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清研究通讯》第1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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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祥 (Chi-Cheung Choi,1955-)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榮退教授，現任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並兼任華南研究中心主任。
蔡教授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期間，在學系網頁中如此介紹自己：「我有興趣的歷史是當代的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和政府如何談論、解析和運用過去來建構現在。也就是說，我有興趣的是歷史如何在不同的時代、被不同的群體敘述和再述；在重整歷史的過程中，過去如何被選擇和遺忘、想像如何被歷史化、實事如何被妝飾化；誰主宰對過去的討論，沒有聲音的個人和群體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可以從那裡知道。也許，我嘗試追求的歷史，是在思考和學習過程中不斷地模塑的自我。」蔡教授認為，學問與生活是無法完全切割的，生活體驗有助於我們思考現在和想像過去，而田野經驗則讓我們有機會觀察和參與其中。因此，他嘗試把生活經驗嵌入於研究之中，開展結合歷史學和人類學理論，同時運用歷史文獻和田野資料的新研究路徑。通過本次訪談，蔡教授回溯自己的學思歷程，重新思考生活經驗和歷史研究之間的關係。
蔡教授研究領域主要為中國華南與東南亞華人社會史、節日與民間宗教、近代中國的家庭與宗族、中國商業史等主題，代表專著有《打醮：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2000)、《酬神與超幽（上卷）：香港傳統中國節日的歷史人類學視野》(2019)、《酬神與超幽（下卷）：1980年代香港新界清醮的影像民族志》(2019)等。編著有《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與廖迪生、張兆和合編，2001）、《許舒博士所藏土地及商業文書：乾泰隆商業文書》(2003)、《儀式與科儀：香港新界的正一清醮》（與韋錦新、呂永昇合編，2011）、《「迷信話語」：報章與清末民初的移風變俗》（與韋錦新、潘淑華合編，2013）、《延續與變革：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誌》（與韋錦新合編，2014）、Chinese and Indian Merchants in Modern Asia: Networking Businesses and 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with Shiroyama Tomoko and Takashi Oishi, 2019) 、Strenuous Decades: Global Challeng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ies in Modern Asia (with Shiroyama Tomoko and Venus Viana, 2022) 等。
革命的火紅年代：學生時期的自我探索
蔡教授生於香港長洲島，1974 年自香港前往國立臺灣大學修讀學士學位，主修歷史學，輔修文化人類學。大學期間雖然常參與人類學系課程的考察活動，學習的重心仍在歷史學。呼應橫跨全世界反叛性運動浪潮，1970 年代前後，是革命的「火紅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保釣運動、日本安保鬥爭等事件的刺激下，許多人對政治抱持著高度的熱情。因此蔡教授在大學時代初期，特別熱衷於政治史，尤其是關於法國大革命、中國民初軍閥割據、五代十國等動盪時代的歷史。不過，在對於研究政治時事和相關政治史的探尋過程中，蔡教授慢慢發現，這似乎不是自己願意投身的世界。與此同時，校園民歌、鄉土文化、新浪潮電影興起，這些主張追尋樸實的新興文化，開始吸引蔡教授將目光從政治議題轉向社會、民生、經濟問題。蔡教授於大學四年級時分別修習了王業鍵 (1930-2014) 教授和劉翠蓉教授的中國經濟史課程，據此建立了自身對於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基礎。
1978 年，蔡教授回到香港，於香港中文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師從科大衛 (David Faure) 教授。碩士論文〈近代中國農業發展及其影響：湖南省個案硏究〉(1981) 以近代湖南的米糧市場為題，討論政府、商人、農民等不同的持份者如何在被操控的市場中爭取最大的利潤。碩士班期間，蔡教授參與了兩個田野調查項目，一是擔任人類學系助教時，帶領學生進行田野實習的「高流灣計畫」；另外是參與科大衛教授主持的「新界口述歷史計畫」。高流灣位於香港新界西貢北，村民以從事漁業為主要生計模式；「高流灣計畫」得到當時任教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的華德英 (Barbara E. Ward,1919-1983) 教授的支持，利用每年寒暑假期間，帶領學生前往高流灣進行考察，以人類學的參與觀察作為研究方法。「新界口述歷史計畫」則是帶領學生在新界進行口述訪談、抄碑和收集文獻，聚焦歷史學重回歷史現場、蒐集史料的調查方法。這兩種不同模式的田野調查經驗，對蔡教授影響深遠。期間，蔡教授萌生了對於「節日」的興趣，並開始進行相關主題的調查。節日儀式對蔡教授的吸引力最初來自於覺得「好玩」，因為過程是動態靈活的展演而非靜態僵固的文獻，且貼近大眾生活的內容。在當時，蔡教授對於節日儀式的調查活動，並不存在特定的學術研究目的，他未曾料想，此一興趣會成為日後重要的學術轉向目標。憑藉著自身對於「好玩」事物的興趣動力，蔡教授每年都在香港鄉村觀看各式打醮儀式活動，甚至在東京攻讀博士學位時，仍持續每年飛回香港，觀察各地的太平清醮活動。
圖一：香港西貢滘西洲華德英教授紀念碑。（攝於2006，本文照片由蔡志祥提供，以下同）
1981 年，蔡教授從港中大碩士畢業，隔年進入東京大學繼續攻讀博士。蔡教授原先師從佐伯有一 (1923-1998) 教授，後因佐伯教授退休，在接替佐伯教授的濱下武志教授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博士論文計畫初期是延續碩士時期的關懷，擬探討近代湖南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撰寫論文期間，蔡教授開始接觸到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收藏的大量中國族譜，對此類文獻非常感興趣。最初，蔡教授從湖南省的族譜讀起，後因為自己碩士班期間，曾有參與香港地區田野調查的經驗，也開始閱讀廣東省地區的族譜。這一偶然的舉動，使蔡教授的研究地域出現了改變，即從華中走向自身熟悉的成長之地——華南。甚至，論文也從經濟、政治的問題，轉向討論家庭、宗族為核心的社會結構問題。蔡教授的博士論文 “Descent Group Unification and Segmentation in the Coastal Area of Southern China”(1988)，討論珠江三角洲地方宗族的聯合和分支過程，其中特別聚焦新安縣和香山縣兩地。從熱衷政治時事、革命歷史到關切地方社會中的家族與宗族；從聚焦華中長江流域到華南泛珠江三角洲及沿海地區；從社會經濟史視角下的湖南米糧市場到社會史視野下的廣東宗族社會。上述研究議題、對象與視角的轉變說明了，革命時代的成長經驗對於蔡教授的影響從未消失。從大學到博士班的自我探尋中，對於新事物的追求，一直是蔡教授的志向所在。
談華南學派緣起：串連與革新
華南研究可以從地域和概念兩個層面去理解。狹義來說，華南包括了大庾嶺以南，廣東和廣西兩省的地方。廣義來說，假如我們考慮到一般人相信的所謂南北移民的歷史過程的話，華南也許可以包括長江流域以南的地區……把華南放在一個連接中國和海外的廣大脈絡下，把焦點放在「地域社會」，從而強調一個結合人類學參與觀察和地方文獻及檔案運用於解讀的方法。
蔡志祥，〈華南：一個地域，一個觀念和一個聯繫〉（2004）[1]
蔡教授於日本攻讀博士期間，某次偶然得知華僑將在神戶舉辦普渡，他前往考察，並撰寫了首篇有關節日的田野調查報告。此外，蔡教授定期參與日本學界從事中國研究的青年歷史學家與人類學學者舉辦的學術交流活動，例如末成道男 (1938-2024)、瀨川昌久等組織的「仙人會」。1988 年，蔡教授提交博士論文後返回香港，在香港政府檔案處工作了一年半，從中有機會大量接觸和閱讀檔案。蔡教授在檔案處工作時，接受了許舒博士 (James Hayes) 的委託，開始整理一批在香港經商的潮州家族留下的契約文書，成為其研究潮州地區和家族企業的契機。在此同時，蔡教授與碩士班時期一同參加過「高流灣計畫」和「新界口述歷史計畫」的研究助理和學生，借鑑日本的「仙人會」，共同籌劃組織「華南地域社會研討會」，並出版《華南研究》期刊。1989 年，蔡教授在澳門東亞大學任教，[2] 專注於潮州家族企業史的研究。1991 年，蔡教授前往剛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學任教。同年，「華南地域社會研討會」改名為「華南研究會」。
圖二：「華南地域社會和國家意識形態比較研究」計畫之潮蓮會議。前排左起：蕭鳳霞、村書記某及其子、蔡志祥。後排左起：村幹部某、杜榮佳、黃永豪、劉志偉、陳支平、鄭力民、陳其南、鄭振滿、科大衛、彭律師、葉顯恩、羅一星。（1990）
「華南研究會」是一個在香港政府正式註冊的會員制社會團體，社團會員來自於不同職業，有學界人士，也有從事非學術工作的成員；會員形式分為終身會員、普通會員和學生會員三種類型。[3] 研究會的宗旨是聚集來自不同背景，但共同對於地域社會和節日歷史研究感興趣的朋友，不論他們是否接受過專業學術訓練。之後，「華南研究會」開始與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1997 年成立）、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2001 年成立）等教學研究機構合作，合辦了多場關於民間社會的田野考察活動和學術講座。此外，「華南研究會」的創立也讓許多原本各自專注於華南地區不同地域研究的學者，有機會透過上述活動，彼此聯繫、互動與交流。
圖三：華南研究講座系列。（1998）
圖四：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與華南研究會共同組織「華南研究花炮會」。（2006）
1995 年，在濱下武志教授的推動下，華南研究會、東洋文化研究所中國經濟史研究室、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在鄉商人」研究計畫與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明清經濟史研究室，合作設立「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s System)，並開始出版《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的創辦，主要是針對從事華南研究的學者，提供資源共享的服務，藉以吸引更多學者從事該項研究，進而推動香港、中國大陸與海外同行的交流與合作。蔡教授提到，最初出版《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按：現改名為《田野與文獻》），其目的不僅是為了宣傳中心的相關資訊和活動，最重要的立意是鼓勵研究者透過此一刊物，分享田野調查時所記錄整理的田野筆記，以及向大家介紹在研究過程中所收集到的多元類型珍稀史料，藉之提高刊物的收藏價值和學界對其的關注度。《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的出版，讓「華南研究」開始受到關注，進而促進了後來「華南研究中心」的成立，而「華南學派」這一標籤，自此也在學界逐漸形成。
圖五：《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與《歷史人類學學刊》。
1997 年，「華南研究中心」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的支持下成立，擬以「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為基礎，進一步與中國大陸多個研究團隊，共同建立一個地域研究的協作系統。2001 年，中山大學的「歷史人類學中心」成立，「華南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中心」共同合作，創辦了每半年發行一次的學術期刊：《歷史人類學學刊》；在此同時，華南研究中心也出版了《華南研究文獻叢刊》。2004 年後，「華南研究會」漸步邁入黃昏階段，不再活躍於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中心」共同舉辦的活動。2006 年，蔡教授離開科技大學，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在研究方向上轉向東南亞華人社會史。從事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研究者，逐漸剩下活躍於專業學術領域的學人，業餘的研究者慢慢消聲匿跡，變成現在學界印象中被標籤化的「華南學派」。即便如此，在這二、三十年間，這些先後成立的研究社群與制度化建置，如「華南地域社會研討會」、「華南研究會」，或是「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華南研究中心」，接櫫了諸多新穎的研究方向與合作模式，例如促成多地區學者的密切交流、創建共享彼此學術資源的平台，以及提倡歷史學、人類學跨學科結合的研究方法等，其「串連」之舉和革新追求，不僅培養了一批批優秀的學者，也深刻影響並改寫了半世紀的歷史研究學術史。[4]
圖六：「塑造故鄉：中國移民與鄉土社會」學術會議暨田野考察工作坊。（2001）
歷史學和人類學：跨越學科界線的結合
打破傳統學科的框架，結合人類學和歷史學的方法，從精緻的地域研究延伸到文化國家的建構，是華南研究會理論的主旨。
蔡志祥，〈華南：一個地域，一個觀念和一個聯繫〉（2004）[5]
歷史人類學是許多人對於「華南學派」的印象，那何謂「歷史人類學」？蔡教授指出，「華南研究」雖屬於地域研究，但它的地域範圍是浮動的，並非存在一個固定且具體的地域或概念。它的重點是你要站在哪一個位置去看這個地方，例如，若從廣義上理解，長江以南的地域皆是華南。「華南研究」的核心精神，是嘗試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和歷史學的文獻研究傳統結合起來，而非強調某特定範圍的地域研究。田野調查並非一定總是「進村找廟，進廟找碑」這種研究方式，從廟、碑、儀式開始觀察和理解當地人的生活，只是相對而言比較容易入手的，因為地方會在舉辦節日儀式時以最開放的態度接納外來者。「華南研究」強調結合歷史學和人類學，跨越學科的界線，同時運用田野調查與歷史文獻，嘗試以新的研究方法突破舊有的研究框架。
蔡教授也舉例《歷史人類學學刊》的英文不是 Historical Anthropology，而是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許多人因為學刊的名字，誤解「歷史人類學」是一個完整具體的研究理論，實際上並非如此。歷史人類學在華南研究中的角色，更傾向於一種新的研究想法，一種試圖結合歷史學和人類學的靈活研究模式，而非精確完備的理論典範。所以，每位嘗試此種研究路徑的學者，各自偏重的議題與方向也會隨著自身研究的地域、生活經驗和研究興趣等而有所不同。例如，研究廣東珠三角地區的科大衛教授較關注宗族；進行福建地區研究的鄭振滿教授則更聚焦廟宇。雖然粵閩兩地皆有廟宇和宗族，但研究者各自還是會因為特定的問題意識與關懷，而有自己想要側重的研究方向。因此，「歷史人類學」並沒有形成一套制式化的理論，來強制規範出一套具體、固定、標準的「方法論」。
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強調要以「邊緣的本地人」(marginal natives) 的視角，在研究對象所在地長時間居住，以達到可以理解當地社會的目的。歷史學研究則不需要長期駐守田野點，而是更強調地方文獻的收集和分析。歷史人類學同時結合兩門學科的優點，一方面細緻解讀地方文獻，另一方面也注重研究者自身於研究過程中與當地社會的互動和連結，進而試圖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蔡教授談及一開始構思「歷史人類學」的初衷便是如此，而非要創立一個統一的地域研究方法論。「歷史人類學」也並非為新創學科，其結合了歷史學和人類學的優勢，卻依舊維持各自獨立，並非融合成一個新的學科。所以，大家才會覺得那些被標籤成「華南學派」的學者們，彼此運用的研究方法並不統一。蔡教授提到，許多學者並不覺得自己是所謂的「歷史人類學」或屬於「華南學派」，因為「華南學派」並沒有形成一個有具體方法論的學派，所以不會自喻為是一個學派。或許，「華南研究」最初的參與者們，曾有共同的目標和理想，即彼此長時間合作以推動和實驗新的地域研究方法，不過最終仍是各自走向獨立的研究道路，不就此束縛於「華南研究」的研究領域，也不被「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所侷限。
圖七：華南研究花炮會參加香港西貢滘西洲洪聖誕活動。穿著華南研究花炮會黃色會服者，左起：廖迪生、韋錦新、Paul Cohen、張瑞威、馬木池（未著會服）。（2003）
然而，跨越學科界線，亦代表著可能會導致學科界線模糊化，這並不適用於強調學科分際明確、具體的學術界。蔡教授自己並不介意被外界認定成歷史學家或人類學家，因為若在意自己被標籤化，便會被標籤本身所侷限。同時，這也是當代學術研究發展的矛盾所在，即一方面強調跨越學科，另一方面又對學科的具體分界線異常在意。蔡教授認為研究歷史時，不能把目光侷限於文獻和書籍中，應該從當代出發，很多當代留存的東西，皆有助於我們連結過去，以尋找自己對於過去的問題。當代的田野調查雖然不能幫助我們解答問題和回到過去，但可以讓我們觀察到研究對象前後的變動過程，田野經驗有助於協助研究者探索出更多更好的問題。
逃離與創新之間：探險家的歷史研究之旅
蔡教授談到，他的歷史研究中很大程度源自於一種「逃離」的心態。在求學過程中，因為師從著名的大學者，導致自己從事學術研究時壓力甚大。正如蔡教授於訪談中所言：「老師好像如來佛祖，我很難跳出他們的魔掌。」同時，同儕們大多皆在中國史領域取得非常優越的研究成果。這些珠玉在前的學術研究，皆讓蔡教授自覺難以超越而不斷萌生「逃離」的念頭。他笑稱當年之所以會選擇廣東潮州，作為自己研究商業史的核心地區，是因為當時的潮州是較少學者關注的地區，而後來會轉向關注節日與儀式，相當大程度也是因為老師科大衛和濱下武志教授並不從事相關研究。為了「逃離」，蔡教授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尋求創新：從經濟史轉向節日儀式，從安樂椅的歷史研究轉向阡陌田野之中的參與觀察，近年來則是突破中國史既有的研究邊界，轉向東南亞華人史。
圖八：馬來西亞檳榔嶼廣東暨汀州會館萬緣勝會破地獄儀式。（2005）
蔡教授談及自己會開始研究華南沿海地區，是因為博士期間偶然接觸到族譜且覺得很有趣，而潮州地區作為其結合歷史與田野的起始點，也是因為接到許舒博士的委託且在前往當地考察後，方才對與自身生活經驗非常不同的潮州產生了研究興趣。甚至，蔡教授關注節日儀式的初衷，也只是因為「好玩」。對於新事物的好奇和追尋，似乎貫穿了蔡教授一輩子的生活精神。正如前文所言，那個火紅革命時代的影響從未散去，革新的精神始終引領著自己，在不同的選擇和命運的偶然中繼續前行，在漫長的學術逃離之旅不斷尋求創新，最終得以完成獨屬於自己的歷史探險故事。或許，正是這種對於革新的渴望，才會讓蔡教授在大學時期，對革命歷史產生興趣。蔡教授於其學術探險樂章中，在譜出自身生命經驗的同時，也為後人開闢了一條新的研究道路。至於繼續前進，抑或選擇轉道，便是下一個時代的故事了。
圖九：潮州前美元宵遊神。（1991）
圖十：「我們在觀察他們，他們也在觀察我們。」山西繁峙公主廟。（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