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星 清华大学教授

近年来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已经成为社会学界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今日的历史社会学宛如星星之火，尽管尚未燎原，却有喷薄而出之势。尤其是《社会》杂志锐意创新，强化历史维度的探求，使历史社会学研究获得了重要的根据地。《社会学研究》《开放时代》等重要期刊对历史社会学也多有扶持。“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与经典回归”入选《学术月刊》杂志社、《光明日报》理论部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评选的“201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表明这一转向开始获得学界更广泛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以历史社会学为问题主线、重在深耕的工作坊近年密集展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继2016年举办了首届历史社会学工作坊后，又在2017年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合办了第二届历史社会学工作坊；2016、2017年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了两届新革命史工作坊；2016年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联合举办了社会生活研究工作坊；2017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举办了历史社会学视野与方法工作坊；与此同时，2017年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牵头，筹建了中国社会学会历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并首次在中国社会学会年会上设立了历史社会学分论坛。

这些工作坊和论坛汇聚了一批致力于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使历史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在深入的交流中得以提升。

一、历史社会学的定位

在历史社会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明晰它的学术定位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学界对这种定位大多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首先，历史社会学并不是一门新生的学科，而是对社会学创生形态的重返。渠敬东指出，社会学之所以在19世纪的欧洲出现，并不是要突显对“社会”这个专门领域的解释，而是要将观念与经验相结合，将现实与历史相结合，将制度与民情相结合，将国家建制与民族融合相结合，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相结合，从而奠定一种既有经验生命，又有精神传统的总体科学，开辟出一个世界历史可能的未来。正因为社会学自形成伊始就放眼整个世界的经验，所以对于诸文明发展中的思想史、制度史以及社会史具有总体把握的能力。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与社会学的历史视野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笔者认为，20世纪自从社会学进入美国的专业学科化体系后，其历史视角被遮蔽，“宏大叙事”与“抽象经验主义”的二元架构成为西方现代社会学的主流范式。而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也受到这种非历史化趋向的影响。所以，今天在国内学界倡导历史社会学，首先是要在返回经典社会学的历史视野中重新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并将这种想象力应用在中国研究中。

||  C.赖特.米尔斯在其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出“宏大叙事”与“抽象经验主义”。图为米尔斯。

其次，历史社会学并不是一门边缘性的、交叉性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总体性、本源性的研究趋向。正如成伯清所强调的，我们要发展的社会学的历史维度，并不是要与美国化的学科建制中一门特定的分支学科——比较历史社会学直接接轨，而是要通过重新处理时间观和叙事观，克服现代社会学本身所具有的非历史化趋向。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是为了生动地展示时间的异质性，充分地揭示社会世界的事件性，以另外可能的想象来松动板结的现实，为社会学本身走出碎片化的困境探寻别样的路径。

再次，社会学的历史维度与现实关怀之间并不是割裂和对立的关系，而是融贯和拓展的关系。李路路等人将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分为“制度/结构”与“行动/过程”两种，而将“历史/脉络”称为主流之外的第三种分析框架。周飞舟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分析了“制度/结构”分析框架与“历史/脉络”分析框架之间的关联。他认为，政府行为的研究虽然在近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其制度化和技术化倾向较强，这与中国历史文献中重视官员品德的传统大相径庭。而对官员个人特征和德性的强调与中国官僚体制运行的深层规律密切相关，只依赖于对组织特征的制度分析无法认清中国官僚制的本质。要将官员的品性特征引入规范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回到中国社会的传统思想和伦理中去寻找理论资源。

显然，历史/脉络分析框架并不是要彻底颠覆制度/结构分析框架，历史社会学也不是为了回到历史而回到历史。究其根本而言，强化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是要延伸社会学现实问题分析的解释链条，通过挖掘古今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深入地理解现实。可以说，历史社会学所要致力的是所谓“关于现在的历史”，而非“关于过去的历史”。 

最后，历史对社会学来说，并不仅仅是一堆用以建构理论框架的材料，而是具有内在的生命力。笔者认为，社会学家往往以学科分工为由，把档案材料的收集和整理这种浩如烟海、枯燥乏味的工作完全看作是史家的事，似乎他们只需要在史家已完成的工作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提升。但他认为这种做法有碍于研究的深入。真正杰出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若要避免陈寅恪所批评的“失于滞”和“失于诬”的问题，就必须同时在问题意识和材料挖掘上付出艰苦的努力。历史对社会学来说绝不只是表面的装饰和零碎的材料。只有耐心地进入细密的历史丛林，才可能真切地感受到鲜活的历史生命和独特的精神气质，也才可能使结构化和机制化的分析奠基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

二、历史社会学的议题

（一）传统社会研究

目前学界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问题：

1．礼制

渠敬东提出费孝通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双轨政治的论设前提实际上是“封建”与“郡县”之变。他尝试使封建与郡县之争超越政制意义上的权力结构及利益冲突的视角，带入民情敦化、民族融合以及文明延续的问题。他认为，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而近世以来，王夫之等人又强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在郡县制的治理结构中植入封建的精神内核，使行政与教化双轨并举。

如果说渠敬东的分析深化了费孝通提出的“双轨政治”概念，将经学与史学的辩难问题带入社会学界；那么，周飞舟则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入口——丧服制度对费孝通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差序格局”进行了新的拓展。在他看来，差序格局作为对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描述，其根源可以上溯到丧服制度，其基本精神是所谓的伦理本位。对经学文献中关于丧服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亲亲”和“尊尊”正是构成这种制度的基本原则。亲亲和尊尊结合在一起，以爱为主的“仁”和以敬为主的“义”结合在一起，从家族延伸到政治，塑造了古代政治、社会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在当代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中仍有明显的表现，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中“关系”和“人情”现象的历史根源。

 ||  由张锡恭编撰的《丧服郑氏学》是研究丧服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图左为张锡恭画像，图右为2017年出版的《丧服郑氏学》书影。

阎明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对“差序格局”概念的探源补充了周飞舟的结论：“差序格局”不仅与儒家伦理思想直接相关，也与西方人类学的亲属制度研究及雷德菲尔德的“乡土社会”思想密切相关，甚至与受杨朱思想影响的自我主义也不无关联。而林鹄对先秦两汉儒家及宋儒宗族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宗法、庙制与丧服进行了精要的勾勒，并着力挖掘关于宗族的种种制度安排背后复杂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及人性基础，以克服宗族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

同样着眼于丧服制度的社会分析，景风华从一种特殊的情形——汉唐之际母杀父案入手，揭示了经学对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伦理、社会结构及法律秩序的浸润。中国中古时期的法律在接纳以丧服体系为基础的家族身份时，母子关系在父系家族伦理中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从而使“母杀父”案的法律规定在“法律儒家化”的浪潮中呈现出别样的面貌。翟学伟则在梳理近代诸多名家对“五伦”的认识并将之与西方社会学对话的基础上，研究了作为中国人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的“伦”，提出了“伦”自身所包含的一个公理及五个定理，有助于我们明晰中国人的基本特质与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并捕捉到古今中国在人心和民情上某些深刻的相通之处。

中国传统社会的礼制当然远不止体现在丧服制度中。社会学界近年来无论是对井田制度的研究，还是对明代大礼议事件的研究，都激活了社会学在传统社会研究中的想象力。凌鹏强调了“井田制”并不仅仅是一种存在于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而且也是儒家三代实行“仁政理想”的依托，因此，它同时具有历史、理想与现实的维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围绕井田制的争论正是基于这种不同的维度。而民国以来，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下，众多学者开始探索井田制在这些维度上的新关联，并试图通过重新理解这种传统来探索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方向。储卉娟以明代霍韬作为“礼臣”与“乡宦”的双重身份为切入点，以明代大礼仪事件为背景，探究了庙堂建构与宗族重建之间的思想关联，并尝试重新理解家与国体系的互构过程及其面临的内在张力。

2．官治

周雪光从他所提出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探究了帝国逻辑与官僚人事制度设置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始于魏晋南北朝的“官吏分途”是帝国治理应对规模之累以及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困难的一个制度安排。这一人事制度塑造了中央与地方、官与吏、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特征，并渗透到帝国逻辑的运作过程中，体现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并存共生、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名与实）之间转化的各个环节上。官吏分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体现“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制度安排。

围绕周雪光的研究，《社会》杂志组织了一个多学科的对话。经济学家周黎安认为从秦汉到明清，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管理体制组织边界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重大变化，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而历史学家楼劲的分析更着眼于官吏分途的历史内涵的复杂性。他认为魏晋以来官吏关系的发展从总的趋势表现为从身份鸿沟走向界线松弛，因此官吏虽然在区别化管理上设有必要边界，但其界线又有较大幅宽和弹性。到明清时期，吏员的生态仍在朝廷统官而官员统吏的框架下呈现了可控性，具有区别、限制和上升、流动相互衔接、协调的一系列特点。

曹正汉就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并试图用“风险论”即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来解释。他在文中还比较了他与周雪光所说的“帝国的治理逻辑”及周黎安所说的“行政发包制模型”在解释上的差别。

《社会》杂志2017年为此组织了专题讨论。周雪光和周黎安虽然没有参与讨论，但在参与讨论的学者中，政治学出身的蔡永顺与周雪光的分析视角较为接近，他提出向下分权在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给统治者造成了多重代理人问题，甚至可能损害政权的合法性；而经济社会学出身的刘世定与周黎安的分析视角有相通之处，他强调应该把风险论和效率论统一起来，效率区分在理解中国历史中非均衡割据现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何江穗、方慧容对萧公权关于19世纪中国乡村研究的名著《中国乡村》重新进行了检讨。她们指出《中国乡村》中所展现出来的传统君主专制政体的基本特征，虽然在后世的日本学者以及华南学派的研究中有所修正，但只有把萧公权对乡村自治的否定、对君主专制的强调放在他个人的学术思想历程、清季以来对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学术讨论及相应的社会实践中，我们才能更完整地、准确地把握萧公权这部经典著作的学术价值。《中国乡村》绝非将中国经验作为西方理论的注脚，而是努力在传统中为中国社会转型寻找并确立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萧公权的这种研究正可为今日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树立一种典范。

||  图为2014年聯經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

3．世变

赵鼎新2015年出版了英文新著《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尝试用社会科学理论为自周以降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化尤其是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演化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他所谓发轫于春秋战国时期、成型于西汉的“儒法国家”是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军事权力被政治权力所驾驭、经济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国家模式。

这部著作随即在国内引起了关注，《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为此组织了专题讨论。这些讨论虽然主要在政治学者那里进行，但对社会学界也有诸多启发。赵鼎新在对这些讨论的回应中承认，将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和经济这四种权力形态用于解释宏观历史变迁，这是曼给他这部著作带来的灵感，但他努力澄清自己的理论与曼的若干不同之处包括在本体性承诺上的重要差别。对于赵鼎新这部著作的学术分量尚待进一步的讨论和检验，但这种寻求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立意和“宏观结构关照下的机制研究”的取径显然是值得赞许的。

相对于赵鼎新把焦点放在中国传统社会早期的世变上，更多的学者把目光聚焦在中国传统社会末期的世变上。侯俊丹抓住太平天国运动终结后传统社会开始重建这个重要的历史枢纽点，以温州永嘉学派的实践为代表，分析了具有较高功名的上层士人是如何选择了一条重建宗法和学统的保守方式，力求将人心气禀安顿到传统政治格局内。这一努力在实践过程中所达成的民情效果出现了与其“敦化易俗”初衷相背离的结果。不过，这种困局反而孕育了中国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契机，即以普通人格结构为心性基础的社会组织生活成为现代民治政体的根本。

（二）民国社会研究 

1．思想史的钩沉

渠敬东认为从康有为的经学革命到王国维及陈寅恪的史学转化堪称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波浪潮，一个经史研究的新传统由此而确立。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从康有为的抽象历史哲学“下降”为具体的制度史研究和民情研究，以文化史为主线，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将制度的结构分析与风俗的情感分析结合在一起，“考其渊源，察其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陈寅恪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方法对下文将述的中共革命研究也有重要的影响。

杨清媚比较了民国社会学家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对知识社会学的引介与消化，以及在此指导下的经验。这种研究突破了就社区研究谈社区研究的路数，将社区研究与知识分子研究结合在一起，使社区研究与相应的国家理论和知识图景联系在一起。同样是对燕京学派的重新检讨，侯俊丹将燕京学派的清河试验放在民初政治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提出乡村建设运动具有从以抽象政治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转向以民情经验为基础的治理转型的性质。

2．社会史的发掘

马学军从组织形成的历史过程与组织维系的社会基础分析了中国近代工业化中“把头包工制”这一劳工雇佣及生产作业组织的历史渊源、层级结构和演化过程。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晚近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生产劳动方式演变的轨迹及其与现代机械化生产和科学管理方式的交汇与碰撞。而杨可通过对民国时期劳工宿舍建设的制度环境及实践的梳理，发现在积极的制度环境下，一些模范企业的劳工宿舍作为劳工教育的实验场，成为孕育群体团结的文化空间和培养现代公民的自治空间。杭苏红以民国女师大学潮及许广平个案为例，指出民国新女性原本试图维护同质性的群体在现实情势的压力下产生了分化和解体，这一过程使新女性只能以“抽象”的个体牺牲方式去实现自我对理想群体的归属和担当，其有关“群”的理想成为缺乏现实根基的抽象存在。

（三）中共革命研究 

1．研究图景的勾勒

将中共革命研究纳入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是近年来值得关注的一种动向。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学领域面临着重新奠定研究基石和研究格局的重任，“把革命带回来”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而在史学领域里既有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又面临着种种困境。社会学以她兼具的人文关怀与实证品格，以她奠基在历史研究基础上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可望给中国革命研究带来一种新的冲击力。该文对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及基本方法进行了精要的勾勒。

|| 图为陈寅恪先生。

2．阶级实践的社会史分析

孟庆延通过对1933年中央苏区查田运动得以发轫的历史场域的考察，呈现了意识形态、现实斗争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将土地革命落实到地方社会时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他通过对查田运动中推行量化阶级标准的历史担纲者王观澜的革命实践及精神气质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阶级划分标准是如何运用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的，这种运用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张力。李放春在北方解放区土改运动的经验研究基础上，试图超越单纯“疑古”造成的“经”“史”对立，在新的高度揭示出中共革命实践是一个信念与实际相互制约的复杂过程。高原则在对1922-1926年广东农民运动的再考察中阐明了革命型乡村政治的基本特征，并指出中国乡村的半正式治理和地方军事化传统对这种新乡村政治模式具有重要影响。

3．组织形态的社会史考察

笔者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分析了中共早期组织发展中两个关键的制度环境：学校与地缘。该研究把中共党史研究与民国政治研究、传统社会史研究联通在一起，发现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嵌入在民国政治和教育格局中的，另一方面是嵌入在传统社会关系中的。这种对中共早期组织网络的渊源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共组织结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流变。 

笔者在另一篇研究中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吉安两个革命根据地的组织形态的对比，提出了对“地方干部”和“外地干部”这对重要范畴在中共早期党史研究中的内涵的重新认识。他认为，地方干部与外地干部既是动态的、相对的、可转换的，又是相互为用的；应星、李夏在稍早的一篇研究中还以江西万安暴动为例，分析了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之间复杂的关联。

（四）社会主义集体化研究

1．城市单位制研究

 关于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单位制的研究是此前有较多成果积累的领域，近年来又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傅春晖、渠敬东提出正式的科层制度“嵌入”在社会连带关系中，单位制中的科层关系与师徒关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成为总体体制治理框架下企业治理的重要特点。田毅鹏分析了单位制研究中较为人所忽略的“工业主义”面向，强调单位是基于工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双重原则建立起来的特定组织。林盼剖析了建国初期国营工厂从工人内部提拔技术干部时所凸现的红与专的张力。李怀印、黄英伟、狄金华尝试从身份认同的角度重新认识集体化时代国营企业劳动管理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

2．乡村土改和集体化研究

 陈贵明研究了闽西乡村蛊毒观念与1950年代在乡村进行阶级划分之间的错位和合谋，强调了对阶级划分的研究不应过于强调自上而下实行的过程，而应更多关注普通民众在具体实践中的介入方式，探讨他们应对政府政策的社会文化资源。李怀印、张向东、刘家峰将集体化时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去重新考察，强调了不同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非制度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制约和激励了农民在集体生产中的行为。

三、历史社会学的方法

粗略而言，西方学界关于历史社会学有三种基本分析方法。这三种方法在中国学者所做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均有所体现。

 1．用长时段构建理论模型

 这种分析策略强调的是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事实来构建解释历史的理论模型。这种方法将重心放在模型和概念本身的构建上，而对史实的复杂性常常尽可能地化约处理。在推崇这种方法的学者看来，虽然因果关系有时可以从经验观察中推论出来，但在社会科学中历史事件的因果机制应该从理论的洞察和宏观机制的分析中获得。西方学界的代表人物有斯梅尔瑟、沃勒斯坦、蒂利和曼等。前文所述的周雪光、赵鼎新、曹正汉的研究都大体属于这种研究路数。

2．宏观比较历史分析

这种分析策略既不是要建构意旨宏阔的分析模型，也不是对某一历史个案的单独解剖。它关心的是历史个案之间偶然性的关联，这种关联“既较好地将相似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又为其他相似事件的不同结果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用于归纳的条件”。其代表人物有摩尔、斯考切波和佩杰等，其典型路数是美国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流行的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留美学人对这种方法情有独钟。比如，徐晓宏试图用宏观现象学的视角进一步推进比较历史方法。

3．事件社会学

这种分析策略将社会理论的分析锋芒完全隐身在复杂而细微的历史叙事之中，通过对各种路径依赖的、兼具普遍性与偶变性的事件的还原，来理解和揭示韦伯所谓“适合的”因果机制，即在时间上异质性的、在层次上多重性的因果机制。遵循这个研究路数的学者在欧洲远多于美国，其代表人物有E.P.汤普森、伯克和福柯等。休厄尔称其方法为“事件社会学”。

这种分析方法是要把预先存在的结构条件（文化、社会、人口和经济）、时机性的条件以及带偶变性的行动策略这三个层面同时展示出来。从某种角度说，它扼要地再现了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以三种不同的时段为基础所区分出的三类历史：结构史，与之相连的是对变化极其缓慢的地理、社会和心态结构的长时段研究；局势史，与之相连的是对几十年内的经济和人口周期的中时段研究；事件史，与之相连的是对突发政治事件的短时段研究。但是，布罗代尔的史学完全抹掉了事件的重要性，将分析焦点集中在中、长时段尤其是长时段上。而事件社会学则把事件重新放进来——人的行动在事件中可以重新塑造预先存在的结构和局势，结构、局势和事件也因此结合在一个多重的起因世界中。前文所述的应星、周飞舟、孟庆延采取的就是这种分析方法。

||  图为布罗代尔。

尽管上述三种分析方法也存在着交汇融通之处，但它们在方法论的旨趣上还是有相当差异的。这种差异一方面反映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张力以及社会学中实证主义方法与人文主义方法的张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不同学者对时间的不同理解。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分析方法本身并无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分。或者说，这些方法各有长短。问题的重要性、方法的恰切性和分析的敏锐性才是决定研究水平的关键因素。

四、余论

历史社会学近几年来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还存在诸多不足。一些研究既在问题意识上缺乏敏锐的眼光，又对历史材料缺乏足够的耐心，甚至在方法论上怀抱着对史学的某种傲慢态度，因此其研究很容易出现“碎片化”或“空疏化”的两极化问题。今天的历史社会学要想取得真正扎实的成果并逐渐形成厚实的学术传统，就需要打破固有的“学科惯习”，突破“跑马圈地”的江湖心态，静下心来，一方面在理论上下大功夫，不仅在中外既有的历史社会学传统中反复琢磨，而且在中外那些伟大的历史学著述中认真体味，另一方面，在研究基础上下笨功夫，在实证科学和谱系学的双重意义上去推进“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

*本文原刊于《学海》2018年第3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转自“明德史学”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