡昼探、据其险要严为防守，则人心得神力而益奋，地利得人和而愈固”的重要性。张道濬规定“各责晓事，署为长材“在每个堡寨中都选择一位有能力者作为堡寨负责人，起到自己在窦庄堡的领导作用。对于这一职位的人选条件，应该与在窦庄堡中选择“巷长”一致，都是“不论绪绅、士民，但为众所推服者”。张道濬还特别规定“堪御侮者，则请之道尊，给札奖劳之”，表现优异的堡寨负责人，他以自己的政治地位向冀南兵备道请求奖赏，这无疑激励了大部分身份为平民的堡寨领导者们。区域军事化深刻地改变了沁水乡村社会的风貌，同时也为一大批能力和野心不同于常人的普通民众提供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在张道濬的统筹之下，沁水县境的防御情势的确大为好转，县民“虽不能与贼角，而人始无去志，皆坚壁自守”，而整套防御系统还是以张道濬为运转核心。在稳定了区域局面的有利条件下，他依靠现在遍及沁水各地的信息传递网络，灵活用兵，“间出奇设伏，前后再斩贼首二十三级，生擒吴应德等九名、奸细李明忠等四名，夺获马骡四十五匹头，救回难民李自强等五百五十三名口”。这一套坚壁清野、四处设寨、全面布防、互相协调的区域防御联盟发挥的有效作用，使得农民军在沁水乡间一无所得，只能“遂相戒莫犯，往来皆迂道行”，沁水县“方得安枕”。

自崇祯四年以降，频繁的战乱给沁水社会造成空前的破坏，“历考前代兵燹凶惨，未有若此之甚者也”。居于沁水县城西可陶村的丁氏家族，历经战火之后，“垄墓皆鹿豹之场，世业鞠茂草之区，人迹罕睹，音信断绝”，到崇祯八年（1635）外地族人来泽州恤亲时，丁氏“相向泣，乃讯族人，死者多而生者寥寥”。丁氏家族骨肉流离的惨象只是其时沁水社会的一个典型缩影，战争带来的杀戮“屠戮焚劫，几无孑遗”，结局不过是“乡衢还定，流离濡存，残喘几千家”气在沁水生产崩溃、人口损耗、社会受损的危局下，能力羸弱的县衙也无法有效维护区域秩序，社会的各项机能几乎处于停滞与失控状态。何况知县皆为外乡人，“从来龚黄卓鲁，有十年株守一邑者乎”，难以保证他们会把沁水县民的生死置于心头。而事实上已经成为沁水县主导者的张道濬，在整顿乡兵、金戈铁马之际，同时成为致力于社会恢复的沁水区域秩序的维护者。

（一）客军军费供应问题的解决

张道濬为沁水县做出的最大贡献，恐怕就是承担了官军在沁水作战的军费。明末明军在外作战，其军费多由地方有司负担，这笔巨大的额外开支，自然要加派在老百姓头上，在山西，苦于负担客军军饷的州县何止一二？如地邻黄河，农民军往来频繁的吉州乡宁县驻有大批明军，“开府大帅而下，建牙持纛者络绎移驻鄂境上，鞠旅数万，悬釜待哺，僚佐部署，纷杂沓集”，而乡宁县的百姓“输会糗、负薪水、竭膏血以供之，殆十余年”，直至民穷财尽。嘴在晋东南，潞安府的黎城县，“于崇祯五年至七年，遇流寇之猖獗，其揉躏于吾黎弥甚。其贼据于城外之四面者如蜂如蚁，乡村尽已摧残。至城中之民，贫者皆为寓军苦，若富者亦为助饷累。哀哉，吾黎斗大一邑，能当此寇贼之分头乱窜，相为窥伺者乎”？，使得黎城民不堪命，以至于崇祯八年旅人王在路经黎城县时，所见是“街多败屋，迎眼萧条”，即使是沁水的邻县阳城，也吃尽苦头。由于阳城是山西方面的主战场之一，“神将暨材官，率所部主客兵过吾邑者，积亦强半于贼之数。边司马、御史大夫、直指兵使者、郡丞、司李，往来无虚月”，而且这些高官对地方颐指气使，对民间疾苦毫不在意，只顾索取军饷，阳城人民“悉索敝赋，以克壶浆”，“乃父老子弟子来恐后，穷黎执戈”，以至于到了“诸行李之往来，禀资鲸牵竭矣”的地步。

沁水县的情况也同样棘手，“官兵屡出沁水，缺刍饷”，而时任沁水知县杨任斯因为照办不周，居然被弹劾罢官，籍贯远在广东饶平的杨任斯甚至狼狈到“还无道里费”，还是张道濬、张道泽兄弟赠银七十两，方才使杨任斯得以归乡。由于张道濬的特殊地位和农民军的习惯性行军路线，明军及领兵将帅路经窦庄的次数远多于沁水县城。张道濬记载道，张制府宗衡、王兵使肇生、白都阃安、张都阃国威、猛备御忠皆剿贼过余家。制府、备御各一次，都阃两次，兵使则数过。其他如泽潞领兵者时一过，刍饷俱余办之。”其中最重要如宣大总督张宗衡，其所带兵马甚多，军饷开支很大，这一大笔钱如果都加在沁水人民头上，必然会对本已经气息奄奄的沁水社会造成更为惨重的打击。张道濬挺身而出，将客军开支一并负担，这并不仅仅是他在为自己贏取政治资本，而是实实在在有益于沁水人民的生计。

张道濬在尽全力维护沁水一方的社会安定。在崇祯六年初他主导沁水地方防务后，沁水掀起了一股建设堡寨的浪潮，然而并非所有村落都有充裕的财力建筑堡寨，张道濬表示，“财力难措者，余少资助”对那些无力建筑堡寨的村落捐资襄助，以期让尽可能多的乡亲都能躲人安全的庇护之中。维护武装、供给军饷、帮助修堡，这些巨额的开销已经耗费了张家的大半家产。

（二）援军联络

在沁水多次面临严重威胁时，张道濬并不仅仅是率兵保卫乡里，还承担起了向官军主力求援的责任。这份责任本该沁水知县承担，但其时的山西处处兵警，区区知县面对督抚、总兵等大员毫无影响力可言，张道濬却是山西军政高层无法忽视的人物。崇祯六年夏，农民军逼近沁水县城时，张道濬就派遣“守备郭汝茂、家丁李金榜赴潞安请兵”。但最为传奇的还是崇祯六年五月十三日，张道濬亲自赴平阳请兵时的惊险经历。

“时熊耳山贼警狎至”，熊耳山位于端氏以北，“县东六十里，山佛庙岭而东，两山并峙，高插云霄”，此处突然出现的农民军，应是从北面岳阳、长子南下。由于此时山西巡抚许鼎臣率大军驻扎在平阳府，故而张道濬决定亲往请求援军。考虑到窦庄和整个沁水防御系统都需要大批兵士守卫，故而张道濬仅带12名精锐家丁快马加鞭赶往平阳。窦庄到平阳府城的路线，首先要向西横穿整个沁水县境，在沁水县城折向西北，翻越东、西乌岭，进入平阳府境，再经过翼城、浮山二县到达平阳府城.在到达距沁水县界不远的王寨村时，村民告知张道濬，西乌岭已经被农民军切断，大量行人因畏惧而滞留在王寨不前。张道濬巧施妙计，率自己的轻骑先进，大队行人随之于后，造成大股乡兵活动的迹象，使得农民军大为疑惑，张道濬得以率乡亲突破封锁，成功抵达平阳府。

许鼎臣其时与总兵张应昌正用兵翼城、夏县之间，与张道濬会晤之后，二人决意派兵逐渐向东，依次清剿。尔后张道濬率家丁返回沁水，在西乌岭下，张道濬又从逃来的行人处得知西乌岭被再次阻断的消息。一般的农民军自然不是张道濬精锐家丁的对手，但张道濬此次仅有十二骑，故而家丁皆建议张道濬奔往翼城，请求参将艾万年援助。张道濬认为“还示怯也，非计”，而是布下缓兵之计。他“分十二骑为四拨，皆去里许。先二骑至山巅，麾鞭而前；次拨二骑，继；余与四骑，又继；余后二骑，随；再后二骑，收之”，给农民军造成了不可捉摸的假象。在这次富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表演之中，张道濬“督次拨已至，共八骑，追贼六七百人，如驱羊”，虽然场面不免夸张，但张道濬的确平安通过了西乌岭，抵达沁水县城。另一批官军就没有这么幸运，驻扎翼城的艾万年知道张道濬身临险境后，立刻派出百名骑兵前来护送，但这批骑兵被农民军击败，伤亡十六人。张道濬也庆幸此次“虽有天幸”，但他更清楚，实情是因为“贼向颇知余，不敢犯”，张道濬在窦庄城下击败紫金梁，在三缠凹的胜利令农民军心惊胆战，一般农民军的确避之不及。不过从这件事中，也能折射出张道濬在山西非同寻常的地位，一省巡抚在百忙之中遇见张道濬到访，竟要客气地与之晤谈；而一个充军犯人行路，参将居然要派出大批骑兵尾随保护，足见张道濬已经是其时山西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一特殊的地位或多或少体现了明末官府对强有力的地方士绅的态度。

（三）沁水城陷后的秩序恢复

崇祯六年八月，由于明军救援不及，沁水县城在农民军的攻击下失守，成为山西第11个失陷的州县。窦庄远离县城，附近无恙，但是张道濬得报后迅速行动。他“即戎行，更勉亲族以大义，除丁勇外，仍得三百余人”，“同张谕省度、袁尉邦化、谭占士守微、族弟游击瓒、弟都司道法等率而前”，此次张氏武装几乎是全部出动，张道濬往救的急切心情可以想见。张道濬的兵力毕竟有限，为了收复县城，如果展开恶战，很可能得不偿失甚至全军覆没。张道濬又展现出他的军事谋略，他的计策与正德年间王守仁在宁王之乱中收复南昌时如出一辙——“先—牌夜送贼营，云余会大兵万人往剿，贼惊，遂拔营去”，此后一段时间，张道濬就驻扎在已成废墟的沁水县城处理善后事宜。

沁水城破后被焚劫一空：“神祠、官廨、逮居人房屋尽焚，止余窦家楼三间。遇害诸生二十九人，百姓十之三，从来见闻未有若是惨者也。”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安抚幸存的民众，恢复县城秩序。张道濬捐出转资因髙城西北隅筑寨”，在城中修建可以容纳民众暂避的城寨，并且命令将城中废墟中捡到的遗物集中收纳于此，方便失主归后寻找。在张道濬的尽力维护下，沁水县城居民“渐次来归”，虽然仍是满目疮痍，但至少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战乱之后极易发生瘟疫，沁水也未能逃离厄运，该年沁水“猛虎食人，瘟疫大作，道馑相望”。而在沁水城陷后，明政府在沁水的统治彻底崩溃，知县焦鏊狼狈出逃，后被处斩。控制瘟疫的重担，完全交由张道濬来承担。张道濬“施药救。初用九味羌活汤，继用十神汤，已则加减承气汤，专主凉药矣”，由此可见，他还通医术，抑或是求得了名医襄助。张道濬能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整药方，故而治疗效果良好，“日数百剂，愈者过半”。

如若没有张道濬，沁水县域的秩序会在崇祯六年的多次打击中直接崩溃。如果说张道濬在崇祯六年开始构筑县域防御联盟时已开始向沁水的实际统治者快速转变，则到了沁水城陷后，在成为沁水秩序维护者的同时，他已经彻底成为沁水的领导者了。

（一）张道濬主导的城墙修复工程

沁水城方圆仅2里100步，弹丸之城，防御建设更为虚弱，夯土结构的沁水城墙在失陷之后被毁，事实上，其脆弱不堪早已为县人所知。沁水县城的修筑最早可追溯至隋代，人明后，洪武、正统、景泰、正德、嘉靖、万历年间，共由地方官主持重修六次，如此频繁的城墙修筑并非是为了使其固若金汤，而是因为沁水城墙实在班记频繁。原因就在于沁水县城的地理位置，“梅水、杏水环城左右，至东南合襟焉”，为水环绕，特别是“城东临河，水常患冲塌”，一旦河水漫出，夯土城墙根本不堪一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嘉靖时，伐石为堤，患始息”。然而河堤虽用石筑，城墙却依然是不足为靠的土墙。到了崇祯大乱之际，地方士绅早已商议为城墙包砖增筑久拟修筑，议成道舍”，但未及动工，沁水已失陷。

城陷过后，张道濬坐镇废墟处理善后事宜，城防是兵事，冀南兵备道王肇生也前来巡视补救。事实上，由于城池损毁过于严重，对于是否重建沁水旧县城，县中士绅已有不同的声音，如“沁水城陷，议者欲废，诸生吉自启等遂具揭”，而当时的知县谢幽，只得搬到了县东部的端氏镇办公。张道濬无疑是力主原地重建的，他对吉自启等人的主张不以为然。

张道濬既然作为沁水的实际统治者，沁水县境的一切重要事务都需同张道濬商议。王肇生也是原地重建的支持者，他与张道濬商议“计城久远，须砖石为之，估费须六七千金方完好。帑藏空，势不可请，非先生莫倡。”明廷为财政危机焦头烂额，地方军费日增，根本无力支出几千两经费来为一座县城增筑城墙，其所需经费只能完全倚仗地方自筹。张道濬需要做出表率，他从已经消耗甚多的家产中再次拨出1000余两，再加上王肇生尽力拨出的300余两，凑足了工程的启动资金。

筑城对于地方来说是一项浩大的公共工程，资金、劳力、与县内各方的关系协调，无不需要足够的权力作为支撑。以往县内修路造桥，或可依靠乡绅捐资修建，但筑城事业只能由州县官负责，足见这种工程实际上是强大的公权力的体现。然而在沁水修城伊始，张道濬就一手包揽了整项修城工程，并得到了王肇生的鼎力支持。即使是方面大员，也不得不承认张道濬在沁水区域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张道濬亲自指派负责筑城的人选，“诸生王廷殿、冠带镇抚霍名焕及余叔太学鉁”，这几位士绅都与张道濬及窦庄关系密切，其亲叔父张鉁更是道德卓异的忠厚长者，皆可以看作属于张道濬势力下。

工程刚刚开始不久，意外发生，长期以来张道濬在故乡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支持者——冀南兵备道王肇生因过劳猝死，张道濬顿时失去了晋东南官方的财政和权力支持。1300余两工程款很快用尽，张道濬又无法继续依赖冀南道往出拨款。但这一安抚全县人心的标志性工程绝不能停工，否则他作为全体沁水士民的领袖的声望和地位就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所谓“士民皆促余”，张道濬最终的决定是“余惜弃前，愿独成之”，以一家之力完成筑城工程。这六七千两的开支一旦尽出，张家将濒临破产。不过张道濬还是咬牙做出这一决定，但筑城事大，“非明旨不敢任也”，故而需要经山西巡抚向朝廷征求同意。但因为此时背后的政治变故，此事竟然被严旨驳回，不了了之。

重修沁水县城是早已有之的决议，此刻虽然陷入困境，但最终仍未停工。晋东南的其他几位主政官员一激安知府焦裕、泽州知州王孕长、署沁水县事泽州州同张大为等，都对这一工程表示了支持，张大为还亲自“缘门持钵”，向县内士绅发起募捐。

一时心灰意冷、同时又陷人进退失据的尴尬政治境地的张道濬只拿出100两，再“合钦赃五百金，赈银一百六十金，及地方官、乡绅、士民所捐，止得一千六百二十金”，两次集资的总数不及工程预算的一半，结果也只能是“草率完，然髙亦未增，西北面土墙，并门与楼，仍旧而已”。

原有的一劳永逸、固若金汤的沁水重筑计划，最终成为一团泡影。特别是西城墙仍然是土墙，这样不伦不类的半拉子工程，如果再次遇到兵临城下，很难说有什么防御能力。西城的包砖石砌，要进入清朝顺治年间后，才由知县尚金章主持修建：“自古西城一面皆土，旧令仪封尚改砌以石，凿土缒城而上为敌台，计固疆圉。”

（二）筑城背后的权力之争与张道濬的倒台

山西巡抚戴君恩为张道濬自费筑城的请求上书后，却迎来了政治上的疾风骤雨。负责审核工部事务的工科都给事中许誉卿给出批语：“破家修城，意欲何为？不过借畚锸之役，为卷土之计。”许誉卿，是其时明廷最资深的言官之一，早在天启三年已任吏科给事中；也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政治立场非常明确，魏忠贤当政时，他因冒险救援赵南星而被罢。崇祯朝起复后，他又是朝堂上的东林健将，与同张道濬友善的吏部尚书王永光极为不和，故而与张道濬属于政敌。现在张道濬意欲大出风头，许誉卿自然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

平心而论，张道濬“破家修城”之举的动因非常复杂。一方面而言，这代表了他在沁水社会中权势和控制力的巅峰，沁水砖城的涅槃重生绝不仅仅意味着城市防御能力的增强，同时也是张道濬宣示权力的景观象征。另一方面，张道濬也确实怀有以此立功争名的私心。“若谓功不当自戍人立，则此例载在典制，三百年来盖不知几千百人”，从权力中心跌倒的他始终怀有重回锦衣卫的心愿，而从奋战窦庄到修建沁水的这一系列功绩，都是他借以东山再起的政治资本。而朝中向与张道濬不和的东林党人，自然不能坐视张道濬重回锦衣卫，故而在他修筑沁水的同时，已经卷人了另一场席卷其身的政治风暴。

“言者以屡获温纶，恐难死灰”，东林党人抛出的杀手锏是张道濬以充军犯人身份，随意离开戍所，“离伍冒功”，崇祯帝令山西巡按查实覆报。张道濬这二年的劳苦功高毕竟无可指摘，故而“凡事地方者，皆为余贺”，山西官场一致肯定张道濬的功劳。然而其时任巡按山西监察御史的松江华亭人冯明玢，却与东林党声气相通，必要置张道濬于死地，“其司道州县之据实査报者，尽行删削”，同时弹劾张道濬“沁城既失，不可言功，戍地一离，又安所逃罪”，张道濬浴血两年，毫无回报，从家被直接充军浙江海宁卫。

张道濬所遇到的不公正对待，在沁水激起了强烈的舆论声浪。从士绅到平民，联合上书山西抚按，要求秉公行事，替张道濬主持公道者络绎不绝。髙级缙绅以“原任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孙鼎相，原任山东青州府知府韩肫仁”为首，还有“原任陕西镇安县知县刘用宽，举人孙如玉、王廷瓒、王文仕、王同春、张贺、窦复俨、李异品、高显光，官生刘衡，贡生窦如乾、丁继统，候选同知张报韩，监生张佐韩、景星晟、尚宁一、张国瑛、张理、孙如璧、韩瑁、张国瑞”等；县内生员有“闾学廪善生员王廷□等，增广生员窦如玉等，附学生员王道生等”；平民则有“阖县小民窦复初等”。但决议已定，沁水人的呼声并未得到朝廷的尊重，张道濬含恨奔往戍所。

沁水士民的呼吁，并非是迫于张道濬权势的行为。张道濬归沁水两年，从击退农民军、建立区域防御体系到安定社会秩序，的确有大功于沁水县民。他是沁水的实际掌控者，也是沁水的保护神。“山右士民无不倚之为长城，恃之如慈母，处有口碑，节有塘报”，绝非谀词。特别是张道濬远戍海宁卫后，“土贼屯聚，乡村复剿杀，溃散死伤”，地方土贼横行，社会治安又趋恶化，故而沁水士民更想念能依靠铁腕手段为地方带来安定的张道濬，“痛念张戍臣，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