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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去留学？
——《留学的孩子》新书分享会
嘉宾：
马颖毅（雪城大学）
傅强（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
袁媛（人大附中朝阳分校实验学校）
时间：10月24日（周四）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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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留学被视为高考之外的另一条求学之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留学成为越来越多有能力和意愿的家庭的选择，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众多中国学子的首选。与20年前以研究生、博士生为主的留学群体不同，大量的中国本科留学生不仅改变了美国高校的学生构成，也对中国家庭与社会构成了深层次的影响。
然而，留学究竟是一条捷径，还是充满了未知的挑战？推动中国学生留学的复杂因素究竟是什么？随着留学群体的低龄化，年轻的90后和00后在异国他乡会经历什么？他们的内心世界有着怎样的困惑与不安？《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三联书店出版）一书，通过深入调研和访谈，还原了这代学子在留学历程中的体验与思考，填补了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空白。
10月24日，《留学的孩子》一书作者雪城大学教授马颖毅、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助理傅强、人大附中朝阳分校实验学校教师袁媛将来到耶鲁北京中心，共同探讨当下中国留学生的现状与遇到的问题，通过关注这一群体，更好地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才流动和社会变迁，进而反观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如何理解教育、理解未来。
*文章节选自《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美]马颖毅 著 三联书店2024-9）美国插画 [美]斯图亚特·戴维斯
文 | [美]马颖毅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为什么中国学生选择在美国学习，还有两个概念可以促进我们的理解：一个是中国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另一个是世界性资本。简而言之，中国父母通常鼓励他们的子女去国外学习，这样做的目的是巩固他们的资源和地位，并将其传承给下一代。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在美国获得世界性资本，因为美国被认为是全球化的中心，也是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地方。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当前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是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家庭背景在地位获取中起到最突出的作用。有大量文献论证了家庭背景（主要指社会经济地位）与教育成就之间的稳定且紧密的关系。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家庭背景对垂直教育成果（vertical educational outcomes）的影响，如受教育程度；以及对水平教育成果（horizontal educational outcomes）的影响，如高中课程选择和精英大学录取。家庭背景对教育垂直和水平两个方面的持续影响促使社会学家塞缪尔·卢卡斯（Samuel Lucas）研究并提出了有效维持不平等（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的概念，该概念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为自己和子女争取了一些优势，无论在哪里，这些优势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些优势通常有两种形式：数量差异（例如教育水平）和质量差异（例如教育质量）。在美国学习同时涉及这两方面的差异：一是在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顶尖大学和学院的国家获得教育证书的质量差异，二是在未来进入大学甚至研究生院的过程中获取教育资源的数量差异。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哪些人可以进入美国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呢？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随之而来的还有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家庭资源迅速集中于城市的上层和中产阶层，使工薪阶层和偏远地区望尘莫及。独生子女政策促使中国家庭将资源投入到培育子女中；人类学家冯文生动地将独生子女描述为“许多父母唯一的希望”。城市上层和中产阶层的资源垄断通过子女的教育得以传递——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出国留学等教育选择上更有优势。这种通过教育进行的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也被中国文化中长期以来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放大。人类学家安德鲁·基普尼斯（Andrew Kipnis）研究了中国人对教育的执着追求，并认为大学教育拥有“名望光环”（aura of prestige），这种对名望的追求“抑制了对严格的经济理性的应用”，反而使教育本身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市场，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来自资源更丰富、更多接触西方文化的城市地区的人，已经将他们对教育的渴望扩展到了国外。出国留学，特别是在美国留学，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名望光环”，而且比以往更加容易实现。过去，只有精英阶层——包括政治、经济和学术精英——才能够凭借人脉、资金或学历背景实现出国留学的愿望。然而，随着如今中产阶层的崛起以及其支付美国大学学费能力的不断提升，许多普通中国家庭的学生已经加入了出国留学的行列。这种“名望光环”催生了一种留学文化，而美国则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中产阶层和上层阶级的中国家庭创造并强化了这种文化。一方面，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使中产阶层也能够负担得起昂贵的国际教育费用；另一方面，这些家庭中的大多数在过去二三十年内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经济上的成功，因此怀有维持和加强其家庭优势的焦虑与强烈愿望。子女的教育成为他们维持和强化家庭优势的首要任务之一。有时，父母会直接要求他们的子女去美国留学。小英是在太平洋路德大学学习的南京人，他认为母亲的推动是他出国留学的决定性因素。他母亲曾在日本学医，目前有几位亲密的朋友生活在美国。她对小英说：“无论如何你必须去美国。”显然，她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比日本的更具吸引力，而她那一代人之所以选择在日本学习，是因为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相近。日本仍然是中国留学生的热门目的地之一。如图2.4所示，在所有受访者中，超过60%的父母在子女选择美国大学方面起到了“有些重要”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小英的母亲一样，这些父母许多都接受过大学教育。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80%的受访者父母接受过大学教育，超过40%的父母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个别学生在访谈中会提及他们父母的一些经历，有时包括了通过教育，或更具体地说，通过参加高考而改变命运的经历。例如，雪城大学会计专业的学生小桑，就谈到了她的父亲。他生长于20世纪60年代，童年时期与文盲的父母一同挨饿，后来成为村里第一个考到上海的大学生。之后，他成为一名工程师，现在是深圳一家工程公司的负责人。讽刺的是，像小桑的父亲这样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人，却希望他们的子女接受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小桑解释道：我爸爸生活得很辛苦，他不停地学习和工作。他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中长大，但他坚持不懈，最终上了大学并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事业有成，可以给我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现在，他希望我过上不同的生活，拥有更多选择、更多乐趣。在教育方面，他希望我有更多的教育和生活体验。他自己无法拥有这样的人生，但他可以为我提供这样的机会。
很显然，小桑的父亲认为美国的教育是全面的，他遗憾自己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但他为小桑铺平了这条路。当被问及其父亲所说的“全面教育”是什么意思时，小桑并不确定：“我猜就是不那么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你不用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考试上，可以追求其他兴趣。”全面教育的概念与全人儿童（the whole child）的概念有关，即在学业、体育、音乐、艺术和社交等所有领域都有所发展的儿童。这种认为美国高等教育比中国教育更有利于全面发展的看法，反映了中国社会对于美国自由教育的想象，它推动着中国学生涌向美国。像小桑的父亲这样通过应试教育取得成功的中国父母，是最容易接受美国自由教育理念的一群人。他们渴望让子女接受全面的教育，并相信美国教育在实现这一目标上优于中国教育。有一种误解是新一波中国留学生全部来自富裕家庭。但是，那些来自中上层家庭的学生的父母似乎并不是继承巨额财富的纨绔子弟，只知道舒适地躺在家族财富上。相反，学生们常常将他们的父母描述为出身卑微的人，有些将他们描述为在贫困中长大的农民的后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通过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特别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现在，作为中国崛起的中产阶层或中上阶层的一部分，他们希望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去美国留学正是他们的愿望，也是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相比之下，一些来自中下阶层或工薪阶层家庭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不得不出售房产来供子女在美国接受教育。在波士顿大学就读的上海学生小杰就是一个例子，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他之所以能够负担在美国的学费，完全是因为上海房价的上涨。他母亲成功地以高价卖掉了他们在市中心的公寓。现在他们住在远离市中心的一个较小的公寓。他主修计算机科学，这是在中国学生中非常受欢迎的专业之一。他希望有一天能在硅谷找到工作，回报母亲的投资。另一名上海学生阿得也来自一个工薪阶层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家公司的司机，经常接送客人往返机场，但他自己从未坐过飞机——他将大部分积蓄都投入到了阿得的教育中。阿得直到去香港参加SAT考试之前，也从未坐过飞机。他参加了两次SAT考试，一次在香港，另一次在台湾，因为在中国大陆没有SAT考试。每次父亲都开车送阿得和阿得的母亲去机场，然后继续他的工作。阿得没有让父母失望，他成功获得了几所美国前五十名大学的录取通知，现在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习。当被问及为什么家庭背景较为平凡，他的父母还是希望他在美国学习时，阿得说：“中国父母倾向于为他们的孩子做出牺牲，并希望他们得到最好的东西。在上海，人们觉得在美国学习是最好的，所以顺应这一潮流是理所当然的。”学生们经常描述他们走向留学之路是多么自然。这里的“自然”一词反映了留学文化在中国城市中的盛行；出国留学不再是少数学术或经济精英的特权。
除了优质教育和美国文凭，这些学生及其父母追求的东西可以被称为“世界性资本”，其根源在于世界主义。社会学家唐·维恩克（Don Weenink）认为，“世界性资本首先是参与到全球社会舞台的倾向……世界性资本包括有助于参与到全球社会舞台的身心倾向和能力”。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呈现了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舞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以及从科学工程到时尚设计和计算机艺术等一系列声望卓越的学术项目。将学生送到全球化的中心——美国，是获取世界性资本的有效策略，世界性资本也是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维恩克进一步阐释：“它提供了领先于对手的竞争优势。”与任何其他资本一样，世界性资本可以带来特权。在美国学习可以帮助中国学生获得并掌握接近母语水平的英语使用能力，形成和维系全球性的同学和朋友网络，并获取和消费面向全球受众的知识和媒体内容。受父母影响，这些学生敏锐地意识到他们需要用语言、知识和文化装备自己来适应全球化世界。最终，他们渴望以世界公民的身份舒适而自信地生活，而他们认为在美国学习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与对世界性资本的渴望相关的，是很早就根植于这些学生内心的一种强烈观念，即在美国学习可以拓宽他们的视野。有时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并强调了这种观念。南京学生妮可在埃默里大学主修环境科学和环境卫生。她四岁时第一次前往美国，因为她有一位住在马里兰州的姑姑，祖父母带她去那里过暑假。从那时起，她就对去美国充满了热情。在那次旅行中，她的家人带她去了很多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站是参观了哈佛大学，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片草地上到处都是美丽的鸽子”，妮可充满深情地回忆道。在回答何时开始想出国留学的问题时，妮可毫不犹豫地说：“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我就想出国留学。”其他学生和妮可一样，从小就渴望接受西方教育。例如，来自广州的学生丽娜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学习，回忆起她开始梦想出国留学的时刻，她说：我从幼儿园起就想出国留学了。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那时每个人都看TVB（香港的一个电视台）。在长大过程中，我看了很多关于美国和英国的电视节目，它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哇，生活多好，现代而高级……”所以我认为在那个时候留学的梦想就已经在我心里种下了。不同于早早渴望在美国学习的妮可和丽娜，阿珍（一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的学生）直到高中晚期才有这样的想法。她来自珠海，距离香港只有一小时的船程。她说她本可以在香港学习，但她仍然想在美国学习并体验更广阔的世界。她说：我只是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觉得或许在中国也能够很好地获取知识，但我认为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想拓宽我的视野。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想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这对我来说是无价的。
阿珍能够将获取知识与拓宽视野区分开来，她更看重的是后者，并打算通过在美国学习实现此目标。有趣的是，在中文里，“知识”一词由“知”和“识”两个文字组成。“知”表示“知识”，而“识”表示“视野、见识”。阿珍并不是唯一一个区分这两者的人。小布也对它们进行了有见地的区分，并将他在中国所受的教育与“知识”联系在一起：视野与知识是不同的。知识就像库存，是一种准备，但是视野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平台。没有平台，知识就无法发挥作用。中国学校为我提供了很多知识，我掌握了很多信息，但现在我需要视野来充分利用这些知识。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美国）的原因。
小布明确将拓宽视野列为他放弃去浙江大学而选择出国留学的原因。同样重要的是，学生对美国教育的渴望与对西方生活的强烈向往紧密相连，正如丽娜所描述的，西方生活“现代而高级”。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及其社会和文化在美国名牌产品、好莱坞电影和其他美国媒体平台的帮助下被浪漫化，并引发了人们的想象。因此，在这些有抱负的学生中有一个一致的主题，即希望拓宽视野，并且他们认为在美国留学将实现这一目标。波士顿大学的上海籍学生雷德表达了这种感觉：雷德：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出国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是我应该追求的目标。我现在感觉这就像迷信一样。我有一个比我大得多的表兄，他出国留学，先是在澳大利亚，然后在美国。我家人和亲戚总是把这个表兄当作我的好榜样。
访谈者：是什么让你觉得这像迷信？
雷德：我不知道。可能只是一种感觉，因为你永远无法证明它，但我们就是相信它。
雷德将出国留学比作迷信，揭示了对出国留学价值的一种非理性信仰。出国留学的好处不仅在于具体的技能和资历，而更多在于人们相信它具有更广泛的优势——即使这种信念有时并不完全理性。ISBN：9787108079145 定价：68.00元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在中国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股“留美热”，这一浪潮至今仍未消退，美国仍然是中国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地。然而，与公费出国的上一代留学生不同，新一代中国留学生不再是极少数的文化和学术精英，他们来自经济条件较好的中产阶级家庭，能够自掏腰包去美国读本科，既怀揣着通过国际化教育在全球舞台大展宏图的野心，却也因中美两国在教育体制、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上的差异而深感焦虑。
为了深入探究中国留学生“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原因，马颖毅教授历时7年，深入美国50多所高校和中国的9所高中，通过507名留学生的调研样本和108位亲历者的讲述，以详实的数据和真实的材料勾勒出新一代留美中国本科生群体的多元面貌，呈现了他们的家庭背景、教育轨迹、留美时的收获和困惑以及毕业后的打算，还原了90后、00后一代成长的体验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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