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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开始通过想象“一个空闲的自己”去谈论生活，比如“如果我有时间，我会教孩子弹奏尤克里里”，他们将这种想象的自己，作为一种精神上的空头支票，虽然这并不是真实的生活，但这种幻想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安慰剂，即使现实中的工作与生活已经占用了我们的时间，这种幻想也能让美梦不至于破灭。但是当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离开家时，你却还没有成为你想象中的自己，这是很苦涩的。*本文整理自访谈《我们真正的贫困——当“效率“从职场蔓延到生活》，原载公众号李一诺Yinuo，作者授权转载![]()
鸟舍 [法]劳尔·杜飞
一诺：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是一位作家、一位社会学家，同时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的名誉教授，她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今天我们就请她来聊聊她的两部经典作品《职场妈妈不下班》（The Second
Shift）与《时间困境》（The Time
Bind）。《职场妈妈不下班》首次出版的时间是在1989年， 阿莉在2012年的再版序言中曾写道：“这已经是几乎30年前的事了，但一切都没有变......”那么阿莉，我们还是先来谈谈这本书吧。你可能是第一个提出“第二轮班”的社会学家，今天能不能请你为不太了解这一概念的朋友再解释一下呢？霍克希尔德：一个女人在工厂或办公室打卡上班并领取工资，这就是“第一轮班”；当她回家后， 还要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们、脾气暴躁的丈夫和家里的冰锅冷灶……直到晚上这漫长的一天才结束。所有的生活全被照顾孩子与丈夫、洗衣洗碗、给学校打电话等琐事填满，与上班一样让人身心俱疲，所以我把这个过程称为“第二轮班”。让人觉得讽刺的是， 这些日常难道不是我们当初走入家庭生活中所设想的图景吗，为什么它最终变成了苦差事？一诺：是的，这本书2021年在中国出版时，距你写下初稿已经过去了近40年，但仍然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能击中当今世界的痛点。你在写这本书时，也是一位职场上的年轻母亲吧。霍克希尔德：是的，我书写的也是我的经历。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很多事情都改变了，越来越多的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虽然在过去的五六年中，女性工作人数有所下降，但趋势基本是一个向上的箭头）与此同时 男性的工作人数却略有下降，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服务业的增长与工业的衰退可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男性的工资下降，女性为了提高家庭总收入，不得不进入劳动市场。我想这也是众多因素之一吧。随之而来的好消息是，男士们在分担家务上的确做得比过去多，从这方面说，社会文化的转变功不可没。男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成为好丈夫、好父亲，他们珍视妻子，希望能对家庭生活做贡献，不再把洗碗做饭视为没出息的表现。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看， 我认为这都是一个重要且良好的转变。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了呢？并没有。离婚率的上升，让我们身边出现了更多的单亲妈妈。比如说，30 年前，有些地方的离婚率是 20 %，而现在，该地30%的家庭都是离异家庭。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要考虑的并不是在谈论夫妻之间如何对“第二轮班”进行分工，而是单亲妈妈如何面对这件事。我们应该问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离婚率的上升？其实不管人们是否选择结婚，这种奇怪的分工模式都是一个问题。一诺：我在 2017-18年前后开始阅读有关无偿工作的数据。据当时的调查数据， 全世界女性的平均无偿工作时长是男性的2.6倍。而在亚洲，中国的情况更严重，达到了2.9倍——这还是综合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研究数据的平均值。正如你提到的那样，在文化程度越发达的城市或地区，这个数字就越低；在中国农村，这个数字可能会高达3倍、4倍甚至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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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希尔德：是的，“时间困境”问题在中国比在美国更突出。我看到过一份关于工作时间的国际研究，对比一下美国和中国在2015年有偿和无偿工作总量的数据，你会看到，中国是世界上工作最辛苦的国家，私人时间少得惊人！在被统计的这些国家中， 中国人的日均工作时间是最长的，同时，中国人的睡眠时间也是最长的——每天9.3个小时，因为他们工作得太辛苦了。如果把我们做志愿工作、操持家务、照顾孩子、享受美好时光、看书看电视等所有的私人时间都计算进去比较一下， 葡萄牙的私人时间是最多的，西班牙紧随其后，美国排名居中。中国是工作和睡眠时间最多的国家，但同时也是时间最紧张的国家，也许我接下来应该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一诺：确实如此，中国的情况最严重，日本、韩国也很糟糕。我去年在日本做访问学者，一直在关注日本的女性状况。即便是在当下，日本女性的无偿工作时间还是男性的6倍。日本男性的工作时间最长，而日本女性的无偿工作时间最长。这意味着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 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分开的。这也是我们目前的家庭情况。虽然日本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在147个国家的性别平等指数排名中，它仅仅排在126位，与很多非洲国家不相上下。《时间困境》出版于1997年，但这本书中的内容是基于你1993-1996三年间在一家名为阿莫克的公司进行的非常有趣的田野研究，在此期间你与各种各样的人都打过交道，想必很有意思。能跟我们说说你在这期间的收获吗？你是怎么从《职场妈妈不下班》那本书转向这个项目的呢？霍克希尔德：有一天，我接到了阿莫克公司的人事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对工作场所进行研究？那一瞬间我还以为自己中了大奖——我一直对工作场所的作用机制，以及它是怎样成为一个整体的情感系统发挥作用感兴趣。（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属于经济层面的话题，但我是从情感角度来看待它的）。几周后我坐飞机去了美国中部一家名叫阿莫克的神秘公司， 敲开了那家名叫“白桦”的小旅馆的门。经营这个旅馆的夫妇本身也是双职工家庭，我与这个家庭中的每个人都聊了。和我交谈过的人们都希望能够得到充足的休息，工作家庭两不误：既要孩子快乐成长、与伴侣的爱情长久保鲜、和爷爷奶奶保持良好家庭关系。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想要工作（或者说不得不工作）。我发现这里存在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作激励系统，让人们在工作中感觉良好，在需要时可以得到帮助。这很好，人们都很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真的成功创造了工作动力。至少在“工作顺利”的层面上说，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状态，但同时，那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员工也会对这个城镇感到陌生，而因为镇上的每个人都在工作，已经不再会有住在隔壁的小老太太来和你聊家长里短了。家庭生活在萎缩， 这让所有的奖励都变得并不如人们想要的那样有吸引力了。我不是说这种机制不好，但“强工作文化”和“弱家庭文化”结合在了一起的结果是， 人们开始通过想象“一个空闲的自己”去谈论生活，比如“如果我有时间，我会教孩子弹奏尤克里里”，他们将这种想象的自己，作为一种精神上的空头支票，虽然这并不是真实的生活，但这种幻想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安慰剂，即使现实中的工作与生活已经占用了我们的时间，这种幻想也能让美梦不至于破灭。但是当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离开家时，你却还没有成为你想象中的自己，这是很苦涩的。一诺：我记得你在书中把这种情境描述为“在一定程度上工作和家庭的倒置”。其实很多公司都在践行这种“我爱企业”的文化。这本书写于1997年，三年之后，互联网热潮风起云涌。可以说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后来的运营模式，就是《时间困境》中所描述的场景的进阶版，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早就看到了这种模式的原型。我很赞同你说的，人们心里有一个想象出来的“我”。在美国，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巨大的车库，里面堆满了他们用不到的东西。霍克希尔德：没错，车库里装满了想象的自我，每样东西背后都有一件我想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当我空闲时我想成为的自己”。“这是我的滑雪套装，虽然我可能一年就用一次”“这是我买的船，当我有时间了我就会去湖上划船”......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在迎合企业的消费主义理念，因为你让市场决定了你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当我们实现愿望时，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发生了什么变化？首先，这让我们更有理由努力工作；另一方面，这也让我们更有理由买更多的东西。但我们却没有发现这同时也是一种减法，个人生活已经被最小化了，因为个人生活不仅包括照顾孩子和老人，也包括成为社区的一份子，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生活，而不管是环境保护、帮助儿童还是成为一个好公民， 都需要我们花费一些时间的。霍克希尔德：大多数公司将打造家庭友好的氛围作为一项工作，这些公司会为员工提供托儿服务，如果我是一位职场妈妈， 我也会喜欢这一点。尽管这种设计的初衷是好的，但造成的结果之一却是孩子们在托儿所里一待就是 10 个小时或更久，甚至比我们的工作时间还要多。一旦我们接受了公司的时间安排，就会不自觉地适应它，而我们的孩子则别无选择。这本书的副标题之所以叫“当工作和家庭被颠倒”，是因为我曾经问过人们：“你在哪里得到的支持最多？是在家里还是在工作中？”大多数人都会挠挠头：“是在工作中……我有一个很好的老板，如果我遇到困难，就会去找他。”“你觉得自己在哪里能真正得到放松？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司？”人们对自己的回答都有些惊讶：“其实……我在公司吃午餐时很开心，工作时还可以看看报纸。”目前美国有大概有15%的人觉得还是工作更有安全感，只要他们表现得很好，从不迟到，老板就认可他们的工作，但他们的妻子却不开心地离开了。就是说，将近1/5的人们完全颠倒了工作和家庭。虽然这部分人现在还是少数，但这种趋势确实已经出现了。一个强势的公司文化会紧紧地抓住你，让你忽略家里发生的事情。一诺：是的，这也是这本书如此吸引人的原因，我们总将一切都视作理所当然，但其实需要社会学家来指出这其中的问题。我记得你在书中说过，工作很辛苦，所以是有报酬的。这里面的一个隐藏的预设逻辑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得到补偿；而在家里的事是你喜欢的，所以你就没有报酬。这听起来符合一种社会的运行逻辑，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工作问题相较于家庭问题简单得多，你在工作中会得到团队的支持和各种各样结构化的培训，而且这些培训的费用是由公司支付的。但是我如何对待一个青少年呢 ？比如说一位继母如何处理和继子之间的关系呢？霍克希尔德：曾有一个人对我说，如果我在工作中做了正确的事，我的经理会拍拍我的背说：你做得很好。但如果我在家里，对我十几岁的儿子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他就会对我大发雷霆。一诺：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如此发人深省。当我们适应了某种惯性后， 就不会再去质疑这些事情。比如，我多花了一个小时在工作上，就说明我更加辛苦吗？事实也许不是这样， 你甚至有一点享受这个过程。霍克希尔德：是的， 我们的生活被某一层面纱笼罩着。我们其实是知道一些事情的，但我们忘记了。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揭开这一层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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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再从这本书聊聊当下吧。我为这本书中的数据感到震惊。你引用了从1973年到1996年美国公民参与公共活动的数据，其比例在20多年间从22%下降到了11%。转眼间又过去了将近30 年，这个比例可能还在继续下降。你曾在书中非常尖锐地指出：公共活动参与度降低意味着公民意识的减弱，因为人们的时间被工作或家庭消耗殆尽，这反过来加剧了社会问题的出现。亚洲的情况更是如此——人们太累了，除了努力经营自己的小家什么都做不了。我想这也是你的书发人深省的原因：私人生活对公共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那么近些年，你在社会层面上观察到了什么现象？霍克希尔德：据我所知，在美国有很多人都非常担心气候变化，我们总说“去年是最热的一年”“今年又是最热的一年”，随着天气越来越不稳定，今年还出现了新的风暴，一些动物开始迁徙甚至正在灭亡，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可再生能源？怎么能够保持我们现有生活的同时不再继续加重温室效应？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这些，环保组织也发出了各种倡议，但有多少人真正去参加会议，去组织需要的活动呢？人们总说：“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我在道德上支持你”，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他们不会迈出下一步。《独自打保龄》这本书讲的就是公民参与度下降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时间困境和公民参与度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正如我们需要的个人生活需要松弛和拓展一样， 公民生活也需要得到拓展，这仍然是一个问题。[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 著 夏天 肖索未 译ISBN：9787108077608 定价：59.00元本书是美国知名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关于工作-家庭的平衡为何难以寻求这议题的社会学著作。基于在一家美国财富500强企业的田野调查以及对其员工的深度访谈，本书考察了那些隐秘的、促使职场父母长时间工作的社会力量。作者在这家公司——化名为阿莫克（Americo）度过了三个夏天，采访了高管、普通员工、工厂工人等。她的发现令人吃惊:尽管公司提倡工作家庭平衡，提供兼职上班、工作分担、灵活工作时间地点和职业年休等机会；接受采访的每个母亲和大部分父亲都说“家庭第一”，但这些在职父母中很少有人质疑自己的长时间工作，也很少有人利用公司提供的弹性工作时间、陪产假或其他“家庭友好”政策。是因为员工们不了解这些政策，还是他们担心享受这些政策的负面后果？是因为经济的问题，还是经理们故意阻挠？
作者在对多个典型样本家庭进行了深入访谈与交流后指出，家庭正在被“男性化”，越来越按照讲究效率的“工作场所”的规则来运转，个人需求被取代、压制或耽延，而工作场所却在被“女性化”，推行强调信任、团队建设和周到对待“内在客户”的管理哲学。工作已经成为了“家”——在那里人们感觉自己得到奖励、受到关注、得到 “父亲般”上级的鼓励和同事们的支持；与此同时，家则成了一个在太少的时间里有太多事情要做的地方，变成了孤独的“工作”场所。
本书内容翔实、论证有力，跳脱出“提升个体”的角度，从更为宽阔的社会文化的视角来探讨工作家庭平衡议题，透视工作和家庭的意义在当代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一切带来的社会后果。这对当下中国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
[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 著 肖索未 / 刘令堃 / 夏天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9
ISBN: 9787108071569 定价: 59.00元
婚姻是两个个体的结合，但同时也是两种关于性别、公平和感激的观念进行交锋的舞台。工业革命以来，女性得以进入职场，却并未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一方面，现代化使她们作为劳动者进入职场参与第一轮班；另一方面，回到家她们也必须作为主力承担第二轮班：做家务并照顾小孩。多数男性并不分担照顾子女和家庭的任务。这使得女性承担了每年几乎多出一个月的额外劳动，也令她们生活于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之下。
本书是美国知名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关于职场父母婚姻中家务分配的专著， 作者引入了一系列的概念——比如“停滞的性别革命”、“感激经济”和（为掩饰冲突而制造的）“家庭迷思”等以帮助读者理解人们从职场回来后在家上“第二班”的种种情形。作者对多个典型样本家庭进行了深入地访谈与交流，论证有力，内容翔实，是性别学与社会学的杰出作品。兼具理论洞见和文字之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ISBN：9787108076243 定价：58.00元厄休拉·勒古恩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了富有成效的稳定性，奥德雷·洛德按照自己的方式养儿育女。苏珊·桑塔格和安吉拉·卡特分别在19岁和43岁的时候成为母亲。这些母亲育有一个孩子，或五个，或七个。她们在工作室、在厨房、在车上、在床上、在书桌前创作，婴儿车就放在她们身边。作者以强烈的共情力，让我们看到了这些20世纪杰出的艺术家、作家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私密抗争。她们因为追求创造性的工作而遭受指指点点——多丽丝·莱辛被指责说抛弃了自己的孩子，爱丽丝·尼尔被婆家说成为了完成一幅画，把孩子丢在纽约公寓的逃生梯上。
菲利普斯把这些开创性女性的生动画像穿插在一起，提出具有创造力的母亲身份是一个把婴儿放在谣传中的逃生梯上的问题：工作和照护处于一种不断协商、临时的、生产性的张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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